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第15次研讨会暨
南京财经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心第2次研讨会综述
不搞私有化 遏制通货膨胀
——中国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暨
南京财经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心联合举行理论研讨会综述
谭芝灵
2011年6月18日在南京财经大学，中国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第15次理论研讨会与南京财经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心第2次理论研讨会联合举办。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不搞私有化，遏制通货膨胀”。针对当前私有化浪潮仍在泛滥，恶性通胀造成物价飞涨，民生问题令人担忧的现实，为了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和全国人大十一届四次会议关于“五不搞”的精神，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本次会议热烈讨论了反私有化与反通胀两个有内在联系的当前焦点问题。来自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南京财经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社科联、南京理工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政治学院、江苏科技大学、南京社会科学院等13个单位的40余名学者与会研讨了一整天，发言十分热烈。上下午的会议分别由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所长、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李炳炎教授和南京财经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心主任、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何干强教授主持。
一、关于“不搞私有化”的研讨
南京财经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心主任、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何干强教授认为，“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与“五不搞”是紧密联系的，只有认真领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阐释的科学原理，才能深刻理解。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唯物史观来领会，“五不搞”涉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诸方面，其中的“不搞私有化”是最基本的；“五不搞”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维护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维护国家的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句话，为了维护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只有坚持“五不搞”，发挥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优越性，才能保证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有人民共享”价值目标的真正实现。然而，如果淡化或者不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就不会真懂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看清搞私有化的危害性，也就不会真做到“五不搞”。
经济上不搞私有化，这意味着，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关于所有制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基础这个基本原理指导下，在实践上着力于巩固和完善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巩固公有制，就是不允许以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削弱公有制；完善公有制，就是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公有制和市场经济实现高效结合。关于产业结构的合不合理，决不能只停留在生产力层面来解释。我们只有坚持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经济结构的科学思想，把调整生产力结构与调整好所有制结构、完善公有制实现形式，并与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坚持可持续发展）有效的结合起来，才可以少走弯路，使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达到应有的效果。
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了纸币发行、市场供求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必须深入认识，在依然存在私有制的社会中，收入分配关系的本质就是阶级关系；收入分配关系又分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初次分配是决定性的，再分配可以缓和初次分配不合理形成的矛盾，但是不可能改变初次分配的既定格局；而初次分配其实就是所有制关系的另一面或者表现形态，因为生产资料所有者是掌握生产控制权和收入支配权的。这样看来，要真正从根本上治理通货膨胀，必须着眼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的完善，绝不能搞私有化。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彭安玉教授具体指出，这些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很大，但暴露出的问题和矛盾也不少，其中之一就是决策脱离实际，不顾群众意愿，不顾群众利益，乱铺摊子，乱上项目，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一些干部不是深入群众访贫问苦，而是勾结富豪与民争利；不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而是千方百计“傍大款”；不是为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而是为一己之私利嫌贫爱富。他们越来越丢失了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行为取向上向“暴发户”一边倒，极少数甚至沦为鱼肉百姓的帮凶，完全站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他们的所作所为激起了强烈的民愤。如何建立一个体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决策机制，一切决策都要充分考虑群众意愿，最大限度地防止因决策不当带来损害群众利益问题，成为当务之急。其中，如何防止资方过于强大，如何防止资方挟势压榨百姓，是重中之重。而坚持公有制为主体，防止私有化，正是防止资方过于强大、防止资方挟势压倒百姓的釜底抽薪之举。
发展经济只是手段，改善民生才是归属。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我们在一段时间里并没有真正搞清楚。现在消费之所以如此之低，民生问题之所以如此之重，直接原因有二：一是老百姓没有钱花。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相应比例仅为1%，财产差距达到32倍”。目前，这一差距至少超过40倍[1]。二是社会保障不健全，老百姓不敢消费。如何真正让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显然，搞私有化是绝不可能实现的。
江苏省社科联研究员征汉文认为公有制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根本特征。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为核心的立场、观点、方法辩证统一的理论为指导；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前提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辩证统一的理论为指导；要以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合而为一的毛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辩证统一的理论为指导。
徐州市委党校程言君教授进一步提出“十二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摒弃金钱至上发展理念，确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必须巩固和发展完善“公主私辅型”基本经济制度这一经济基础。为此，必须警惕和防止新自由主义异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推进人的异化复归——政治上人民当家作主、经济上人力产权自主实现，是一个既有即时性，又有历史性的重要任务。即时性由新自由主义的现实危害所决定，历史性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长期共存所决定。南京政治学院崔战利教授补充谈到，应允许和鼓励包括私人资本主义在内的各种经济成份的发展，但也必须警惕新官僚资本的产生。就这一点而言，孙先生，毛先生的理念并未过时。
江苏省发改委刘东和同志尖锐地指出，反腐斗争进行到今天，我们党最缺的是“发现机制”和“失察追究机制”，而不是悬在空中的决心、堆积如山的禁令和形同虚设的监督。很多贪官其本身就是掌握有“权心权意”之职的“一把手”，谁又敢禁他、谁又能监督他呢？偶尔也有拍案而起管一管“闲事”者，皆无一有过好下场，还被当下官场上的行话称之为“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久而久之，大家也都学“乖”，学会明哲保身了。所以，现在全部问题的症结又归于一点，即由谁来叫停“权心权意为人民币服务”这一反动的显规则，重新开启人民共和国新的历史进程？这答案说难亦难，说易亦易，那就是毛主席一直强调的唯物史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江苏省兴化市委党校高级讲师朱妙宽非常认可刘东和教授的观点，认为不搞私有化，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首先必须从多方面采取措施管理好全民所有制经济。其中，实行列宁所说的“全民计算和监督”就是一条最根本最有效的措施。从理论和实践多方面依据看，对全民所有制经济实行全民计算和监督具有极大合理性和可行性。最重要的是在新闻监督、群众监督、收入申报三个方面取得突破。各单位重大财务事项必须实行民主决策、必须有职工代表参加。财务审批必须把“一支笔审批”改为“三支笔审批”，其中必须有随机抽样产生的两名职工参加审批。单位会计人员要定期（每月或每季）公布财务收支明细账目和原始发票、单据；有条件的要在网上公开。要让单位内外群众经过规定程序随时检查账目和单据；有关规定程序应该尽可能简便易行，充分保障公民监督的权利。同时，加强对干部职工的工资福利、包括隐性收入的监督管理。对一切公款消费必须严格控制，尽可能实行“零接待”、“零支出”。就全国而言，对目前巨额的公款消费，决不能只要求零增长，或者只要求压缩10%-20%，而必须坚决果断地压缩80%以上。公车改革决不能搞“货币化改革”，决不能允许挥霍浪费的腐败现象货币化、合法化、制度化。
淮北师范大学当代经济研究所张作云教授认为，评价一种所有制经济孰优孰劣，固然要用生产力标准即实践标准，但不能把生产力标准绝对化，更不能曲解以至泛化生产力标准。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经济在我国的地位、作用及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史功绩是不可否认的。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要充分认识公有制主体地位在我国的厚重价值。评价所有制优劣的生产力标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既是具体的，又是历史的。评价所有制优劣的标准也不是孤立的，还有由生产力发展的实践标准派生出来的价值标准和逻辑标准。在评价所有制优劣时，我们要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一切以时间、条件和地点为转移。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李济广教授经过详细计算（全稿近18000字，这里不便详细引述），2008年（关键数据仅有2008年的），包括企业和农户的全国直接经营性资本所有权结构：国有资本占24.35%，集体资本占7.24%，个人资本占52.56%，外商资本占15.85%。加上个人非直接经营性金融财产和住房财产、土地(自然资源类)的全国纯粹经济性财产所有权结构，国有资本占15.37%，集体资本占2.61%，个人资本占75.56%，外商资本占6.45%。加上公益性财产和耐用消费品价值在内的全国全部财产所有权，国有财产占18.63%，集体财产占2.24%，个人财产占73.60%，外商财产占5.53%。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我们仍然面临着私有准入扩大、国有战线收缩的氛围，如果继续受人“忽悠”，对各项重大改革不问“是公是私”，社会主义事业真的会毁于一旦。
公有制经济在数量比重上为主体是党的基本纲领，公有制代表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现实的所有制结构要求我们高度关注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展公有制经济，目前我们需要做的是：在工资成本、社保成本和国家税收等方面使不同的经济成分负担基本平等；不对国有经济提出进入竞争性领域的限制；不对私营经济发展领域毫无限制；国有土地收入属于国有资产收入，应纳入国有资本预算，主要用于发展公有制经济；借鉴重庆做法，用土地、国债、规费、税收返还等对国有经济注资；倡导、组织、支持集体经济。最后，需要各级领导干部把“招商引资”、“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精力抽出一些来，努力地去发展公有制经济。
二、关于遏制“通货膨胀”问题的研讨
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所长、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李炳炎教授认为，后危机时期，谨慎考察包括中国在内的的经济运行态势，可以看出世界经济体仍处于震荡之中，经济复苏基础不牢。表现在：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难下；一些国家主权债务危机隐患仍未消除；主要发达经济体进一步推行宽松货币政策，全球流动性大量增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主要货币汇率加剧波动，新兴经济体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加大；保护主义继续升温，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大多数国家凸现出以高通胀、高失业、低增长乃至衰退为主要特征的“滞胀”风险加剧，中国也不例外。目前，中国宏观经济严重失衡，收入分配领域的两极分化导致经济增长基础较弱，再加之就业形势依然严峻、通胀压力不断加强，所以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必须高度警惕出现“低增长、高通胀”并存的“滞胀”局面。
李炳炎教授同时指出，为应对中国经济的“滞胀”风险，中国政府应转变政策思路。首先，目前中国利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应对“大冲击”时的独特作用已经走出低谷，鉴于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可以长期使用，所以，目前中国应该淡出数年来凯恩斯政策组合的实施，尽快进行微观经济运行机制的重塑；其次，对于微观经济组织的变革，不应侧重于产权制度改革，而是应着重于在企业初次分配领域引入利益分享制度，用分享经济机制的综合效应对付经济发展停滞、失业增加和通货膨胀即“滞胀”问题，这是治本之策。为此，我们在此郑重地呼吁建议在“十二五”经济规划纲要中，列入一项新的计划——在全社会推行企业净收入分成制和利润分享制的经济模式，以取代原有的工资制经济模式。唯有实施该对策，方能在＂十二五＂及以后有效地从根本上消除通胀、高失业率和经济衰退，实现无“滞涨”的经济发展。
南京市社科院唐启国教授继续谈到，通货膨胀对中低收入者产生了严重影响，中低收入者收入本来不高，物价上涨，货币贬值，使其拥有的不多的收入所购买到的物质越来越少，严重影响其生话和生产，是名符其实的“榨胀”，实质上是从通货膨胀中获利的集团或个人对中低收入者的掠夺。可以比较，香港GDP远超广深，征税额远低于广深，而教育和卫生支出远高于广深。同时，香港政府还有大额财政盈余，以减税并向市民派发现金及津贴。此差距不仅针对广深，在大陆各地普遍存在。其现象是分配不合理，其根本原因是体制及运行机制的差距。
南京财经大学陶用之教授从高房价角度谈到，近些年来疯狂上涨的房价打碎了所有的预言，颠覆了所有的理论，一套房消灭一个中产阶级，一套房葬送一个人一辈子的幸福，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更加广泛的视野看，我国的房价快速上涨问题，不但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社会问题，当社会大多数人的居住权不能实现或者被剥夺的时候，社会稳定就会失去基础。当务之急，一是改革和完善房地产开发土地供应制度，抑制土地投机；二是利用物业税抑制开发商的投机行为，促使开发商正常经营；三是利用完善的税制抑制炒房者的投机行为；四是各种政令要畅通，不打折扣。
江苏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小刚教授进一步指出，用房价的上涨来代替失真的CPI指数，可能会更好的反映实际情况。从2004年开始，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一直伴随着高房价，经济开始出现“滞胀”。这种情况到了2009年则更为恶化；当前，作为普通商品消费主体的绝大多数人是没有购买力的，而高收入人群则把钱主要用于购置各种资产，比如古董字画、金银玉器、名车豪宅等奢侈性商品和能够保值的商品。在世界历史上，很少有像中国这样巨大的经济体，却有如此巨大的贫富差距，以至于普通的经济学常识在这里需要另作解释；必须采取一些结构性的调整，比如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把更多的钱用于民生和社会福利，以刺激内需。还有一个非常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发放消费券。从2008年年底开始，部分省份和地区进行了发放消费券的试点。从目前的试点来看，消费券发放的数额太少，在拉动内需的作用上，只是杯水车薪。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加大消费券发放的范围和数额。此外，从历史中，中国人应当要得到教训，应当要变得聪明一点，而不要总是陷入一种历史循环当中。否则就如杜牧所说的“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隋朝灭亡之前老百姓的生活已极为困难，但国家的仓库仍然非常殷实，官吏们却因为害怕国家的严刑峻法，不敢发放粮食赈济百姓。开始的时候百姓们还能吃树皮、树叶，后来就吃土、吃稻麦的秸秆，最后甚至发展到人吃人的悲惨程度。
此外，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卢映西副教授认为，通货膨胀不是货币现象，而是在错误的货币理论指导下建立的有根本缺陷的金融制度导致的病态结果。因此，要根治通货膨胀，首先应该在认识上回到马克思货币理论的正确轨道上来。在此基础上，还必须开展理论攻关，探索把劳动价值论应用到纸币制度的可能途径，从根本上改造从国外引进的所谓现代金融制度。一句话，就是要在金融理论和金融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江苏省委党校刘大生教授在评点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海啸时，也进一步指出各国增印的纸币是国民集体生活、生产需求的产物，理应归全体国民所有。然而，却被以美联储位代表的各国央行据为己有了。这严重不合理。
[1] 国家发改委和中国社科院编写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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