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集体利益，只有特定利益
共同富裕在印度只是梦
□ 环球财经记者 刘艳涛
在近几年来中印比较、龙象之争似乎已成“显学”,印度对中国的“瑜亮情结”又推动这种比较越发热闹。据称，由于拥有“优越”的民主政体，由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驱动而不是外需拉动；由于印度服务业比重较大的经济结构；印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远超中国⋯⋯诸如此类的逻辑在西方舆论和我国国内自由主义者中赢得了相当广泛的认同和宣扬。
2006年12月15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借参加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之机到中国社科院演讲时，也极力推销印度模式，要求中国“以印为师”扩大消费：“今天中国的GDP约有一半贡献给了投资和为世界其他国家生产净出口，仅有剩下的一半可用于消费，2004年印度的居民消费占到其GDP的60%。”
无独有偶，2010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对2010年印度经济增长的预期为8.8％，10月号《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就将此预期提高到了9.7％。就连美国花旗集团2011年2月的一份报告也宣称2050年印度GDP将跃居世界第一。
基于这些渲染，西方政客和某些媒体鼓动国际投资者投奔印度的信息此起彼伏。按日本财务省统计，2006~2008年，日本对印投资分别增长15.9％、27.1％，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以605家日资制造企业为对象实施的“2010年度海外直接投资”调查结果也显示，印度被视为今后十年前景最看好投资地。
可一切鲜亮说法和数据背后，还有一些数据与之相悖。2010年4月，印度政府统计数据显示，印度人口约11.6亿，但全国贫困人口总数达3.72亿，比上次统计多出将近1亿，而且贫困人口数量有增无减的趋势正在蔓延。
2011年5月，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中心最新公布的报告显示，印度贫困人口数量超过26个非洲赤贫国家贫困人口数量的总和。他们普遍营养状况欠佳、热量摄入不足、健康堪忧，文化程度尚达不到小学毕业。克里希那口中的手表、香水、下午茶时光及精英化讨论，对大多数人来说就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玩笑。
“众神之王”的失策
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印度人心中的“众神之王”除了圣雄甘地还有一位就是印度前总理尼赫鲁。1921年，甘地如此将初登政治舞台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推向世人——“他的纯洁如水晶通透，他的真诚凌驾一切怀疑。他是无忧无惧的骑士，在他的掌控下，这个国家便是安全的”。时至今日，在贫瘠的印度农村，完全未受教育的农民也会在家中挂尼赫鲁的画像。
不可否认的是，尼赫鲁时代是印度最好的时代。在国际上，他主导通过调停朝鲜战争，获得了巨大的国际影响力。在国内，尼赫鲁通过推动譬如平价粮店制度等有利于民众的政策，赢得了人心。但也是他的一纸公文，造成了印度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至今的贫困和分化加剧，也注定了这个以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度在近半个世纪里的动荡和举步维艰。
1947年印度摆脱了英国150年的殖民统治，宣告独立。印度总理尼赫鲁为了恢复英国殖民统治下已经千疮百孔的国内经济，从1951~1952年度开始积极推行连续多个“五年计划”。但与甘地赞扬印度传统村社生活中的自给自足和安贫乐道、谴责工业化是近代社会的万恶之源的态度完全相反，尼赫鲁认为：“上帝特别是穷人的上帝，穷人是上帝的骄子。这是一般的宗教态度。我不能了解这种态度，在我看来，穷困似乎是令人讨厌的东西，应当反对和消灭，而不应加以鼓励。”尼赫鲁对工业化的推崇态度强硬而坚持。
在他的理念下，一种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和基础工业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印度独立后首先形成。印度政府将工业放在了比农业更加重要的地位，农业仅仅成为工业的一种附属品，资本形成不足，前景黯淡。
尼赫鲁也曾试图推行农业机械化来改变印度的农业状况。但是，印度的自然条件并不满足农业机械化的基本条件，即土地占有规模大并且成片。同时，农业机械化必然会导致大量的农民转向其他的产业，而印度又不具备安置这些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
这样一来，在有限的农业机械化进程下，尽管有“绿色革命”的大幅度增产，但印度的农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是失败的，农业发展几乎停滞。
与农业发展困境相反的是，印度的服务业特别是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欣欣向荣。在“八五计划”以及随后的“九五计划”公营部门发展项目开支中，科技与环境项目的投资从“七五计划”中的1.4%增加到2.1%（后两个计划中的比例相同），投资金额从308.6亿卢比猛增到了904.17卢比和1845.8亿卢比。
时值21世纪初，尽管印度经济正高速发展，印度的广大农民却获益甚少。据2006年OECD（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2005至2006年度印度GDP增长率达8.4%，其中服务业增长了10.3%，工业增长了7.6%，而占总人口72%农村人口的农业仅增长3.9%。另据资料显示，2009/2010财年，印度农业增长率更只有0.2%。
同一国度 不同世界
印度总理经济顾问契特曾说：“印度经济像一只孔雀，拥有非常漂亮的羽毛，但同时也有丑陋的脚。”印度社会中狂热追捧、奉现代民族主义、民主和高度自决若圭臬的上层精英们，和仍然根深蒂固地凝结着专制威权的统治情结，并深深打上宗教、种姓的烙印的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形成了鲜明对比。
造成这种状况的是1991年印度的经济改革。当年，印度看到了中国和俄罗斯的开放，也进行经济改革。造就了一批超级富人，他们的老练或奢华丝毫不亚于西方富人。印度首富普雷姆吉，在《福布斯》富人排行榜上排名第58位。《福布斯》杂志说，最富有的5名印度人总资产累计（248亿美元）要高于英国前5富（242亿美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8年3月1日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印度1991年经济改革以来收入分配不均现象加剧。1982〜1983财年，印度基尼系数为0.319，到1993〜1994财年降低为0.303，而到2004〜2005财年又上升到0.325。从1993〜1994财年到2004〜2005财年，最富的1%人口收入增加了70%，最富的0.01%人口收入增加了两倍。而贫困人口则几乎未能从改革中获益。
同年3月6日公布的2008年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也似乎提供了佐证。根据该排行榜，2007年印度共有53位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富翁，资产总和高达3409亿美元，占印度2007年GDP的31%，远远超过中国（3%）和美国（11%）。
一边是金钱成了数字符号的富豪，一边是在生命线上挣扎的穷人。在孟买以北200公里的帕蒂帕达村，贫困落后举目可见。每家几乎都有一个腹部鼓胀四肢瘦弱的儿童。据官方的统计数字，2003年3月至2004年6月间，孟买周边乡村共有9245名孩子死亡。虽然当地政府否认这些孩子因饥饿而死，但医院医生说许多都是饿死的，官方则强迫他们在死亡书上填上其他致死原因。
这里与孟买犹如两个世界。印度目前有3亿人口每天生活费不到1美元，占世界绝对贫困人口的1/4。世界银行印度分行的经理M·卡特说，这个国家同时占据着“两个世界”：第一个是经济改革和社会变化已开始生根立足、经济增长已改变人民生活；另外一个是，公民几乎完全被公共服务、就业机会和光明前景忽略。
正如一位印度社会观察家说，“印度的多元化让人咋舌。你去看看手上的卢比，印刷着17种法定语言，而事实上我们拥有1000多种语言；信徒最多的印度教拥有3亿多种神明；而政治上，我们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党派，瓦杰帕伊政府创下过24个党联合执政的奇迹。在这个维度上，印度发展的缓慢低效，以及种种劣根存在，都情有可原。因为我们居然可以长期保持这个断裂国家的稳定——在几乎每天都有人上街游行、静坐、绝食的环境下。”
如今，在印度众多的旅游景点和涉外场所，一条醒目的标语随处可见：“Incredible India”（不可思议的印度）。“不可思议”成为这个古老并深蕴哲学传统的国度为自己提炼的主题词。事实上，印度的不可思议很大程度正来源于它极端的分裂感。阶级之间、阶层之间、种姓之间、宗教之间、性别之间、地域之间，横亘着清晰且不易逾越的鸿沟。
丹特瓦达的枪声
啤酒大王马尔雅曾说：印度没有集体利益，只有特定利益。而这是造成印度贫困和两极分化的最根本的原因。
与农业发展困境相反的是服务业却跃升显著，占据了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尤其是软件外包和离岸呼叫中心的水准堪称一流。早在70年代中期，印度就在孟买建立了电子出口加工区，成立了电子部。在西方媒体的话语表达里，中国被习惯性地称作“世界工厂”，印度则被冠以“世界办公室”的名号。而以高科技产业为主导的城市和以传统农业为主导的农村在经济发展上的不平衡，更是引发了收入的不均衡分配以及深刻的社会问题。
在印度，85%以上的人信仰印度教，印度教中的种姓制度在印度社会中根深蒂固。种姓制度把人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种姓为婆罗门，第二等种姓为刹帝利，第三等种姓为吠舍，第四等种姓为首陀罗。同时，在首陀罗之下，还有大量没有等级的印度人，被称为“贱民”，同时，印度只有2%〜4%的人口是婆罗门，他们占据着全国60%的工作岗位，而占总人口25%的贱民却只有不到1%的工作岗位，并且大部分的低种姓人口都生活在农村，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
可以说，印度社会被人为地分成各个阶层并且很难互相融合，其城市化进程从根基上来说就被人为地排斥。这也可以从一定角度解释印度现在的社会现象，那就是少数高种姓的印度人在城市中拥有着不菲的收入和体面的社会地位，他们拒绝低种姓的印度人与自己生活在同一阶层的社会中，共同分享印度经济发展带来的优越物质生活。
除此之外，印度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两极分化，是印度种姓制度的社会外延。
据资料显示，印度男性的识字率仅为55%和64%，印度女性的扫盲问题遭遇巨大障碍，成人识字率始终不足50%。可有意思的是，印度有很多国际知名的大学，如印度理工学院的优秀毕业生甚至可以与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和法国的综合大学的毕业生相媲美，并且许多人已经成为美国硅谷中的领军人物。但是，在印度的学生中，仅有10%的学生能进入大学，接受这种精英式教育，又只有更少的人能够搭上印度软件业的快车，分享印度经济的增长成果。
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和让·德雷兹给出以下几点概括：第一，保守的高等种姓认为知识对低等种姓不重要或不合适；第二，某些激进地区相信现有的教育体系是压迫下层阶级的工具或殖民地时期的残余。
有压迫就会有反抗，极度的不平等和贫富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也使得印度国内连年动荡不安。
2010年4月6日，切蒂斯格尔邦丹特瓦达一阵枪响，戳破了印度“繁荣”的画皮，印度中央后备警察部队和切蒂斯格尔邦警察部队围剿印度共产党反政府武装不成反遭伏击，80多名官兵丧生。此后几个月，印度军警又屡遭印共武装打击。
经此一役，可以判定，印度现行政治秩序将长期面临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等尖锐复杂的国内矛盾威胁，近年的“经济增长”和政策还在某些方面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反政府武装已在政治理论和社会治理实践方面对现行政治秩序构成了严峻挑战，而印度政府非但缺乏有效镇压反政府武装的能力，其霸权主义色彩浓郁、超越国力的外交政策反而可能引火烧身，加剧和制造矛盾。
其实早在2004年此种矛盾已然凸显。2004年5月份议会选举中执政的人民党失利就是人们愤怒情绪的宣泄。新上台的国大党政府把弥合两个印度的鸿沟作为优先的任务。在印度中部农村地区控制着一个“国中之国”的纳萨尔派武装分子，就试图利用日渐上升的社会不满情绪进行冒险。这一年的11月25日，纳萨尔派武装分子在一次伏击中打死了17名警察，该组织的首领在一份声明中宣称：“只要穷人愤恨压迫性的政府，我们的战斗就会继续下去。”
瓦奈克教授说，穷人正在觉醒，农村中的不满情绪和年轻人的期望值危机正在加剧。展露的财富让他们看到他们想要的那种生活，但他们旋即意识到，这种荣华富贵的梦想对他们来说无异于痴人说梦。
2010年，鉴于国内贫富差距过大的现实，印度政府提出包容性增长概念。在就业、教育和福利制度等多个领域通过法案，旨在使多数穷人受益、缩小贫富差距。但目前仍无法预测其效果如何。毕竟，印度政府的行动能力，因新富人阶层在税收上的欺诈行为而大大地削弱了。正如印度慈善事业的最大捐助者，不是印度任何一位富豪，而是美国人比尔·盖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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