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无钱、推广无力、农民不爱”,成为压在SRI身上的三座大山。“十二五”期间,中国对转基因品种的研发支持经费有300亿元,而对于常规育种的投入,则只有1.8亿元。
“农民不爱、科研无钱、推广乏力”,一项对增产确有实效的“超级水稻耕种技术”,因何慢慢陷入沉寂
进入11月, 因春夏干旱而推迟播种的晚稻终于进入最后收获期,并从11月上旬开始大量上市。据有关农业机构估计,今年全国播种水稻面积约3027万公顷,水稻产量应接近2亿吨,同比去年可望增产300万吨以上,算是一个小丰年。
然而,随着中国对水稻需求的不断上升,增产压力也越来越大。为保证粮食安全供给,除了开垦更多耕地,投入更多化肥、农药,采用转基因技术之外,加大力度推广“水稻强化栽培”技术,亦成农业领域重要共识,倡导者们相信,这可有效提升水稻单位产量。
水稻强化栽培技术的英文名为“System of Rice Intensification”,业内简称为SRI技术。
1983年,这项常规性增产技术由法国传教士亨利在非洲国家马达加斯加发明,目前在全球所有的大米生产国都有不同程度的推广。
该技术漂洋过海后扎根中国已逾十年,其间所遭遇的尴尬,凸显了非转基因增产技术的窘境,接下来中国能否在更大范围内推广此技术,亦面临多种考验和阻碍。
增产明显
SRI技术之所以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除其所具备的高产、省水、省肥、环保等一系列优势之外,还在于其明确提出:变革栽培技术,这一技术是实现水稻超高产量的重要途径。
作为在中国最早引进并传播SRI技术的专家之一,袁隆平曾明确表态:“实现超高产目标必须依靠超高产栽培。”据业内人士介绍,在袁隆平的超级稻育种研究过程中,在不少关键性的技术步骤上,也采用了SRI技术或者与之相近的技术。
2001年4月,袁隆平在中国《杂交水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有关“强化栽培”的译文。一年之后,由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国际农业、粮食和发展研究所,以及中国水稻研究所等多家机构主办的“水稻强化栽培技术体系国际研讨会”在海南三亚举行,这是SRI技术在中国正式得到承认并且开始广泛传播的起点。
除袁隆平等人的大力推广之外,SRI技术本身也与中国渊源颇深。业内公认,这项技术对于中国传统的旱稻耕作技术有所借鉴,由此形成的主要特点为:早移栽,改变过去的水稻密植为稀植,稻田只需保持湿润或者干湿交替即可,不需长期淹没,可节省水源。
相对于传统的水稻种植方法,在使用更少种子和水的条件之下,SRI技术可以得到更高的产量。在印度、印尼等国,某些地区的增产效果已经达到了50％,甚至100％以上。
截至目前,SRI技术已经在中国四川、黑龙江、浙江、湖南、广东等多个省份进行了试验、示范和推广。云南等省份也曾经进行过试验,但因效果不明显等原因放弃了推广。
现在,SRI技术在中国应用最为成功也是最为广泛的地区是四川省。自2001年以来,四川省农科院副院长任光俊就召集相关研究所开始试验探索这项技术。
由四川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主持,成员包括四川省农科院、四川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和后来退出的四川省眉山科技研究所,多家单位共同组成了“四川省SRI研究和示范课题组”。
课题组在结合当地技术基础之上研发出了“三角形水稻强化栽培体系”。现场调查显示,虽然水稻栽培的行距变得稀疏,但因为每个栽培穴内的水稻植株数量增多,实际每亩的秧苗数量并未减少,甚至还有所增加。据悉,光照面积因为稀植而增加、根茎茁壮、秧苗之间进行竞争性生长,正是“川版SRI技术”的增产之源。
据介绍,与传统耕作技术相比,在气候条件适宜、技术得到适应性改造之后采用“水稻强化栽培”的地区,增产效果已经普遍稳定在20％左右,有的甚至可达30％甚至更多。
四川省农业厅的数据也证实:在现有品种的基础之上,SRI技术已经连续多年使得不少地区的水稻亩产达到600公斤以上,有些地区甚至可以达到800公斤以上。而依照传统的水稻耕作技术,四川全省的水稻平均亩产则只有500公斤左右。
到2010年底,四川省全省推广这项技术的面积已达451.6万亩,平均可使农民每亩增收80元左右。而2010年全省采用这项技术的新增纯收益则为7.04亿元。
因为增产效果明显,农业部自2005年起在中国12个重点省市组织实施的“超级稻示范推广”项目中,提出的第一项主推技术,就是SRI技术。
科研无钱
业内人士指出,SRI技术优势虽然不少,但作为一项外来技术,在移植到中国时有一系列的问题待解。
中国水稻研究所研究员朱德峰指出, SRI技术的第一个弊端为可能造成土壤退化。因为稻田在由淹水灌溉变为干湿灌溉之后,土壤有机物分解程度会加快,所以可能会像旱稻生产一样,连年耕种造成土壤退化。
而灌溉方式的变更,还会对于耕地的水利条件要求变得更高。在中国目前农村水利设施依然普遍落后的前提之下,给采取SRI技术增添了不少的难度。据了解,目前四川省采取SRI技术较为集中的地区,几乎全部都是自流灌溉区,水利条件较好。
除此之外,在原先的技术设计中,SRI技术的优势之一即为使用有机肥替代化肥。但在四川的具体实践当中,因为农村常住人口减少造成有机肥来源减少、妇女老人挑不动有机肥等原因,几乎没有人使用有机肥,环保的优势,几乎无从谈起。
据眉山市悦兴镇莲墩村村民牟华明介绍,在目前的水肥条件之下,水稻亩产800公斤已经成为使用SRI技术的产量极限。“再多,倒伏的可能性就会加大,纹枯病发生的可能性也会提高。”牟华明说,因此当产量达到一定水平后,无需技术员提醒,农民也会自发减水减肥限产。
上述一系列问题依然待解,相关课题组的研究工作却已经结束。据悉,资金的匮乏,是重要原因之一。
课题组负责人、四川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教授马均表示,为了进一步推广SRI技术,将其步骤进行简化是下一步研究要点之一,但截至目前,这项研究并未得到相关的专项资金支持,因此开展的速度十分缓慢。
SRI技术入川近十年,自始至终未获得过任何的专项研究扶持资金。在2004年相关课题组成立并进行相关研究的初期,四川省农业厅每年会在相关的项目中拨付20万元左右的资金进行研究,一共延续了三年。
在此后的研究过程中,四川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和省农科院相关研究人员在其获得的国家粮食增产、高产研究项目中挪出一部分相关资金进行研究。资金数不多,勉强维持研究。
马均教授坦承:“和基因技术相比,传统耕种技术的研究因为不需要进行大量实验室设备,故而耗资相对较低。这些钱虽然不多,但的确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
据悉,农业部近些年来大力推动的“高产创建示范方”建设,是SRI技术等相关技术研究的重要资金来源之一。该项目的补贴标准,为每亩地补贴20元,用以购买良种、化肥等农用资料。其余一部分资金,可以用来进行相关的耕种技术研究。
但据四川省农业厅相关人士介绍,这种补贴标准在实践中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它只提及了高产的明确数字,但并未涉及为了实现这种高产,到底应该采用什么样的耕种制度。由此,各地便无法明确将SRI技术等相关技术的推广列入“高产创建示范方”的专项进行支持,因为怕担“擅自挪用农业部资金用途”的名声。
该人士建议,在常规性技术研究普遍缺乏资金支持的前提之下,农业部等相关部委应该增加相关专项转移支付的力度,“即使限于财力无法新增转移支付,也可以像从1994年起开始实施的‘金农工程’一样,在现有的资金支持内划出一定份额,由各省自己确定一项到两项相关耕作技术进行研究和发展。”
推广乏力
SRI技术在四川的传播,除了各个专家进行实地传授之外,最为主要的途径,即为各级基层科技推广体系。而这一体制目前孱弱的“体质”,则是SRI技术无法得到广泛推广的又一大原因。
四川省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架构如下:省一级设立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与省农业厅的粮油处合署办公,为处级单位,其下在各个县市设立科技推广站,到乡镇,则为集农经、农机、农技三种职能为一身的农业服务中心。
上述三级体系的每一级单位均为事业型单位,上下级之间没有资金拨付,仅在行政序列上有所联系。以眉山市东坡区为例,其原为东坡县,在眉山市从乐山市独立出来后划归为东坡区,下辖26个乡镇。按照目前的财政体系,东坡区下辖的26个农业服务中心,其相关工作人员的工作由乡镇财政所负担,其上的东坡区科技推广站的财政,则由区一级政府负担。
东坡区科技推广站站长许远明直言不讳地说,目前的科技推广体系是“吃饭财政”,各级推广体系获得的转移支付资金只够用于发工资。至于其他相关业务的开展,则只能通过极其不稳定的争取项目来进行。
以东坡区太和镇为例,该镇全部的水稻耕种面积为59万亩,其中已经采用SRI技术的面积为15万到18万亩。该镇农业服务中心每年除了基本的人员工资之外,每年能够从区里获得的转移支付,只有1万元左右。“简单的可以报销一些,这些钱也就够买点书籍,开推广会时印点资料而已。”该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称。
而在马均看来,眉山市的相关情况已经属于不错。在很多其他地方,基层的推广体系已经基本瘫痪,“处于(科技传播)网已经破掉,根本无从谈起科技推广的状态。”马均说。
相关农业科技公益性质较强,无法让推广人员获利,也使其在基层推广时遭遇阻力。
以农业部近些年来大力推广的测土配方施肥为例:基层农技推广工作人员的相当一部分收入来自于卖化肥和农药的利润,因此对于测土配方根本不热心,甚至出现阳奉阴违的现象。
“假如我们推广的要是一项地膜覆盖技术的话,因为有地膜等实体物资可卖,地方上进行推广的积极性就会很高。”马均说。
农民不爱
据当地专家预估:除山区等条件恶劣之地以外,在四川全省3000万亩的水稻种植面积中,可以采用这项技术的地区可达一半以上。但现状却是:在“地广人稀”的四川省,采用这种高产耕种方式的地区,仍然稀疏不均,综合平均下来,只有15％左右。
在收割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的前提之下,换用该项技术的全部成本并不高,仅仅是在水稻小苗移栽时多耗费为数不多的几个工时。除此之外,施用化肥总数基本一致、管理亦无须多耗费心力。
但在水稻收购价每公斤只有2.5元的情况下,技术推广区之内愿意采用这项技术的农民,为数相当有限,在推广区之外,更是难觅踪影。增产技术与农户种植意愿之间的良性循环,并未如推广者预期般快速建立起来。
四川省眉山太和镇龙亭村村民陈大全表示,现在一算账,一年增产的钱还不如出去打工两天,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根本无从谈起。“哪怕水稻价格再高上几毛钱,愿意采用这项技术的人数都会增加不少,毕竟多赚一毛是一毛。”陈大全说。
这种局面让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也无可奈何。因为可见的收益低,所以不管一项增产技术是否与整体国家的粮食安全有关,作为个体的农民都不会买账,甚至还会因为担心粮食增产价跌而积极抵制,这仅仅是强化栽培技术扎根遇阻原因之一。
四川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水稻科科长刘基敏表示,一项农业科技的推广无法强制推行,农民愿意不愿意采用,只有看他们自己。
统而言之,“科研无钱、推广无力、农民不爱”,成为压在SRI身上的三座大山。
此情此景下,这项对增产确有实效、多年来被“中国水稻之父”袁隆平极力推崇的“超级水稻耕种技术”,和其他诸多常规性耕作技术一样,在最初的研发和推广期之后,正慢慢陷入沉寂。
厚薄不均
近年来,为保障粮食安全,相对于“第一次绿色革命”,中国提出了“第二次绿色革命”构想。
“第一次绿色革命”是指:从20世纪60年代起,国际农业发展组织将高产谷物品种和与之配套的施肥、灌溉等技术推广到亚洲、非洲、南美洲的部分地区,促使其粮食增产的一项技术改革活动。
但是在粮食增产的同时,也导致了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和土壤退化等问题。
因此,中国的“第二次绿色革命”构想的目标为:“少投入、多产出、保护环境”。
根据这一目标,中国的作物生产不仅要继续提高产量、改良品质,更重要的是要大幅度地减少农药、化肥和水资源的用量。
因此,在作物改良时,中国已将增加品种的抗病虫性、营养高效利用、耐旱、抗逆等性状作为重要目标。
但在具体实践中,中国农业的相关研究却出现了厚薄不均的问题,具体表现为育种技术比耕种栽培更受重视,前者获得的资金比后者多出几十倍、上百倍。仅在水稻栽培技术研究领域内,因为重重压力遭遇窘境的,就不仅SRI技术一项,而事实上其增产、防病效果并不差。
而在育种领域,转基因又比非转基因“受宠”。
可以进行佐证的,是2010年3月8日《科技日报》的一则报道:据全国人大代表、沈阳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所长陈温福透露,“十二五”期间,中国对转基因品种的研发支持经费有300亿元,而对于常规育种的投入,则只有1.8亿元。
“大量的资金,被投入到了转基因的相关研究当中。但因为安全等原因,相关的成果只能作为技术储备。大量的常规性技术要么无人问津,要么惨淡经营。”相关人士称。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农业是一个综合性学科,农业生物科技并不局限于转基因,还包括农业生态学、农用林业、综合虫害及养分管理、传统杂交育种、土壤学、作物栽培学等多方面的内容。
针对此种现状,学者文佳筠指出:“我们所需要的第二次绿色革命,不是局限于以转基因为代表的还原论科学,而是以农业生态学为中心的,综合多学科研究和实践,并同时包括传统知识和当地知识的系统化方法。”
她建议说,为了研发和推广适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农业科技,必须加强农业技术专家和农业政策专家之间的交流和互动,突破学科分割和条块分割,推进多学科、多部门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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