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文史参考》2010年第22期，原题为“80年前的货币战争：《霍利-斯穆特关税法》”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2010年第22期
近来，货币战争大有升级为全球战争之势。美国一方面逼迫人民币升值，一方面采取所谓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玩命印钞票，中国等持有大量美元债券的国家损失惨重。与以往必须通过战争消灭他国军队、夺取他国财富不同，今天，不流血的“货币战争”往往更划算。“二战”之后，通过贸易战和货币战打击削弱对手的例子不少，其中，人们最耳熟能详的莫过于1985年日本和美国签订《广场协议》，该协议使日元大幅升值，导致了日本经济长期停滞。而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更是让中国人深有感触，原本活力四射的亚洲“四小龙”、“四小虎”经过金融风暴的打击，都元气大伤。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屡屡推出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花样翻新。2010年9月29日，美国众议院以348∶79高票通过针对人民币的《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这部法案将中国或别国汇率政策视为对该国出口商品的“不公平补贴”，主张授权美国商务部借此对美国从这些国家的进口征收额外的高关税。一系列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让人联想到80年前的故事。1930年，美国为应对深重的经济危机而推出了《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此法案在经济萧条席卷全球的关键时刻大幅度提高关税，最终导致全球关税大战，叫美国人自食恶果。因此，曾有人把1930年通过并实施的《霍利－斯穆特关税法》称为“20世纪美国国会所通过的最愚蠢的法案”。
民主制度造就 “美国历史上最愚蠢的法案”
1920年代初，美国农业表面上十分繁荣，各种农产品产量大幅提升，但产量提升所伴随的却是价格下跌。收成越来越好，收入却一如既往，自然让农民怨气冲天。他们认为，过低的关税让外国货冲击本国农产品，最终让他们吃力不讨好，因此提高农产品关税是拯救美国农业的灵丹妙药。
农业的萧条对政府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压力，1921年5月，政府召开特别会议，通过紧急关税法，对小麦、玉米、肉类、羊毛、食糖等农产品的进口课以高关税。1922年9月19日，国会又通过了《福德尼－麦坎伯关税法》，恢复了1909年的高额关税和早期一些关税，例如恢复对钢铁的关税，提高纺织品的进口税，许多部门受到高关税的保护。
1927年，战后首次世界经济会议在日内瓦召开，从会议提供的统计资料可以看出，这时的美国是仅次于西班牙的世界第二高关税国。本来这样的高关税政策已经引来了国际社会的不满，可是美国人还不停手。
1928年大选的压力加剧了这种错误政策。当时，民主、共和两党为议席争得十分激烈，双方政客都刻意利用关税这个似是而非的话题挑起争论，并借机挖对方支持者墙脚，“提高农产品关税有助于改善农业现状”的伪命题在政治炒作下，让越来越多的人深信不疑。民主制度表面上看是一种理性决策，但有时也会陷入集体非理性的困境中，无法自拔。1928年，共和党人胡佛通过对农民信誓旦旦的许诺赢得大选，于1929年5月成功入主白宫。
此时经济危机已经开始，胡佛总统感到有必要敦促国会专门商讨关税问题，尽快拿出应对危机的对策。身为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的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众议员霍利便积极行动，花了43个白天和5个夜晚走访农场主和工商业者，搜集了厚达11000页的证词，并在此基础上拿出了一个方案。该方案建议增加845种商品（主要是农产品）关税，并减少85种商品（主要是工业品）关税。就在胡佛正式入主白宫当月，这项提案便在霍利的大力推动下以高票在众院闯关成功。
众议院通过后，随后要在参议院表决，美国政治史上的空前丑剧上演了。在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斯穆特的主持下，提案最终在1930年3月付诸表决，并以44∶42的勉强多数通过。这项法案在原本已经大幅度提高了关税的1922年关税法基础上“再接再厉”，提高了890种商品关税。原本极力推动这一法案的霍利，其初衷是不改变工业品关税，而单纯提高农业品的。对此，工业州的议员、政客们惊恐不已，唯恐提税的“好处”都让农业州抢了去，便鼓动州内财团和院外活动人士加紧游说，希望工业品的关税不但不下降，最好还能水涨船高。
这场闹剧的结果是，几乎所有产品的关税都得到大幅提升，一个被认为是愚蠢且可怕的法案——《霍利一斯穆特关税法》出炉了。该法修订了1125种商品的进口税率，其中增加税率的商品有890种，有50种商品由过去的免税改为征税。
自由的失败：贸易大混战
如此有悖基本常识的法案一经披露，就引起许多有识之士的一致反对。数十名经济学家联名上书胡佛总统，呼吁否决《霍利－斯穆特关税法》，认为这个法案不仅是以邻为壑的不公平竞争，而且必将作茧自缚。当时美国是世界第一大债权国，自由贸易对美国最为有利，“如果外国因为美国的关税壁垒而卖不出东西，怎么可能有钱还美国的债？”许多有见识的企业家也加入到反对者行列。汽车业大亨亨利·福特将这项法案称为“经济胡闹”，他花了一个晚上留在白宫，苦口婆心地劝说胡佛否决法案。然而1930年6月，被经济危机弄得晕头转向的胡佛不顾强烈反对意见，一意孤行地签署了《霍利－斯穆特关税法》。
这种明摆着以邻为壑的做法，让原本可能达成的全球关税妥协化为泡影，一场关税大战一触即发。本来，当时的“国联”曾提出一项“关税停战协议”，主张各国停止关税壁垒战，以保护国际贸易，《霍利－斯穆特关税法》一出台，全球为之大噪，各国政府最初的反应是抗议，至当年9月，多达23国的抗议信雪片般飞进白宫，而美国政府沉浸于“胜利”喜悦中，对这些抗议嗤之以鼻，不为所动。
各国见美国摆出满不在乎的姿态，开始动真格地以牙还牙。让美国人没想到的是，打响报复第一枪的，竟是素来恭顺的伙伴——邻国加拿大。其实加拿大人这一枪打得非常早，早在胡佛总统签署法案前1个月，他们已经先开火——1930年5月，加拿大通过法案，将美国输往加拿大的16大类产品关税提高30%，见此举不痛不痒，加拿大政府一面层层加码，一面乞求英联邦步调一致。英国和英联邦早就窝了一肚子气，要知道，英国以贸易立国，竖起关税壁垒无异于断了英国的生路，因此它不仅积极响应加拿大的求助，动员整个英联邦跟美国打关税战，还把法国也拖下水。与此同时，被经济危机弄得社会动荡不已的德国，也加入到报复行列，关税报复措施最终导致德国进口总值下跌61%。
据美国政府统计，1932年美国从欧洲进口总值仅3.9亿美元，而1929年为13.34亿美元；1932年，美国向欧洲出口总值为7.84亿美元，而1929年高达23.41亿美元，美国可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更要命的是此例一开，触动了世界范围的贸易壁垒战。据统计，1928年时世界贸易总额已达到601亿美元，但到1938年仅为246亿美元，缩水超过60%。
从金本位到布雷顿森林体系
不仅是贸易战，从20年代末开始，各国纷纷放弃金本位使本币贬值，贸易战也升级为“货币战”。所谓金本位制，就是以黄金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在金本位制下，每单位的货币价值等同于若干重量的黄金，国家之间的汇率由它们各自货币的含金量之比决定。1879年，美、英等国开始采用金本位制，此后各主要工业化国家纷纷效仿。要确保金本位，首先需要各国有足够的黄金储备，并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以免别人拿来钱却换不到黄金；其次，由于黄金是“国际货币”，各国都必须保证黄金的自由流通。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各国几乎同时宣布暂停金本位制，停止黄金和本币以及本币和外币的兑换，在战争中为维持军费大发纸币。贵金属也成为从国外购买补给的基本资源，以满足发动战争机器的需要，各国因此相继立法禁止黄金输出。这样一来，金本位实际上遭到了破坏。
1928年，美联储率先打开货币战争的闸门：宣布终止给外国的长期贷款。从1929年底开始，阿根廷、智利、巴拉圭、委内瑞拉、秘鲁等国货币相继因滥发而大贬，匈牙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农业国也相继跟进，令仍在坚持金本位的英国、德国力不从心，金融濒临绝境。1931年7月，德国政府宣布停止偿付外债，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禁止黄金交易和输出，这标志着德国的金汇兑本位制从此结束。
面对拉美、东欧等国的货币贬值浪潮的现实，英国人不得不放下架子，起而效尤。1931年9月，英国宣布放弃金本位，实行黄金出口限制，允许货币贬值。一些以英镑为基础实行金汇兑本位制的国家，如印度、埃及、马来西亚等均跟随贬值，也放弃了金本位。这标志着两次大战之间的金本位制的解体，也带来了第二波贬值潮。到1932年初，已有24个国家放弃了金本位，并毫无顾忌地贬值自己的货币，以对抗经济危机和他国的关税壁垒。
1933年春，严重的货币信用危机刮回美国，5月，美元贬值41％。英美两个金融大国货币先后贬值，无疑是最强烈的“货币战”信号，这使仍然坚持在金本位体制内的西欧国家，如比利时、瑞士、荷兰、意大利等陷入严重的通货紧缩，黄金外流，出口竞争力大跌，最终这些国家也不得不在1936年加入“货币战”。原先指望通过扩大贸易来恢复全球经济的幻想彻底破灭了，世界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
虽然在1936年，法国、美国和英国谈判签订了一份三方协定，承诺克制货币贬值，共建国际货币体系，暂时结束了“货币战”。可是好景不长，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使国际经济体系发生根本性变化，重回金本位已然不切实际。各国不得不接受新霸主——美国主导金融世界的事实。1944年7月，战争大局已定之时，各国达成布雷顿森林体系，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这场货币战争至此尘埃落定。
美国《白银法案》抽干了中国的血
美国在放弃金本位后，于1934年5月颁布了《白银法案》，它的主要内容是授权美国财政部在国内外市场收购白银直到白银价格达到每盎司1.29美元或者财政部储备的白银价值达到了黄金储备的1/3，在收购的过程中，财政部有广泛的自由斟酌权。大量收购白银导致银价飞涨，以白银为货币的中国，大量白银外流，经济急转直下。 1929年的经济危机给白银生产者带来了严重的打击，白银价格急剧下降，由1928年的每盎司58美分下降到1932年下半年的25美分。白银对于生产比较集中的西部七州（犹他、爱达荷、亚利桑那、蒙大拿、内华达、科罗拉多和新墨西哥州）的经济很重要，而来自这七个产银州的参议员控制了参议院中1/7的投票权。以这些州的议员尤其是民主党的议员为核心，再包括铜、铅、锌等以白银为副产品的生产者就形成了所谓的“白银集团”，白银价格的下跌，使得白银集团立刻展开了抬升白银价格的游说活动，美国政府和政客们发现只有取悦“白银集团”，才有可能顺利通过其他的政策或者法案。
1932年11月，民主党人罗斯福当选为美国总统，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也取得了重大胜利，与此同时，“白银集团”的紧密盟友——来自农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的势力也得到了加强。在强大的政治游说压力下，罗斯福总统不得不提高对白银生产者的补贴，1934年6月通过《白银法案》。
美国人认为，中国是当时仍然使用白银作为货币的大国，有大量的白银积累，又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提高了银价就提高了中国的对外购买力，给美国商品开辟了广阔的市场，可以销售掉美国过剩的汽车和小麦，有助于美国摆脱当时的经济危机。同时，提高银价将使中国货币升值，增加中国工业产品的成本，削弱中国产品的竞争力，从而有利于美国的企业家和农民。
可是白银对于当时之中国，绝非普通商品，而和黄金一样是货币本位，白银价格的涨跌不能以普通商品而论，还必须从币值的角度来看。美国的《白银法案》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显而易见，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甚至顾不上正常的外交程序而直接向罗斯福总统呼吁，希望美国在购入大数额的白银时事先告知中国，以便中国能够做出反应。在《白银法案》实行3个月后，中国驻美国大使施肇基愤慨地说：“中国为银本位国家，美国白银购买法案使中国遭受货币紧缩、经济损失、白银巨量流出，令人震惊……”《白银法案》推出后不久就给脆弱的中国经济带来巨大打击。1934年中国的对外贸易额比上一年下降了80%，1935年又下降了76%，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经济和生产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1935年，上海就倒闭了 1065家工商企业，全国银行倒闭或者停业20家，当时中国最大的产业——纺纱业，开工量减少60%，农业产值也下降了46%，甚至连部分在华经营的美国企业也不能幸免纷纷破产。美国的白银政策并没有像白银集团所宣称的那样，既提高中国的购买力，又增加美国的对华贸易，相反，这个政策却把中国仅有的一点东西也拿走了，连当时美国国务院远东司的司长也都承认“我们收购白银快要把中国人的血抽干了”。美国人耗费了15亿美元的“购银政策”并没从中得到多少好处，却给中国带来了灾难。
由于美国《白银法案》的冲击，国民党政府被迫采取了一项措施，即宣布从1934年10月15日起，征收白银出口税和平衡税，并设立外汇平市委员会以管理汇价。但这些措施并没有解决问题，白银仍然严重外流，中国经济陷入严重的通货紧缩。严峻的客观现实迫使国民党政府改革币制，推出法币。法币改革面临极大困难，一方面中央银行并不是货币的唯一发行银行，也没有足够的准备金，另一方面英、美、日三国为了控制中国货币体系，千方百计的希望法币与自己的货币挂钩。
最终，以孔祥熙，宋子文为代表的决策者不仅成功从英美等国筹到了足够的准备金，而且巧妙地利用外国之间的矛盾避免与任何一个外币挂钩。1935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公布紧急法令，宣布实行法币政策，放弃了银本位。中国从此进入了法币时代。法币改革在当时缓解了中国的经济压力，1935年后，中国经济开始复苏，外国投资也开始恢复，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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