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收入两极分化后果严重

    

     (魏文编译)在北大西洋两岸的多数国家的居民中间没有完全意识到在他们的国家里存在的财富特别集中，是最近30年来这些国家的政府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结果，即80年代新自由主义时期开始直到现在。市场被解除调控，包括金融市场（这意味着这些公司和金融机构的超级收入在它们的投机表现中没有限制）和劳工市场（强迫下调工资和社会保险，造成在资本的收入增加的同时劳动的收入下降社会上最有钱有势的阶层的收入来自资本的收入），还有减税（这主要对最有权势的阶层有利），这些措施为收入和资产的集中提供使便利条件，达到从20世纪初以来从未见过的高水平。要得到收入和财富增加的数据是不容易的，因为富人和超级富人的帐目是很少透明的。大量的事实表明收入的集中正在对这些国家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造成负面的影响。
    请看有关数据。威廉•多莫夫教授是对美国收入分化现象研究最多的学者。他的研究表明在美国1%的居民（超级富翁）占有全国金融资产的43%，也就是说占有38%的股票，60%的证券和62%的参股。实际上，如果我们将富人和超级富翁加在一起，会看到10%的居民占有90%的这类资产和80%的房地产（有人居住的房子除外）。这位老手的结论是，“10%的居民占有国家：他们是美国的所有者”。财富和收入集中的一个指数表现为奢侈品消费的大量增加。奔驰车最昂贵和专有的牌子的销售量达到空前的水平。正如《纽约时报》今年8月在其经济网页上所指出的，“奢侈品的消费飙升”，一条领带的售价达到250美元，金戒指和钻石戒指卖到1万美元，所有的奢侈品不是普通的大众居民能买得起的。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欧洲。从去年以来波切波切牌汽车的销售增加45%，劳莱克斯手表销售量增幅也相似。在大西洋两岸超级富翁的数量在增加。每个超级富翁的财富在增加。
    在收入和财产的高度集中导致奢侈品的消费增加的同时，在大西洋两岸衡量劳动收入的工资在国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了，与此同时贫困增加了。
    社会上这种分化的现象的扩大受到关注。但是居民没有完全意识到财富集中程度如此之高。美国的公共电视台（P.B.S）播放的纪录片表明财产的巨大差别，让人普遍感到吃惊。根据一项在美国居民很有代表性的民意调查，90%的居民认为20%的居民（超级富翁、富人和高收入的职业者团体）拥有这个国家60%的财富。但是，财富的集中程度比人们想像的高得多：10%的居民（富人和超级富翁）拥有90%以上的财富。
    为什么这种财富的集中是一个问题？
    常规的智慧（由权力的结构倡导的智慧）强调这种财富的集中并不意味着任何问题。相反，以前这种智慧倡导的思想是，富人和超级富翁就在这里，就在上面，在社会经济的顶端，因为那是他们赚来的钱，认为是他们的功劳将自己带到他们现在所占有的特权的位置。但是正如超级富翁瓦伦•巴菲特（美国超级富翁们最憎恨的超级富翁）明确指出的，这是不真实的。大多数超级富翁不是来自民众的阶级，他们也不是因为有功劳才在那里。这种现实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尔伯特•西蒙在他的研究文章中清楚地指出，所谓的社会资本（也就是从学校到成年人的生活和有特权的环境或一个人在他的生活中没有特权所建立起来的接触的网络）的内容表明这些人得到90%的收入。根据这种情况指出，那些超级富翁的收入必须交纳90%的税，以便达到那么反复提出和推动的机会的平等，也就是说，让所有的公民都有同样的机会到达超级富翁们所在的顶端。
    所有的经验表明，最近30年来我们所看到的收入和财富的高度集中是因为实施了新自由主义的公共政策，它让富人和超级富翁获利，让所有其他人付出代价。正如学者约翰•威克斯最近所指出的那样：50%以上的超级收入来自1993-2007年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在美国财富落入1%的居民手中。这种有利于少数人的集中是以多数人的代价实现的。资本的收入增加的代价是劳动收入的减少：减税主要有利于富人和超级富翁，这明显地大量减少福利国家的公共服务，如民众阶级使用的卫生、教育和其他服务; 缺乏对环境的保护是因为大公司拒绝支付消除它们制造的污染的成本；它们对国家的巨大影响力表明它们支持独裁政权，不允许工人组织工会；它们对国家和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洲委员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的巨大影响力同样意味着将对它们的利益有利的政策强加于人，正在严重地损害居民的福利；它们对国家的影响力还表现在它们从国家那里得到的巨大的财政优惠和公共援助（如用公共的资金去拯救银行），同时反对增加公共开支，包括对民众阶级有利的社会公共开支；这种影响力在欧盟还表明劳工和社会的权利正在受到削弱。
    换句话说，这些有钱有势的阶层（代表居民中的极少数）生活很好，由生活很差的多数人为此付出代价。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剥削的定义，这是一个在新闻媒体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词，由富人和超级富翁占有的许多媒体倾向于说明他们的这种地位和权力是因为他们个人努力的结果。
    对当前形势的辩解：“创造财富的是富人”
    对新自由主义公共政策的辩解有利于富人和超级富翁，认为是他们进行投资，“创造财富和就业”。这样官方的说法将他们定义为“有进取心的人”。正如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张哈洪（音译）在他关于资本主义的著作中指出的，人们没有对他讲述的关于资本主义的事情，一个国家的财富和福利的水平不依赖于财富的集中，而是如何利用这些财富。当首先由富人和超级富翁本人决定如何利用财富时，社会就有严重的问题。超级富翁和富人投资不是为了创造就业，而是为了赚更多的钱。由于他可以从不创造就业的投机活动中拿走比对生产性的投资（生产商品和服务的实体经济）更多的钱（也就是资本的利润），结果是它创造的就业非常少。这位学者在这里指出，应当指导这些财富的利用和避免财富的非社会利用的是公民通过国家去实现。这样做的证据是明显的。当资本受到严格控制的时候，社会阶级之间收入和财富的差别比1945-1980年这个时期要小很多，这是国家实行再分配政策的结果，全球的财富和社会福利则的增长比非新自由主义的时期（1980-2011年）更迅速得很多，那时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可以做它想做的事情。大萧条就是这样做的结果。
    这种财富集中的后果
    从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观点来说，这种财富和收入的集中是消极的。
    从经济的观点来说，科学的证据表明当收入更多地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时，多数人会负担更多的债务，脱轨的金融阶层削弱生产性的经济。
    从政治的观点来说，这种集中挖空和限制民主，因为金融和经济的权力想决定政治的权力。今天我们看到国家正在做出非常不得民心的决定，这是因为富人和超级富翁（即所谓金融资本）对他们的国家有过多的和有害的影响力。这种过多的政治影响力造成对民众阶层的社会的破坏，使政治机构失去合法性。在大多数国家日益发展的运动正是一种对这种形势的一个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