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经济学殖民化 警惕发生和平演变
——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举行第17次理论研讨会综述
谭芝灵
当前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为了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中国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于12月10-11日在南京举行了第17次理论研讨会。会议主题是“反对经济学殖民化，警惕发生和平演变”。会议发言采用笔谈形式。来自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南京财经大学、东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艺术学院、江苏科技大学、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南京政治学院、南京邮电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社科联、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等20多个单位的40余名与会代表围绕会议主题热烈发言。会议由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副会长、中央财经大学博导、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特岗教授、中国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所长李炳炎博士主持。现把已在网上发表了的从研讨会发言中挑选出的20篇发言稿的内容加以综合，形成会议综述发表，以期促进学术交流，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
一、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 反对经济学殖民化
李炳炎教授首先谈到，我国经济转轨中的具体实践己经表明：明晰的产权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社会主义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质是要完善公有产权制度，其基本思路是使产权明晰化，以及责、权、利的明确。我国社会主义产权制度改革中的公有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农村土地合作社、承包制和租赁制等正是这种改革观的具体形式。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就是要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完善生产关系，是通过理顺公有产权关系来理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不是将公有制变为私有制。而按照新自由主义及其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去搞国有经济改革，就会导致相反的结果，使国有财产私有化。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在现存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利用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优点而克服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的弱点，促进形成既不同于计划产品经济体制下那种具有主观性的公有制产权制度，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制度的社会主义“联合产权制度”， 并促使这种崭新的产权关系人格化。
产权制度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我们既要高度警惕西方产权理论对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私有化误导，又要有批判地汲取西方经济学中的合理成分为我所用。只有用经过充分发展和完善的马克思产权理论作为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才能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在此基础上，李炳炎教授提出了＂经济学殖民化＂概念，它包含二层涵义：一是指把中国经济学界变成美国主流经济学的殖民地。这基本上已做到了。二是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当作美帝向中国进攻，搞垮中国，使中国成为美国的殖民地的理论工具。用新自由主义影响中国改革决策，引导中国搞全面私有化，走资本主义道路。李教授深刻而犀利地剖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反动本质及其误导中国改革造成的巨大危害。他呼吁：中国经济学的殖民化，到了该终结的时候了！重建中国经济学的历史任务，和重建高校经济学教学体制的马克思主义主导范式的任务，已经责无旁贷地落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肩上！在当前，我们要注意把反对经济学殖民化与防止发生和平演变联系起来。不能就经济学谈经济学。因为经济学是有阶级性的。在这方面，苏联是一面镜子。
王小刚、 彭安玉、 卢映西等学者认为，1979年以后，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学逐渐成为“显学”。但是近年来，经济学的声誉正受到越来越严重的质疑。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的经济学界存在着严重的殖民化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经济学研究缺乏人文关怀。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因而一定要有人文关怀，要以人为本，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不是为某个利益集团说话。不能仅仅注重短期的局部的经济利益，更要长远的全面的眼光。学者之所以能够在社会上有相当的话语权，不仅仅是因为有知识，也在于其客观的立场和人文的关怀。其次，研究中国经济时几乎不考虑腐败问题。中国所有的经济问题说到底都是政治问题。所以腐败绝不是经济学研究中可以忽略的问题，而是中心课题。中国落马贪官不少，但是所占比例很小。有人却说反腐败力度不能太大，否则带来的负效应会非常大。为官员“边腐边升”喝彩加油。由于制度缺失、腐败泛滥，人民渴望民主法治的加强。中国应尽快由人治社会转向法治社会。
再次，只说发展的成就，不说发展的代价。中国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指出，中国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占GDP的8~13%。这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几乎被环境污染完全抵消。再其次，只要外汇储备，不要本国福利。正如有人所评论的，中国的权贵集团，已经成功建立了一个让中国高价进低价出的贸易和外汇体制。通过这个体制，越来越大量地把中国的环境资源和国民健康，转化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廉价商品，和权贵集团自身的一夜暴富。如此腐败卖国的对外贸易体制，一些主流学者却称之为比较优势而大肆吹嘘，这无疑是中国经济学殖民化的最显著表现之一。
最后，经济学研究中数学模型的滥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引进，许多高校不重视基础理论知识的教学，却从国外引进大量的高难度原版教材，照本宣科，生吞活剥。就是在国内一些早就出名的经济刊物，也只刊登使用数理经济模型的文章。名曰与国际接轨，实质上扼杀真正的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这些文章基本上不关心经济的理论与实际问题，不关心民间疾苦，不探讨社会不公，不顾及国计民生，在冷冰冰的数字里转圈。由于与现实完全隔膜，许多经济学者对于经济问题的看法非常肤浅，甚至不如许多深入实际的新闻记者深刻。有的所研究的问题细小而琐碎，没有实际意义。有的所研究的是西方国家现阶段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跟中国的事情毫无关联。有的则是歌功颂德，用一大堆数据说明某项政策的正确性。有的是故弄玄虚，本来很简单的常识问题，却使用一连串的数学公式推导。事实上，把西方经济学研究中的数学模型生搬硬套，用于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是经济学殖民化、庸俗化、去政治化的重要表现，是经济学殖民化的又一重要表现，包藏了受帝国主义豢养的御用文人的险恶用心。
二、 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 警惕发生和平演变
李济广教授以＂反帝防修，警钟急鸣＂为题作了精彩发言，令人警醒。他就这一主题指出，邓小平认为“反修防修的要求”、“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本身并没有错。文革的缺点错误是实际过程中的缺点错误，不代表基本出发点的错误。避免资本主义复辟不是主观愿望的错误。继续革命是否错误要看怎样解释、怎样做。邓小平同志坚定而清醒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模糊认识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强调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包含了坚定的反修防修和反复辟态度。修正主义思潮和修正主义势力随时可以把社会主义事业引向崩溃。必须正视当今社会修正主义思潮泛滥成灾的现实，决不能粉饰太平而采取鸵鸟政策。他强调指出：“反对修正主义思想、防止修正主义者篡夺领导权，防止修正主义者搞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坚持继续革命”，这些重要原则，应当从网络话语变成正面学术课题，变成理论要素，变成领导讲话，直至变成中央文件的思想和语言。
征汉文教授认为，社会主义的实践史证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和平演变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一刻也没有放松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一定要防止为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提供条件。在当前，防止和平演变的必要措施之一，就是要在“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上正本清源：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本质，它不能简称为“社会主义本质”；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只有它才能简称为“社会主义本质”。要将人们的思想统一到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一理论之上。一味鼓吹＂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就是在为和平演变提供思想基础。
朱利教授指出，社会主义要实现的是财富的共享、人民的共同富裕，前提条件是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结构。目前的中国经济结构已向私营部门为主“转型”，这意味着初次分配的主导权已经由国有经济向私营部门易手。劳动报酬所占比例不断下降的结果是有效需求不足，产品过剩，最终积累转化为剧烈的社会经济危机。
试图通过加大二次分配、来改善民生的做法也是徒劳的。因为二次分配来源在于财政收入，而财政收入来源于企业利润。这个比例并不占整个经济收益比例的较大部分，同时，政府开支的比例会约束限制了二次分配的进一步扩大。而且，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主导权并不在劳动人民手中，企业和政府可以在任何时候决定降低劳动者收入。从实践上看，欧洲福利国家通过二次分配暂时地缓和了一段时间内的两极分化趋势，却积累了巨大的国家债务。国家债务的本质就是用未来的财富来满足现在人的需求。这种“寅吃卯粮”的办法注定不能持久，必然导致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的经济衰退和福利衰退。所以，福利国家的道路注定走不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没有止步不前，而是在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过程中艰难前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诸多创新尝试正在迅速改变着它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实力对比，催生着中国“新经济学”的春天。
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孙迎联副教授认为，财富分配差距的悬殊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人为性的财富分配机会的不平等是其重要原因。首先，“抽农补工”的工业化战略下的城乡社会成员不平等的分配财富机会。其次，经济霸权主义行径下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平等的分配财富的机会。再次，经济理性选择下的区域间财富分配机会的不平等。最后，垄断行为下的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财富分配机会的不平等。除了上述分析的因素之外，人为非法的财富分配渠道也是造成财富分配差距过大的一个重要因素。曾有人对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作过一个调查认为，从总体构成比例来看, 居民正常收入差别占总差别的85.1 % ,总体非法、非正常收入差别影响占差别的14.9 % ,其中偷税漏税影响占总差别的9.2 % ,官员腐败影响占总差别的1. 56 % ,集团消费转化影响占总差别的0.56 % ,其它类非法收入的影响占总差别的3.07 %。”[1]。
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云中教授指出，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仅30余年实现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则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走资本主义道路并不等于就能得到西方大国的援助和实现迅速发展。在前苏联由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演变过程中某个西方资本主义大国曾极力渗透、支持。但是，当这种演变成为现实后，这个由演变而来的国家并没有真正得到西方大国的援助。他们利用到的外资不超过几百亿美元，从这个西方大国得到的援助更是寥寥无几。并且不但在经济上没有得到多少好处，甚至政治上在某些方面仍要受到这个西方大国的钳制。而我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所取得的成绩是举世承认的。
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赵光瑞副教授，结合多斯桑托斯关于依附的分类与当代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依附发展，提出当今国际经济关系中存在新的依附形式——制度依附。就是作为外围地区对中心地区的依附已经出现制度化、固定化趋势，不仅依附于发达国家支配的国际制度体系，自身的制度设计与演化也强烈受到来自中心地区的影响与制约。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国，在发展道路上都有自己成功的发展模式。
刘大生教授进一步指出，美债危机、欧债危机已经用事实证明，西方的债务经济学是伪科学，西方的债务法学也是伪科学。为了避免欧债危机传染到中国，防止中国走上债务财政的不归路，必须建立起坚强的法律防线和经济学和法学理论防线，必须坚决抵制西方的债务经济学和债务法学。
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安全与战略研究中心郭晓东副教授同时指出，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基本主张指导下，目前在我国粮食安全问题领域出现了所谓“市场保安全”说。这种观点声称，只要有国际粮食市场的自由交易，中国就不愁没有粮食；国外市场更可靠，有市场就不存在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问题。这种观点的实质就是企图依赖国外市场来保障本国的粮食安全，或者说依靠国外粮食养活自己。事实上，粮食市场对外开放使国内外相互影响不断加深，扩大了市场和资源利用空间，带来了产品和服务多样化等好处的同时，也使我国粮食安全较以往面临着许多新的风险。我国粮食产业的发展可利用外国资源和资本，但绝不能过度依赖。对于有13亿人口的中国而言，粮食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应采取健全粮食安全保障政策法规体系、完善粮食产业预警机制、规范外资粮食企业进入及经营行为、促进国内粮食企业整合与提升以及加大政府粮食宏观调控载体建设等措施，从而减少外资对我国粮食安全的负面影响，提高我国的粮食安全水平。
王冲、徐开金等学者认为，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的形式，始终只能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一种形式，并不具有只能选择的唯一性，我们不能把这一经济形式神化成实现社会进步与文明的灵丹妙药。王冲认为，面对新自由主义的失败，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提出了一种新的发展思路。阿玛蒂亚森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的发展视角下的新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克服了以往新自由主义的缺陷，继承了传统的以人的需要和生活质量为目标的发展思想，并吸收了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将积极的自由与消极的自由相结合，倡导消极的自由基础上的积极的自由。阿玛蒂亚森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为新时期的科学发展提供了多方面的启迪。
最后，与会代表认为，要反对修正主义，防止发生和平演变，我们必须认真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原著，切实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江苏省兴化市委党校朱妙宽发言中谈到了自己多年来对马克思三大学说的研究，包括社会主义学说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剩余价值学说从狭义到广义的发展、唯物主义学说从宏观到微观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探索马克思主义“新三论”，即：实践社会主义论、广义剩余价值论、人生辩证唯物论，目的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