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分析一下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要想使经济持续发展，就要保证社会需求在生产消费的循环中稳中有升。如果社会需求不断萎缩，就会出现经济危机。
在封建社会，农民在一年中消费上一年生产的粮食，并生产出新的粮食来，完成一个循环。农民下一年再消费上一年生产的粮食，并生产出新的粮食来，又完成一个循环。这样的循环是可持续的，很多封建王朝能延续数百年就是证明。
在资本主义社会完全自由经济环境下，产品=消费（包括企业主的投资）+储蓄。也就是说社会产品销售的总收入并不完全进入下一循环的消费，其中一部分被储蓄起来了。这就使得下一循环的需求少于上一循环，经济因此逐渐萎缩。解决储蓄导致社会需求萎缩的方法是穷人和企业把富人储蓄的钱借出来消费（包括企业投资），如房贷和股票，这样可以使下一循环的社会需求不致萎缩。
问题是当穷人和企业借的钱少于富人的储蓄时，没有借出的储蓄就不能进入下一循环，下一循环的需求仍然少于上一循环，经济还是会逐渐萎缩，这时就会出现马克思分析过的经济危机。
对此，凯恩斯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摈弃完全自由经济，实行国家干预。当个人和企业借钱太少时就由政府发行国债，把个人和企业没借走的那部分储蓄借出来用于消费和投资，使社会需求不少于上一循环。这个方法延长了经济持续发展的时间，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富人储蓄得到的利息不断积累，越来越富；政府的债务越来越多，结果是出现今日美欧的国家债务危机。
苏联解体前，西方的穷人底气很足：你富人敢欺压我，我就像苏联那样造反。富人只好给穷人较好的福利，以免他们造反。美国的工会那时常常罢工，而多数罢工是以资方让步结束。那时美国富人所得税率远高于现在，而且股票分红也要交纳所得税（实际上是双重征税）。西方国家这样做的结果是富人储蓄少，穷人消费多，政府不必借太多的债就能使所有的储蓄都进入下一循环，因此使西方在过去70年中避免了大的经济危机。
苏联解体后，西方富人看穷人是鄙视的眼光：穷人造反建立国家最终也难免失败，所以穷人没资格享受较好的福利，富人可以放心聚财。欧洲国家出售了大半国有企业，使企业利润流入私人手中。美国给富人大幅度减税，包括取消分红税。结果是富人储蓄增加极快，政府以前靠税收从富人那里拿来的那部分钱现在要靠卖国债给富人才能拿到手。二十多年积累下来，政府债台高筑，无力再从富人借储蓄来增加消费，西方各国纷纷出现债务危机，凯恩斯理论走到终点了。
解决债务危机的正确方法是政府向富人多征税以偿还政府债务及增加消费。西方少数明智的富人，如巴菲特，呼吁政府向富人多征税。估计他们认识到这是避免经济危机的唯一出路。但多数富人宁肯出现经济危机也不肯多缴税，坚持靠削减政府开支和穷人福利来还债，而政府和议会恰恰是由这些富人把持的。现在西方各国紧缩财政，削减开支，偿还债务。这是对凯恩斯理论的反动，必然造成社会需求萎缩，导致经济危机。
中国各级政府现在的显性债务约20万亿，隐性债务估计在10万亿左右。谁是债主？自然是那些富人。政府债务的利息使得这些富人更迅速地积累财富，使得社会总收入进入储蓄的那一部分更多，政府要维持社会需求就不得不发行更多的债务。恶性循环，中国将来也会出现债务危机，并导致经济危机的。
要防止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中国政府就要想办法把富人的钱收归国有。如何才能既收富人的钱又不违背《物权法》呢？
第一是收缴非法致富者的财富。反贪反腐、打黑扫黄、严格查处走私贩毒、违法经营、假冒伪劣产品、环境污染、股市内线交易等。要修改法律，提高罚款上限。这样既可以增加政府收入，又可以净化社会环境，一举两得。
第二是提高所得税率，尤其是累进税制高端的所得税率。提高交通事故、生产事故的赔偿金额。在恰当的时机开征房地产税，例如在70年土地使用期满时试行开征1%的房地产税。
第三是降低国债利率，减少富人的利息收入并使他们的资产随通货膨胀而缩水。
第四是壮大国有企业。民企的利润是先流到个人手中，政府再发债从个人手中借出来。而国有企业的利润直接流到政府手中，不用发债。国企尤其应当进入那些民企竞争不过外企的领域，如零售超市、碳酸饮料、大豆榨油等等。
第五是压缩外企利润。外企的利润如果用于在中国扩大再生产，就会进入中国下一循环的社会需求。但如果用于储蓄或转回国分红，就不进入中国下一循环的社会需求，政府就不得不借债来补上这部分需求。
第六是要求公民报告海外资产和收入。美国最近开始实行这项制度，中国可以参照。
但愿中国政府能防止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使经济能够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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