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已进入经济危机第二阶段
资本主义体制深陷困境
参考家园
【法国《论坛报》 2011年12月22日文章】题：资本主义体制因其复杂性而陷于困境（记者埃里克·贝纳姆）
《论坛报》记者问：您是否认为资本主义已经真正到了崩溃边缘？
保罗·若里翁答：资本主义一直就是一个不稳定的系统，它总是不停地促成资产集中，最后导致游戏玩不下去。常有人说，资本主义是因危机而成长的，但每次拯救危机依靠的都是各种力量的动员，而且首先是国家对各种力量的动员，这才保证该系统至今无虞。经济学家们从中看到了“循环周期”，然而资本主义的生存很大程度上依靠的却是不断的救助计划。如今世界改变了。资源的耗竭、殖民活力的终结、西方经济体的过度负债、新竞争者的崛起让回旋余地显著减小。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体制因其自身的复杂性而陷入困境，之前的苏联体制就是前车之鉴。这是看懂当前危机的一个关键点，但它却鲜被提及。
问：您如何评价各国为避免衰退而采取的措施？
答：2008年时，人们的确真正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而当时也的确有采取行动的时间窗口。正如尼古拉·萨科齐在土伦所说，当时是“重建资本主义”的时机。但然后呢……什么也没发生。2008年时机器出了故障，有人却试图拿着胶布去修机器。如今这部机器已经停止运转了，因为它的金融发动机已经完全坏掉。要确认这一点，只需浏览每天的财经杂志即可。银行家们私底下也承认这一点。然而大家仍在继续实行量化宽松或紧缩，这可能让问题更加严重并加速系统崩溃，就像中世纪时用放血来治疗疾病一样。
问：金融系统真的脱轨了吗？
答：复杂的金融产品导致了不可控制的系统性风险。大家都表示应立即降低系统性风险，但除了倡导增加储备之外，没有就此采取任何措施。换言之，大家承认了这样一个假设：人们不了解危机扩散的原理，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把堤坝越筑越高。
问：这不是市场的胜利吗……
答：市场不知道什么是应该做的，它是一台没有方向的机器。市场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亏掉的钱再也回不来。而市场的要求也只有一个：系统正常运转。既然我们已经无路可走，既然在现有框架之内已没有解决办法，市场就会产生一些自相矛盾的需求。评级机构不会威胁谁，它们只是指出哪里出了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们成了市场的代言人。但不要指望评级机构或市场来解决问题，这不是它们的使命。
问：那是不是应该指望决策者们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答：决策者们，无论是身在政府还是反对派，都被封闭在一个传统的框架之内，后者直接受制于现代经济学。这个框架已经受到了很大冲击，但它仍然束缚着那些面对这场异常严重的危机而束手无策的政客。
问：那您认为是否存在一种可替代资本主义的可靠选择？
答：我个人只作结论，不作预言。而结论并不一定能带来解决办法。你应该记得撒切尔夫人那句著名口号“没有选择”吧，它发出了私有化和松弛监管的信号，两者又带来了如今我们所看到的后果。如今除了执行可能杀死欧洲的紧缩政策之外，就没有其他选择了吗？一些技术官僚被任命来领导希腊或意大利，而他们本身就对这场危机负有很大责任。我们找不到完美的、“立竿见影”的解决办法，但并不能因此认为改变系统或体制就是不可能的。我不知道当年的罗马人是否预见到了帝国的崩塌，也不知道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们是否想象到会出现国民公会、恐怖时代和拿破仑帝国。
问：这么说应该推倒重来？
答：十九世纪的主导者们为探索可能性已经付出了巨大努力。遗憾的是，现在没有人读他们的著作了。不过前人的经验始终摆在那里，而思考也应该大大突破经济学说的框架。经济学家的思考不会探讨问题的本质，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不会来自经济 “学说”。我们还不会去反思这个让我们所有人作茧自缚的框架。我们的思维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因此即便危机如此深重也没有促使什么新观点产生。
问：变化是否可能来自民主博弈？
答：选举改变不了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会满足于只听取执政派的意见，它同样也会听取反对派的意见，因为它清楚如果只遵循执政派的意见，那么下次选举的时候就会遭到反对派的抵制。在这个逐渐衰落的制度面前，政客们已经没有任何回旋余地。无论身在哪个阵营，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假装还控制着局面。解决问题的希望只可能来自那些明白问题本质的人。自相矛盾的是，真正可能呼吁建立新框架并要求进行切实改革的其实是那些金融家。只有他们才清楚这个体制的真实情况，而后者与政客们向公众透露的情况相去甚远。在别无选择的时候，金融家们或许就会采取行动。但也别对他们抱太大希望：我们自己还得拿出真正的计划来。
世界已进入经济危机第二阶段
参考家园
【西班牙《起义报》2011年12 月31日文章】题：世界已经进入危机的第二阶段（巴西州立坎皮纳斯大学哲学暨人文科学学院教授、政治学家阿曼多·博伊托）
法国经济学家热拉尔·迪梅尼撰写了多部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著作。今年他与多米尼克·莱维合著了《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一书。迪梅尼日前接受了博伊托的采访。
博伊托问：您多年以来一直在研究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按照您的分析，当前的资本主义阶段有什么特点？
迪梅尼答：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在上世纪70 和80年代的过渡期之后进入的一个新阶段。我和多米尼克·莱维强调的是一个新的社会秩序。我们用这个概念来形容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统治与承诺之间的新的相对力量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新自由主义的特点是资产阶级通过与精英阶层，特别是社会高官和金融部门的联盟来巩固权力。
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大部分国家的资产阶级权力和收入都有所减少。简言之，在这一期间存在一个社会民主秩序。二战和工人运动的国际力量推动了这一社会秩序向着相对有利于经济发展和大众生活条件改善的方向发展。显然，以社会民主为特点的这一社会秩序在欧洲执行得要比美国好很多。
随着新自由主义新社会秩序的建立，资本主义的运转发生了根本改变：新规则对劳动者的劳动条件、购买力、社会保障等方面发生作用，同时影响到了金融监管、贸易边界的开放和国际范围内的资本自由流动。特别是贸易边界的开放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使全世界劳动者处于相互竞争的状态，这与不同国家的工资水平无关。
在国际关系方面，战后的头几十年仍是在旧的社会民主秩序下，以中心国的帝国主义行径为特点：在经济领域内，对原材料价格和资本输出施加压力，在政治领域内是腐败、颠覆和战争。进入新自由主义阶段之后，帝国主义的行为方式发生了改变。很难在强度上进行评判和比较。在经济方面，90年代外国直接投资大爆炸使中心国资产阶级从边缘国家赚取的利润成倍增加。边缘国家渴望得到这些投资的事实丝毫不能改变这些行为的帝国主义特性，要知道，所有劳动者都宁愿被剥削也不愿意失业。
问：有些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是政府财政危机导致的不可避免的调整，有人认为这是全球化不可避免的结果。
答：用财政危机和通货膨胀来解释新自由主义是右派的做法，是在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为领导战后社会秩序的政治集团服务的。这些政治集团没有能力应对上世纪70年代的危机，将我们引向了新自由主义。将新自由主义归结为全球化结果的解释也是一样。新自由主义所做的是引导全球化这一旧的趋势向着新方向发展，通过开辟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道路来加快这一进程。
问：您认为当前经济危机的特点是什么？
答：当前的危机是19世纪末以来资本主义经历的4大结构性危机之一。这4大危机分别是19 世纪90年代的危机、1929年危机、上世纪70年代的危机和当前的危机。当前的危机不是简单的金融危机，是新自由主义这一不可持续的社会秩序的危机。这场危机迟早会以某种形式爆发，但它在 2007 - 2008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美国爆发了。两种机制融合在了一起。一方面，我们发现了在疯狂追求利润和拒绝监管的思想驱使下，金融化和全球化做法造成所有新自由主义国家的脆弱性。作为金融全球化的结果，美国的中央银行失去了对利率的控制和引导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另一方面，危机是美国经济失衡的结果。
问：您认为经济危机已经进入第二阶段。危机是如何发展的？
答：世界已经进入危机的第二阶段。原因是很好理解的。第一阶段在2008年秋天达到顶峰，当时美国的大型金融机构纷纷倒下，衰退开始，危机蔓延到世界其他地区。各国中央银行大手笔干预，支撑金融机构，政府的预算赤字达到空前水平。但这些旨在刺激需求的凯恩斯主义措施只能实现暂时的经济可持续。中心国政府仍未认识到危机的结构特性。他们采取的行动好像这只是一场金融危机，并且已经被克服了。凯恩斯主义措施只能用来争取时间。中心国没有采取任何严肃的反自由主义措施。不过就是一些寻求加剧剥削大众的政策而已。
问：众所周知，至少到目前为止，经济危机对美国和欧洲的影响最大。相反，在上世纪90年代，经济危机在边缘国家更为强悍。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异？当前的危机在全球不同地区是如何表现的？
答：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引发灾难，特别是拉美和亚洲。直到今天，拉美地区的增长率仍然低于二战后几十年的水平。
现在世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向新自由主义的过渡造成中心国上层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分歧。美国的情况尤为突出。美国的大型企业在本土的投资越来越少，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投资日益增多。全球化造成了工业生产向边缘地区转移，包括亚洲和拉美，甚至一些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
问：很多分析家认为，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各政党在应对危机的建议方面没有太大差异。此外，在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欧洲国家，经济危机还推动了右翼赢得选举。社会运动会推动权力更替吗？应对当前危机的群众纲领应该是什么？
答：我们还没有谈到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特性。资产阶级和社会精英通过多种机制的结盟使群众远离了政治。我要说的是，群众被排除在各政党和团体的游戏之外。群众能做的只剩下街头斗争了。
在世界工人运动衰落的背景下，资产阶级在新自由主义模式中与知识分子和政客为主的社会精英结盟。大众的苦难并没有波及这些精英，在政治，领域内已经不存在任何左翼政党。政治生活已经变成两派政党之间的更替。自诩为左翼的政党没有能力提出替代选择，暂不说其有没有能力推行。投票也变成了法国人所说的“选票惩罚”。例如在西班牙，右翼接替左翼上台是因为左翼是危机期间的执政党。显然右翼在对付危机方面没有任何更高强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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