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年下行，趋势已成
目前还有许多人仍然坚持认为，未来中期内的经济增长率不会下降，他们说，从年初到目前，经济增长率是9.4%，投资是24.9%，消费是17.2%，出口是22%，这与往年比都是很好的数字，而投资增长甚至比去年还有提高。但是对今年的数据似乎不能这样分析。
首先看投资，人们往往只关心投资完成额，但是我一直在强调，如果从需求角度考察，投资完成额只能是一个需求的“滞后”指标，因为当统计局报出这个数据的时候，这个作为需求的投资已经不存在了。投资的特点是，在项目的施工过程中它是需求，但是一旦项目完工，这个投资就转变成了供给，所以我们更应把它看成是一个供给的“先行”指标，既是说，当我们看到投资完成额大幅度增长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想到的是供给能力在大幅度增长，而不是投资需求在大幅度增长，因为在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当中，都会有超过六成转变成新增固定资产。
那么用什么指标来观察投资需求的变动趋势呢?我认为应该用“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这个指标，这个指标也是统计局每月要公布的，它说明在建的全部投资项目需要多少投资才能完成，因此可以反映存量投资的变化情况。但是若看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今年前10月的增长率是19.8%，而去年前10个月的增长率是25.7%，是下降了5.9个百分点。然而今年的通胀水平比上年高，去年前三个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是3%，今年是6.8%，所以去年的实际存量投资增长率是22%，今年就是12.2%。也就是说，今年前10月实际投资增长率比去年同期收缩了10个百分点，这算不算是剧烈收缩呢?
房地产投资方面也有类似情况。今年前10个月，房地产投资的增长率仍高达31.1%，但这仍是投资的完成额，如果从住宅新开工面积这个房地产投资的先行指标看，则是在大幅度萎缩。“十一五”期间，商品住宅年均新开工面积增长率是18.7%，但是今年前10个月累计，住宅新开工面积是负增长5.8%，其中10月份是负的21.8%。今年各级政府都在建设保障房，按每套60平米计算，1000万套就是6亿平米，占前10个月新开工住宅面积12亿米的一半，如果扣掉保障房开工面积，今年以来商品房的新开工面积就是大幅度萎缩了52%。
去年住宅投资3.4万亿、住宅销售4.4万亿，所以它既是投资需求的重要组成，也是消费需求的重要组成。房地产调控我也赞成，但是由此引起房地产投资的萎缩，也必然会成为引起未来经济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看出口需求，今年前10月，出口增长率是22%，看起来似乎与往年比相差不大，但必须注意的是，出口增长率是按现价美元计算的，而次债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的央行为救市都放出了天量的货币，由此引起了全球性的通胀，表现在中国的出口中，就是自今年初以来出口价格指数的大幅度提升，前三季平均提升了9.9%。同时，在外界压力下今年中国不得不提高了人民币的升值速度，到10月末人民币已累计升值了4.7%，所以剔除掉这些货币因素，按人民币计算的出口实际增长率就只有6%了，已经明显低于9%以上的经济增长率，而出口增长低于经济增长，这种情况除了爆发次债危机的2008年，新千年以来也就是第二次出现。
2010年出口增长率是31%，出口价格指数是5%，人民币升值1%，所以扣掉价格、汇率因素，去年的出口实际增长率是23%，今年前10个月下降到只有6%，只是去年的1/4，是否也应该算是剧烈收缩呢?
第三看消费需求。目前唯一仍保持高位运行的就是消费。如果用过去3年与过去10年的平均增长率比较，消费增长率提高了3.9个百分点，投资提高了2.6个百分点，而出口下降了12个百分点，显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著上升了。
那么何以当投资和出口需求都趋向收缩的时候，唯有消费需求趋向扩张呢?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近几年农产品价格出现大幅度上涨，使农民收入也跟随大幅度上涨。去年和今年前9个月，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率都是7.8%，但农民实际收入增长率是10.9%和13.6%，是价格机制变化在城乡之间重新分配了社会财富。中国是有9亿农民的国家，农村人口是主体，而农村居民的人均年消费支出目前要比城市居民低1万元，所以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要比城市人高得多，农民增收就必然会带动消费市场的繁荣。
但是，农产品价格上涨虽然大幅度增加了农民收入，却引发了由食品价格上涨所导致的结构型通胀。从去年10月开始，政府把宏观调控的重点放在了反通胀方面，为此实施了强力的货币紧缩，到今年7月以后，消费物价终于出现了逐月回落趋势。可是当我们为此感到高兴的时候，最近却开始有了大量的农产品“卖难”和价格暴跌的报道，因此，农民收入的高增长也难以持续多久了，这就给未来的消费增长带来了难题，会使目前唯一的需求增长亮点也暗淡下来。
这只是看需求，实际上货币方面也已表现出经济下滑的显著趋势。去年到10月末M2的增长率是19.3%，今年10月末已经收缩到12.9%，是新千年以来最低点。当然这有我们为了反通胀而主动收缩的因素，但是经济的内在收缩不仅表现在广义货币增长率的下降，更表现在狭义货币的增长率大幅度低于广义货币的增长率上面，因为狭义货币M1是用于交易的货币，所以M1的下降反映的是现行生产经营活动的萎缩。新千年以来，M2与M1的年均增速只相差0.7个百分点，基本是同步增长，去年全年，M2增长率是19.7%，M1是21.2%，是M1比M2高出1.5个百分点，但是自今年初以来，M1的增速就一再下降，到10月末已经降到了8.4%，与M2的增速差也扩大到了4.5个百分点，这比正常年景0.7%的速差已经大出6倍还多了，而观察中国这30年来的经济运行情况，只要出现M1增速显著低于M2的情况，无一例外的都是要发生明显减速。
此外，一般来说，当M1增速低于M2的时候，交易中的货币就会变成存款，所以存款应该是增加的，但是7月份存款减少了6千亿，8、9月份同比少增3700亿和7300亿元，到10月存款又减少了2千亿，这就说明，银行体系中的资金在外流，同时出现的是地下钱庄泛滥与高利贷横行，是由于货币紧缩，大量中小企业因为从银行体系得不到贷款而不得不去借高利贷。而许多调查说明，中小企业用高利贷来撑，顶多能撑半年，所以到今年底明年初，就很可能出现一个中小企业的倒闭高潮，相应引起经济明显减速。
经济减速当然也会在现行生产活动中表现出来。从工业速度看，去年前10个月的增速是16.1%，今年是14.1%，其中10月份是13.2%，按这个趋势，11月份有可能要掉到13甚至13以下。
生产方面还有一个情况也反映了经济的下滑趋势，这就是存货的变动趋势。存货分原料库存与成品库存，一般来说，原料库存增加反映了企业在为扩大生产做准备，成品库存增加则反映了可能存在滞销。去年前11个月，存货增长了30.9%，但其中的成品库存只增长了11.2%，但是今年到8月末，存货增长了26.1%，成品库存增长了23.4%，可见，原料存货增长率在大幅度下降，而成品存货增长率是显著提升了，这也反映出了生产的收缩。
所以，不论从什么角度观察，中国经济增长的曲线都是趋向下行，并且主要地不是宏观调控的结果，因为宏观调控主要集中于货币的收缩，但是目前投资、消费和出口的收缩，却都不是与货币收缩直接相关的，而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造成的，因此经济的下行趋势就不会是暂时的，而是我在前面说的，不仅今年要降，而且明后两年内也要继续下降。
二、 经济下行的制度性因素
在讨论经济形势的时候，我们往往只注意经济增长的表层因素，如国际的经济环境变化与国内的宏观调控方向等，但是往往忽略乃至有意回避那些影响经济运行的度性因素，在我看来，这是不对的。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从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看，仍然具有社会主义的鲜明特征，但是既然实行了市场经济，既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允许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在经济基础与生产关系方面，就会具有许多市场经济的本质和特征，而其中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会由于分配矛盾导致生产过剩，这是经济下滑的制度性原因。
马克思早就深刻分析过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特征，那就是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社会大众的消费，而是为了实现资本增殖，而若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不能增殖资本价值，那么，相对于资本增殖这一目的，这部分生产力及其产出品就是过剩的，就会走向生产停滞，乃至爆发生产过剩危机。而从产能过剩到爆发危机，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危机爆发前总是首先出现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当生产下降到无利可图的时候，危机就来了。
这不是单纯的讲理论，从中国的情况看，2007年以后企业利润的下降是十分明显的，我这里列举的数据是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率，请见下表：
显然，在剔除通胀因素后，工业企业的实际利润增长率2003-2007年是31.1%，2008-2010年是10.3%，而2010年当年就只有6.6%了。
所以最近也有学者提出，中国目前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原因，不是流动性不足，而是赢利性不足。流动性不足是宏观调控造成的，是外生因素，但赢利性不足，就是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因素了。
也有人认为，引起目前企业利润增长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原料和人工费用的上涨，成本提高了，利润自然要减少，因为成本与利润都是产值的构成成分。我认为不能排除这方面的原因，但不应是主要原因。因为一般来说，企业总是会把成本上升的压力通过提价方式向市场转移，所以才有“工资与物价螺旋上涨”的说法。看成本上升是否侵蚀了利润，主要应看利润在产值中的比重是怎样变化。
马克思说过，当利润率趋于下降的时候，资本家是不会让利润减少的，所采取措施就是提高剩余价值率，或者是加大剥削程度。这种情况在我国经济中也有反映，比如2007年工业利润占工业GDP的比重是24.6%，到2010年仍然高达24.4%，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此外，从居民消费率看，2008-2010年这三年中，又下降了2.2个百分点，说明在分配中，生产成果的占有仍然在向资本倾斜。而在利润增长率大幅度减速的同时，利润占产值比重却基本不变，这个事实恰恰在说明，企业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不是原料、人工等成本的上升，而是由生产过剩所引起的经济减速导致利润增长率下降。比如从工业速度看，2007年6月是本轮经济增长的最高峰，达到19.4%，而到今年10月份已经下降到13.2%。
我不是说中国已经成为了典型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说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许多特征在中国已经出现，乃至逐渐成为了主导。如果说中国经济还有许多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与特征，这也正确，而最集中的体现我认为是在三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在农村经济中仍然保留着土地的集体产权，第二个方面是国企比重仍然很大，第三个方面是各级政府的力量远比西方强大。而这后两个方面就使中国的城市经济在面临生产过剩危机的时候，能够通过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方式实现快速扩张，从而达到西方经济远比不了的反危机效率。比如，2007年在投资中，非国有经济比重已经显著上升到72.5%，但是危机一来，非国有经济的投资大幅度收缩，而中国政府通过10万亿的贷款和4万亿的投资扩张，就能够迅速把中国经济从低谷中拉出来。到2009年，国有投资的比重又回到了45%，这就是使许多人不满意的“国进民退”，但这是反危机所必须的。
其次，我们许多人都对政府税收的高速增长不满，实际这也是中国扩张机制的一部分。用财政开支减掉政府消费后的余额作为政府储蓄，我们可以看到，2007年政府支出中的储蓄比重只有1.4%，但是到2010年就大幅度上升到40.1%，换言之，在2008-2010年国家财政的新增开支当中，有55.5%是用到了投资方面，以至于在这三年新增的中国资本形成额当中，政府储蓄的比重高达30%，而2008年以前只占不到10%。
但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在已经有大量过剩产能的基础上继续加大投资，所以虽然避免了在短期的衰退，却给未来的长期经济更加重了过剩的矛盾。
这种情况可以从投资与生产之间的关系来看，因为投资完成额代表着供给能力的增长，生产增长曲线的变化则是现存需求决定的，如果投资完成额增长率高，工业增长率也高，则表明新增的工业生产能力有足够的发挥空间，反之则标志着生产过剩压力在增加。
如果这么看问题，那当前的问题就很大了，因为2009年制造业投资增长率是26.8%，去年是27%，今年前10月则显著提升到31.6%，说明2009年以来的大规模投资，到目前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产能释放高峰。但是前面已经说过，当产能曲线开始大幅度向上的时候，生产曲线与利润曲线却都在显著向下，则未来的趋势只能是走向更严重的过剩。
这种情况我们也可以用通用、专用、交通以及电器设备这四个领域的生产和投资情况来观察，因为这四个产业都是装备类产业，更能反映产能的变化情况。
从上表可见，这四个最主要的设备制造业，今年以来都是产能大幅度增长，生产却在显著下降，而产能向上曲线与生产向下曲线所形成的“剪刀差”，就是衡量过剩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由于这个趋势，估计明年的工业增长率还会下降，可能会下降到11-12%，而投资完成额和制造业投资完成额的增长率则可能会继续提升至25%和33%，也就是说，明年的过剩程度会继续趋向于严重，这就会对增长形成持续的压抑。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在新一轮产能过剩当中，钢铁行业可能又是重灾区，自8月以来全国钢材市场价格开始出现向下波动，到10月中旬在一周内就下跌了5%，发生暴跌。这个情况与需求不足当然有关，但是与钢铁产能不断释放也高度相关。目前钢厂的利润率已经只有1.5%，大幅度低于5%的工业平均水平，但是还有5千万吨生铁和4千万吨炼钢能力在建，今后的问题会更多暴露。
还必须注意的是，如果产能的扩张是建立在信用扩张基础上，则生产过剩危机就必然会引起金融危机，因为生产过剩危机的爆发，会使生产企业断绝还贷来源。2008-2010这三年，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累计是67万亿元，同期银行中长期贷款增长累计超过了15万亿元，占同期投资额的22%，而实际上还会有许多银行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投资领域，因为仅2009年的10万亿元贷款中，其主体就是通过各级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进行投资的，所以估计过去三年的投资中，应该有不少于30%用的是银行的钱，所以如果发生过剩危机，对中国银行体系的伤害必然是巨大的。
所以我说，中国经济的下行趋势已形成，从2011年至2013年分别是9、8、7，甚至不能排除9、7、5。
三、 新全球化的中断是经济持续下行的外部原因
2003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高潮，是改革开放30年中第一次在全面市场化背景下发生的过程。得益于90年代后期中国的宏观管理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微观领域内的产权制度改革，在新千年以来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微观与宏观的经济效率都显著得到提高，但是由于在宏观领域内的再分配体制没有及时跟进，因此收入分配差距愈拉愈大，生产过剩的程度由此不断上升。
但是为什么直到目前在中国仍没有出现因生产过剩所导致的经济严重停滞乃至经济危机呢?主要原因是新世纪以来由于新全球化的展开，为中国提供了一个不断增长的巨大外需。前面已经说过，资本的目的是实现不断增殖，只要这个目的可以达到，生产过程就不会中断，更不会爆发生产过剩危机。所以，虽然在国内产生了巨大产品剩余，但是由于可以销售到国外，企业就仍然可以获得货币资本的增殖，只不过是以外汇的形态储藏起来，这就表现为在2002年的时候，中国的外汇储备还只有2860亿美元，而到今天已经超过了3.2万亿美元。
但是次债危机爆发使外需突然大幅度缩减，中国国内的过剩矛盾就显露出来了。2007年，中国的净出口比重上升到新千年以来的高峰，是8.8%，但是到今年三季度，净出口比重已下降到2.2%，下降了6.6个百分点。同期内，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从2007年二季度的峰值14.9%，下降到今年三季度的9.1%,下降了5.8个百分点，与净出口比重的下降幅度基本相当，也就是说，外需掉多少，中国的增长率就也要掉多少。那么我们就需要分析，由美国次债危机所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过程，到目前为止是过去了呢，还是会变得更加严重?如果外需水平继续往下掉，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就会跟随下行。所以，就需要对未来的国际经济走势作一个简单的分析。
首先，我在以前的文章里一直说，美国的次债危机远没有过去，因为自2007年7月次债危机爆发以来，导致这场危机爆发的因素一个也没有消失，反而是更加恶化了，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看出来：
第一，美国的房价仍然在下跌。导致美国爆发次债危机的直接原因，是一部分美国居民的负债超过了还款能力，由此引起银行坏账暴增，并相继引发建筑在实体经济负债基础之上的衍生金融品大厦的崩溃。现在的情况是，由于美国经济复苏缓慢，失业率居高不降，使更多的人因房贷高于房价，不得不停止赎回房屋过程，这又会导致房价的进一步下降。所以，美国经济的衰退至今仍然没有找到“底”，何时才能真正止跌回升就难说了。
此外，次债危机爆发以来在美国金融体系内所形成的巨额有毒资产，到目前仍然基本上没有被消化，这就使美国的金融体系功能在长期内不可能得到修复，也会持续拖累美国经济的正常复苏。从日本的经验看，没有十年以上的时间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失衡是修复不了的，美国最后要用多少时间现在很难说，但肯定会很长。
第二，以今年8月美股暴跌为标志，美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一个次债危机新的爆发期，只不过由于自2009年初美国允许金融机构改变会计规则，把金融企业的真实盈亏情况掩盖了起来，所以的爆发形式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加隐晦和难以观察了。但是还有许多明显痕迹，比如，在8月的美股暴跌中是金融股领跌，平均下跌了30%，而标普指数平均只下跌了15%。再如，美联储在2008年金融危机最深重的时候，为了救市在当年投放了7500亿美元货币，而新千年以来这十年平均，年均M2的增长额是3500亿美元。但是自今年初以来到11月7日，美联储已经投放了整8千亿美元，其中有4570亿美元是在美股暴跌前的6、7两个月投放的。这说明，美联储事先就知道危机要来临，提前在给大型金融机构提供融资，好让他们应付危机。
此外，9月份以来，美国的大型金融机构一直在变卖资产而筹集现金，这包括美银和高盛出售中国工商银行与建行的股权，并且有报道说这两家美国最大的金融机构，10月份以来已经抛售了价值五万亿美元的金融资产。有人说美银和高盛抛中国与欧洲的金融资产是想做空中国和欧元区，我看并非如此，而是他们有大量必须到期清偿的合约，像2008年一样，从全球抓现金。今年10月，美股暴跌、黄金暴跌、大宗期货暴跌，只有美元在上涨，这种情况只有在2008年10月雷曼倒台时才出现过，而在今年再度出现也绝非偶然，反映的是美国的金融机构又在全球抓现金应付新的清算高峰。这种情况甚至连我国也感觉得到，就是今年10月份因外汇净流出而引起的外汇占款额四年来的首次减少。
11月初，美国曼氏金融公司倒台，这是美国第七大和金融第五大企业倒闭案。美国人说这是孤立事件，我认为不是，因为美国人掩盖了真相，美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我们的确看不到了，但是那些在金融风暴发生后持有大量有毒资产的美国金融机构，因为没有清偿能力而倒闭的情况一定还会不断发生，这些“孤立”的事件发生多了，人们就会认清美国的金融危机实际还在延续这个残酷事实。
第三，美国的金融危机又引发了美国的主权债务危机。自1981年以来美国就已经成为了一个持续贸易逆差的国家，进入新千年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更是迅猛增加。以往美国平衡贸易逆差的手段，是靠金融机构用各种复杂的衍生金融工具制造金融商品，用向国外投资人出售这些衍生金融品的办法来回笼美元，再用以支付进口账单。但在次债危机爆发后，金融机构都被迫要“去杠杆化”，制造衍生金融品的能力因此被严重削弱，可贸易逆差却除不掉，只是从2007年9200亿美元的高峰缩减到去年的4850亿美元。奥巴马虽然也想搞“再工业化”，但是美国“去工业化”的路走到今天，已经没有回头的可能，所以为今之计，只能靠向外国人出售美国国债这条路 ，来勉强充当平衡贸易赤字的资金来源了。但是到目前，美国国债已经累计发行超过了15万亿美元，发行上限已经碰到了占GDP100%这个“天花板”。更大的问题是，不是美国财政部发多少，就会有人买多少，而是发得太多了别人看你还不了就不会再买。所以，真正的危险是当美国的国债上限一超再超，到了卖不动的时候，美国的贸易逆差就会失去弥补来源，这对制造业仅占经济总产出的12%，45%的物质产品都需要进口的美国经济来说，才是致命的打击。
接着我们再来简单分析一下欧洲的经济走势。现在许多人都认为如果比较欧美经济，是欧洲更不好，因为主权债务危机可能会导致欧洲经济的崩溃以及欧元区解体。我始终不这么看，因为欧洲的制造业比重高达25%，是美国的一倍，欧元区的贸易有近7成是内部化的，债务也主要是对欧洲内部的。新千年以来这十年，美国累积的贸易赤字高达8万亿美元，但欧洲剔除英国后只有不到8千亿美元，相对于不到10万亿美元的欧债总规模来说，这反映出欧元区的对外负债率并不高，况且欧元区负的是欧元债，而南欧六国的总负债也只有3万亿欧元，只要欧洲央行愿意站出来当最后贷款人，化解欧债危机就不是难题。
更重要的是，欧洲没有爆发美国那样的金融危机，而是被美国危机牵连出来的经济衰退，由于货币统一，各国为了救市只能使用财政政策，所以2007年欧洲的主权债务比重还只有2.4%，到2009年就猛增到6.8%。
既然如此，为什么欧债危机会到今天几近不可收拾的地步了呢?我认为原因之一是美国为了保住美元的地位而蓄意挑起欧元的危机。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今年初以来美、日、欧三大货币中最强的是日元，但是美元指数却不随日元变动，而是与欧元呈反向走势，即日元对美元升值时，如果欧元对美元贬值，美元指数仍然上升，反之则下降，这说明对美元形成最大挑战的是欧元。次债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金融和美元的地位都在显著衰落，美国要走出危机，甚至要维持住目前的日子，已经越来越依靠美元的特殊地位，比如，今年初以来美国国债的最大买主就是美联储，而QE2的钱基本是用来买美国国债的，这就等于是用发钞的办法直接来为美国的贸易赤字买单，因此若是美元的地位不保，美国的贸易赤字就会断绝最后的资金来源。
由于对美元强势地位的最大挑战是欧元，所以美国必须消除这个挑战才能自保，而欧元的危机起源于2009年12月美国三大评级公司突然共同调低了欧元区5国的主权债务评级。尽管到目前为止这些被调低债务评级的南欧国家一个也没有出现债务违约，其主权债务评级却被美国的三大评级公司一降再降，从而使欧债问题越演越烈。
欧债问题的深化也与德法想借这场危机推动欧洲走向统一的目的有关。欧债危机爆发后，许多人指责德法与欧洲央行不作为，看着南欧国家逐步走入困境。我认为，欧债危机这把火虽然是美国放的，但是德法却想借这个机会逼迫欧洲国家放弃主权，从而使欧洲的统一能迈出关键性的一步。因为德法很清楚，“欧猪六国”也很清楚，那就是在债务危机面前，谁脱离了欧元区谁就是死路一条。所以，如果说美国人是想借欧洲财政不统一这个裂缝来打碎欧元，德法却是想借势造势，利用这个机会来打破欧洲的国家边界，使大一统的欧洲早日成型。
最近希腊和意大利先后换了领导人，从这两位新人的资料看，他们都在欧盟与欧洲央行供过职，因此应该是支持欧洲统一的政治人物。这说明，德法已经向他们的目的开始成功迈进。此外，最近有报道说爱尔兰的预算在本国国会审议前，竟先被送给德国人审批，此事在该国已形成了抗议浪潮。这个事件说明，欧洲统一的步伐在私底下可能已经走得很快了。另一方面也说明，统一的步伐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会艰难且漫长。而只要德法没有完成欧洲的统一，他们就会继续利用欧债危机，不断逼迫反对统一的国家，包括这些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和这些国家的人民就范。这就决定了欧债危机不会很快结束，快则两年，慢则要五年时间可能才会看出眉目。并且欧洲经济即使是能够整合成功，也必然要经历一个为“减赤”而进行宏观收缩的过程，所以从中期看，欧洲的进口需求也必然是一个不断下降的过程。
上半年我国对美欧的出口增长率还都高达16.9%，到10月份就分别下降到13.8%和7.5%。今年广交会的成交额同比仅有4.5%的增长率，如果明年的出口增长率下降到10%以内，即使扣掉5%的出口价格上涨与1%的人民币升值，出口的实际增长率也会下降到只有4%，比今年还要低两个百分点，这就使净出口比重还要掉1个百分点。前面已经说过，美国次债危机爆发以来，基本上是经济出口掉多少，经济增长率就掉多少，因此外需的持续萎缩就有可能会压迫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未来两年内继续以每年1-2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
四、 未来5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型曲线
最近到年底阶段我又参加了许多有关未来经济形势预测的研讨会，听到了许多不同意见。有人很乐观，认为美欧的危机已经过去，不会有“双底式衰退”，所以中国能够继续保持9%以上的增长率，有人则认为中国经济今后将进入“中速增长期”，即增长率会从前30年平均的10%左右下降到8%左右。有人说我的看法最悲观，因为我预测从2011年开始，中国经济会连续三年下行到7%甚至更低。但我不认为我是一个只会从悲观角度看问题的人，而是认为人的认识只有最贴近客观实际才是最科学的。而若从客观实际出发，我并不认同中国的经济会继续高增长，也不认为会进入所谓“中速”增长期，而是认为中国经济会在2013年以后开始强劲反弹，并且在其后还会以9%的速度继续高速增长15年。所以至少从“十二五”这5年看，中国经济增长的运行轨迹既不是9%以上高速曲线，也不是8%左右的中速曲线，而应该是一条“√”型曲线。
为什么这么说呢?道理在于中国经济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庞大的供给能力，并且到“十二五”中期又是一个新的产能释放期，这就在供给方面具备了实现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问题出在需求方面，是新全球化的中断使外需大幅萎缩，而内需又被国内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强烈抑制。对于中国经济结构矛盾性质的认识，目前可以说已经基本上有了统一认识，那就是从体制上看是分配差距拉大所导致的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从发展上看是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导致城市人口严重不足，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过于巨大。所以在“十二五”规划中已经提出了要从外需转向内需，内需要从投资需求转向消费需求，并且也提出了要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和加快城市化的要求。
问题在于，结构调整需要突破许多重大的体制障碍和重新调整利益分配关系，这些事情谁来做和怎么做，到目前为止仍缺乏整体方案和具体实施方案。当然也不是一点事都没做，比如今年调高了个税的起征点，但是仅仅相当于提升了0.3个百分点的居民消费比重，同新千年以来12.6个百分点的居民消费率下降来说，根本是杯水车薪。
我之所以说到2013年中国经济才有可能到达低谷，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将是国内产能过剩矛盾最严重的时刻，也是国际经济危机最深重的时刻，形势将逼迫中国必须进行重大的结构调整，舍此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有人说是不是会搞新的“四万亿”与“十万亿”刺激计划，我认为是没有可能的，因为2009年以来中国的刺激计划，是在已经严重不合理，或者说已经严重过剩的基础上继续刺激供给增长，而基本上没有通过调整释放出已经被长期压抑的国内需求，这就是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会再度向下的本质原因。所以我敢预言，下一次中国再度走出低谷，一定不是靠的继续扩张已经显著过剩的现存供给结构，而是靠从分配关系和城市化这两个角度入手，释放出中国的内需，从而使中国经济再度回到高速增长轨道。
有人说我的这些看法是“短期悲观、长期乐观”，这样的评价我很接受，因为中国经济本身就是“短期过剩、长期不足”。拿城市化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在人均4、5千美元的时候只有1/3的真实城市人口，之所以用“真实”两个字，是因为在剔除掉2.5亿农民工后，目前中国的城市人口就只有4.5亿。而若把中国的城市化率提升到85%这样一个与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相称的程度，中国就会新增8亿城市人口，几乎是目前的2倍。可以试想一下，在4.5亿城市人口的时候，用净出口比重衡量的中国产品净剩余，最高峰时也只有不到9%，如果城市人口是目前的3倍，中国不仅不会过剩，还会严重不足。
实际上，从长期看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难题不是需求问题，还是供给问题，因为需求方面的问题产生于体制和发展战略，这都是中国人可以自己决定改与不改、变与不变的事情，但是相对于未来15亿人口的中国来说，为实现现代化所必须消耗的资源蕴藏量是严重不足的，自己不够只能到国外拿，这就不是中国人都能做主的事情了。新千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崛起，世界的资源供给已经走到了一个从过剩到不足的新阶段，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国际油价从新千年初的十几美元上涨到最高近150美元，其中虽有国际游资的炒作，但供求关系变化也是重要原因。
次债危机使美欧等发达经济体陷入了长期衰退的境地，2009年发达国家的整体石油消费第一次出现负增长，在美国甚至倒退回十年前的水平。如果未来危机会继续深化，发达国家的资源消费就会继续处在低迷状态，而中国经济正是会在未来15年内走完工业化道路，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而能否把握住这次机会，就看我们是否能调整好经济结构，为今后的长期高速增长释放出需求动力。
五、 明年通胀、地产、股市和宏观调控等相关问题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已经说过，在美国目前是把危机的实际情况掩盖起来，所以能够避免市场恐慌所形成的爆发式危机，而在欧洲，危机有一半是德法人为加剧的，因此带有可控的性质，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全球金融危机所引起的衰退不会是像上次那样，是爆发式的“硬着陆”，而是呈比较缓慢的下跌趋势。而由于中国的结构调整还没有真正展开，增长在目前阶段还主要是受外需影响，所以，如果世界经济的表现是缓慢下滑，中国经济的下行趋势也就应该是逐渐的，而非像2008年下半年那样，是突然的。
由于进入四季度以来经济的下行趋势开始明显，消费物价和房价也出现了向下势头，因此宏观调控也开始了从防通胀转向保增长的变化，最明显的动向就是下调了存准率。那么明年的物价是否会继续下行，从而为货币政策从紧到松让出更多空间呢?我认为未必。从推动消费物价上升的主要动力看，今年粮食生产喜获大丰收，因此今年11月份的物价不会像去年那样显著上涨，明年的总体消费物价水平也会因此受到一些抑制，但是从10月份的物价水平看，虽然整体物价水平在走低，但是粮价在大丰收的背景下并没有显著下降，因为整体消费物价水平的回落幅度是14%，但是粮价却只有6.5%。这说明，推动粮价上涨的基本因素，即人口增长与耕地减少的矛盾并没有消失，而是会长期存在，因此未来的消费物价还是会在以粮食为核心的食品物价推动下上涨。
从推动物价上涨的另一个因素看，前面已经说过，今年7月以后因为次债危机再度发酵，美国的金融机构急于在全球抓现金，因此出现了10月份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暴跌，相应使中国的输入型通胀趋于缓和。但是，当危机开始缓和，特别是美欧为了应对危机不得不持续增加货币供给，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就又会被炒高，比如目前油价就已经又回到每桶100美元以上了。所以我估计到明年二季度以后，中国的输入型通胀会再次变得明显。而综合国内外因素，明年的CPI指数应该不会低于5%，在明年四季度更可能向上破“6”。
这样就会给宏观调控带来难题，因为经济下行应是逐渐走低，到明年四季度经济增长率应该降到8%以下，通胀走高而增长走低，宏观调控就必须在保增长与防通胀之间做出抉择。现在看，在明年前三季度应该是增长率逐季走低，而通胀率也是“先降后稳”的趋势，这个运行状态不会使宏观调控的取向和力度发生太大变化，但是当四季度增长率向下破“8”后，宏观调控政策才会出现方向与力度的显著调整。
至于明年的股市，我认为会比今年好，有四点理由：第一是宏观调控已经开始转向，货币政策趋向宽松，对证券市场都是有力的提振;第二是货币条件虽然宽松但实体经济增长却趋于下降，这会使企业即便更容易获得贷款，也不敢轻易对实体经济投资，所以放松信贷首先会使货币流入虚拟经济领域。由于政府的房地产调控不会轻易放松，股市就会获得更多资本流入。这有些像2009年初的情况，当时就是在政府大幅度放松货币后，股市先于经济增长出现大幅反弹;第三是国际热钱会来得更多，因为美欧为了救市会增加货币供给，美国很可能会在明年一季度就推出QE3，但是由于美欧危机不断，经济持续萧条，企业获得了贷款在本国也没有多少投资机会，而展望全球，中国经济虽然缓慢下行，在金砖国家中也是最好的，所以还会成为国际热钱的首选。还是因为楼市的限制，热钱就会主要流入股市;第四是地方债问题需要一个出口。明、后两年是地方债的还债高峰，最近中央政府虽然让四省在作试点，但是让地方政府发数万亿元地方债几乎不可能。而地方政府并非没有好资产，就是地方政府所有的地方国企的上市股权，目前大约有15万亿元，相比10多亿元的地方政府债务总额，明显是资产大于负债的，因此如果中央政府让股市好起来，让地方政府可以出售部分国企的股权，就可以渡过这个难关。
政府的房地产调控已经进行了两年，到目前为止各地房价已经开始下跌，而各地出台的限购令也将在明年陆续到期。许多人认为政府会因此而结束房地产调控任务，而我则认为不太可能。因为第一，房价即便下降，一般也就是30%的幅度，对于大部分城市居民来说仍然是难以承担的。房地产调控是政府最大的“民心工程”之一，如果让房价明显反弹，老百姓不会满意，政府已经取得的成绩也会付诸东流。
有人把中国目前的房价下跌与美国的次贷危机类比，说房价大幅度下跌也会导致中国经济“崩盘”，我觉得这样的提法太有些言过其实。大家都清楚，美国爆发次贷危机的原因从宏观看，是次贷所占比例太高，足以产生全局性影响，从微观看，则是许多美国居民的负债水平超过了偿还能力。在中国情况则远不是如此，首先，根据央行数据，到2010年末中国的房地产业贷款余额只有7.4万亿元，只占年末全部贷款余额的15%，而美国仅次级房贷就已接近美国全部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10%，全部房地产贷款则超过全部贷款额的一半。其次，到去年末个人按揭贷款是4.8万亿元，占房地产贷款总额的65%，而中国的房贷却是最优质的银行资产，有数据显示，中国全部贷款的违约率在6-7%，而房屋按揭贷款的违约率只有2.5%。并且从上海的情况看，按揭贷款户的还款额普遍超过了60%，因此即使违约率提升一倍，也只会使银行不良贷款增加数百亿元。从房地产商角度看，由于前几年赢利丰厚，都积累了大量资金，因此短期的楼市低迷不会动摇根本，出现大面积的倒闭潮。最后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房地产在中国经济总产出中的比重远低于美国，2008年在美国是12.5%，中国则只占5%。这说明，中国的房地产业即使出了较大问题，也不会向美国那样，引起全局性的大震动。
由于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年后城市人口将会是目前的三倍，因此中国的地价与房价都是长期上涨趋势。在目前阶段，由于没有大量保障房供应，放弃限购就会导致在强劲的需求拉动下，房地产领域中的泡沫一浪高过一浪，但是当两年后每年都会有数百万套保障房供应的时候，就会对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形成有力保护，对商业地产的限制就可以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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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将是中国经济自高转低的一年，生产过剩矛盾的日益显露是挑战，国际经济的持续低迷则是机遇，放眼全球，美、日、欧三大经济体都没有很好的出路，其他“金砖国家”在全球性需求收缩的压力下，也会相继陷入低迷，只有中国在内部仍然酝酿着高速增长的动力。中国如果出现严重衰退，不会是因为外部的需求原因，而只能是因为自身的调整不及时、不到位。所以，抓紧时间制定好调整方案，在目前是最为迫切的事情了。(：王建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本文发表于2011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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