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形的手”到“无形的脑”：中国应当选择什么样“市场经济”？
谭伟东
中美战略研究院 总裁
亚当·斯密把市场经济的自行资源配置能力形容为无形的手。意指自利的经济人，根据市场价格起伏波动，决策市场和产业进出和投放量增减，从而决定资源配置。其中，后来的萨伊定律，更加极端：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其又为经济学借助价格和利息两大机制，调整市场和储蓄，达到市场和投资双重出清与均衡。最后就是经济学的商品、劳务、要素（资本）和货币四大市场交互作用，完成无形的手的“一般和局部均衡”。不幸的是，这一套田园牧歌式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画面，不但被不断的商业景气的危机和萧条所抹黑，而且在1929-33世界大危机、大恐慌时，被残酷的现实打的粉碎。凯恩斯新经济学和罗斯福新征同时在理论和实践上向传统主流经济学发起进攻。而对西方经济学致命性的彻底颠覆，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全面胜出：经济速度、经济效益、财富分配与社会平等、社会动力、社会幸福指标等等全面胜出。奥斯卡·兰格同哈耶克三十年代的大论战，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是以计划经济派的绝对优势胜利而告终。尽管，哈耶克并不甘心，继续发动对凯恩斯经济学的冷嘲热讽，但其应着寥寥，颇为无奈更无趣。哈耶克后来走红当然不是凯恩斯早逝的结果，而主要是西方滞涨困境和西方战略调整要求所需。
中国现实和理论上的市场经济模式实际上极为丰富多彩。其中，（1）毛泽东时代的“市场商品经济”是大计划大物资大财政下的结构和风险适宜的市场实现和调节性的社会商品经济，比斯大林模式在中央和地方，沿海和内地，国有和集体，国家和个人等等经济驱动和公平交易方面，都要更加科学、有效和灵活。问题是计划投资冲动时有发生，可能出现长官意志，经济效益可能会重产值而轻价值，演化到一定阶段会形成相对僵化格局，但所有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经济速度、效益和结构上的实质性问题，而这样的经济机制具有极大的综合竞争优势和赶超优势，同时还兼具平等和高福利低风险的制度性好处。（2）陈云主张的鸟笼经济是改革开放初始的追求经济模式。优点是既兼顾了毛泽东时代的国民经济机制基本优势特点，又适当把国家和政府，在宏观国民经济大棋局中，一时还无能为力的方面，有选择地交给市场和多种阶级成分去“拾遗补缺”，从而发挥计划和市场在严格结构规范下的各自的积极性。经过毛泽东时代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和高水平积累，出现一定程度上的民生短板和生活欠账问题，做必要的缓解和调整是应该的。（3）现行的市场经济基本上在循着港台模式、新加坡模式、欧美模式，一步步形成了完全的市场经济。计划已经为五年规划取代。产业政策已经除了金融政策之外和有限的进入政策，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市场规范和规制约束。产权结构随着改制和资本市场，私有化在除了屈指可数的国民经济命脉产行业外，可以说基本上彻底胜出。国际化和全球化，在汇率政策下和WTO框架下，特别是外资资本和氛围极度膨胀，形成了一种国内国际联动的世界市场经济格局。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在贸易、收益结算、产业和技术依赖、能源和原材料依赖等等方面，都走向极端，风险剧增。美国和西方世界在这样的中国全方位门户开放经济之下，获得了巨大的实质性的好处。美国搭上的是数字化的贸易赤字，但又通过资本市场完全吸纳回笼。中国经济失去了动力自主驱动能力的同时，还丧失了自我反制的自主减弱对外依存度的经济能力。（4）中国古代商品市场经济。近代史，特别是鸦片战争以降，西方列强的残暴强势征服，不但获得了物质和技术“优势”，而且在人文和精神文化心理上，使得中国由阴影迅速变成反思，进而挖祖坟并彻底完成自我否定。进而中外合流，把无法掩盖的中国经济史上的优越与强势（发达、先进、长期领先，也自然出现高度平衡陷阱），变成中国近代资本主义萌芽说，把唐宋中国工业革命和现代化进程，直接改写成夭折的历史插曲。其实，中国商业化、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科技化，大体上一直到1860年，甚至最迟到80年左右，都是领先于世的。如若没有西方世界的强制性征服和彻底清剿式掠夺，中国经济模式和奇迹，则应当绝对非西方现行模式所能够比拟。东亚雁阵经济社会模式，依旧还有中国古典经济模式的影子。日本和南韩，所谓儒家人文经济，基本上不是西方市场经济学说可以解释的。古典市场经济的问题是系统化科技教育革命支持不足，但却是货真价实的可持续性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
“无形的手”实际上是斯密想用一种象征手法，揭示出市场网络经济的价值和价格表面上无序的自组织性状，暗示出老子的无为无不为的有序来自于无序的秩序制度思想。哈耶克把其思想学说的源头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斯密的思想直接来自于被称之为当时的欧洲孔子的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间接来自于魁奈继承的老子思想。
不过，斯密由于不是一流的哲学家、思想家和理论家，并没有看透他的道德情操和自利自为这对斯密二律背反的深层对立统一，因此，还是流于表象和皮毛。无形的手被市场结构分割为无数的区隔市场，变成无数的非同质，不流动，不可换算的封闭经济体。无形的手原本想隐喻的隐性理性和社会计划调度配置，变成了无数的无形的利益杠杆，大肆鲸吞掠夺社会经济财富，并在周期性的非理性投资生产过剩的波动痉挛中，维系经济机制和社会经济再生产。马克思和熊彼特从不同的视角对此加以解释。马克思的结论是制度更替，即资本主义为自己准备了掘墓人，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替代。熊彼特却是带有赞誉性的“创造性的摧毁”（constrctive-distruction），靠创新及其生命力和周期成本强制性调整灾难，来维系资本主义存在。美国当代左右白宫经济政策的萨默斯最近发文，对资本主义的问题诊治和药方给出答案，但甚至没有超出当年凯恩斯的境界和水平。科学倒退，人文凋敝。
罗伯特·耐特则从国际化、全球化的看似超级理性，实际上又充满不确定性和非理性的当代、当下全球疯狂中，发现了更大的悖论和忧患，他为此创造了另一个对应的术语，看不见的社会头脑：“看不见的社会头脑时有时无、然而持续不断地将各种意向相互结合，最终形成一个更大的头脑，这是历史的核心主体。这一过程—构建了一个全球的大脑—我们今天亲自眼目睹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带来各种破坏性的然而最终一体化的后果”。耐特的抽象和哲学涵括，当然远远不及黑格尔的历史意志和绝对精神，同马克思的分工协作范畴对应的社会化大生产和再生产两大部类平衡经济，就更是不在一个层次上。不过，看不见的脑毕竟还有一定的指代价值。
这就是说，工具理性价值观下的科学上帝，技术众神，在资本魔鬼下，同政权、暴力、文化结成同盟，无形的脑要比无形的手更加无孔不入，丝丝入扣，赶尽杀绝。
看不见的手，其后的市场经济秩序，在资本主义全部架构和价值体系及其驱动机制下，必然走向看不见的脑。耐特肯定不晓得，也许根本就读不懂阿罗不可能定律。但相信他对该定律和社会选择统一一律不可能，应该可以理解并接受。因此，巨大的看不见的全球超级大脑，只是一个围绕着全球特殊利益集团和超级统治精英及其阶级意志的，又被科学和信息，国家政权和跨国组织，特别是跨国公司所操纵的无处不在的大脑。斯密天真地以为的连垄断都不和其规范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非但没有演化出一种合成高福利社会经济机制，反倒发展成为远远超出一般垄断的世界性的社会大脑，其科学精确地规划和把持着全部世界财富走向和分配享受趋势。甚至决定着世界解体和人类未来命运。因为，在当代世界科技和物质技术条件下，摧毁人类家园地球，并非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韩德强对张维迎、茅以轼的批判是恰如其分和十分中肯的。他们无论就任何意义而言，对中国历史和现实，对历史各国文明历史和现实的市场经济，对西方市场经济学说体系，都压根就不懂。一知半解，囫囵吞枣，装腔作势而已。价格双轨制也能获得经济学创新奖，真让世人笑掉大牙。中国经济学创新奖最好颁发给管子，他首开世界官方性产业先河。比之黄埔平们要早将近三千年。不过，以我们认知的管仲，其一定会断然拒绝。就如同把孔子奖颁给普京一样的结局。
毛泽东和陈云的计划经济主导，市场经济辅佐，是符合中国国情，合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并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主义经济机制和资源整体优势，实现跨越式彻底赶超，也同时在经济繁荣和增长的同时，牢固地保持社会主义自身经济结构和制度优势，最大限度保证人民大众根本利益和全面提升社会福利品质的经济机制。
无形的手机制只会带来经济高度两极化的最终崩溃性大无序。无形的手在当今世界国际帝国主义体系之下，只能变成全球化的看不见的社会大脑。中国被人家卖了还兴高采烈地帮人家数钱。回归毛泽东-陈云社会主义计划-市场耦合经济机制，在目前经济格局下无法一步到位。需要分两步或三步，实现渐进分阶段转轨。华西、重庆模式、浙江模式都是可以推广的阶段性转型的具体运作机制。中国急切需要经济和经济学双重革命，不过真正大智者不在当今的学界，而是孕育于整个中华经济第一线的优秀儿女的自发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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