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凯恩斯和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同角度

斯密、凯恩斯和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同角度：

长期、短期和超长期*

郭广迪

   摘要：斯密、凯恩斯和马克思这三大经济学家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同角度可以分别用长期、短期和超长期来表示。凯恩斯的短期分析与斯密的长期分析的共同点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既定前提，分歧仅在于资本主义经济是否能够自动实现充分就业均衡。马克思的超长期分析与斯密的长期分析和凯恩斯的短期分析最根本分歧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否必将走向灭亡。在二者之间存在根本分歧的前提下，从马克思经济学的视角看，对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分析和短期分析并非毫无意义，而且是必要的；从西方经济学的视角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超长期分析也有重要借鉴意义，并对其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资本主义经济  长期  短期  超长期

[《经济评论》2009年第2期]

一、引言

美国经济学家海尔布伦纳和瑟罗（2001）认为，“要想真正掌握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最好的办法就是去阅读三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和梅纳德·凯恩斯”，了解这三位经济学家在“看待资本主义时都看到了什么”，因为“他们的看法仍然界定了经济学领域”。斯密、马克思和凯恩斯在研究同一个对象——资本主义时，为什么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呢？这两位经济学家的解释是：“伟大的经济学家们都是他们时代的产物：斯密，乐观主义的早期的资本主义的产物；马克思，最黯淡的工业时代的牺牲品的代言人；凯恩斯，是资本主义更晚期的产物，大萧条的产物”（海尔布伦纳、瑟罗，2001）。这种解释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们所处的时代与这三位经济学家所处的时代都有所不同，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看法为什么现在还能界定经济学领域呢？而且，虽然时代不同，但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是不会改变的，否则他们所看到的就不是同一个对象，因而他们的看法也就没有可比性。所以，问题并非仅仅在于时代的不同。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借用凯恩斯的一句名言——“长期内我们都会死去”[1]，他的这句俏皮话是针对“凯恩斯革命”的对象——当时西方主流经济学[2]所继承和发扬的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中的自由放任思想及其政策主张而说的。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凯恩斯本人认为，古典经济学[3]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是一种长期分析，而他自己则注重的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短期分析。当然，凯恩斯并没有说明他与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与斯密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角度有什么不同。不过，从马克思的结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看，相对于凯恩斯所说长期而言，马克思就是从一种超长期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经济。

本文拟对斯密、凯恩斯和马克思看待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同角度进行对比分析，以说明马克思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之间的关系。

二、凯恩斯的短期分析与斯密的长期分析

凯恩斯那句俏皮话的含义是：虽然从长期看，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会自动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的理论是正确的，但是，这种关于长期的理论及其自由放任的政策主张并不能解释和解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的短期问题，如生产过剩和失业问题，而这些短期问题才是现实经济生活值得人们关注的问题，即“在暴风雨的季节里,他们(指那些注重于长期均衡的经济学家们)所能告诉人们的仅仅是暴风雨过后,大海将恢复平静而已”[4]。所以，他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序言中强调：“古典派理论的各前提，只适用于一种特例，而不适用于通例。它所假定的情况是均衡诸可能位置的一个限界点。而且这种特例所含属的性质，恰不是我们实际生活中经济社会所具有的”（凯恩斯，2006）。正如鲍莫尔（1993）所说，凯恩斯留下的“部分遗产”是“对短期的关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则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考虑长期均衡”。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长期和短期的含义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长期和短期是有差别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中长期均衡和短期均衡的区别是马歇尔最先提出来的（帕尼科、彼得里，1996），但他所界定的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区别，并不是人们在引用凯恩斯那句俏皮话时所说的古典经济学的长期与凯恩斯经济学的短期之间的区别。马歇尔的区别是：在短期内，“生产者必须利用其现有的生产设备尽量来使供给适应需求”，即生产设备等固定资产数量和结构不能调整；而在长期中，“生产所需要的设备的数量是根据对这些设备的需求量进行调整的”（马歇尔，2005）。而且，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基本上沿用马歇尔的这种区分，并多次运用“长期均衡”和“长期预期”的概念（凯恩斯，2006）。然而，凯恩斯在那句俏皮话中所说的古典经济学的长期是指，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既定的前提下，当出现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或非自愿的失业时，如果政府不加以人为的干预，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最终总会出现充分就业均衡的结果，或者说，具有趋向于充分就业均衡的长期趋势；相对于作为长期趋势的充分就业均衡“特例”而言，他的短期是指如果没有政府干预，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趋向于充分就业均衡过程中，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得不面临的非充分就业均衡“通例”。

所以，在本文中，斯密的长期是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凯恩斯的短期是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内给人们现实经济生活带来具体影响的各个特殊的时期；马克思的超长期则是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产生、发展和最终消亡的人类社会发展时期。

应当强调的是，凯恩斯的短期分析和斯密的长期分析都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或市场经济体制为既定前提。

斯密的长期分析所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美性，他“关于市场体系的看法导致了自由放任的哲学，并引导了该体制自身产生增长和内部秩序的本质倾向”（海尔布伦纳、瑟罗，2001）。从萨伊定律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的实现条件，斯密 “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被发展到极致——市场经济体制是完美无缺的。但是，与此同时，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市场机制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也越来越显现出来，直到震惊世界的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爆发。

作为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产物的凯恩斯理论，对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理论及其政策主张的否定，并不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否定，而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既定前提，说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非完美无缺，或市场机制并非是万能的。凯恩斯认为，通过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可以弥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缺陷，因而被称之为“修理资本主义的工程师”（海尔布伦纳、瑟罗，2001）。

三、马克思的超长期分析与斯密的长期分析

如果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比作大海，那么，在以现存的大海为既定的前提下，斯密从长期的视野看到的是大海的平静，凯恩斯从短期的视野看到的是大海的惊涛骇浪。马克思则超出他们的既定前提，从一个超长期的视野看到的是大海的形成、发展和“沧海变桑田”的未来。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者最大的分歧就在于是否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万世千秋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恒存在，它只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斯密通过其“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对市场运行机制进行了充分论证，以说明其优越性。马克思则认为，“仅仅理解市场的运行是很不够的”，“人们还必须了解市场机制是如何出现的，又是如何发展的”（埃克伦德、赫伯特，2001）。因此，马克思的超长期就是指超越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既定前提所包含的历史时期。

不过，如果仅从市场经济如何运行的角度看，马克思并没有完全否定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正如曼德尔（1996）所说，“亚当·斯密说过‘看不见的手’，而马克思则用‘价值规律’来表达此意”。因为，马克思认为，相对于中世纪的自然经济和小生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无比优越性：“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它“揭示了，在中世纪深受反动派称许的那种人力的野蛮使用，是以极端怠惰作为相应补充的。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所以，“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1972）。在熊彼特（1979）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成就”的这种“赞扬”，甚至比“许多彻底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多走了一步”，以至于他自己能够“说到的资本主义成就”也“不过是这些，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了”。

当然，马克思“赞扬”资本主义的角度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同，他“对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毫无兴趣”（海尔布伦纳、瑟罗，2001），他的“赞扬”所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5]。在此前提下，“马克思对‘看不见的手’这一概念的评论，主要不是关于市场经济如何运转，而是首先强调这种运转不是永恒的，不是人类本性中内在的，而是由特定的历史环境所创造出来的，是特殊的社会组织的一种产物。它出现于历史进化过程中从前某一个阶段，同样，它必然会在将来某个阶段自行消失”（曼德尔，1996）。所以，当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彻底战胜自然经济和小生产之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仍然将资本主义经济当作完美无缺和万世千秋的经济形式加以赞扬时，马克思将其称之为“庸俗”。

四、马克思的超长期分析与凯恩斯的短期分析

凯恩斯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之间是否存在共同点呢？“凯恩斯革命”发生后不久，新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罗宾逊夫人（1962）认为，在认定“资本主义蕴含着它自身崩溃的种子”这一点上，“凯恩斯体系与马克思体系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二者都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非完美无缺。

萨缪尔逊(Samuelson，1967)曾将凯恩斯列为对马克思评价最低的经济学家，因为凯恩斯将《资本论》贬为“红色书屋中的污浊的垃圾”。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是否受到过马克思的启示，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不过，凯恩斯本人还是承认，“马尔萨斯曾经为之斗争的有效需求”思想在主流“经济学文献中完全不见踪迹”，却存在于“不入流的卡尔·马克思”等人的“地下社会之中”（凯恩斯，2006）。另外，罗宾逊夫人和伊特韦尔（1982）认为，波兰籍经济学家卡莱基[6]实际上也是“凯恩斯革命”的发动者之一，而且他的“分析是依据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动态学”。

凯恩斯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之间的主要分歧又在哪里呢？罗宾逊夫人（1962）认为，二者的“分歧在于积累和分配理论。马克思主要同长期动态分析有关，而现代经济学理论还没有超出短期分析的局限”。不过，她在这里所说的“长期动态分析”并非本文所说的超长期分析，而是指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经济增长理论或经济发展理论。从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分析的不同角度看，马克思的超长期分析与凯恩斯的短期分析的根本分歧在于：凯恩斯作为“修理资本主义的工程师”认为，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缺陷可以通过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加以克服；而“对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毫无兴趣”的马克思则认为，“无论是经济政策还是其他一些措施”“都无法补救”资本主义制度所导致的问题，“这些问题将继续恶化并最终毁灭资本主义经济”（普雷斯曼，2005）。也就是说，虽然凯恩斯和马克思都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非完美无缺，但是，他们两人所认定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缺陷是不同的：凯恩斯从短期的角度看到的是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政府干预加以弥补的缺陷；马克思从超长期的角度看到的则是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本身的缺陷，因而是资本主义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

马克思是否认为凯恩斯主义的任何政策措施对于解决现实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的短期问题如失业或通货膨胀都是毫无作用的呢？因为凯恩斯经济学产生于马克思经济学之后，这个问题我们只能间接地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出发加以说明。

马克思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形态最终将走向灭亡，但是，“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马克思，1972）。资本主义当然也不例外。所以，以“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运动规律为“最终目的”（马克思a，1975）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为使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充分发挥出来而已经采取和将要采取的方式——股份公司和国家干预等，也进行了探讨。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成为“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首先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而且，这一矛盾在“现象上”将表现为“要求国家的干涉”（马克思b，1975）。这就是说，按照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股份公司、国家垄断或国家干预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不适应社会化生产要求的产物，是现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其许可范围内不得不进行的调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1972）中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表述得更加明确：“某些生产资料和交通手段一开始规模就很大，它们，例如铁路，排斥任何其他的资本主义形式。……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然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他还特意在“国家不得不”之处加了一个注释：“我说‘不得不’，因为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应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由目前的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的进步，才意味着达到了一个新的为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做准备的阶段”。恩格斯这个注释包含有以下两层含义：第一，当股份公司也不能适应社会化生产力时，国家就不得不承担起对社会生产的领导，用凯恩斯主义的话说就是国家就必须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第二，只要是适应社会化生产力要求而出现的国有化或国家干预，而不是带有封建专制色彩的国有化或国家干预如俾斯麦、拿破仑式的国有化，即使是由现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来实施，它也意味着经济的进步——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要求。

西方发达国家在“凯恩斯革命”后所实行的包括国有化在内的国家干预，区别于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和俾斯麦、拿破仑式的国家干预，就是恩格斯当年所说的“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承担的任务，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适应社会化生产力的要求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由此可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这种国家干预对于解决现实资本主义国家所出现的短期问题如失业或通货膨胀，并非毫无作用。如果说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采取国有化措施和各种宏观经济政策对于解决短期问题毫无作用，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接受以下两个方面的逻辑结论：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所预见的“意味着经济的进步”的资本主义的国有化或国家干预根本不可能出现，因为资产阶级不可能干对自己毫无作用的事；第二，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对于其早期而言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完全不适应社会化生产力要求的情况下所取得的，或者说，资本主义私有制能够完全适应当代高度社会化生产力的要求。显然，这两个结论既不符合事实，也有悖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资本主义国家应当怎样干预经济生活即如何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才能最有效地解决现实中诸如失业或通货膨胀之类的问题呢？这是当代西方经济学者所关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而 “对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毫无兴趣”的马克思，对于这类为具体的资产阶级政府出谋划策的问题当然就更不感兴趣了，他所感兴趣的是从超长期的角度看这些措施对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都是无济于事的。

五、从马克思经济学的视角看斯密的长期分析和凯恩斯的短期分析

马克思（1976）所说的“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在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之后的仍被现代西方经济学者称之为古典经济学的西方经济学（所谓“边际革命”之前），被马克思称为庸俗经济学。马克思区分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标准是：前者“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后者则“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复咀嚼科学的经济学早就提供的材料”， “只限于把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关于他们自己的最美好世界的陈腐而自负的看法加以系统化”并将其“宣布为永恒的真理”（马克思a，1975）。按照他的这一标准，现在被称之为新古典经济学的西方微观经济学无疑也属于庸俗经济学之列。

现在问题是，我们是否应当按照这个标准而对现代西方微观经济学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前面已经强调，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产生、发展和消亡这样一个超长期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他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提出是否庸俗的标准，而这一标准的关键则在于是否将有关市场经济如何运行的理论“宣布为永恒的真理”。在此前提下，马克思并不否认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如何运行的理论具有合理成分，因为他本人事实上也研究了市场经济如何运行的问题（埃克伦德、赫伯特，2001），尽管他研究这一问题的目的和角度与西方经济学者不同。前面已经提到，马克思关于价值规律如何自发刺激商品生产者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如何自发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社会各部门之间的分配的论述，实际上就是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另一种表述。又如，马克思对部门之间的竞争如何导致平均利润率形成的分析，也类似于现代西方经济学对于完全竞争市场长期均衡的分析，他对于市场进出自由这一完全竞争条件的分析甚至更为全面，不仅包括资本本身自由转移的条件，而且还包括制约资本自由转移的劳动力自由转移的条件。另外，他在提出了这些条件之后还特别指出：“关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说明，属于专门研究竞争的范围”（马克思b，1975）。显然，他并不认为专门对竞争这一类有关市场经济如何运行问题的研究本身是庸俗的或毫无意义的。

可见，马克思所说的“庸俗”并不是指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本身的研究，而是指为了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而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描绘为完美无缺和万世千秋。

相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何运行这个长期问题，凯恩斯经济学以及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所研究的失业和通货膨胀等短期问题和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等长期问题都属于本文所说的短期问题。如果说为了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而将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何运行的理论“宣布为永恒的真理”是庸俗，那么，认定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国家干预挽救资本主义命运的凯恩斯经济学当然也属于庸俗之列。不过，这是否意味着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问题的研究都是庸俗的或毫无意义的呢？也不是。马克思本人就研究过资本主义的宏观经济问题，除了前面提到的对资本主义国有化的预见外，他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中所研究的就是一个典型的宏观经济学问题，而且，一些现代西方经济学者认为，“哈罗德有保障的经济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公式的意思，已经包含在马克思对扩大再生产模式的研究之中”（参见朱钟棣，2005），萨缪尔森（1982）也承认：“马克思很早就察觉到哈罗德在今天所证明的事情：如果一个模型增长得够快，那末，它自己可以形成一个有保证的自然增长率，如加速数—乘数的模型所示”。另外，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十七章“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的结尾处表示，在“以下几章”，他“还要提出一些专门属于经济学方面的意见”，这些章的内容是“流通手段和资本”、“银行资本的组成部分”、“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信用制度下的流通手段”、“通货原理和1844年英国的银行立法”和“贵金属和汇兑率”等金融学（包括国际金融）问题，马克思在论述这些问题时大量引用了包括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内的西方经济学家以及一些银行家的观点，并与之展开讨论，但在讨论中他并不是从是否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角度批判这些观点，而是从纯粹经济学或金融学的角度对这些观点进行评价或批判（马克思b，1975）。

所以，虽然马克思对为资产阶级政府出谋划策不屑一顾，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反对研究和讨论与资产阶级政府如何应对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等短期经济问题相关的宏观经济学问题。在他看来，是否“庸俗”表现在是否认定解决短期问题的这些经济理论和政策措施能够挽救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而不表现为是否认为这些经济理论和政策措施对于解决短期问题是有效的。

六、从西方经济学的视角看马克思的超长期分析

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角度看，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超长期分析是不是完全不能接受或毫无意义的呢？对于这个问题也不能简单地下结论。虽然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不可能或不愿意接受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结论，但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长期分析的一些具体理论和分析方法，他们却有可能接受并事实上已经接受。海尔布伦纳和瑟罗（2001）指出，“许多经济学家不能接受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变迁的重要动力的诊断，或他关于最终走向社会主义的诊断”,但是，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看成是一个具有内在紧张的体制，并把资本主义看成是一个由这一紧张的后果所驱动的演化过程。很少有人能够否认这一看法的合理性”。熊彼特（2001年）则认为，“一个人可以完全接受马克思的分析理论，但在实践上却可以是个保守主义者”。

当然，西方经济学者有条件地接受马克思超长期分析的某些具体结论和分析方法，并不是从马克思的立场或角度出发，而是从他们自身的利益出发。当代西方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第10版）》（1982）中曾将马克思的“纯经济学的方面”放在名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初步”的附录之中，他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也不可能是向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在这个附录的结尾处对其目的表达得非常明确：“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很大”，“它是一面可以用于分析批判的棱镜。通过这面镜子，主流经济学——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毫不留情地检验其理论”。这就是说，他们是站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立场上研究、介绍和评价马克思经济学。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近年来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接纳的两个重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均被西方经济学者认为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

公共选择理论方法论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将经济人假定延伸到政治领域，即假定执行国家干预政策的政治家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所以，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1992）早就指出，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历史的经济解释”中可以“看到今天的公共选择理论的萌芽”。公共选择学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布坎南（1989）本人也表示，一些“对市场的运行方式确实非常模糊不清的人”，将市场经济“看作是某些人通过它来控制和剥削其他人的体制”，而“马克思的不朽天才恰恰在于，他对这种无知的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或市场秩序所可能产生的反应，有着敏锐的理解”。布坎南在这里所说的“无知的知识分子”是指那些误认为是人的行为决定制度或体制的人，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历史的经济解释”则正好相反——是制度或体制决定人的行为。所谓“对历史的经济解释”，就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唯物史观一个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显然，它是马克思超长期分析的一个基本方法。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超长期分析也影响着以科斯和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科斯在其代表作《企业的性质》一文中运用交易成本概念探讨了企业是怎样产生的这样一个长期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忽视的问题。日本经济学家山口重克（2007）认为，“长期以来”，“很多主流经济学者更重视市场问题而不是劳动和企业问题”；只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研究”了“被国际上的主流经济学所忽视”的“劳动、所有权以及支配问题”；不过，“最近各国主流经济学派似乎也终于开始注意到自己研究视野上的局限”，“被传统新古典学派长期忽视研究的劳动和企业问题”已经“在现代市场经济研究中有着重要意义”。他这里所说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视野的扩展，就包含着对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产权理论等的接纳。可见，无论科斯本人在探讨企业产生的原因时是否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马克思的影响，目前西方经济学者对这类问题的研究都是“起源于马克思的研究”（山口重克，2007）。诺思在其制度变迁理论的代表作《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994）中则明确表示，“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马克思的框架与新古典的方法相比，其中已加进了对长期变化的更深刻的分析”。企业如何产生和制度如何变迁，都是与马克思在超长期分析中所关注的资本主义从何而来和将去何方相关的问题。

另外，对于很多现代西方经济学者来说，如其说是他们不可能相信马克思的超长期分析的结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不如说是他们是不愿意关注马克思的超长期分析所探讨的问题——资本主义是否必然灭亡。正如美国经济学家雷诺兹（1990）所说，“马克思力图探讨的，是政治—经济制度的历史变化以及（如他所认为的那样）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的不可避免的转变”，对此，“大多数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会说：‘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能产生成果，这也是别人的事，而不是我的事’”。这些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在这里所说的“别人”指的就是后人，他们对于马克思的超长期分析的态度，与当年凯恩斯对于斯密的长期分析的态度类似——从超长期看不仅我们都会死去而且我们儿子、孙子都可能死去，所以，没有必要去关注“沧海变桑田”的遥远未来。

最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对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超长期分析并非持完全否定或置之不理的态度，还可以从以下事实中得到佐证：在现代西方学者编著的经济思想史著中，“给马克思以一定的篇幅并另辟一章是很有道理的传统”（罗尔，1981）[7]；这些经济思想史著作的，将马克思视为经济思想史中的重要经济学家之一（Blaug，1997）（Heilbroner，1986）（Canterbery，2001），甚至将马克思与斯密、凯恩斯并列的三大经济学家（Skousen，2007）；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1979）教科书中也将马克思列为“像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和普朗克变革了物理学一样”“改造了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之一。

七、结束语

以上分析说明，斯密、凯恩斯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之所以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是因为他们各自所站的角度不同。本文所说的长期分析、短期分析和超长期分析，就是指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同角度。马克思的超长期分析与斯密的长期分析和凯恩斯的短期分析的最根本区别在于是否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既定前提。不过，我们不能反过来说，以是否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既定前提作为区分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庸俗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标准。因为，无论站在什么角度上或处于什么目的，在探讨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特征及其运行机制时，从方法论的角度看都有必要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为既定前提。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的循环与周转理论、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理论等，显然都是以纯粹的资本主义关系为既定前提。正如某些现代西方经济学者理解的那样：“虽然马克思相信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解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他仍然认为应该将资本主义的许多特殊的历史变迁环境看作是固定的或是既定的，以便研究这个体系的短期功能”（亨特，2007）。所以，二者的区别并不在于分析具体问题时在方法上是否以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既定前提，而在于从分析的角度或出发点看是否在观念上以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既定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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