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根良：世界经济大萧条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革命

世界经济大萧条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革命

贾根良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  100872）

本文是发表于《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2期的同名文章的底稿。

摘要：国际金融危机已经演变成为21世纪的世界经济大萧条，除了贫富差距两极分化这个基本原因外，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不同，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史无前例的支配、债务经济、美元霸权和跨国公司对世界经济的控制是此次世界经济大萧条新的根源。本文认为，缩小劳工和资本之间的收入差距、从金融经济向实体经济的转变以及保护主义的全面回潮最终将不得不成为解决这次大萧条的基本途径。目前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已经使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走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这种发展战略不仅使我国日益锁定在担水劈柴的国际分工地位上，而且也导致了美元霸权对我国经济的残酷剥削和掠夺。因此，为了应对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挑战，借鉴历史上发达国家脱贫致富的历史经验，本文提出了中国保护主义和内向型经济的总体战略，与之相配合，本文还提出了金融保护主义、与俄罗斯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破除美元霸权的对外经济发展新战略。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  世界经济大萧条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  美元霸权  国际经济新秩序

一、21世纪世界经济大萧条的五大根源与变化的三大趋势

笔者认为，由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作为先导的国际金融危机正在使世界经济陷入大萧条之中，发生于21世纪10年代的这次世界经济大萧条不会亚于20世界30年代的大萧条。这次大萧条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具有共同的原因，它们都是由贫富差距两极分化达到极限所导致的，这已经引发了许多国家的骚乱和政权更迭。但是，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相比，这次大萧条拖延的时间将更长，解决起来将更困难，因此，这次大萧条也更难以度过，原因就在于导致这次大萧条的四个新根源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所不具备的，这就是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史无前例的支配和控制、债务经济、美元霸权和跨国公司对世界经济的支配，这四个新的根源不仅难以治理，而且它们也将使解决作为大萧条基本根源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比20世纪30年代更加困难。

因此，由于过去30年新自由主义的破坏性影响，目前的世界经济出现了严重的五大结构性失调：第一，资本与劳工之间收入分配的严重两极分化，这导致了有效需求的严重不足；第二，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史无前例的支配和控制，它把投资引向了金融赌博，对生产企业产生了短期视野的压力，堵塞了目前所有国家通过恢复实体经济的支配地位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的道路；第三，债务经济，这不仅表现为美国许多家庭借债消费，从而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的重要根源，而且这种债务经济也使美国、欧盟和日本等陷入了主权债务危机；第四，美元霸权是世界经济动荡的主要根源。美元霸权建立的是一种类似于古罗马的掠夺和剥削体系，美国不仅靠发货币剥削世界各国人民，而且这种剥削行为也导致了美国产业空心化、大量失业和中下层的贫困化。第五，跨国公司对世界经济的支配。跨国公司把制造业大量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不仅导致了发达国家的失业率高居不下和中下层收入的停滞不前，而且也导致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正是这五大结构性失调导致了目前世界经济的大萧条，从而造成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可持续性。

显而易见，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世界正处于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之中，为了解决21世纪1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世界经济乃至各国经济亟需重大的制度改革。具体地说，这种改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各国都要以民生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驱动力，缩小劳工和资本之间的收入差距；第二，从金融经济向实体经济的转变，各国都要削弱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支配力量，缩小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的利润率差距。第三，各国都要采取保护以99%的中下层收入者利益为代表的国家保护主义措施，这包括破除美元霸权和抑制跨国公司对世界经济的支配作用，恢复国民经济对国际贸易的优先地位。正如笔者早就指出的，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它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了只有利于国际垄断资本而对各国劳工不利的状态[1]，全球化的停顿和逆转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由于跨国公司对世界经济的垄断性支配结构，它通过“两头通吃”的方式把绝大部分收益都集中在了垄断资本的手中：一方面，跨国公司通过卖主垄断排除了在最终产品市场上的竞争；而另一方面，它同时又在生产者市场创造了买主垄断，迫使发展中国家生产者的产品价格不断被压低，其结果是：技术进步的成果基本上大都以利润形式转移到了世界经济中作为中间商的跨国公司手中，这不仅没有增加发达国家消费者的购买力，而且也导致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和农民的收入长期停滞、甚至下降，这就是为什么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们可以观察到：在世界贸易高速增长的同时，各国劳动者的收入增长缓慢。跨国公司不仅造成了发展中国家、而且也造成了发达国家的内需严重不足，是资本与劳工之间收入分配严重两极分化的重要成因。因此，要解决21世纪的这次大萧条，世界各国都必须恢复国民经济优先于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则，这是我为什么说保护主义的全面回潮最终将不得不成为解决这次大萧条的重要途径的基本原因。

二、我国“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经济发展战略的穷途末路

目前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已经使我国“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发展战略走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中国目前实行的以发达国家市场特别是美国为主体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实际上是对东亚四小龙的机械的和教条的模仿，笔者已经对这条发展道路给目前的中国所带来的严重危机进行了详细的讨论，[2]此不赘述。掌控高端产业及其技术是步入发达经济的必由之路，而我国不可能按照所谓雁阵模式，在出口导向型经济中按照比较优势通过产业的逐步升级达到高端产业的，因为发达国家没有办法为我国的高端产业提供庞大的市场，他们也决不会为我国高端产业的发展提供市场，相反跨国公司总是要千方百计地把中国压制在价值链的低端。因此，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来说，日本人提出的以日本经济为领头雁的雁阵模式实际上是一种现代版的殖民主义经济结构，在世界经济特别是东亚地区中，它使中国固化在了“日本掌控高端技术和资本品、韩国提供资本品和中间产品，而中国则提供劳动密集的低端产品”这样一种担水劈柴的国际分工地位上。这就是目前中国的现状。

在美元霸权的支配下，我国“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经济发展战略使我国成了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剥削和掠夺的对象。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在过去曾是重商主义时期的英国和战后日本以及东亚“四小龙”成功发展的道路，但是，美元霸权的出现已经彻底颠覆了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性质：美国生产不被任何实物支撑、只由美国军事力量支持的美元纸币，而世界其他国家生产美元纸币可以购买的产品。按照美元霸权的逻辑，只有在其他国家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对美国贸易存在着持续出超的情况下，美国才能通过印刷美元纸币，不劳而获地坐享别国的劳动成果。在这种情况下，出口导向型经济出口的越多，积累的美元储备就越多，被剥削和被掠夺的程度就越严重。由于我国推行“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经济发展战略，自20世纪 90年代末以来，我国实际上已经成为美元体系的主要支撑国，截至到2011年6月，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已经突破30000亿美元。我国外汇储备的激增和购买美债是中国经济中正在迅速扩散的癌细胞，它不仅导致了极难治理的通货膨胀，而且使我国的货币主权日益丧失，致使我国民营企业濒临绝境，并夺走了我国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农业补贴等方面所急需的资金。更为严重的是，我国购买美债的行为实际上是我国正在为美国支持“疆独”、藏独、台独、在中国周边建立围堵中国的军事基地以及周边小国“哄抢”中国提供资金，这实际上是中国自己出钱帮助美国政府从事颠覆中国政府的活动，我国的外汇储备和所购买的美国国债已经成为美国“金融核讹诈”的战略武器。[3]

三、保护主义与内向型经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革命

如果通过融入发达经济体的市场实现经济崛起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那么中国应该怎么办呢？美国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借鉴。19世纪落后的美国为了避免发达的英国经济对美国经济的掠夺和压迫，美国通过高关税保护和排斥外国直接投资与英国经济隔离开来，到了1894年，美国不仅成功地崛起为工农业帝国，而且美国具有极强竞争力的高端和新兴产业产品大肆入侵欧洲国家，以至于1901-1902年在欧洲出现了大量的图书，向人们拉响了警惕“美国化”的警钟。[4]与我国目前以自由贸易、依靠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导向型经济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战略截然相反，美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经济崛起却是在高关税保护、排斥外国直接投资和内向型经济的条件下实现的，突出的标志是美国领导了1875 年开始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和1908年开始的第四次技术革命浪潮。美国经济的崛起是在保护主义与内向型经济的条件下实现的，在目前世界经济大危机导致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不得不终结的今天，美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值得我国高度重视。

美国经验说明，经济活动的质量是国富国穷的决定性因素。如果不是通过掠夺性地开发自然资源，也不是通过掠夺别的国家，那么一国的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取决于什么呢？只能取决于通过科技进步开发大自然所带来的租金分享，而只有高端产业才是科技创新的载体，但我国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所从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几乎没有创新机会，是低质量的经济活动，当我国把这些高质量生产活动及其创新收益拱手让渡给发达国家的时候，社会各阶层收入提高和共同富裕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了，政府就必然要与民争利，资本家就必然要压榨工人，因此，就必然会在利润、工资和税收之间相互倾轧，这就是在目前的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正是按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以所谓低工资竞争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才造成了今天社会不和谐的局面。正是由于依靠外国直接投资和实行自由贸易，技术创新的绝大部分成果就被跨国公司所攫取了，所以我国各级政府就无法通过来自工商业税收的增加分享这种技术创新的收益，因此，不得不愈来愈靠出卖土地获取财政收入，从而成为房价越来越高的重要推手，这是我国土地财政得以产生的重要根源，也是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不断增加的深层次根源。

因此，借鉴历史上发达国家脱贫致富的历史经验，笔者提出了中国保护主义经济崛起的十大战略方针，这包括：第一，抓住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特别是要把资本货物工业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资料工业在国际经济中的领先地位作为奋斗目标。第二，提高关税保护水平，停止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的谈判，拒绝在中国推广转基因农产品技术，拒绝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第三，停止引进外资和回购外资企业。第四，重新恢复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基本方针，其目的是为我国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创造国内市场。第六，严格限制乃至禁止原材料和不可再生资源出口，并把资源型外资企业全部收归国有。第七，中国最大的“比较优势”在于丰富的人力资本和潜在的科技优势而非廉价劳动力，这为中国开发这种最丰富的要素禀赋并崛起为世界科技创新第一大国创造了别国难以匹敌的优势。第八，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特征的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要以工人农民的收入增长为引擎。第九，大力发展国内区际分工和区际贸易，以开发中西部为重点，工业中心向中西部转移，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工业特别是高端产业集中在沿海地区的不合理状况。第十，内部改善：以保护主义为特征的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需要我国在国内流通体制、基础设施、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等内部环境的改善上痛下苦功。

四、金融保护主义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与我国保护主义和内向型经济发展新战略相配合，我国需要实施金融保护主义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对外经济发展新战略。我国深陷“美元陷阱”的主要根源在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在于实体经济，显而易见，如果中国的进出口保持长期的动态平衡，也就是外汇储备够三个月进口的需要就可以了，这样我国就不会积累这么多的美元储备，也不会陷入“美元陷阱”。因此，如果没有终结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那么，在纸币经济的时代，无论是储备货币多元化还是不切合实际的建立与主权脱钩的世界货币都无法解决美元霸权问题。要解决美元霸权问题，就必须破除对出口导向型经济或外向型经济的迷信，就必须重走保护主义的内向型经济。

金融保护主义是应对货币战争的根本性措施，为了避免美元霸权和金融自由化对我国经济的掠夺，我国应该继续实行资本项目管制，严禁国内企业到海外上市，严厉打击热钱活动，为主权信贷的实施创造条件。主权信贷是与美元霸权相对立的，我国具有广阔的市场，主权信贷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单从人口上来说，我国的人口规模就超过美国、欧盟、日本和俄罗斯的人口总和，我国具有世界上任何国家或欧盟都无法企及的最大的内需市场，完全可以在任何产业上达到规模经济，对外贸易并不重要，达到贸易平衡就可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国要重走内向型经济的原因。在内向型经济和贸易平衡的情况下，美元一分钱也不让它进来，美元霸权就对中国无计可施了。

那么，技术问题将如何解决呢？主要是靠国内市场的竞争和自主创新，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和市场纵深很大，在创造新技术上，竞争能充分发挥作用。美国经济崛起时期（1820—1914）通过“闭关锁国”铸就自主创新辉煌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技术引进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本国的自主创新，正是自主创新才成为后来者技术发展的主要的和的活的源头。美国的历史经验说明，市场重于技术，没有技术，自主创新可以创造，但如果没有广大的市场，自主创新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保护国内高端产业的市场是自主创新的基础。[5]如果把美国和德国崛起的历史经验概括为“对外保护和对内自由竞争”虽然是可以的，但是，自由竞争也有问题，美国在经济崛起的后期社会面临分裂，这是美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出现“进步时代”的原因，因此，国家还是要干预，不能自由放任。

但是，与美国崛起的历史时期相比较，美国当时资源丰富，也没有人口众多的压力，更不存在一种类似于今天美元霸权的“英镑霸权”[6]，因此，美国不需要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一种“国际经济新秩序”。但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和能源相当匮乏，而许多发展中国家资源丰富和人口“稀少”，如果我国通过保护主义新战略和抓住以纳米、生物、新能源和新材料等为主体的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在高端产业建立起全面和绝对的领先地位，那么，这就使我国丰富的人力资本和科技资源与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具有了很强的经济互补性，因此，以中国为龙头，建立一种以俄罗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欧盟等为统一战线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对我国就显得极为必要。

五、破除美元霸权：中国政府的昭昭天命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是破除美元霸权的根本之路。重走保护主义和内需经济发展之路，可以使我国经济与美国经济和美元体系脱钩，但如果没有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配合，我国将陷入孤立地位。摧毁美元霸权是全世界人民的福音，但世界上有可能与美元霸权抗衡的国家必须有庞大的分工体系和内需市场，在这方面只有三家：欧盟、日本和中国。但是，欧盟不是一种政治实体，没有统一的中央政府实施完整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因此，欧元就无法与美元相抗衡；而日本虽然对美元霸权也心怀怨恨，但日本要仰仗美国对付中国和俄罗斯，因此只能对美元霸权忍气吞声。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中国才能肩负起破除美元霸权的历史重任，这是全世界人民赋予中国的昭昭天命，是中国造福于全世界善良人民的光荣使命。

中国具备担当破除美元霸权的全部条件：广阔的国内市场；最多样化的分工体系和统一的中央政府。由于我国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和有统一的中央政府为高度一体化的国内市场作为保证，因此可以发展最多样化的分工，因此完全可以实现自给自足。这样，中国完全可以与美元体系隔离开来，甚至与美国经济逐步脱钩，在同时给俄罗斯、欧盟国家讲清利害关系，争做统一战线：与俄罗斯结成战略同盟，共同抵御美国的军事和经济霸权，遵从平等互利的原则，用中国的工业制成品交换欧盟国家的高技术（但中国不依靠欧盟，高技术我们完全可以自己创造出来），并交换发展中国家和俄罗斯等原材料和能源，以中国为龙头，团结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一种与美元体系相平行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在这种情况下，美元霸权必然要逐步走向衰落，并最后瓦解。

然而，在美国金融寡头利益集团和军工复合体集团的支配下，美国政府必将对任何试图脱离美元体系的国家进行打击，因为任其发展，它不仅不能剥削中国了，而且由于美元霸权的最终瓦解，将使美国的霸权也被瓦解。因此，它甚至有可能会发出战争威胁，阻止中国经济发展的转型，就像2011年的黄海军演一样。但这只不过是战争恫吓而已，这种办法对待伊拉克和利比亚可能有效，但对于中国这样国土辽阔的国家来说，任何入侵者必将陷入屈辱的失败境地，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担忧。但是，从战略角度考虑，中国需要做两点工作：一是优先发展军事工业，为将来的战争做好准备，二是中国的工业不能集中在沿海，中国的工业中心应该向中西部转移，以避免由于战争的爆发而遭到惨重损失。

在对外经济关系上，我国没有必要在他国领土上为了争夺资源直接与美国发生冲突，我国也没有必要挑战它的霸权，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仍要奉行毛泽东主席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通过重走保护主义和内需经济发展之路，静观美元霸权的瓦解。美元霸权瓦解后，美国军事霸权的瓦解就指日可待了。但是，我国要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基本原则，坚决捍卫领土完整、坚决捍卫国家利益。近代以来，中国许多仁人志士，为了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纷纷提出学习和实行西方制度的主张，但是，结果却发现“先生”总是打“学生”。在目前的世界仍然是如此。中国是一个和善的国家，中国真诚地向世界宣称“和平崛起”，但迎来的却是美国铁拳的教训和周边小国一哄而上地“哄抢”中国。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和平崛起”必须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我国“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内需发展新战略以及与俄罗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欧盟等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就无法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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