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以后,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自由市场成为了世界经济的主色调,产业和资本也由发达国家开始向中国以及东欧等国家和地区转移,这将新兴国家和地区带进了“世界新工业革命时期”,这个时期的重要特征是:新兴国家将工业革命与数字、信息、网络等新技术革命融合在一起,加速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但是,随着新兴国家发展地提速,世界经济的负面因素却不断显现出来,自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在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债务危机、货币困扰中不断表现出脆弱的一面,这就让人们不得不深入思考自由市场中的一些问题,自由市场为什么会出现如此频繁的危机现象呢?这些危机现象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如果回顾世界现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史,再结合当前的经济现状,就会发现历史是循环的,甚至是巧合的,历史虽然不能复制,却有着极高的相似度。当下的自由市场与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的自由竞争有诸多雷同,正是这些雷同现象,才使我们的思考更靠近真实,从而更客观地看待市场经济中的一些问题。鉴于美国是二次工业革命时期最显著的自由竞争代表,所以就用美国的经济发展史为例,作为参考,加以分析。
1861–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彻底铺平了美国资本主义的道路,在之后的30年中,美国完成了工业革命,这期间,美国经济处于自由竞争阶段,但自由竞争阶段的历史比较短暂,19世纪下半期,随着技术革命和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以及企业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从而加速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从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再到银行,垄断组织纷纷形成,最终工业垄断与银行垄断互相交织,形成了金融寡头,摩根、洛克菲勒等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垄断组织和金融寡头的出现促使资本主义从短暂的自由竞争阶段迅速进入到垄断阶段。从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美国在50年时间里共爆发了6次经济危机,6次经济危机的相同结果是中小企业不断被兼并,垄断组织在创造危机和利用危机中不断走向强大,所以垄断行为的上升总是和经济危机息息相关,而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同样没有走出这种定律,如今,世界经济的危机表现越来越频繁,这说明世界经济的垄断特性越来越明显,这就使我们对当前的自由市场投以了怀疑的目光,虽然当前世界经济的垄断属性更具有隐蔽性,但是财富不断集中的事实却揭露了真相。
或许有人认为:二次工业革命期间,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的转变过程中,后期受到了各种反垄断法的制约,所以目前的市场经济和二次工业革命期间是有区别的。比如美国在二次工业革命时期是世界上托拉斯最发达的国家,号称“托拉斯之国”,托拉斯的垄断发展严重损害了广大中小企业和其他经济集团的利益,因而遭受了广泛的反对,美国国会被迫于1890年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反垄断,并针对铁路垄断问题,于1903年之后次第颁布了《艾尔金斯法令》、《赫本法令》等来反铁路垄断,从实质作用上看,对垄断组织的制约相对有限,但促使了垄断组织改头换面,以更高级的形态存在,并将垄断行为由国内转向全球。美国是托拉斯帝国,由于科技飞速进步和现代工商业的蓬勃发展,因此成为了跨国公司的重要发源地,而跨国公司就是垄断的媒介,就是垄断组织搜刮世界财富之手,是垄断行为深化的表现。悉数目前大多国际上的跨国公司其实都是垄断的产物,譬如美国1941年的跨国公司约有40余个,一些公司一直延续至今,国人耳熟能详的有:美孚石油公司、通用电气公司、福特汽车公司、美国烟草公司、杜邦公司、可口可乐等等。当前的自由市场虽然设定了更严密的各种规则,但是这些规则并没有减弱跨国公司的实力,并且潜在的垄断势力一直在不断抬头,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后,美国、欧洲颁布了一些新法令来限制银行、国际投行等的操控行为,但现实市场的表现说明这些法令都形同虚设,金融上的垄断表现更为清晰,并不时地体现出霸权特征,而跨国公司在粮食、资源等方面的垄断行为在不断增强,国际四大粮商对大宗农产品以及价格的控制,力拓、必和必拓等对铁矿石等矿产品以及价格的控制,华尔街对于汇率以及大宗商品期货价格的控制等等,都说明了垄断行为的上升。另外,信息时代的技术与资本的结合力更强,新技术推动了资本的集中和垄断行为快速抬头,这和二次工业革命的特征几乎完全相同,表现在计算机、网络等方面,人才、知识、产业、资本的四大集中特性说明垄断势力的增强。
世界经济在过去5年中,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严格讲自由市场已经在悄然转向,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的趋势更为明显,这和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竞争走向垄断非常相似,甚至周期律都非常吻合,而当下危机不断重现的特征又直接证明了垄断问题正在深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刻思考当前的世界经济新趋势,不能用有色眼镜看待自由市场,也不能用有色眼镜看待垄断问题,自由和垄断是个周期性循环问题,是资本主义完善自我的必经之路,从历史上看,几乎所有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不断经历着自由和垄断的循环过程,而国际垄断却从来没有停止脚步,目前,国际垄断趋势又处于上升周期中,这就要求中国的学者应该更审慎地认识和分析国企的一些垄断问题,为国企改革提供不同的思考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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