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论文集辑录了20世纪70年代最后几年至80年代初期，对动荡的资本主义历程主要方面的追踪评论。重点是美国，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高居首位的庞然大物，但其背景则是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包括发达、欠发达和不发达的部分。辑录的第一篇论文发表于1977年11月，最后一篇发表于1981年3月，概述性的导言写于1981年夏末。
自1981年完成导言后，一年来发生了什么新变化呢?答案是基本没有。衰退始于1981年第二个季度(两年中的第二次)，延续至1982年。虽然大多数观察家看好下半年的复苏，但他们中几乎没有人期待复苏将是强健的。同时，所有与经济停滞有关的典型症状仍在持续。官方统计的失业率从1981年的7.6%上升到1982年中期的9.5%，同期的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从79.9%降至69.9%。与生产和就业领域的停滞相对应的，是经济中的金融上层建筑持续的急剧膨胀，正如本论文集尽力所强调的那样，这是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最蔚为奇观的一幕。
如下数据表可清晰地表明1950—1980年间美国公共及私人债务增长的长期趋势。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三十年，政府债务正如大多数经济观察者关注的，增长了4.5倍;与此同时，通常被轻描淡写或忽视的私人债务增长超过17倍，其增长速度几乎是公共债务的4倍。
在1980年和1981—1982年间的萧条中，就像通常发生的那样，债务增长率多少有些减缓，但这并未促进经济的金融状况在总体上的健康发展。尽管上升的债务有时以较低的速度增长，但它与不佳的利润以及持续高利率的共同作用，对越来越多实业公司的收支平衡造成了严重破坏。破产公司的数量达到战后的高点，流动性比率继续长期下降。整个经济部门(如建筑业、农业的大部分、储蓄银行、储蓄贷款协会)命悬一线，每周都有机构倒闭或将会倒闭的新闻。这一切何时终结?人们日渐频繁和紧迫地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们是否可以假设，就像以前多次发生过的那样，在一场席卷世界资本主义的债务型通货紧缩萧条后的恐慌中，经济中金融脆弱性的积累将会达到顶点，就像20世纪30年代早期发生的那样?或者设想战后时期的制度变化已使资本主义制度免于这样一场大灾难的再次发生?当然，历史将会对这些问题作出明确回答。但现在还是有可能对上述乐观或悲观的看法提出哪种情况更会发生的判断。根据过去绝不能掉以轻心的经验，其发展趋势的确指向这样的可能性，尽管并不是很确定，那就是发生严重的经济凋蔽，以至于在一场痛苦且可能漫长的收缩过程中任何调控的努力都将无济于事。我们一直倾向于这样的观点——这是我们正在见证的经济根深蒂固的金融脆弱性将导致的最有可能的结局。
与此同时，我们对一些经济学家的相反观点印象深刻，他们虽然已经完全意识到目前美国(以及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脆弱的金融结构易于导致危机的特征，却低估再次发生大萧条的可能性。这种忽视可以在圣路易斯安娜州华盛顿大学的海曼·明斯基教授那里得到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他的观点之所以特别值得关注，因为在过去几年的所有美国经济学家中，他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体系至关重要的不稳定性做了最为深入的研究。在关于这个话题的最新表态中(《“它”还会再次发生吗?》，《挑战》1982年7—8月)，明斯基重申了他过去在各个场合表达过的观点，尽管金融态势在总体上恶化，但经济不会滑入一场堪比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他的这一观点基于两个假设：(1)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与其他政府机构协同，例如存款保险公司)将发挥最终贷款人的救援功能，以足够的规模阻止像1929—1933年那样极端严重的债务型通货紧缩所产生的连锁反应;(2)美国联邦政府将继续巨额赤字的运营，以便为私营经济的流动性紧缺提供至关重要的缓冲。这两个假设基于过去20年的经验。在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在这样的连锁反应威胁美国经济而需要作出重要决策的困难时刻，联邦政府机构总是有准备也有能力对经济进行这样的干预。1960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的年份只有一年。在自诩重视经济的里根政府看来，20世纪80年代总的财政状况态势将更是联邦财政赤字的巨额膨胀。
明斯基关于“它”(大萧条)不会再发生的观点是很有影响的。但是，这里有一个被省略的因素，如果加以考虑，可能会令事物呈现不同的面貌。明斯基的关注点完全在美国国内经济，将其从庞大的、极为复杂的国际经济(和国际金融领域)中抽象出来，而事实上国内经济只是其一体化的国际经济的组成部分。1974年，一个相对较小的西德银行赫斯特(Herstatt)，因深度卷入外汇投机而倒闭，对巨大的、未被管制的欧洲货币市场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波。各国中央银行宣布了后来众所周知的巴塞尔协定，规定国际货币市场面临潜在不稳定威胁时各自的监管职责，缓解了连锁反应引发大灾难的危险。但是，该协议的措辞并不严密，协议自身仅是没有法律效力的表述。而且，没有人追究银行控股公司的责任，例如意大利的安勃西亚诺银行(the Banco Ambrosiano Holdings，BAH)，该银行1982年的倒闭扰乱了曾经借钱给它的200家银行。
卡伦·利萨克斯(Karen Lissakers)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助理，他最近在《纽约时报》(1982年7月2日)的专栏撰文，澄清了国际银行界潜在风险的性质。以大笔西方贷款输入东欧国家为例，利萨克斯写道：“虽然东欧从美国银行直接贷款的敞口是有限的70亿美元，但东欧间接地从银行间市场获得的贷款数额敞口巨大。美利坚银行不仅贷款给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也贷款给西方银行，这些银行再把钱借给东欧。欧洲银行向东欧国家出借了400亿美元的贷款。欧洲银行当局已向美国保证，它们中不会有哪家银行会通过注销波兰的贷款来帮助无偿还能力者。但是如果债务国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同时违约或延期支付，将是另外一种情景……”如果一些欧洲银行因为共产主义国家没有及时付款而面临流动性问题，美国银行也会由银行间贷款、
循环信贷和隔夜安排等联结全球资本市场的错综复杂的网络而卷入。或许在此还应插上一句，对东欧国家贷款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贷款，其总量更大。利萨克斯继续写道：“通过把地球一侧过多的存款迅速出贷给地球另一侧的借款人，银行间市场增强了世界经济的效率。而在存款人和最终借款人之间运行的银行链的中介作用分散了国际贷款的风险。银行间的大批量贷款实际上占欧洲货币市场的70%。”但是许多银行专家认为，银行间市场是国际金融体系脆弱的致命要害。因为，如果银行间市场可以迅速把资金从系统的一部分传送到另一部分，那么通过系统而蔓延，它也能同样迅速传导任何一家银行的问题。一旦获知某家银行损失大量贷款，市场就会对其失去信心。该银行很快会发现，应当例行续存的到期存款被撤回，其他银行则取消了其所需的信贷额度。突然间，这家银行不再能履行对储户和其借贷银行的责任;原本指望这些付款的贷款银行现在必须紧急行动，争夺资金以抵补未曾料到的资金短缺。同样的过程会在银行国际链条的各个环节发生。其结果是货币市场的突然收缩。例如，赫斯特的破产使欧洲货币市场萎缩了50%。
一国中央银行的迅速干预能够弥补一家破产商业银行的职能，从而把问题孤立起来，防止波及整个系统。但是没有哪家中央银行能够在事先未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明确谁应当对此负责。花旗银行的沃尔特·里斯顿(Walter Wriston)在1979年曾说过：“不论我们喜欢与否，人类现在拥有一个完全融合的国际金融和信息的市场，能够于数分钟之内把金钱和想法传往这个星球的任何角落。”不论他们喜欢与否，这台网络机器同样有能力阻止里斯顿和他的同僚们所需要的政府规制和支持。他们需要政府干预，以便在大家高兴的时候，阻止对体制的滥用，而在大家悲哀的时候，使体制能够正常运行。
二者能两全其美吗?一些人可能以为，这是件挺简单的事，但是实际上远不能无忧无虑地抵达——也许，永难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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