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重创欧美经济。尽管欧美各国采取了种种反危机措施，但经济总体起色不大，就业状况迟迟得不到任何改善，普通民众深受其苦。特别是在救市过程中，政府不仅不去惩罚危机的始作俑者，反而把救助早已让富人们赚得盆盈钵满的金融体系放在优先位置，更是激起了民众不满。以2011年夏天英国的“伦敦骚乱”和秋天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为标志，经济危机转化为社会危机，并有向政治危机转化的苗头。
关于欧美经济社会危机未来发展及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我们认为有可能呈现以下趋势。
其一，美国国内外矛盾可能进一步激化，但却仍然享有走出危机的优先权。
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肇始于美国类似，此一轮经济危机固然是此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延续，但导火索却是美国主权信用等级被下调。种种迹象已经表明，从国内政策看，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政府奉行的以“亲资本”和自由放任为主要特征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已经走到尽头；而从国际看，美国金融霸权主导的国际体系已经超载或饱和，已不能为各国经济增长提供必需的空间。
但我们认为，美国仍然享有走出危机的“优先权”。首先，各国从此次债务危机再次深深体会到，由于世界上大多数银行和投资机构都拥有直接或间接建立在美国主权债务基础上的资产负债，所以，美国对于国际金融与经济秩序的影响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各主要经济体即使是出于自保的目的也不得不配合美国救市。其次，由于美元的世界结算和储备货币的地位还无可代替，债务危机发生后，美元资产仍然是各国不得不首选的避险投资项目，加之美国可能适时启动或变相启动第三轮定量宽松政策，这些可以大幅度减轻美国的还债压力。实际上，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金融资本的渗透扩张能力和转移危机的能力已空前加强，甚至越是在发生危机的情况下，资本积聚效应越会明显表现出来。再次，美国的创新基础并没有受到危机影响。美国的创新主体是企业，与美国政府赤字不断累积、财政日趋捉襟见肘相比，目前美国的创新型企业并不缺钱。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的数据，2011年第一季度，美国创新企业的年化净现金流量达1.73万亿美元，较2007年的历史低点1.24万亿美元增长了37%，企业在创新上的投入有保证。
其二，欧元区经济前景仍然不容乐观，不能完全排除欧元区解体的可能性。
与美国相比较，欧元区经济目前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从当前情况看，如果“去杠杆化”过程进一步发展，且债务危机如果再次下拖世界经济，不仅原有的希腊将会雪上加霜，而且一直处于债务危机边缘的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奥地利、塞浦路斯等国也将可能彻底被推向危机深渊。尤其是西班牙和意大利，前者是欧元区目前预算赤字最多的国家，而意大利作为欧洲第三大经济体，同时也是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债务国；法国作为欧洲的第二大经济体和欧元区救助基金的贡献者，2010年的预算赤字也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7%，且今年已经出现了创纪录的贸易逆差。
作为欧元区经济支柱国，德国目前承受的压力太大。德国承担了援助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的义务，单是希腊大幅削减债务就有可能使德国国库负担300亿到400亿欧元，德国还为欧元区稳定基金提供了2110亿欧元的担保。一旦欧元区稳定基金在摆脱危机之前就消耗殆尽，要么希腊主动退出欧元区，要么德国只能首先求得自保，与欧元区其他国家进行“切割”。
正因此，著名的德国“经济五贤人”日前公开提醒德国联邦政府当心欧元区解体并尽早出台应对计划。而在正常时期，德国专家委员会的这五位成员每年只在介绍其经济发展年度报告时露面。
10月27日，欧元区峰会经过艰难谈判，达成取消部分希腊债务、建立1万亿欧盟稳定基金、预防债务危机向意大利和西班牙扩散的一揽子方案。但该方案目前仅是一个纸面上的“路线图”，包括资金筹措方式等细节均没有落实。特别是希腊中途横生出准备将方案付诸全民投票的枝节，更是显示出文化差异较大、发展模式各异、无统一财政基础且各怀心思的欧元区协调立场的困难程度。况且，尽管“欧猪国家”都声称会推动国内改革，但其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决定了内部整合的困难程度并不亚于欧元区国家间的整合难度。所以，欧洲债务危机未来的发展方向仍然不明朗，作为欧元区未来最坏的前景之一，欧元区面临解体的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
其三，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将面临更大的通货膨胀威胁和社会稳定压力。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已经启动两轮定量宽松政策，欧元区也一直维持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所释放出的巨量美元中的绝大部分流向了包括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这些流动性在变成上述国家外汇储备的同时，这些国家也相应被动地向市场投放了本国货币予以对冲，加之这些国家为了应对危机影响自己也主动投放了更多货币，因此，导致市场上流动性泛滥。这是造成金融危机第一段结束之后新兴市场经济体普遍出现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其中，中国7月份CPI同比涨幅达6.5%，创下37个月以来的新高；巴西今年头5个月通胀率累计达3.71%，全年通胀率将在7%以上；印度今年前5个月通胀率达到9.25%；而俄罗斯5月份消费物价指数同比更是上涨了9.6%。可以预期的是，如果危机真进入“第二波”，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通胀压力将进一步加大。首先，为了应对第二波危机，美联储已经宣布将维持零利率长期不变，而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此前为了治理通胀，已经相继多次提高利率，利率差将使得国际热钱进一步流向新兴经济体；其次，为了应对第二波危机，美国与欧元区都有可能启动宽松货币政策，释放出的流动性相当部分仍然由新兴市场经济体消化；最后，即使在提高债务上限后，为保护本国公民不受债务危机影响，美国也一定会继续使用“债务货币化”这一招，来稀释其不断增长的债务压力。因此，包括中国在内新兴经济体国家，一定要未雨绸缪，提防本国的通货膨胀向恶性方向发展。
新兴市场经济体各国还面临更大的社会稳定压力。继中亚北非社会动荡之后，美欧经济社会困难引发了以“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代表的民众抗议浪潮。抗议模式特点是“网络运作加和平抗争”。目前，这种模式不分国界，不分政体，不分国家经济发达程度，呈现连动扩散趋势，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稳定都形成潜在的威胁和压力。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均处于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过程之中，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累积了各种社会矛盾，一旦欧美社会动荡持续发酵，并蔓延到这些国家，后果可能会十分严重。
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一）欧美债务危机再次下拖世界经济，使得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
最直接的挑战来自欧美国家货币政策的冲击。已经有经验研究表明，美联储新发行的美元中，有超过30%最终流向中国。国际金融危机爆发3年多的时间里，也恰是我国外汇储备增长最快的时期。为了对冲美元储备，3年多来，我国央行已经被动发行了超过1万亿的基础货币，加之为了应对危机影响，我国也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我国发生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为了应对第二波危机，美联储已经宣布将维持低利率长期不变，并启动了卖出短期债券收购长期债券的所谓“扭向操作”；欧元区也宣布将启动量化宽松政策。而将近一年中为了治理通胀，我国已经几次提高利率，利率差将使得欧美热钱进入中国。因此，我国未来所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将进一步加大。
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却可能进一步恶化。近一年多来，由于央行持续收紧信贷、人民币升值速度加快、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上游产品价格暴涨等因素共同作用，我国中小企业已经十分困难。在此背景下，欧美债务危机有可能再度压缩我国经济的外部需求，人民币升值压力也将进一步增大，中小企业状况有可能进一步恶化。这对于我国经济的结构性损伤将是巨大的，首先会进一步导致失业率上升。长期以来，我国规模以上尤其是垄断性企业基本维持“无就业的增长”，解决就业问题主要是由中小企业承担，如果中小企业出现更大困难，就业压力无疑将进一步增大。其次是会进一步削弱中国经济的活力。目前，中小型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95%以上，实体性中小企业尤其是外向型中小企业又主要集中在中国经济最富活力的两个地区即珠三角和长三角。如果珠三角、长三角的中小型企业再现2008年年底的情况，未来一定会像病毒一样顺着产业链影响整个中国经济。最后，会进一步恶化中国经济固有的结构性矛盾。过去几年中，由于垄断性国企以及房地产等部门过热，利润过高，而实业型中小企业相对利润很低，很多都是微利，这助长了中国经济泡沫化以及“无财富累积的增长”情况。如果中小企业生存空间进一步被压缩，调整经济结构将可能沦为空谈。
通胀压力日增与经济环境恶化，又将加大我国宏观政策选择的难度。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开的主要经济数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已累计连续7个季度下滑；而表征通货膨胀水平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涨幅却创下三年来的新高。宏观政策重点到底放在“保增长”还是“抑通胀”已经成为不能不面对的问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第一波爆发时，中国中央政府的政策工具箱中可以说堆满了可供选择的工具：因为有此前近10年经济两位数增长作底子，有5年财政连续高出经济增长两倍速度作靠山，通胀率也一直维持在温和可控水平。也正因此，决策者几乎没有任何顾忌地把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使用到极端，无论是财政投入还是信贷投放都创下了前无古人、旁无伴者的新高，使得中国经济在危机第一波影响下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反弹，并以此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按说，当下为应对美欧债务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尤其是为保护好中小企业，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仍然是最好的“利器”；但真要再使用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本已高企到“临界值”的CPI将有可能再攀新高，并很快高到中国百姓无法承受的程度；而如果继续把宏观政策重心放在控制通货膨胀上，那么，在外部环境不断恶化的背景下，更多的企业将因为资金链断裂而陷入瘫痪。所以，总体上看，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之复杂甚至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初。主要是因为宏观调控尺度把握更为困难。
（二）欧美经济社会危机将考验我国国内外安全与稳定
从国际看，美欧经济社会动荡造成国际体系加速变迁。在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过程中，大国关系的不确定性将有所增强，我国实力的迅速提升更容易引起反弹，处理不当就有可能成为体系变迁中诸多矛盾聚集的焦点。而当前美欧经济困难及由此带来的转移危机的迫切需求，使得这一危险明显增加了。特别是美国，基于美国的战略纠错与战略转向能力，尽管受经济社会困难影响，美国必须以战略收缩来解决其迫在眉睫的国内问题，但其对外战略不会发生根本动摇，对亚太的重视不会下降，力量部署与投入不会缩减，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呈现全球收缩与亚太局部加强的布局。尤其要预防的是，基于转移其国内危机的近期考虑，美国有可能以激化亚太安全矛盾来获取利益，对我国国家安全将产生全局性与方向性影响。目前从南海问题上已经可以看出美国在区内展开战略谋划以赢得战略优势的端倪。
从国内情况看，我国社会整体和谐稳定。但我们也要看到，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传统遗留问题和由发展带来的新问题相互影响渗透，诸多矛盾累积起来很可能达到一个高峰；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也将更加复杂。西方已有人预言，在经历了“阿拉伯之春”、“伦敦之夏”与“华盛顿之秋”后，全球社会动荡将有可能被“幕后之手”导向“北京之冬”或“北京之春”。国内维稳形势将更加严峻。
（三）欧美经济社会危机也给我们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大国力量的进一步此消彼长，可能会加速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能更加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和危机，一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特点和优势。如果简单回溯历史，我们就可以发现，1997年中国利用亚洲金融危机成功地扩大了影响，获得了亚洲经济中“火车头”的地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第一波中，我们再次重演了利用危机提升自己的一幕，成为世界经济中的“第一层级”。如果欧美发达国家在此次债务危机中国力继续受到削弱，而中国又能够继续应对，中国自身的地位以及对世界的影响力将进一步提高。
我们还要看到，危机引发的“倒逼效应”也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带来了动力；美欧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的自身缺陷明显暴露，为我更好地调整制度体系、提升全民族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加快社会转型提供了经验与教训；美欧经济社会动荡势必影响美国全球战略扩张的步伐，为我们创造出国家安全利益的拓展间隙，总体上有助于减轻我国发展面临的安全压力。所以，只要我们能够积极运筹，沉着应对，完全有可能继续拓展和延长我国难得的发展机遇期。
三、灵活审慎选择好我国宏观经济与社会政策
为将欧美债务危机对我国的负面影响程度降到最低，更好地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我们必须审慎选择好内外宏观政策。
其一，在对内经济政策方面，建议在从紧政策基调不变的前提下，对中小企业贷款实行“定向宽松”。即在央行确定的年度总货币投放量不变的前提下，商业银行放贷中将更多的份额投向中小企业。
应该说，对上述建议各方面都有共识，但真正落实起来却非常难。这是因为，相对规模以上企业而言，中小企业具有发展不确定性大、缺乏抵押物、信用等级低、单笔贷款规模小等特点，导致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惜贷。要有效破解这一难题，当前最为直接与快捷的办法，仍然是政府利用财政对中小企业融资提供再担保。但由于目前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已经很重，所以，可以考虑的机制设计是：作为地方政府财政优先的一个方向，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再担保仍然应该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和鼓励，而作为中央政府支持和鼓励的实际举措，是由中央财政为地方财政的再担保提供“最后担保”，而不是由地方政府承担“最后担保人”角色；在操作上，中央财政可以与政策性银行组建“再担保联盟”，必要时可以剥离或冲销地方政府为中小企业担保过程中形成的债务。
我们可以把上述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一整套政策与机制设计定名为“定向宽松政策”。当年美国政府为解决越战造成的财政困难，由财政部直接向美联储发债，使得金融学中新产生了一个术语：“定量宽松政策（QuantitativeEasingPolicy，简写为QE）”；作为金融创新的一部分，我们也不是不可以“发明”一个词“定向宽松政策（AimedEasingPolicy，简写为AE）。这并非一个简单的文字游戏，而是有助于这套做法未来能够逐渐走向常态化与制度化，有助于中小企业长期稳定健康发展，也有助于中国经济彻底摆脱因结构性矛盾而导致的宏观政策“两难”。当然，从更长期政策看，要利用好国际环境提供的“倒逼机制”，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其二，在对外政策方面，建议进一步协调好与欧美各国尤其是美国在反危机方面的政策举措，并在其中最大限度争取到自己的利益。
总体上讲，对于美国近期不断遏制中国发展、压缩中国国际空间的行径，我们在战略上要始终保持防范及必要时的反制。但从当前情况看，我们有必要采取“合作性制衡”策略，在进一步协调好与欧美各国尤其是美国之间的关系过程中争取中国的最大利益。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仍然离不开发达国家市场，另一方面，更可以防止欧美各国为转嫁危机单方面的“胡作为”可能更深地损害到我国国家利益。以货币政策为例，当前美国既想压人民币升值，但又想促使美元回流以及保持强势美元。为此，它所期望的“理想的中国政策配合”应该是：中国政府既主动快速地将人民币升值，同时又更大规模地购买美国国债。在得不到中国的主动配合后，美国最近采取的单方面主要动作是：一方面试图以立法形式压迫人民币升值，另一方面又在香港等人民币离岸市场制造看空中国舆论并抛售人民币买进美元。而由于我们在实力与手段上仍然无法与美国抗衡，因此，从现实角度考虑，主动协调立场可能比任由美国单方面“胡作为”更能维护我国国家利益。
在与包括欧美在内的各国协调反危机立场时，能够把“债权”转化为“利益”至关重要。“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既然欧美诸国日思夜想要把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转化为它们的流动性，那么在坚持外汇储备用途多元化以及流动性、安全性与增殖性的前提下，我们也可以将部分外汇储备以适当的形式帮助欧美等国摆脱危机。但在此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借机坦诚表达我方关切，渐进而大胆地提出相关合理要求。这不仅不是趁人之危，反而是市场经济通行做法：当年拉美金融危机与亚洲金融风暴，美欧等国哪一个没有对救助附加十分苛刻的条件？而中国政府试探性提出“承认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等并不苛刻的条件时，却遭到欧美的“断然拒绝”。既然如此，我们真不必“热脸贴冷屁股”，尤其在心态上不要被西方政客们的言论吓倒。没有合作的制衡，将激化中美之间的对抗；而不以制衡为目的的合作，将导致单方面妥协，严重损害我国家利益。
其三，在国内社会政策上，必须坚持以改善民生和消除腐败为突破口，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为防止欧美社会危机向中国蔓延，威胁到国内和谐稳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从当前的策略上看，我们应该高度警惕和有效应对某些势力制造和利用我内部小事件引发大冲突，尤其应防范其以“灵巧”方式培养代理人集团，利用互联网等媒体推波助澜，控制舆论导向，引发社会对立冲突，导致大规模动乱。从长远战略上，则必须结合中国具体实际，从根本上解决好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从当前形势看，尽管国内矛盾纷繁复杂，但普通百姓所期望的目标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即能够解决社会不公，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能够消除腐败，使官员权力真正受到约束；而社会不公与腐败严重，又是当前社会矛盾最为集中的两大问题。因此，要下决心健全完善收入分配体制，把缩小贫富差距作为社会建设领域的优先战略与政策考虑；要切实推进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民生领域的制度改革，加大投入，真正做到“藏富于民”，使大多数民众稳定、理性，从个人利益的角度切实希望国家保持稳定，从根本上实现“维稳”大计。与此同时，在逐渐改善民生与消除腐败过程中有序扩大民主，在不断纾解社会矛盾的同时稳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改革。
（卢周来：国防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唐永胜：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沈志华：国防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