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美国这样的“丰裕社会”中，贫困问题不仅仍未得到解决，而且丰裕本身就演化成贫穷的社会和政治条件。在过去的岁月中，通过自己的政治参与，富人们使国家实行了有利于自己的经济政策。同时，他们对穷人的境遇要么漠然置之，要么就用各种方式将贫富分化的状况合理化。认为，要解决贫困问题就必须依靠穷人自身的政治觉醒，穷人应该更积极地参与政治，通过选票改善自身状况。
Abstract： In such an “affluent society” as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affluence itself has not eliminated poverty， but rather cemented it. Through thei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rich make the state adopt economic policies that are to their benefit. At the same time， the plight of the poor remains ignored， or even rationalized in various way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poor should speak out louder and take a more aggressive part in politics， including voting， to improve their economic situations.
原编者按：这位经济学家相信，当美国越来越富的时候，却对穷人的境遇置若罔闻，或者干脆把这种状况合理化了。这会对选举产生深远的影响。
当今时代颇有一些深入人心的信念，其中之一是：贫穷已不再是我们社会生活中可以接受的特征。但贫穷当然依旧存在，而且正如数据显示，它也并未缩小。根据人口普查局（the Bureau of the Census）的统计，1980年，全国人口的13％，也就是2930万美国人生活于贫困之中，这个标准是一个四口之家的年收入低于8，414美元；1983年，则有3530万即全美人口的15％生活于贫困线之下，标准是四口之家的年收入低于10178美元（这已随物价而提高）。我们必须承认，此类情况实不应该发生在像美国这样财富丰裕的国家里。
我们的生活中，有这样一个虽不曾申明却被普遍认可的假设，即在未来的某个时候，贫困总会逐渐缩小直至最终消失；而且，这个进程在政治上也有某种必然性。人们的感觉是，我们的体制终将惠及众生，惠及所有人。而穷人是一种社会与政治力量。人们会希望，同情也是一种社会力量，而同情势将终结贫困。这些因素将会共同发挥影响，由此使福利国家的舒缓和纠正效应得以维持。
有人会担心，这个舒缓贫困的过程会走得太快，会使支撑它的经济不堪重负，会对那些受其庇护之人的主动性产生太具压制性的影响，最终弄巧成拙。但我这里的探讨只涉及如何减少或消除贫困的问题。贫穷当然应该消失，这向来是毫无疑问的。在这个秋季的大选中，无论某人多么热情地拥戴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或者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参议员的经济思想，他都不会说，我们这个国家将永远会有穷人。
我要说，我本人很早的时候就对此深信不疑。这个信念，可以追溯到二十多年以前，追溯到1958年。当时我在一本书中也探讨过这个问题，书的标题几经变动，最初叫《人们为什么贫穷》（Why People Are Poor），最后变成了《丰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这本书在这个月要出一个新版本，有人要我借此机会回顾一下自己过去的观点与希望。唉，我现在可不如当时那么乐观了。有人跟我说过，丘吉尔曾说他不得不经常自食其言，并发现自食其言有益于健康。而我宁可不吃这“营养食品”！
今年我又重温自己早年对一个丰裕时代提出的希冀（以及警示），其间感受并不全是戚戚然。比如，在那距今已然久远的年代，我曾恳请人们给予环境以更多的关切，包括空气与水的污染、高速路上的商业美术以及那消逝中的乡村景观。现在，我们已经取得了比我所预想的更多的进步，虽然进步并不平衡。酸雨不仅会同时落在正人君子与无德之辈头上，而且也一样会洒进丰盈人家和贫户寒门，没有人会听之任之。当时我又曾认为，通货膨胀将成为丰裕社会里的一种典型病症，而且终有一天，用简单的货币措施来应付它将成为不可抵制的诱惑，与之相伴的一个后果则是痛苦的衰退。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般情形果然发生了。
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对改善一个人的品格更有警示作用也是更为有效的办法是指出他的失败。我的一个显著失败就是，当年我未曾预见到，在这个丰裕的时代我们将如何应对那些无从分享富裕生活的人的困境。而我本来应该认识到，随着大众福利的到来，我们将以不缺钱花的人们特有的那种源远流长、却不那么可敬可佩的传统方式来做出回应。这就是说，对芸芸大众来讲，一旦他们自己已经过上丰足舒适的生活，他们就可以找到似是而非的——更多的时候简直是强词夺理的——理由来开脱自己，使他们心安理得地去漠视穷人。而且正如实际上所发生的，当越来越多的人都富裕起来的时候，穷人就成了一个政治上的少数派；更令人哀伤的是，人们对他们要求被关心、重视以及救助的呼告充耳不闻。
要理解现今穷人们的处境，就得琢磨一下，数百年来，那些有幸发财致富了的人是如何成功地把穷人排除在他们的思想和良知之外的。只有在极少情况下，人类的头脑能如此的足智多谋。富人们的这种作法还真是有经典为证。据说与那些富人不同的是，穷人们在经历了自己短暂而不幸的人生之后，就踏上了通往天国的捷径，据说在那里已不存在剥削。只要穷人们善良而虔诚，他们所需要的就只剩耐心了。
更为普遍的情形是，千百年来，那些据说得到财神爷青睐的人，总被认为自然是得益于他们自身高超的智慧、勤奋、远见、能力、德性，要不就是他们那得天独厚的祖宗。这其中透出的意思是，那些出类拔萃的人是天赋异禀的。而那些不幸的穷人天生就受害于他们自身一贯的懒散、昏聩和无能；或者说，穷人自身就倾向于过那种潦倒、不定和随意的生活。这就是说，当他们在桥下昏睡时——当然富人和穷人都有权利这么做——他们更开心，或者就像里根总统在不久前所言，有些人宁愿睡在喧嚷的大街上。
上世纪是一个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人们特别善于编造出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把穷人排除在公众的良知之外，其中的有些说法被证明极其经久耐用。亚当·斯密（Adam Smith）设想了一个竞争的、自利的和自我激励的体制，在某种程度上是最优的，但它也并不完美，只是一个不完美世界中最好的东西。斯密的思想现今仍有人响应。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与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追随斯密的思想，并在很大程度上使其更为精练。他们强调说，老百姓在尽可能地多生孩子，这限制了他们改善自身生活的能力，只能维持在最低生存线的水平上。马尔萨斯确曾提出过这样一个建议：在婚礼上警告那些对生儿育女乐此不疲的男男女女，让他们放弃这种倾向，并让他们起誓要节制生育。但事实证明，这并非控制生育的一种有效形式。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Social Darwinists）在这方面达到了更老道的水平。其中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与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这两位在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间在美国很有影响。他们共同倡导一种异常方便的学说，即贫穷是清除“不适者”的社会药剂。这一学说后来变得更文雅精巧，变成：因为慈善捐助会阻碍进化过程，所以应予避免。不过又有一种相反的意见站出来说这不正当地限制了捐助人的自由。于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今天，社会达尔文主义仍然阴魂不散，一个表现就是，有些人认为，如果把礼物送给那些不配得到它的穷人，甚至是给那些破了产的亲戚们，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对他们的品格造成不利影响。社会达尔文主义跟原教旨主义神学的一支也有着自然的亲密联系，这一派观点认为，神把财富赐给那些配得上的人，以此来表达对这些人的肯定。这种言论可以在宗教广播电台以及“道德多数派”（the Moral Majority）的宣讲人那里得到。
不久以前，采取反对把贫穷和不幸合理化的立场，已经成为在实现了普选的民主社会中争取穷人选票的一种需要。同时，对于那些或对自己的经历心有余悸，或对他人的遭遇感到兔死狐悲，担心自己某一天也会身陷困境的人来说，要争取他们的选票，也需要端出这种立场。只要穷人的数量还是很多，只要这种担心依然压在人们心头，这种诉求就不会失去效力。从这种诉求中，而且，也从富人中那部分能说会道者的悲悯之心和谆谆告诫中，现代福利国家到来了。它保证人们的最低收入，保证向所有人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为此还要建立一个社会保障和社会安全的体制框架。与此相联的是，要致力于对经济实行全面管理，以此来确保经济发展、就业、农产品价格和收入都达到比较令人满意的水平，还要确保对工业产品充分而持续的需求。这是一种政治潮流，在英国，它与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费边主义者（Fabians）、工党（the Labor Party）以及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相联系；在美国，则与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和新政（the New Deal）有关，当然也与凯恩斯有关；而在其他的工业国家，也与上述因素的影响有关系——大体说来，就与社会民主主义及左派有关。
在美国，大萧条是这种趋势的一个特别的刺激因素，其他国家在较美国为轻的程度上也是如此。大萧条给工人、农民和城市中产阶级带来恐惧、不安全和切实的剥夺，而此前这些人处境还算差强人意。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在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后的整整一代人，福利国家的自由派辩护人仍然被认为是在反对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与大萧条，而这些反对者也确保了自己政治上的成功。或许同样不足为怪的是，他们的成功还包括，这在所有那些参与者或相关者的意识中造成了一场持久的革命。人们曾经以为，这场革命将使得其创始者能永远地占据主导地位或者至少有影响力。
实际上，诚如越来越多的参与其中者（也包括我本人）已经看到的那样，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丰裕，这场运动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都变成一场自行变本加厉的政治运动。随着福利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沾沾自喜于他们的经济状况。一旦他们的福利得到保障，他们就会跟过去所有时代的富人们一样，找到一个能安心适意的理由，让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良心远离那些仍然挣扎于贫困之中的相对少数的穷人。在过去，这种合理化的做法已经成功地使人们心安理得地对穷人漠然不顾，对贫困置之不理；而现在这一套做法依然效力不减。那些在经济上有保障的人一向也是愿意在选举中投票的人，特别是在美国，他们还是能为花费高昂的现代政治选举活动掏腰包的人。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自然不愿意给那些为穷人和无保障者发动变革的人投票，也不会选那些继续努力替越来越少的穷人说话的人。
与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派一样，美国自由派有一个未曾言明的假定：新生的富裕阶层——包括有着中产阶级收入的蓝领工人、飞黄腾达的新的职业阶层、相对有较高收入的现代白领管理阶层，以及那些受到保护而能免于失业和病老困扰的人——将满怀感激之情，从而具有与老一辈富人不同的政治态度。而他们的那些更为幸运的后代们，大概也将如此。但是，自由派们错了。历史表明，更为可能的情况是，那些现代社会的安全与丰裕的设计者们当年在引领潮流的同时，也埋下了日后自身政治衰落的伏笔。
对于美国的里根革命、英国的撒切尔革命，以及在德国和其他地区相对没有那么明确的潮流，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个人因素常被提及，这是那些容易被电视左右情绪的人的特别偏好。在美国，卡特总统在外交政策中的霉运，伊朗人质危机经常被当作一个解释。的确几乎没有什么疑问的是，卡特先生过多地受到了他手下那些经济学家的影响。在这些经济学家劝说下，他实行了强有力的货币政策，由此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大量的失业在1980年的大选中起了作用。正如我曾在别的地方也指出过的，经济学家们做事就是这么精确。但是更为深刻和更经得起考验的解释是，在现代工业经济中，那些获得保障的富人们已经成为选举中的多数派，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实际参加投票的人中的多数派。他们的政治倾向跟过去的那些富人毫无二致，即反映了由来已久的那种漠视贫富差别或将之合理化的力量。对过去的经验有所思考的人，谁也不会对此感到奇怪。
1981年里根总统上台，他剥夺或者说削减了对穷人有着基本影响的社会福利。国会预算办公室（the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最近报告说，1983～1985年，那些年收入低于2万美元的家庭将损失200亿美元的收入，而那些年收入在8万美元以上的家庭，将因预算和减税而获得350亿美元。1983年，年收入低于1万美元的家庭每年损失了270美元的收入，而收入在8万美元及以上的家庭则增收7070美元。他们提出的理由是，富人不工作或不投资，是因为他们钱太少，而穷人不工作，是因为政府给了他们太多的福利。这些理由在根本上是没有说服力的。还有人论证说，给富人好处就是间接地救助穷人，这同样没有说服力。他们说这就是所谓的滴流（trickle down）效应，或者他们又拿马与麻雀来打比方，意思是如果马有足够的燕麦吃，就可以留一些给麻雀。人们对这种说法总是只报以温和的嘲讽。
同样地，当大多数还算有点头脑的美国人听到有人提出需要“更大的激励”的时候，立刻就会自然而然地断定，在某些地方，有些个人、群体或者企业正在追逐更多的税后收入。当然，他们不一定就会认为政府以穷人的名义所进行的干预在本质上是无效的，而这是漠视穷人的另外一个重要理由。公共部门的无效并不会成为反对防务拨款、农业基金，或者帮助大陆伊利诺国家银行（Continental Illinois National Bank）与信托公司（Trust Company）这些事的理由。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富人面对着穷人对自己的丰裕的辩护不必一定要在思想上有什么冲击力。只要没有公开承认某项立法是为了富人或者别的有势力的人，也就过得去了。
众所周知，里根总统之所以能上台，是靠着美国人中生活比较舒适的那部分人的热情支持。在一个民主体制中，为自己的支持者干点什么是很正常的事。那么，里根对那些给他投票并慷慨资助他选举的人予以回报，这似乎是无可厚非的，甚至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最适合或者说最受欢迎的回报当然就是减税，这种做法对那些收入较高者影响最大，同样这对底层人的支出也相应地影响最大。只不过为了这个丰裕社会的面子，此事不得声张。在1981年的秋季，当管理与预算办公室（the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的主任大卫·斯托克曼（David A. Stockman）承认说，供应学派的经济学只是让收入更多地流向富人的一个幌子罢了，几乎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这话确实是真的，但也是对政治上礼数的一个很大的冒犯。
我还想谈及托马斯·伯恩·埃德萨尔（Thomas Byrne Edsall）的新书——《新不平等政治学》（The New Politics of Inequality）。该书提出并极具说服力地证明了我在此处提出的观点。他在结论中所写的话，本来也是我想说的：“在过去的十年中，”——要我说应该是几十年——“政治进程中的改变已经强化了富人的权力并侵蚀了穷人、工人阶级和中低收入阶层的力量。这种转变反过来又导致极其有利于富人的经济政策的施行。这种政策处罚穷人，让大多数的劳动者和中产阶层承担日益加重的税务负担”。
随着社会越来越富裕，国内外穷人的政治和经济地位都受到了损害，这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论断。让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个趋势，或许这才是能带来一些希望的办法。在工业国家，仍然还有这样一些人——虽然他们个人有好运气，但他们的同情心和基于这种同情心的政治责任感也还存活下来了。无论如何，我渴望看到这个问题能得到更为真诚的讨论。
在美国未来的几年，随着穷人更多地参与到选举中来，他们的政治地位可能会有所改善。在过去，穷人——特别是那些处于少数地位的穷人——没有参与投票。黑人们最初被剥夺了投票权，而后他们又没能很好地利用这个权利。如果穷人能像富人一样去投票，其政治影响是重大的，甚至是惊人的，而且有迹象表明，这可能真的会发生。在城市的政治生活中，以及在全国性的政治生活中，黑人领袖们正在鼓动他们的穷人和黑人选民们去参与政治行动，这种情况以前还从未发生过。在一些大城市，如芝加哥、费城、洛杉矶、底特律，出现了黑人市长，这已经是很平常的事了。还有，破天荒地出了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这个广受瞩目的参加角逐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黑人。只要这一发展趋势持续下去，人们就不能不顾及黑人和其他少数群体的选票，那么，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就会恢复对穷人之经济地位的政治关切。
由富人为富人全面管理的整个现代经济有可能，而且很有可能陷入失败。到那时，柯立芝与胡佛政府的灾难将以不同的、现代的形式重演。这种管理体制包含了一个基本的矛盾，一方面是保守派对自由企业、货币主义幻想和为富人而采取的税收政策的固守，另一方面是这样一个硬道理，即现代经济中的通货膨胀、衰退与萧条，只能通过来自国家全面的、有社会关切的干预才能得以避免或减缓。
具体地说，我们可以通过收入政策来预防通货膨胀，但这带来的是失业、设备闲置以及其他痛苦的衰退与萧条，这就是货币主义政策的行事方式。或者，我们还可以通过税收来管制需求（并限制赤字），并通过直接的政府干预和谈判来限制工资和物价的螺旋形上升，这是更为良性的收入政策。不管保守主义者会感到不快还是径直予以否定，这就是唯一的选择了。经济政策仍然是界乎于不快与灾难之间的选择。
在过去的这些年，富人们的管理体制已经选择了货币主义与衰退。对他们来说，别的做法在意识形态上是不能容忍的。而且，靠高利率运转的货币主义，对于那些有钱可贷出者的福利来说，并非没有好处。跟那些没有这种资源或者不得不借钱的人相比，那些支持这一立场的人更富裕。经济学的一个典型谬误是，它假定货币政策在社会上是中性的。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经济的失败与衰退可以再次把足够多的人置于危险境地，这将威胁到人们因丰裕而产生的经济上的满足感，而政治态度和投票状况将随之改变。这正是大萧条时所发生的情况。但是在那些乐观的未来主义者的玄想中，所有这些或许已经装不下了。他们的玄想，与所有那些曾经历了经济与政治预言破产的人的正确警告恰恰相反。毫无疑问，丰裕作为我们同情心来源的人性之光已经暗淡了不少。我们最好认识到，情况就是这样。
我并不是预言，随着丰裕的日益增长，保守派的政府将永远在台上执政。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处于选举年的夏季，这么预言是一个冒险，对此，我已谨慎地放弃了。有别的事情决定着选举，包括刚提到过的参加投票人数、妇女自身利益和选票，以及对海外投资的普遍疑虑，甚至还有更为紧迫的对核战争的恐惧。但我的确要说，社会丰裕的一个效应就是政治的日趋保守化，而且，若把过去这些年中的亲富人运动（pro-affluent movements）仅仅看作是对一些社会关切的常规状态的暂时偏离，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译 / 昝 涛，校 / 牛 可）
一位经济学家的传奇人生
——加尔布雷斯述评
郑 英
【内容提要】本文系统回顾了加尔布雷斯的生平、经济思想和政治关怀。加尔布雷斯一生阅历丰富、著述等身，始终活跃于学界和政界。加尔布雷斯对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进行了深入剖析，对主流经济学进行了深刻批判。在他看来，大型企业构成了现代经济的支柱，“看不见的手”并不能自动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政府和计划应该发挥相应的作用。加尔布雷斯以切身行动向贫困宣战，向战争说不。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John Kenneth Galbraith. Having had a colorful and influential life in academic and political circles， Galbraith has left behind him a big body of writings that cut deep into American capitalism and its mainstream economics. He held that large corporations constitute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economy. He never believed in the “invisible hand” and insisted that government and planning should have a role to play in maximizing social well-being. As a socialist， he was actively involved in various campaigns against poverty and war.
一、引言
对于美国的经济学家，我们可以略分为三类：学院派经济学家、政府经济学家和媒体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能够贯通三界，这在美国分工细致的经济学研究中并不多见。在他的头衔上可以找到一连串闪光的称谓：著名的经济学家、积极的政治活动家、老练的外交官、小说家、专栏作家和畅销书。①
加尔布雷斯特立独行、为学不拘。他对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对主流经济学提出了深刻的批判，对美国政府的政治经济政策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加尔布雷斯生活多变、阅历丰富，学术研究和政治活动构成了他的人生主线。他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二战期间，他曾担任美国物价管理局（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副局长、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团长。尔后，担任经济安全政策室主任，负责检查德国和日本的经济政策。他出任过几届总统及总统候选人顾问，并担任过美国驻印度大使。加尔布雷斯笔耕不辍、著述等身，出版了大量的专著、文集、自传以及小说。他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四部著作：《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American Capitalism： The Concept of Countervailing Power，1952）、《丰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1958）、《新工业国》（The New Industrial State，1967）以及《经济学和公共目标》（Economics and the Public Purpose，1973）。
瑟罗（Lester Carl Thurow）有一句经典的评价，可以作为加尔布雷斯一生经历的真实写照：他置身于经济思想主流之外，却驻足于经济事件主流之中。②
二、加尔布雷斯的生平③
1908年，加尔布雷斯出生于加拿大伊利湖（Lake Erie）北岸的一个名叫Iona Station的小镇，并在南安大略（Southern Ontario）长大，这里生活着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苏格兰移民后裔。在他的自传《我们时代的生活》（A Life in Our Times： Memoirs，1981）中，加尔布雷斯回忆到，自己的学校教育经常被农场劳动所打断，学习成绩也很一般。14岁时，年仅49岁的母亲去世，父亲成为他生活上的主要支柱。老加尔布雷斯是一名政府激进主义分子，虔诚拥护加拿大自由党，积极投身于地方政治，还是加拿大自由党县级分支机构的一名资深官员。小加尔布雷斯经常跟随他的父亲在县域范围内四处游历。也许正是父亲的言传身教，培养了加尔布雷斯的批判精神和政治热情。④
1926年秋天，加尔布雷斯进入安大略农学院（Ontario Agricultural College），即现在的基辅大学（University of Guelph）学习农业经济学。但是学习的内容都是一些农业知识而非经济学。不过，他很早就显示出写作天赋，为当地的一家报纸写每周专栏，介绍最新而实用的农业知识，并负责办了一份校报。
1931年加尔布雷斯从安大略农学院毕业，并获得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农业经济学Giannini基金提供的奖学金。伯克利的学习阶段是他一生最美好的时光，他从过去及同时代的伟大经济学家那里汲取了丰富的知识：斯密（Adam Smith）、李嘉图（David Ricardo）、马克思（Karl Marx）、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德国历史学派、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和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第三年，他被送到戴维斯分校，带领组建经济系、农业经济学系以及会计和农业管理系并教授相关的课程。显然，这些行政工作和教职任务对他来说不是什么难事，他有足够的时间撰写自己的博士论文。⑤
1933年春，加尔布雷斯得到哈佛大学一个讲师职位的机会，年薪2400美元。但是，他在哈佛大学的任教并不愉快，此后又在普林斯顿大学逗留了一段时间，甚至还做了一段时间《财富》杂志的编辑。学术之外，他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政治和写作。1935年秋天，加尔布雷斯第一次遇到了小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 Jr.）。两年之后，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也来到了哈佛大学。正是在哈佛大学与肯尼迪兄弟之间建立的友谊为加尔布雷斯以后的政治生涯埋下了伏笔。
早期对加尔布雷斯产生重要影响的，是他在农业调整管理局（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dministration， AAA）的工作。由于农产品的过度供给，政府通过补贴要求农场主控制产量，结果却产生了许多富余的农场主。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在农场主和农场雇工之间分配政府补贴。农场主当然希望得到所有的政府补贴，雇工随之变得极端贫困从而迁移到北方城市。加尔布雷斯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当然希望贫穷的雇工得到更大份额，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农场主获得了全部的政府补贴，也同意不解雇工人并为他们提供一些支持。在华盛顿的经验向他昭示了权力的重要性，权力这一主题几乎贯穿了加尔布雷斯经济学研究的始终。
在哈佛期间，加尔布雷斯的经济研究逐渐远离农业经济学，开始从垄断竞争的角度探讨大萧条的真正原因。当然，对他触动最大的是1936年凯恩斯《通论》的出版和迅速传播。加尔布雷斯如饥似渴地阅读这本经济学上的开创大作，不仅为凯恩斯深刻而独到的分析所折服，更是叹服凯恩斯的行文方式和语言之精妙。当然，加尔布雷斯最敬佩的是凯恩斯能够运用实用主义的方法，识别出真实世界面临的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1936年，加尔布雷斯自愿加入罗斯福总统竞选连任的队伍，并且向华盛顿灌输凯恩斯主义的思想。
1937年秋，加尔布雷斯成为美国公民，并且和阿特沃特（Catherine Merriam Atwater）成婚。随后，加尔布雷斯远渡重洋来到英国，在剑桥成为一名洛克菲勒研究人员。在那里虽然没有见到凯恩斯，但是和后来大名鼎鼎的卡恩（Richard Kahn）、罗宾逊夫人（Joan Robinson）、斯拉法（Piero Sraffa）以及卡莱斯基（Michal Kalecki）等建立了长期紧密的联系。他每周都去伦敦经济学院参加由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和罗宾斯（Lionel Robbins）主持的学术讨论会。
1938年，加尔布雷斯回到哈佛，受托调查罗斯福新政（New Deal）中的公共项目。于是他频繁往返于华盛顿，对当时的政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939年，加尔布雷斯和罗斯福有了第一次面对面的交谈。1940年，加尔布雷斯成为全美农场主协会联盟（American Farm Bureau Federation）的常驻经济学家。194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他成为白宫写作班子的一员，大部分时间用来撰写竞选人的政治演讲稿。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军需产品需求的飞速增长导致了通货膨胀。⑥加尔布雷斯出任美国物价管理局副局长，通过价格控制保证战时的经济稳定和资源动员。在他看来，价格控制非常成功，国民收入增长良好，短缺仅仅出现在威士忌、汽油等少数产品上，而且，取消价格控制后，物价仅仅出现过小幅上涨。这份工作为他的价格控制理论提供了生动案例。基于此，在如何应对通货膨胀上，加尔布雷斯开出的药方就是控制工资和价格。
受到卢斯（Henry Luce）的雇请，⑦1943～1948年间加尔布雷斯成了《财富》杂志的一名编辑。在这里，他炼就了诙谐优雅的文风，也进一步认识到大型企业在美国经济中的支配性影响。他开始跳出新古典教科书的传统框架，分析大型企业真正的运营方式、如何决策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1944年，加尔布雷斯重返华盛顿，担任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团长，负责调查美国战略轰炸的实际效果。调查结果出人意料：美国的战略轰炸不仅只是破坏了德国5％的生产能力，⑧甚至强化了德国的军事力量。轰炸破坏了大城市工商业，造成大量的城市失业人口，而德国的军事力量主要分布在大城市之外，因而，轰炸不但没有破坏德国的军事力量，反而增强了德国军需品的劳动力供给。根据他们的调查，德国在1945年初的坦克、飞机和步枪的生产能力甚至比1941年高。⑨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政府对这份寄予厚望的调查报告却置若罔闻，继续战略轰炸。由此看来，国家的政治决策不一定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出发点，往往可能以某个利益集团（比如美国的军事工业集团）的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出发点。
1948年秋，加尔布雷斯回到哈佛，讲授农业经济学和产业组织，但他仍然专注于政治和写作。很快，有关权力关系的两本著作《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和《价格控制理论》（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1952）相继出炉。有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股票市场泡沫以及其后经济大崩溃历史的著作《大崩溃：1929》（The Great Crash 1929，1955）也出版发行。1955年夏，加尔布雷斯安排了一年的时间游学和写作一本有关贫困问题的著作。结果，《丰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1958）一经出版，立即风行全球。⑩
1959年秋，哈佛大学授予加尔布雷斯沃伯格（Paul Warburg）经济学教席，同时给了他两学期的假期开始《新工业国》（The New Industrial State，1967）的写作。1960年11月，约翰·肯尼迪当选总统，派加尔布雷斯出任美国驻印度大使，他的写作工作暂时中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不仅是加尔布雷斯的学术丰产期，也是他政治活动的活跃期。他是美国自由派游说组织“美国民主行动”（Americans for Democratic Action）的创建者之一，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两次总统竞选以及约翰·肯尼迪总统竞选的顾问和写作班底成员。
出任驻印度大使期间，{11}加尔布雷斯不断地给肯尼迪写信和发电报，反对美国政府过度地卷入越南战争和其他军事行动。肯尼迪遇刺后，约翰逊（Lyndon Johnson）上台，加尔布雷斯辞去了大使职务，但是继续为约翰逊提供政策建议。1964年，约翰逊总统任命加尔布雷斯到白宫的一个任务小组，负责向贫困宣战的相关事务。1969年，加尔布雷斯出版了《如何控制军事》（How to Control the Military，1969），解释了军事力量和军工企业对美国政府政策的强大影响力，强烈建议有必要进行军备控制，呼吁政治家抵制军事工业联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过度影响。
1968年，他为议员麦卡锡（Eugene McCathy）的总统竞选工作服务；1972年，为议员麦戈文（George McGovern）的竞选工作服务；1976年，为尤德尔（Morris Udall）的竞选工作服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又为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的竞选工作服务。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加尔布雷斯继续努力把自己的经济思想带进更为广阔的公众视野。《不确定的年代》（The Age of Uncertainty，1977）和《经济学大众指南》（Almost Everyone’s Guide to Economics，1978）相继出版。1972年，他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主席。1976年，美国演化经济学协会（Association for Evolutionary Economics）授予他凡勃伦—康芒斯奖。1982年，他被选为美国艺术和文学院（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iterature）的成员（共50人，他是经济学家中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人），两年之后，当选为主席。
这一时期，加尔布雷斯积极投身于学术活动，于1978年创建了期刊《后凯恩斯经济学》（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1975年他从哈佛大学退休，对于写作和政治仍保持着一如既往的热情。他强烈反对美国走向保守主义的趋势，反对贪婪作为个人行为第一推动力的复兴，尤其反对里根政府的管理政策，也反对克林顿政府降低国内支出和福利改革措施。加尔布雷斯强调：为了理解经济，必须了解历史；为了理解真实世界，必须理解权力所在。
由于他对经济的驾轻就熟，对政治、权力的透辟了解（源自其非同寻常的介入）和对社会的持久关怀，尽管年事已高，加尔布雷斯也不曾放下手中的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又相继出版了以下著作：《权力的剖析》（The Anatomy of Power，1983）一书解释了权力的本质以及和经济政治体系的关系；《经济学展望：一个批判的历史》（Economics in Perspective： A Critical History，1987）一书整合了经济历史和经济思想的历史；《好社会》（The Good Society： The Humane Agenda，1996）强调了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必须更加关注贫困问题；《经济时代之旅：第一手观点》（A Journey Through Economic Time： A Firsthand View，1994）回顾了美国过去一个世纪的经济政策历史；《罗斯福以来的重要人物》（Name-Dropping from F.D.R. On，1999）回顾了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的经济政策。
三、加尔布雷斯的经济思想{12}
加尔布雷斯接受了正统的经济学训练，却对主流的经济研究方法和主题不屑一顾。在他非同寻常的生活历程中，主流经济学稳定地向更加严格的数学模型发展，同时对老式的政治经济学的兴趣日渐淡薄。但是加尔布雷斯却从未向这两个方面移动分毫，他的著作丝毫没有数学，他的兴趣始终在政治经济学方面，而且对政治方面的考虑至少处于与经济学同等并时常更高的地位。{13}从某种程度上看，他是一个经济社会学家，而非技术经济学家，他把经济学看成解释现实世界的学问。正因如此，很多人甚至认为，他是在凡勃伦（Thorstein Bunde Veblen）、康芒斯（John Rogers Commons）和米歇尔（Wesley Clair Mitchell）之后，美国制度学派的最后代表。{14}
加尔布雷斯从不相信“看不见的手”。经济学是用来解释我们如何生活得更好，而不是用一整套数学假说论证求得最大化的经济产出。{15}在他看来，现代微观经济学主要有三大支柱：消费者主权假设；利润最大化目标；企业内的所有权力来源于企业所有者。加尔布雷斯不仅不迷信这些标准教条，而且一一进行了批判。主流经济学理论割裂了经济和真实世界之间的联系。在真实世界中，权力对经济和社会具有决定性影响。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他们都把分析的主体置于主流社会的边缘。也许正是因为和主流经济学研究之间的割裂，加尔布雷斯一生获得了无数荣誉，却始终得不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垂青。{16}
（一）现代经济的二元系统
为了解释现代经济的运行，加尔布雷斯把现代经济划分为两大系统：市场系统和计划系统。第一个系统是由竞争性公司和小型垄断企业组成的市场系统。他们以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标，但对价格和成本的影响有限，也不能影响消费者和政府。市场系统处于现代经济的边缘，新古典主义的理论分析仅仅适合于市场系统的分析主体。第二个系统是由大型企业构成的计划系统。他们能够运用权力工具，操纵价格，影响消费者、社会甚至政府的行为。与市场系统中的企业被动地适应外部环境不同，他们能够主动地创造外部环境。计划系统处于现代经济的中心，传统理论分析却“故意”忽略了这一点。正是这种分析主体上的差异促成了加尔布雷斯与新古典模型的决裂，转而寻求一套可替代的理论体系，探讨大型企业在现代经济中的决定性影响。
从《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丰裕社会》、《新工业国》到《经济学和公共目标》，对大型公司和权力的关注构成了加尔布雷斯经济分析的主线。在他看来，大型公司的出现不是历史的失常，而是生产模式演进的必然结果。他们支配着现代经济的行为模式，完全区别于传统理论的分析。按照“传统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的解释，竞争导致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最终能够实现更大范围的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市场决定价格和需求，而企业只能被动接受，因此，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唯一途径就是确保市场的竞争性，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根据加尔布雷斯的观点，现代经济社会中，生产和销售大部分商品和服务的都是少数的大型企业。随着技术的进步，企业面临的投资风险越来越大：时间、资本与人力剧增。事实上，正是大型企业资助了大部分导致技术变革的研究和开发。因而，大型企业至关重要。传统理论始终把技术作为外生力量而置于经济分析的框架之外，加尔布雷斯却把技术作为自己分析的中心，从而对大公司的作用得出了与传统理论相悖的结论。
随着企业的逐步成长，生产过程越来越复杂，生产技术越来越精妙，个人已经难以控制工程技术、原料采购、质量控制、劳工关系以及市场营销的方方面面，必须由各方面的专家组成一个团队，共同管理现代企业的决策行为。于是，群体决策和技术专家变得日益重要，权力从个人所有者转向了生产过程中具有专业知识的技术结构阶层（technostructure）。
（二）技术结构阶层和计划
技术结构阶层由企业代表、员工代表、企业董事、律师、科学家、工程师、会计和营销专家等专业技术人员组成。他们在土地、资本和劳动之外构成了生产的第四种要素。技术结构阶层决定生产什么样的产品，选择什么样的生产技术，以及通过市场营销和定价策略销售产品，并负责企业的内外融资等。在一个成熟的企业里，技术结构阶层的决策权从股东那里获取，他们追求自己的目标，满足生存和自治的需要。根据加尔布雷斯的论述，技术结构阶层有两方面的目标或者说需要：一是为了确保生存的保护性需要（protective need）；二是为了强化地位的肯定性需要（affirmative need）。
技术结构阶层首先需要确保自己的生存，避免股东不满而被驱逐。低收益或者高损失都可能对技术结构阶层的决策权形成挑战，因为股东们会联合起来对抗企业的管理，甚至抛售股票，最终导致新的资本进入和技术结构阶层的重建。企业规模扩张不仅能够确保一定水平的利润，而且创造出了新的机会和岗位，技术结构阶层之间的竞争不再是零和博弈。通过企业的规模扩张以及技术领先来首先追求满意水平的利润而非最大化的利润成为了技术结构阶层的追求目标。正如加尔布雷斯所言：和市场规则相容的利润最大化并非必然，垄断性企业可以选择利润最大化之下的水平，这种行为却和企业追求垄断地位的目标不容。计划不是寻求市场机会的结果，而是市场不确定的结果。对市场的从属性以及对市场结果的从属性已经不复存在，因此，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利润最大化仍然是技术结构阶层的追求目标。{17}
对技术结构阶层而言，还必须确保利润的稳定性。在成本、需求以及价格发生变动后，利润通常也会发生变动，技术结构阶层不仅需要直接控制价格和成本，还必须有能力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行为偏好。为了降低市场的不确定性，企业必须有相应的计划措施。{18}比如，通过垂直一体化来控制供应商和销售渠道；通过开发多样性的产品应对消费者偏好的突然转变；通过广告来引导和控制消费者偏好；通过生产商和供应商之间的长期合同来消除短期市场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
对现代经济而言，计划显得尤其重要。企业需要同时具备影响商品需求和生产成本的能力。越是精密的技术，越需要高端的专业人员，越需要有稳定的市场前景。通过计划手段能够确保企业获得稳定的劳动力、资源和长期的购买承诺。加尔布雷斯关于计划的论述引发了谁来掌控计划以及私人利益如何保护的问题。他曾经警告说：生产什么并非取决于消费者，消费者似乎通过货币投票来决定生产；事实却是，生产者预先控制市场，决定消费者需求，从而决定生产什么。{19}这就产生了所谓的消费者主权被生产者主权取代的问题。
（三）消费者主权的局限性
加尔布雷斯指出，经济学家在发展消费者需求理论时总是基于两个基本命题：一是消费者需求得到满足本身不会使需求量减少；二是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的需要源自消费者本身，不会受营销手段等外部因素干扰。在他看来，这两个命题都是错误的。第一个命题显然违背了我们通常所知的常识，例如，人们每天需要的食物是一定的，满足一定的需要后，需要就会降低。对第二个命题的批判具有颠覆性意义，加尔布雷斯用生产者主权推翻了消费者主权的传统假定。
新古典主义的教科书指出，消费者的意愿、兴趣、偏好和品味具有最高权威，最终决定了生产者行为，这就是消费者主权的经典描述。加尔布雷斯从现代经济的双重系统出发，认为现代经济由大型企业所主宰，生产本身不是为了满足消费者需要，生产可以创造消费者需求，因而消费者主权在现代经济中难以实现。虽然生产者和市场营销人员经常宣称他们只是被动地适应消费者的自然需求，而实际上是他们在创造消费者需求。
加尔布雷斯指出，在现代经济中，消费者的意愿并非由经济之外的诸如生物、文化或者其他因素给定，而是至少部分地受经济内的生产者影响。很多情况之下，商品和服务带给消费者的效用并非来自于消费者的客观需要，而是生产者创造了这些需要。这一点被无孔不入的广告以及其他现代营销手段所证实。生产者从自身利益出发，运用这些营销手段来锁定消费者的品味、意愿和偏好。生产者通常“制造出”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的兴趣，而这些可能并非消费者的实际需要。对此，加尔布雷斯有一段经典的描述：
要不是每天早上一起床就受到魔鬼的驱使，满怀激情地购置丝绸衬衣、厨房用具、夜壶、橘子水，我们有一万个理由为找到好商品所付出的努力鼓掌加油。蹊跷的是，火焰得扑灭了。如果这种热情应该源于自身，如果释缓热情的努力使得魔鬼更加卖力，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除非受传统认识的限制，你就该考虑消费更多的商品还是更少的商品呢？{20}
（四）通货膨胀和货币政策
在加尔布雷斯的经济思想中，有关通货膨胀和货币政策的内容散见于他的诸多文献。他在思考经济管理和货币稳定问题过程中，最终成就了《货币：来自何处，去向何方》（Money：Whence it Came， Where it Went，1975）一书。书中详细考察了货币、银行和货币政策的历史。
通货膨胀源于何处？从历史上看，可能来自于战争，也可能来自于自然灾害。二战以后的和平时期，通货膨胀又源于何处呢？加尔布雷斯认为，如果需求超过了工厂和劳动力所能提供的产能极限，增加的需求就会导致价格上涨。这一观点和凯恩斯论述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相类似。不过，在二元系统的现代经济中，必须对两种系统下的通货膨胀和反通货膨胀措施区别对待。
在市场系统中，价格上涨是需求增加的自动反映，需求增加既可能是信贷数量的扩张，也可能是政府支出的增多。两方面的原因都容易控制，因而需求可以降低，价格也可以恢复如初。但是，如果工会的力量比较强大，争取到更高工资，必然意味着生产成本的上升和产品价格的提高。在计划系统中，情况则完全不同。大型企业具有控制价格的能力，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能够把工资上涨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短期看，这种做法虽然可能损害到企业的规模扩展，也总比工人罢工破坏生产的情况强。特别是对技术结构阶层而言，这种方式不用承担涨价带来的任何成本。从历史上看，大型企业倾向于接受工会组织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大型企业的工资水平表现出一种螺旋型上升的趋势，产品价格呈现出一种慢性通货膨胀的特征。
正是对通货膨胀产生根源的独特描述，加尔布雷斯在反通货膨胀的政策建议上也区别于主流经济学中逆向而为的需求管理政策。这一点在他出任美国物价管理局副局长时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开出的药方简单而直接：控制工资和价格。
四、加尔布雷斯的政治关怀
加尔布雷斯一生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和通常“冷血”的政治家不同，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政治家的理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贫困问题的关注，在他的影响之下，美国掀起了一场向贫困宣战的运动，大大改善了美国的贫困状况；二是对战争的坚决反对，虽然他从事为政府服务的工作，却反对美国几乎所有的军事行动，同时对美国日益庞大的军事工业联合体敲响警钟。
（一）向贫穷宣战
1958年，加尔布雷斯出版了《丰裕社会》。该书并非为美国日益富足的经济社会歌功颂德，而是深刻剖析了美国丰裕社会背后的贫困问题。在他看来，“看不见的手”有促使私人经济繁荣和公营经济凋敝的趋势。{21}美国市场上虽然充斥着消费性商品，但社会服务却相当贫乏。商品繁荣剥夺了诸如清新的空气、干净的街道、良好的学校、高雅的艺术等社会福利。如果人们在个人奢侈消费上开支少一些，在外部公共环境上开支多一些，那么美国人民的生活就会更长远，更有意义。书中提出一个二元命题：“私人的富足和公共的污秽”（private opulence and public squalor），下面这段描述可谓入木三分：
开着桃木内饰、配备空调、动力转向和机动刹车功能的汽车出游的家庭，穿过了一座座坑坑洼洼、垃圾遍地、建筑破败、广告林立和到处立着横七竖八的电线杆的城市，到达了几乎被商业艺术遮蔽不见的乡村……。他们从便携式冰箱里取出包装精美的食物，在污浊的河流边野餐。他们在一个停车场过夜，这里危及着公共卫生和道德。他们躺在尼龙帐篷下面的气垫床上，被腐败的垃圾散发出的阵阵恶臭包裹着，就在入睡前，或许他们会反思幸福为何如此不均等。难道这就是美国的精英吗？{22}
在《丰裕社会》之后，哈灵顿（Michael Harrington）的《另一个美国》（The Other America，1962）也出版发行，贫困问题成为美国社会普遍关注的核心问题，并最终导致约翰逊政府提出了“向贫穷宣战”口号和“伟大社会”计划。加尔布雷斯在为约翰逊总统起草的“伟大社会”演讲中向全美国呼吁：伟大社会应该人人富足和自由，消灭贫穷和种族歧视；孩子们能够学习知识，丰富他们的大脑，发挥他们的才智；人们能够享受闲适，更加关注生活的质量而非商品的数量；社会为市民提供的不仅是丰富的物质，更要满足他们对美的追求和对社会和谐的渴望。{23}尽管有关“伟大社会”计划的各种批评和争议依然存在，但是，它在解决美国贫穷问题上确实发挥了重大作用。一个重要事实就是非洲裔美国人的贫穷率从1959年的55％下降到了1970年的33％，对应年份美国整体的贫穷率从22％下降到了12％。{24}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里根总统的一句名言成为了改变整个社会的风向标：政府不是问题的答案，而是问题的根源。加尔布雷斯所倡导的“新社会主义”在自由主义盛行的时代成为了历史。
加尔布雷斯对贫穷的关注并不局限于美国，而是投向了问题更为严重的第三世界。加尔布雷斯认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两大趋势：富裕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贫穷国家却陷入亘古的贫穷之中，包括大部分非洲国家和亚洲的印度、巴基斯坦等部分国家。这些地区的长期贫穷已经形成了“顺应贫穷”（the accommodation of poverty）的贫穷文化，不思进取、缺乏热情，产生了宿命论的意识，从而形成了自我保存的贫穷链。长期来看，解决这些地方的贫穷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是城市化，把他们从农业领域拽到生产潜力更大的工业领域，但是不能牺牲其他更具基础性的方面，包括政治稳定、教育以及文化投资。我们必须记住一个简单的事实：当今世界上，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民是贫穷的，也没有愚昧无知的人民是不贫穷的。
贫困扼杀人们的创造力，摧毁人们的能量，阻止人们追求美好的事物。顺应贫困，就是让贫困永生不灭。没有人知道这到底有多重要，但是以我所见，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现实。{25}
（二）向战争说不
加尔布雷斯的反战思想非常坚决。出任美国驻印度大使期间，尽管远离华盛顿，他还是经常写信、致电，设法将自己的意见、观点为肯尼迪所知晓。他关注柏林危机、印度支那战争、猪湾（the Bay of Pigs）危机、古巴导弹危机，反对越南战争。1961年10月，加尔布雷斯致信肯尼迪：“尽管我多次为柏林之事烦恼，但我总想，事情还是可以解决的。越南之事更让我忧心。越南战争更复杂，更难控制，更多变，更容易引起误解。更糟糕的是，对如此复杂的情况，对我们驻守越南的战友的政治判断力，我没有丝毫信心。顺便说一下，哈里曼（Averell Harrima）同意我的观点。”{26}
不幸的是，哈里曼，这位前纽约市长和外交政策顾问，后被肯尼迪提拔为国务卿助理，旋即开始反对加尔布雷斯。1962年春，加尔布雷斯给肯尼迪发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反对美国卷入越南，反对国家安全顾问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军事顾问泰勒（General Maxwell Taylor）、国防部长麦克拉马拉（Robert McNamara） 和国务卿拉斯克（Dean Rusk）这些“智库”建议派重兵防卫南越。哈里曼和肯尼迪的其他顾问都对加尔布雷斯的备忘录予以抨击。
肯尼迪遇刺后，加尔布雷斯协助约翰逊总统的工作。他在新总统身上看到了成就伟大国内政策的希望。但是两年后，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他离开了约翰逊，口诛笔伐，成为一名勇敢而不知疲惫的反战斗士。加尔布雷斯甚至给出了美国跳出战争泥潭的具体建议。{27}
另外，加尔布雷斯对军事工业联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看法解释了人民利益如何屈从于军工企业和五角大楼的利益，从而导致资源错配、权力错位。加尔布雷斯指出，政府开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非理性的和无目的的开支，无法证明这些开支是为了满足公共需要；第二类是为了满足政府当前和过去项目所需的日常开支，比如社会保障和国防研究；第三类是政府对未来资本进行投资，包括教育、环境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公众监督机制的缺失使得军事工业联合体足以控制政府开支。原因有二，第一，普通市民缺少专业的技术知识、经验和机密信息，而且很少涉及军事相关的问题；第二，直到交易最后完成，一般民众甚至意识不到军事方面的运作和支出，甚至不会争论和质疑一个国家应该保持多大规模的国防开支。在这种情形下，分配政府支出的权力一旦落到军事工业联合体上，就必须有相应的监督机制来确保公共资源的有效利用。{28}
冷战时期美国军事工业联合体的发展使得美国保持了军事上的优势，从而保持一种非正式的世界帝国地位。这种机制具有自我维持和强化的功能，因为在武器研究上，供给能够创造自身的需求，而且武器从其本质而言是为了破坏自身，军事力量越强大，资源消耗越多。公共制度对政府监督的失效使得军事工业联合体获得特权，侵蚀公众利益，危及经济的增长和财富的积累。特别地，在市场饱和与需求不稳定时，鼓励冲突成为最好的解决办法。军事工业联合体的过度膨胀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和全球不稳定。尽管加尔布雷斯研究的是冷战期间军费开支的危险性，但其关于军事力量对美国政府的影响的论断，今天依然适用。
五、结语
加尔布雷斯，这位经济、政治和思想界的巨匠，走过了风云变化的两个世纪，走完了自己精彩的人生。逝者已去，生者当勉。就以加尔布雷斯的同事、朋友和家人对他的评述为结尾，来祭奠这位传奇人物吧：
我相信，加尔布雷斯一生坚守的事业、决心和先见之明是最好的美国自由主义的传统——顽强、实际、慷慨和富于同情心。（里奇·帕克尔）{29}
从任何意义上来说，加尔布雷斯都是一位杰出的人物。他为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经济和政治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哈佛的象征，我们再也见不到这样的大师了。（劳伦斯·萨默斯）{30}
他留下了长长的影子。没有他，哈佛不会像今天这样辉煌。（德瑞克·伯克）{31}
他一生的智慧和贡献继续激励我们前进。（比尔·克林顿）{32}
正如加尔布雷斯改变了世界的意识，加尔布雷斯赢得了我们的爱戴与信任。（格洛里亚·斯坦纳姆）{33}
勇敢地对抗传统智慧。（小阿瑟·施莱辛格）{34}
加尔布雷斯不仅完完全全了解印度，而且就如何减少两国差异给出了合适的建议。（阿马蒂亚·森）{35}
一位良师、教练、批评家和朋友。（詹姆斯·加尔布雷斯）{36}
我们还没有（进入）家父期望的好社会，但是，在他的带领到下，我们离理想更近了。（彼得·加尔布雷斯）{37}
【注释】
①Jeff Madrick， “A Mind of His Ow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52， No.9， May 26， 2005.
②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和彼得·纽曼（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E-J，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第487—488页。
③关于加尔布雷斯的生平，主要以下述文献的描述为蓝本：Stephen Dunn & Steven Pressman， “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s of John Kenneth Galbraith”，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7， No.2， April 2005， pp.161-209。
④加尔布雷斯在哈佛大学的密友和合作伙伴帕克尔 （Richard Parker）回忆到，加尔布雷斯经常谈起他父亲的故事：阔步走在邻居谷场集聚的人群前，爬上高高的肥料堆上，要求这些惊讶的看客保持安静，然后，面容真诚（但是两眼炯炯有神）地向大家道歉。Richard Parker， “Early Influences on Galbraith’s Worldview and Economics”， H. Sasson （ed.）， Between Friends： Perspectives on John Kenneth Galbraith，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9， pp.147—159。
⑤不过，根据加尔布雷斯自传中的描述，他的博士论文探讨加利福尼亚县域支出问题，没有什么突出之处，只是为了混个博士学位。
⑥Jeff Madrick， “A Mind of His Own”.
⑦同上。卢斯是《时代》（Time）、《生活》（Life）和《财富》（Fortune）的发行人，公开反对罗斯福和“新政”，但是赞成运用凯恩斯主义扩大政府开支以刺激经济增长。加尔布雷斯为《财富》撰文，通常会撩拨意识形态的牢骚，作为同事的卢斯会给予其保护。
⑧同上。
⑨尽管受到威胁，加尔布雷斯仍然坚持按照调查的实际结果进行公布。后来，加尔布雷斯被派到日本调查战略轰炸的结果，五角大楼为他在9000英里之外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宣布战略轰炸非常成功。
⑩《丰裕社会》为加尔布雷斯赢得了无数荣誉，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获得了Tamiment图书奖和Sidney Hillman奖。Doc.Ing.Ivan Figura， CSc. “John Kenneth Galbraith，” BIATEC， National Bank of Slovakia， Volume XI， June， 2003， p.15。
{11}顺便说一下，加尔布雷斯92岁的时候，被印度总统授予最高荣誉奖（the Padma Vibhushan）。
{12}对加尔布雷斯经济思想的介绍，我们吸收了下述文献建立的分析框架：Doc.Ing.Ivan Figura， CSc. “John Kenneth Galbraith，” BIATEC， National Bank of Slovakia， Volume XI，June， 2003， pp.15-19.
{13}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和彼得·纽曼（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E-J，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第487—488页。
{14}见纽约新派大学（The New School）的加尔布雷斯主页http：//cepa.newschool.edu/het/profiles/galbraith.htm。此外，诺贝尔（Holcomb Noble）和马丁（Douglas Martin）在《纽约时报》上祭奠加尔布雷斯的文章中也指出，“在许多人看来，加尔布雷斯是美国制度学派最重要的嫡系子孙。”Noble， Holcomb and Douglas Martin， “John Kenneth Galbraith， 97， Dies; Economist Held a Mirror to Society.”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30， 2006.
{15}Madrick， Jeff， “A Mind of His Ow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52， No.9， May 26， 2005.
{16}加尔布雷斯去世之后，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弗兰克（Robert H. Frank）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诺贝尔奖有时颁发给理由正确但结论错误的学者，但从不会颁发给结论正确而理由错误的学者。Rorbert H. Frank， “ Right for the Wrong Reasons： Why Galbraith Never Got the Prize Top of Form”，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1，2006。2000年克林顿总统在白宫为他颁发自由勋章（The Medal of Freedom，美国国家最高市民荣誉）时，加尔布雷斯说：“我非常感谢这项荣誉，我会努力抱以适当的谦虚。”哈佛大学时任校长陆登庭（Neil L. Rudenstine）教授这样评论：“半个多世纪以来，加尔布雷斯为我们的公共话语世界注入了知识分子的深刻犀利、慷慨博大、优雅、纯粹与最伟大的良知。”“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 Recipient John Kenneth Galbraith”， http：//www.medaloffreedom.com/JohnGalbraith.htm。
{17}Galbraith， John Kenneth，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2nd edi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2， p.122.
{18}加尔布雷斯所称的的计划（Planning）不只是科斯（Ronald Coase）意义上协调（Coordination）的概念。按照科斯的理解，企业不过是在各种形式的合约进行选择的结果；按照加尔布雷斯的理解，企业是一种能够降低市场不确定性的制度。
{19}Galbraith， John Kenneth，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67， p.6.
{20}Galbraith， John Kenneth， The Affluent Societ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58， pp.126-127.
{21}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和彼得·纽曼（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E-J，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第487—488页。
{22}加尔布雷斯的儿子曾经笑称，如果每次引用这段经典描述都能收5美分的版税，他们家族都能进《福布斯》400强了。Richard Parker， Henry Aaron， James Galbraith， James Fallows and E.J.Dionne， “The Legacy of John Kenneth Galbraith，” A Brookings/New America Foundation Briefing， Falk Auditorium，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April 4， 2005。
{23}Johnson， Lyndon， “Great Society Speech”，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Lyndon B. Johnson， Book I （1963-64）， 1964， pp.704-707.
{24}2000年时，非洲裔美国人的贫穷率为22％，美国整体水平的贫穷率为11％。Germany， Kent Barnett， “War on Poverty”， Poverty and Social Welfare in America： An Encyclopedia， Edited by Alice O’Connor and Gwendolyn Mink， Santa Barbara： ABC-Clio （forthcoming）。
{25}Aurora Online with John Kenneth Galbraith， http：//aurora.icaap.org/talks/galbraith.htm.
{26}Jeff Madrick， “A Mind of His Own”.
{27}在他出版的《如何跳出越南泥坑：解决当前最棘手问题的可行方案》（How to Get Out of Vietnam： A Workable Solution to the Worst Problem of our Time，1967）中，加尔布雷斯建议，美国应该把军队撤回到城市和沿海，建立一些可以防卫的基地，进而等待机会进行谈判。
{28}Roberts， Nathan， “The Role and Effect of Arms on the 21st Century： Re-evaluating the Ideas of John Kenneth Galbraith on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Working Paper， Undergraduate Economic Research at Austin College， 2006.
{29}2005年帕克尔出版了传记《加尔布雷斯：他的人生，他的政治学，他的经济学》（John Kenneth Galbraith： His life， His Politics， His Economics，2005）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帕克尔是执教于哈佛肯迪尼政府（管理）学院（Harvard's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的经济学家。尽管他批评加尔布雷斯的一些作品，或是指正他过去偶尔出现的错误，但他始终是加尔布雷斯的密友和合作伙伴。
{30}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如此评价加尔布雷斯。目前，萨默斯尔已经辞去哈佛校长职务。Ken Gewertz， “John Kenneth Galbraith， Economist， Professor， and Author： Havard Icon Dies at 97”， Harvard News Office， http：//www.news.harvard.edu/gazette/daily/2006/04/30-galbraith.html。
{31}哈佛大学校长伯克（Derek Bok）在加尔布雷斯悼念会上致辞。致辞时为前任校长，2006年 7月1日继萨默斯任代理校长。Ken Gewertz，“Galbraith remembered as giant：Family， friends share stories of wisdom， wit， and kindness”，Harvard News Office，http：//www.news.harvard.edu/gazette/daily/2006/05/31-galbraith.html。
{32}美国前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未能参加加尔布雷斯的悼念会，但发来一封信。
{33}女权主义者、激进主义分子和作家斯坦纳姆（Gloria Steinem）在加尔布雷斯悼念会上致辞，但是在称赞加尔布雷斯的同时，她说“公共部分和私人从来没有过不和谐”。
{34}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未参加加尔布雷斯悼念会，但准备了致辞，由其子Stephen Arthur Schlesinger代读。他称加尔布雷斯为“最亲密的朋友”。
{35}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 （Amartya Sen）在1960年代加尔布雷斯出使印度时，两人相识。1987年阿马蒂亚·森来到哈佛任教后，他们继续保持深厚的友谊。
{36}詹姆斯·加尔布雷斯（James K. Galbraith）是加尔布雷斯的儿子，美国经济学家。他在悼念会上说，父亲给了他很多好的建议。
{37}外交家彼得·加尔布雷斯（Peter W. Galbraith）是加尔布雷斯的儿子。
①Jeff Madrick， “A Mind of His Ow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52， No.9， May 26， 2005.
②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和彼得·纽曼（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E-J，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第487—488页。
③关于加尔布雷斯的生平，主要以下述文献的描述为蓝本：Stephen Dunn & Steven Pressman， “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s of John Kenneth Galbraith”，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7， No.2， April 2005， pp.161-209。
④加尔布雷斯在哈佛大学的密友和合作伙伴帕克尔 （Richard Parker）回忆到，加尔布雷斯经常谈起他父亲的故事：阔步走在邻居谷场集聚的人群前，爬上高高的肥料堆上，要求这些惊讶的看客保持安静，然后，面容真诚（但是两眼炯炯有神）地向大家道歉。Richard Parker， “Early Influences on Galbraith’s Worldview and Economics”， H. Sasson （ed.）， Between Friends： Perspectives on John Kenneth Galbraith，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9， pp.147—159。
⑤不过，根据加尔布雷斯自传中的描述，他的博士论文探讨加利福尼亚县域支出问题，没有什么突出之处，只是为了混个博士学位。
⑥Jeff Madrick， “A Mind of His Own”.
⑦同上。卢斯是《时代》（Time）、《生活》（Life）和《财富》（Fortune）的发行人，公开反对罗斯福和“新政”，但是赞成运用凯恩斯主义扩大政府开支以刺激经济增长。加尔布雷斯为《财富》撰文，通常会撩拨意识形态的牢骚，作为同事的卢斯会给予其保护。
⑧同上。
⑨尽管受到威胁，加尔布雷斯仍然坚持按照调查的实际结果进行公布。后来，加尔布雷斯被派到日本调查战略轰炸的结果，五角大楼为他在9000英里之外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宣布战略轰炸非常成功。
⑩《丰裕社会》为加尔布雷斯赢得了无数荣誉，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获得了Tamiment图书奖和Sidney Hillman奖。Doc.Ing.Ivan Figura， CSc. “John Kenneth Galbraith，” BIATEC， National Bank of Slovakia， Volume XI， June， 2003， p.15。
{11}顺便说一下，加尔布雷斯92岁的时候，被印度总统授予最高荣誉奖（the Padma Vibhushan）。
{12}对加尔布雷斯经济思想的介绍，我们吸收了下述文献建立的分析框架：Doc.Ing.Ivan Figura， CSc. “John Kenneth Galbraith，” BIATEC， National Bank of Slovakia， Volume XI，June， 2003， pp.15-19.
{13}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和彼得·纽曼（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E-J，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第487—488页。
{14}见纽约新派大学（The New School）的加尔布雷斯主页http：//cepa.newschool.edu/het/profiles/galbraith.htm。此外，诺贝尔（Holcomb Noble）和马丁（Douglas Martin）在《纽约时报》上祭奠加尔布雷斯的文章中也指出，“在许多人看来，加尔布雷斯是美国制度学派最重要的嫡系子孙。”Noble， Holcomb and Douglas Martin， “John Kenneth Galbraith， 97， Dies; Economist Held a Mirror to Society.”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30， 2006.
{15}Madrick， Jeff， “A Mind of His Ow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52， No.9， May 26， 2005.
{16}加尔布雷斯去世之后，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弗兰克（Robert H. Frank）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诺贝尔奖有时颁发给理由正确但结论错误的学者，但从不会颁发给结论正确而理由错误的学者。Rorbert H. Frank， “ Right for the Wrong Reasons： Why Galbraith Never Got the Prize Top of Form”，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1，2006。2000年克林顿总统在白宫为他颁发自由勋章（The Medal of Freedom，美国国家最高市民荣誉）时，加尔布雷斯说：“我非常感谢这项荣誉，我会努力抱以适当的谦虚。”哈佛大学时任校长陆登庭（Neil L. Rudenstine）教授这样评论：“半个多世纪以来，加尔布雷斯为我们的公共话语世界注入了知识分子的深刻犀利、慷慨博大、优雅、纯粹与最伟大的良知。”“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 Recipient John Kenneth Galbraith”， http：//www.medaloffreedom.com/JohnGalbraith.htm。
{17}Galbraith， John Kenneth，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2nd edi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2， p.122.
{18}加尔布雷斯所称的的计划（Planning）不只是科斯（Ronald Coase）意义上协调（Coordination）的概念。按照科斯的理解，企业不过是在各种形式的合约进行选择的结果；按照加尔布雷斯的理解，企业是一种能够降低市场不确定性的制度。
{19}Galbraith， John Kenneth，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67， p.6.
{20}Galbraith， John Kenneth， The Affluent Societ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58， pp.126-127.
{21}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和彼得·纽曼（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E-J，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第487—488页。
{22}加尔布雷斯的儿子曾经笑称，如果每次引用这段经典描述都能收5美分的版税，他们家族都能进《福布斯》400强了。Richard Parker， Henry Aaron， James Galbraith， James Fallows and E.J.Dionne， “The Legacy of John Kenneth Galbraith，” A Brookings/New America Foundation Briefing， Falk Auditorium，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April 4， 2005。
{23}Johnson， Lyndon， “Great Society Speech”，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Lyndon B. Johnson， Book I （1963-64）， 1964， pp.704-707.
{24}2000年时，非洲裔美国人的贫穷率为22％，美国整体水平的贫穷率为11％。Germany， Kent Barnett， “War on Poverty”， Poverty and Social Welfare in America： An Encyclopedia， Edited by Alice O’Connor and Gwendolyn Mink， Santa Barbara： ABC-Clio （forthcoming）。
{25}Aurora Online with John Kenneth Galbraith， http：//aurora.icaap.org/talks/galbraith.htm.
{26}Jeff Madrick， “A Mind of His Own”.
{27}在他出版的《如何跳出越南泥坑：解决当前最棘手问题的可行方案》（How to Get Out of Vietnam： A Workable Solution to the Worst Problem of our Time，1967）中，加尔布雷斯建议，美国应该把军队撤回到城市和沿海，建立一些可以防卫的基地，进而等待机会进行谈判。
{28}Roberts， Nathan， “The Role and Effect of Arms on the 21st Century： Re-evaluating the Ideas of John Kenneth Galbraith on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Working Paper， Undergraduate Economic Research at Austin College， 2006.
{29}2005年帕克尔出版了传记《加尔布雷斯：他的人生，他的政治学，他的经济学》（John Kenneth Galbraith： His life， His Politics， His Economics，2005）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帕克尔是执教于哈佛肯迪尼政府（管理）学院（Harvard's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的经济学家。尽管他批评加尔布雷斯的一些作品，或是指正他过去偶尔出现的错误，但他始终是加尔布雷斯的密友和合作伙伴。
{30}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如此评价加尔布雷斯。目前，萨默斯尔已经辞去哈佛校长职务。Ken Gewertz， “John Kenneth Galbraith， Economist， Professor， and Author： Havard Icon Dies at 97”， Harvard News Office， http：//www.news.harvard.edu/gazette/daily/2006/04/30-galbraith.html。
{31}哈佛大学校长伯克（Derek Bok）在加尔布雷斯悼念会上致辞。致辞时为前任校长，2006年 7月1日继萨默斯任代理校长。Ken Gewertz，“Galbraith remembered as giant：Family， friends share stories of wisdom， wit， and kindness”，Harvard News Office，http：//www.news.harvard.edu/gazette/daily/2006/05/31-galbraith.html。
{32}美国前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未能参加加尔布雷斯的悼念会，但发来一封信。
{33}女权主义者、激进主义分子和作家斯坦纳姆（Gloria Steinem）在加尔布雷斯悼念会上致辞，但是在称赞加尔布雷斯的同时，她说“公共部分和私人从来没有过不和谐”。
{34}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未参加加尔布雷斯悼念会，但准备了致辞，由其子Stephen Arthur Schlesinger代读。他称加尔布雷斯为“最亲密的朋友”。
{35}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 （Amartya Sen）在1960年代加尔布雷斯出使印度时，两人相识。1987年阿马蒂亚·森来到哈佛任教后，他们继续保持深厚的友谊。
{36}詹姆斯·加尔布雷斯（James K. Galbraith）是加尔布雷斯的儿子，美国经济学家。他在悼念会上说，父亲给了他很多好的建议。
{37}外交家彼得·加尔布雷斯（Peter W. Galbraith）是加尔布雷斯的儿子。
郑 英：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出版编辑中心，510410
权力和良知：加尔布雷斯的政治
牛 可
【内容提要】作为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给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美国政治史和思想史留下了深刻印记。本文首先试图揭示内在于加尔布雷斯经济学中的道德和社会关怀之特性，指出其本身就是一种旨在和政治达成相容和互动关系的经济学。文章着重考察1950年代初至1970年代中期加尔布雷斯的政治活动，从中凸现如下主旨：加尔布雷斯之于政治权力，无论是襄助和介入，还是离弃和批判，都始终致力于把良知注入其中，也始终保持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批判精神。加尔布雷斯不仅以学术和思想，而且以政治行动塑造了一个卓越的知识分子典范。
Abstract： John Kenneth Galbraith， a notable economist， has left deep imprints upon the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 America. This paper tries to reveal the social and moral concerns inherent in， and to a large extent peculiar to， the Galbraithian economics， which were meant to bear upon politics. The author focuses his attention on the political involvement of Galbraith from early 1950s through mid 1970s， with the intention of showing how Galbraith， whether as a devoted insider of the political power or as a critical outsider of it， has remained loyal to his own good sense and his integrity as an independent and critical intellectual. He has thus set up a good example of associating sound scholarship with political activism.
从信念中获得解放是变革事业中最为艰巨的任务，其他的一切任务都取决于此。
——加尔布雷斯
如果听任诸种经济力量自行其是，则其除了为有权有势者造福外，绝不会为了行善而运作。
——加尔布雷斯
在学术圈子里，他身背其著述易懂可读之罪，有时也因此而不被信任；在行动派的圈子里，他又犯下思想客观求实、诤言招人厌恶之罪。
——格洛里亚·斯坦内姆（Gloria Steinem）
2006年4月29日，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出生于1908年10月15日）走完了他漫长、丰富多彩而成就非凡的生命旅程。在与他的生命密切相连长达60多年的哈佛大学，①经济学上是其晚辈但并非同道的校长萨默斯致哀说：“加尔布雷斯是完全意义上的巅峰式人物。他的思想在经济和政治上对二十世纪下半叶构成了最重要的贡献。他是哈佛的标志，我们再也看不到这样的人物了。”②
无论是作为经济学家、多种文体的和社会政治思想家，还是作为一个独特的知识分子，加尔布雷斯都将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中占据耀眼的位置。他留下了包括经济学专著、文集、自传和三部小说在内的56本书，③以及无以数计的文章、演讲文稿和媒体访谈。以其晓畅潇洒、机敏凌厉、亦庄亦谐的文风，他创造了被认为是自索尔斯坦·凡勃伦以来无出其右的“加尔布雷斯式文体”，使经济学以空前的程度走近大众。他造就了的“丰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常规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抗衡力量”（countervailing power）、“技术统治结构”（technostructure）等在英语世界内外广泛流通的语汇，还有数不清的妙语隽言流播天下。从对人和世界的深切关怀出发，他为界定和阐发美国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问题提出了丰富的思想，开辟了重要的论域。以“小聪明和大智慧的爆发性混合”（an explosive mixture of wit and wisdom），④他对流行于经济学和更广泛的社会政治领域里的成见和神话予以不懈的揭露和颠覆。他是超越了经济学这门“沉闷的科学”的光彩夺目的思想巨星，并将其深刻的思想延伸到众多领域。同时，凭其人格魅力和活跃的社会活动建立了极其广泛的社会关系。他的名气和他在诸多领域里取得的成功，都令人惊叹。其同事、前哈佛文理学院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断定他是“哈佛最有名的教授”。⑤他曾当选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美国经济学最高荣誉，1972年），也是唯一以经济学家身份当选的美国艺术和文学院（the American Academy and Institute of Arts and Letters）主席（1984～1987年），还获得了“百年来哈佛最有趣教授”的称号。⑥不难想见，他有可观的经济收入——罗索夫斯基又称其为哈佛教授中“靠写作发财”的突出例子。⑦因此他又能够成为成功的艺术品收藏家和慷慨的公益捐赠人。
但是，综观加尔布雷斯的一生，只有政治——更准确地说，是在伦理学意义上加以界定和规范的政治——才是他生命中真正的中心和归宿。他以经济学立身成名，但他显然弃绝“为知识而知识”的现代专业化学术伦理。在学术生涯中他不仅不回避和淡化政治，而且着意使自己的知识和思想与政治建立起直接而紧密的关联。在他看来，政治是旨在改善并不完美的世界，建立“好社会”⑧的宏伟事业；而政治需要知识、思想和良知（good sense），政治的运作需要把充足的知识、恰切的思想和关于人性、人生和社会的良知注入权力。他正是在这里发现并终生坚守着自己的使命。他以多种方式、多种途径介入政治，不忌讳自己有了一个“政客”（politician）的身份。在专业化学术对知识的公共属性和政治意义产生深刻销蚀作用的二十世纪，极少有人能像加尔布雷斯那样，通过种种政治行动发挥思想、言论影响乃至改变世界的力量；也极少能有人像加尔布雷斯那样深入而广泛地介入、从容而有效地贯通思想的领域和行动的领域、学术的领域和公共政治的领域。
2004年9月，我刚到哈佛不久。在办公室附近弗朗西斯路边一栋大红房子的门厅前窗上，我看见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克里和爱德华兹的标牌已早早地挂了出来，很是惹眼。虽说哈佛一向是民主党的营垒，但就我在哈佛教授密集的街区所见，在大选投票日两个多月前，这般举动尚属首例。我很快获知，那是老加尔布雷斯的住所。大选以民主党失败而告终多日之后的一个阴雪天，我又看见那幅竞选标牌，依旧醒目，但有一种别样的冷清。此时我已听说加尔布雷斯在大病卧床中。我在这一幕景象中感受到深沉而悠长的意味。
一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一大特征是系统地排斥政治和其他“非经济因素”，而非主流的加尔布雷斯经济学（Galbraithian Economics）正与此相反，是一种将政治和政府置于中心地位的经济学。或者说，加尔布雷斯经济学本身就是一种旨在和政治达成相容和互动关系的经济学。它的形成，也正是加尔布雷斯自其知识生活的早期阶段即对公共生活和政治趋势予以介入和回应的结果。加尔布雷斯的政治，实多有根源于加尔布雷斯经济学，反之亦然。
加尔布雷斯经济学滋长于二十世纪的经济学谱系和激荡的时代思潮之中。1931年，毕业于加拿大安大略农业学院畜牧学专业的加尔布雷斯来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始了正规经济学教育。起初他主要的读物是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灌输的是新古典正统，但同时也接触了经济学异端凡勃伦，后者以人类学、社会学视角和方法看待经济动机和行为，对美国资本主义富裕阶层加以深刻分析和辛辣讽刺。⑨对他产生深远影响的还有与凡勃伦同属第一代美国制度经济学派的里查德·艾利（Richard Ely）和约翰·康芒斯（John Commons）等人。美国老制度经济学与德国历史学派的政治经济学血脉相通，都肯定和强调政府行为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方面的作用，而且都具有政治行动主义气质。鉴于加尔布雷斯早年家庭的加拿大自由派背景和对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态度，他之接受制度经济学的影响本在情理之中。十九世纪末美国兴起进步主义运动，抗拒支配资本主义生活的丛林法则，制度经济学正是这场政治运动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思想成果。而进步主义又可以说是加尔布雷斯所终身服膺的新政自由主义的预演和前身。在美国范围内，作为经济学家和“执着的自由派”（abiding liberal，加尔布雷斯的自称）的加尔布雷斯承续的正是制度经济学与进步主义社会批判、改良思想的双重传统。⑩
在更大的范围内看，加尔布雷斯经济学可归入遍及西方世界的“新政—凯恩斯革命”的大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加尔布雷斯思想的成型期，正值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如火如荼之时。出身农民家庭、当时专攻农业经济学的加尔布雷斯看到，一向在自由市场支配下的美国农业已然成为一个衰落潦倒的部门，而新政中的国家干预政策和公共管理措施则挽救了美国农业，甚至使之取得了较其他部门更高的增长率。对实际生活的切近观察与制度主义的影响一样，都削弱了他的正统经济学信念。{11}所以当凯恩斯经济学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传入美国时，他已然做好了准备。{12}1937～1938年，加尔布雷斯在剑桥大学访学一年，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凯恩斯主义理念。此后他成为凯恩斯革命在美国的前沿人物。
但加尔布雷斯经济学并不是简单的凯恩斯美国翻版。实际上，他和很多早期接受凯恩斯主义的美国经济学家（如保罗·萨缪尔森）之间抵牾甚多，甚至分道扬镳。加尔布雷斯的挚友施莱辛格认为他将制度主义和动态平衡分析结合起来——“让凡勃伦和凯恩斯结婚”，更有效地使经济学与政策问题、社会问题结合起来。{13}他主要通过著名的三部曲——《丰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 1958）、《新工业国》（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1967）和《经济学与公共目标》（Economics and the Public Purpose，1973）构筑起经济学史上一个独特的思想体系。一般认为，加尔布雷斯经济学最突出的特点是对经济生活中的权力问题的持续关注和透辟分析，而这是经济学的“常规智慧”一向予以排斥的东西。加尔布雷斯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市场关系（“市场体系”）之外存在着权力关系（“计划体系”），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压制甚至取代了前者。现代大企业组织和垄断的兴起打破了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和“消费者主权”的神话，也打破了市场经济作为单一竞争体自我运行和规制的假象。经济集中是由现代经济的技术本质所决定的必然现象，并不必然是消极的，而且通过反托拉斯修复自由市场是不可能实现的美国梦。但是通过系统地培育“抗衡力量”（指真正从属于市场的经济行为体、工会，以及公平导向的、特别是控制工资和价格水平的政府规章），集中化的破坏性经济和社会影响可以得到有效抑制，从而在“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之间达到平衡。比起凯恩斯经济学，加氏经济学更注重平等和公正问题，赋予经济政策和经济生活丰富的人文和社会的涵义并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生活加以尖锐的批判。在以《丰裕社会》为代表的多本著作中，加尔布雷斯抨击了消费主义的体制和文化，抨击“多多益善”（more-is-better）的“无限增长心态”（growthmanship），以震动人心的方式“质疑了我们（美国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14}对他来说，效率和收益的最大化从来不是经济学的终极目标。他是罕见的致力于关注“经济学和生活质量”和“经济发展的正当目标”的经济学家。{15}值得一提的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研究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外援问题的热潮中，加尔布雷斯也曾加入讨论，他强调有效的政府管理、教育和社会正义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16}
尽管在公共思想领域享有盛誉，但在经济学界，加尔布雷斯一直处于非主流的，甚至是边缘的地位。其经济学的风格气质更接近十九世纪的政治经济学，而不是马歇尔之后更“科学”的经济学。与越来越技术化、狭窄化的正统学院经济学不同，它不企图成为关于经济行为的“普遍科学”，不以理论本身为目的，不以理论的纯粹、精确和逻辑严整为能事，因此也就不轻易采用 “提纯”和“简约化”（reductionism）的工具。这被认为是加尔布雷斯作为一代经济学巨人却与诺贝尔奖无缘的原因，{17}或许也是其未能荣膺哈佛最高教衔——“校席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的理由。加尔布雷斯经济学关注变动不居的现实和复杂多样的公共生活问题，秉持动态的或者说“演进的”（evolutionary）分析方法——实际上是社会历史的方法，富有现代经济学整体上匮乏的人文关怀和伦理涵义。一位研究加尔布雷斯经济学的专家断定其代表了美国经济思想中的实用主义传统。{18}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则认为，加尔布雷斯在方法上的特性是具有运用经济学通常所排斥的批判性描述（critical description）方法的高超技艺，善于观察，合理发掘现象的意义，并提出有效挑战通行的思想习惯的问题。{19}海尔布罗纳则指出，加尔布雷斯和凯恩斯一样，都取得了超越经济学的成就，都致力于改变公众对经济学和政府作用的看法，但后者的目的是政治的（当然是狭义上的政治），前者的最终目的却是道德的。加尔布雷斯使大众认识到美国存在的经济不平等具有内在的、突出的道德特性。{20}以上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加尔布雷斯经济学的特性和意义的认识，均有鞭辟入里之处。
就战后经济学的实际格局和走向而言，说加尔布雷斯经济学是一种“反经济学的经济学”，或许亦不为过。他厌恶盛产理论和模型但远离现实和良知的经济学。他认为主流经济学教条的实际效应正是助长了一个“没有心肝的社会”。{21}他认为，靠“科学”幻觉自欺欺人的经济学家们的一大弊病是以静态方式处理经济问题，由此他们可以“不费什么思量就可以坚持认为他们的研究对象也是凝固而确定的。商业企业、市场、消费者的行为，与（化学家的）氧分子和地质学家的花岗石一样，都是给定的。……他们所获得的全部信息都被嵌入他们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关于商业企业、市场、消费者行为和政府的经济角色的观点当中”。但对经济体系的错误认知却有着“政治上和社会上的方便”，因为这样专业经济学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拥戴大企业的经济、政治权力，对其中的社会不公正和政治危险亦可视而不见或者漠然处之了。加尔布雷斯讥讽说，现代大公司的权力渗透到国家政治体系中的事实本无庸置疑，“只有那些专门接受了广泛训练来忽视其存在的（经济学家）才可能否认这个事实”。{22}加尔布雷斯看出，自大萧条以来，经济学家中的潮流就是对现实问题的麻木冷漠和令人厌恶的“专业性的自满”，而“当经济学家远离了争议而进入一片赞成声中，它们的建议就不仅仅是毫无价值的了，而是比这更糟，已然成为了确凿无疑的破坏”。{23}而经济学家的“专业性自满”与弥漫在美国社会中的“自满的文化”相互维系相互强化，成为变革与公正的障碍。{24}他与萨缪尔森“新古典综合的”凯恩斯主义本就道不同不相谋；而1970年代以后，他的思想和方法使他与日益强势的货币主义头领弥尔顿·弗里德曼更是长期地相互对抗。他断定用货币主义路线对付通货膨胀，受到冲击的不是大公司而是小人物，所以有钱有势的人都赞成货币主义。他于1975年著文批驳弗里德曼经济学，{25}并视这篇文章为自己“对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理由是“它揭示了对货币政策的错误依赖和那些热切赞成他们的人之间存在着金钱关系”。{26}
可以理解，在经济学领域内关于加尔布雷斯的争议和他的名气一样大。同样可以理解的是，在战后的著名经济学家中加尔布雷斯的道友并不多。据说萨缪尔森以及美国经济学会某领导层人士都曾说过加尔布雷斯算不上一个经济学家。{27}而另一位经济学家虽将其列入有史以来最伟大的50位经济学家之一，却又说他“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太过吹毛求疵，到了令人讨厌的地步”。{28}但与那些志趣相投，力求使经济学摆脱过分的“喻于利”禀性的经济学家，如冈纳·缪尔达尔夫妇、琼·罗宾逊、阿马蒂亚·森等人之间，却又交笃谊厚，敬为“伟大的朋友”。{29}这些人都是和他一样的正统经济学的“偶像破坏者”（iconoclast）。
二
战后美国知识分子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广泛参与政府事务和公共生活，多以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肇端。加尔布雷斯亦属此列。1938年他自剑桥回国，立即投身于新政，担任全国资源计划委员会（National Resources Planning Board）顾问，研究联邦公共工程开支的经济影响。1940年，他又短期担任美国农场办事处联合会（American Farm Bureau Federation）总部的常任经济学家。同年加尔布雷斯来到华盛顿，先在国防顾问委员会（ National Defense Advisory Commission）任职，次年担任价格管理办公室（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副主任，执掌全国物价控制大权。价格管理办公室在控制战时通货膨胀方面成绩斐然，但自始他便成为右翼势力的眼中钉（有趣的是，当时尚未出头的理查德·尼克松也曾在这个机构担任过低级职务。当然他和加尔布雷斯对这个机构的印象和评价截然相反{30}）。1943年，在共和党国会议员对价格管理办公室发起的攻击下，他被迫去职，加入了报业巨子亨利·卢斯旗下的《财富》杂志。{31}1944年他又加入战略轰炸调查委员会，评估二战中美军空中轰炸的实际效果。
新政、二战和战后初期是美国“福利国家”、“管理型国家”（managerial state）、“国家安全国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的建构时期，规模和职能迅速扩张的联邦政府对社会科学的专业人员需求空前，很多社会科学家由此成为学界和政府之间“进进出出的人”（academic/government “in and outers”）。但其中大多数人从事专业化、技术型、操作性的职事，其活动和影响并不具有明显的政治特性和党派意义，大体限于政府官僚体制。相较之下，加尔布雷斯对政治的热衷和投入自始便出乎其类，尽管其政治活动难免要受到职业方面的抑制。早在1940年罗斯福第三任期竞选期间，加尔布雷斯就曾加入一个竞选演讲稿写作班子。这是他为总统候选人代笔捉刀的最初经历。只是由于他的老板鲁斯不喜欢其属下参与民主党政治活动，他才在1944年大选中暂停了自己的新政自由派活动。1947年初，他与重要的新政自由派人物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 ）、赫伯特·汉弗莱（Herbert Humphrey）、切斯特·鲍尔斯（Chester Bowles）、赖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小亚瑟·施莱辛格等一道创建了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Americans for Democratic Actions）。这是民主党自由派的组织堡垒，加尔布雷斯以此 “加入了当代自由主义信念的领导者的行列”而自豪。1948年加尔布雷斯重返哈佛，有同事告诫他不可因对政治的过渡投入而忽略了教学工作和学术声望。所以此后数年里除了投票，他避开了一切政治活动。{32}
然而，加尔布雷斯不可能长久置身于政治之外。1952年，阿德莱·史蒂文森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加尔布雷斯加入其团队，成为竞选文稿的主要撰写人，同时他的角色也开始有了政治导师的意味。他和施莱辛格、乔治·鲍尔（George Ball）等一起成功地敦促本对凯恩斯主义持怀疑态度的史蒂文森秉持新政路线展开竞选。史蒂文森大选失败后，他的谋士们在1953年组织了所谓“芬莱特小组”（Finletter Group）。在纽约改革派民主党人托马斯·芬莱特（Thomas Finletter）和资深政治家埃弗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的主持和帮助下，加尔布雷斯和施莱辛格、希摩·哈里斯（Seymour Harris）就一系列社会、经济和外交问题举行“辅导性研讨班”（tutorial seminar），目的是对这位“经济思想还停留在十九世纪”的民主党领袖进行“教育”。史蒂文森对教授们的教导有点漫不经心，但其正统经济学信念最终还是受到冲击。这被加尔布雷斯看成是一次成功的“成人教育试验”。{33}1956年史蒂文斯再次参加总统大选，加尔布雷斯被紧急召入其在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的竞选总部，仍是撰写演讲文稿。加尔布雷斯后来自嘲说，这次他写的演讲稿使史蒂文森取得了“民主党历史上最大的失败之一”，“我一生都在写演讲稿，无论是好是坏。至于这些演讲稿是不是有效，那是别人的事” 。{34}不过他的努力也没有白费。芬莱特小组的活动直接导致了民主党咨询委员会（Democratic Advisory Council）的建立。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随着约翰·肯尼迪在民主党内的崛起，这个机构成为酝酿“新边疆”政治纲领的主要思想库。加尔布雷斯担任其国内政策委员会的主席，成为民主党内有重要影响的人物。
在民主党咨询委员会的活动也使加尔布雷斯最终进入肯尼迪集团。战后约翰·肯尼迪参加国会竞选后，加尔布雷斯和他接触多起来，甚至定期见面。他的政治期望逐渐由史蒂文森转向这个年轻的国会议员。起初，肯尼迪向加尔布雷斯征询农业方面的意见，随后扩展到很多领域。1957年以后，双方的会面越来越频繁，加尔布雷斯实际上从史蒂文森旗下转入肯尼迪集团。肯尼迪每次回到家乡波士顿，都会和加尔布雷斯夫妇以及施莱辛格夫妇在洛克奥博（Locke-Ober’s）餐厅聚会。1959年3月肯尼迪致信加尔布雷斯说：“每次我都以极大的兴趣读你的言论。……如果有任何事情你觉得要和我谈，我希望你随时打电话，或者下次过来时找我。”{35}这当非纯属客套。同样身为肯尼迪团队重要人物、对肯尼迪和加尔布雷斯的交往十分了解的施莱辛格说：“在政治和经济事务上，肯尼迪都重视他的意见。和任何严肃的政治家一样，肯尼迪要给自己所得到的建议打折扣，但他无论如何都需要加尔布雷斯的建议。”{36}到1960年大选前，加尔布雷斯已进入肯尼迪团队的内圈。当时即有媒体时评指出，在由学界精英组成的肯尼迪“亲信智囊团”（Inner Brain Trust）中，加尔布雷斯是重要而醒目的一员。{37}在共和党阵营方面也有所反应：他是直接的、重点的政治攻击对象。共和党保守派重量级议员戈德华特专门著文称加尔布雷斯和施莱辛格以其激进观点“如此强烈地影响了年轻的约翰·肯尼迪的思想”；{38}而与肯尼迪在大选中对阵的尼克松则更是高叫民主党“已经成了施莱辛格、加尔布雷斯和鲍尔斯的党”。{39}
实际上加尔布雷斯的作用远远超出了通常意义上提供政策建议的幕僚策士。的确如尼克松、戈德华特之辈所见，他实际上是塑造和象征肯尼迪政治纲领的自由派特性，接续罗斯福新政和杜鲁门“公平施政”的民主党自由主义脉络的关键人物。本来在民主党内，介入最高政治角逐前的肯尼迪自由派色彩并不突出，且与传统的新政派之间颇有隔阂。而学术界的自由派大都是史蒂文森的热情追随者。与人们通常想当然的看法不同，在1960年大选之前哈佛和“剑桥共同体”（Cambridge Community，指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知识精英）并不把肯尼迪视为自己人，后来活跃在政府中的大多数教授是在大选之后才和肯尼迪建立联系的。{40}对于在民主党自由派中根基并不深厚的肯尼迪而言，上述支持无疑是非常宝贵的。加尔布雷斯不仅以自己的政策建议和政治劝导影响肯尼迪，而且利用自己在民主党自由派和学术界的影响力为肯尼迪争取支持。为此他不惜像真正的政客一样在人际关系上费脑筋下功夫。在1959年底和1960年初，加尔布雷斯认为“没有任何事情比把其他自由派拉到肯尼迪阵营更重要了”，而使肯尼迪获得民主党自由派的领袖人物、罗斯福总统夫人埃莉诺的支持是此中的关键环节。{41}他煞费苦心地在埃莉诺主持的一个电视访谈节目中安排双方会面，当时气氛很好。但在电视节目后共同与新闻界会面时，仍对史蒂文森寄予希望的罗斯福夫人直言不会支持肯尼迪。这让后者大为扫兴，对加尔布雷斯说：“肯，我本来觉得大学教授中还是有人懂些政治的，但你已经明白无误地证明了这是不可能的。”但几个月后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埃莉诺还是转变了态度，给肯尼迪以热情和强有力的支持。加尔布雷斯认为是自己安排的那次会面促成了罗斯福派和肯尼迪最终的政治结盟，后来得意地称这是“典型的加尔布雷斯式创举”（typical Galbraithian creation），是“我在政治上最了不起的成就”。{42}显然，他把为肯尼迪争取知识分子支持视为己任，曾致信肯尼迪，分析知识分子在选举中态度转变的可能性，意在晓之以求取因势利导之效。{43}针对自由派因分别支持肯尼迪、赫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和史蒂文森而发生分裂的情形，1960年6月17日，加尔布雷斯偕同施莱辛格、康马杰（Henry S. Commager）、伯恩斯（James M. Burns）等16位有声望的前史蒂文森支持者向全国民主党人发出公开信，呼吁他们支持肯尼迪竞选总统。信中称：“我们坚信肯尼迪参议员对我们所坚守不易的进步原则的忠诚。他已经展现了伟大世界领袖的那种矢志不渝和坚强有力。”{44}
1960年大选是加尔布雷斯政治生涯的巅峰。他快意酣畅地把自己的文字、理念和对社会政治的良知注入了肯尼迪通往白宫之路。肯尼迪的头号顾问索伦森在1959年底要求加尔布雷斯提供一些摘录文字，以供撰写肯尼迪的演讲稿所用。{45}1960年1月肯尼迪正式宣布参加大选几个小时之后，他就和加尔布雷斯、施莱辛格一起在洛克奥博餐厅聚会，商讨竞选战略。{46}之后加尔布雷斯前往瑞士。6月他回国后，很快向肯尼迪提交了一个全面周详、充满自由派变革精神的竞选战略纲领。这份备忘录中提出了统御竞选的三个基本主题：第一，美国需要新的开端，“我们已经讨厌听到所谓美国已经大功告成的说法”；第二，“我们不会屈服于任何不幸和灾难”；第三，“民主党是和平进步的可靠工具”，而“不是特殊既得利益的党”；并开列了七个方面的重要政策和政治问题。肯尼迪竞选活动的核心人士对这份备忘录予以高度的评价，认为它为竞选提供了一个“总的框架”，“特别重要的是，每一个讲话、声明和新闻发布等事务的人都要接受、清晰地表达和遵从这些主题，应该精心地做出必要的调整。”{47}事后可知，这些内容也规定了“新边疆”的政治基调。此外，加尔布雷斯还向竞选总部和肯尼迪本人提交了大量更具体的竞选策略、政策议题备忘录和书信，其中包括供总统候选人用的“经济问题精粹手册”——各种场合可能面对的问题及其应答。{48}1960年8月肯尼迪在致加尔布雷斯的信中说：“对你和民主党咨询委员会其他成员为党和国家做出的贡献，我深表感谢。”“我知道，你和我一样，认为如果要保持我们的领导地位，国家就必须有新的思想。你对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49}
加尔布雷斯又施展自己卓尔不群的文才去拔擢肯尼迪的政治魅力。在竞选的高潮阶段，加尔布雷斯像老辩论教练对待深孚众望的学生那样指导肯尼迪。在肯尼迪和尼克松备战第三次电视辩论时，肯尼迪急召加尔布雷斯，与之长时间讨论辩论的技巧。{50}整个竞选期间，他和肯尼迪通过电话和书信保持着极为密切而频繁的联系。1960年7月，当他听到肯尼迪正式提出“新边疆”的演说后，当即致信，毫不留情地就文辞和总体风格提出批评，甚至不避其一贯的讥诮，比如“你简直是在模仿一只断了翅膀的鸟”。{51}
加尔布雷斯对肯尼迪非同寻常的热情和投入，源自他一贯坚守的社会政治理想和对肯尼迪实现其理想的期望；他相信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抉择，关乎在共和党人执政八年后美国能否重新恢复自身社会变革的动力，关乎能否带来社会公正和世界和平。他在一次为肯尼迪助阵的演讲中提出，当前大选的实质问题是“我们对变化的态度”：“应该欢迎变化还是憎恨变化？难道应该维护现在的老样子吗？还是把现在作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一步？我们难道要怀旧地、甚至是满怀恐惧地固守现在的一切吗？或者我们要接受变化在带来希望的同时也带来的风险？变化提供各种机会：消除贫困、援助他国的穷人、减缓老人的病痛、扩大自由、终止恐怖、赢得和平的希望”。他指出，共和党政府在根本上是“养尊处优而自满自得者的政府”。{52}他在1960年10月的一篇报纸文章中也申述了这一主题：选择不在于好人和坏人，也不在于传统的共和党和新政派民主党，甚至不在于保守派和自由派，“我们的重大选择在于两种关于我们所处历史位置的观点，两种对我们地位的估计。一种观点为：我们已经发展到了大可令人满意的境地，我们在世界上的位置也是大可令人满意的；另外一种观点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我们都不能如此自满。在国内还有很多未竟其功之业，在海还有很多可堪忧虑之事”。{53}
2006年5月31日哈佛大学为肯尼迪举行的悼念会上，肯尼迪的弟弟、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说：加尔布雷斯和施莱辛格对肯尼迪的支持“给杰克以使他成为一个严正的候选人所需的正大庄严（gravitas）。没有肯，或许就没有‘新边疆’”。{54}
肯尼迪大选获胜给加尔布雷斯以极大的欣慰。他和施莱辛格联名致电称：“鉴于你修养深厚的历史感，相信你会注意到，你是自杜鲁门以来第一个得到我们自始至终支持的总统候选人。”还提议：“我们是否该同鲁瑟（Walter Philip Reuther）和鲍尔斯一道有序地将民主党移交到您的领导之下？”{55}理所当然，加尔布雷斯加入了新总统就职演说的撰写班子，在第一稿和第二稿上都留下了他大删大改的红色笔迹。{56}他独运匠心地嵌入“让我们开始……”（Let us begin…）的点睛之笔，又添上“我们决不出于恐惧而谈判，但也不要恐惧谈判”， “（外援）不是为了击败共产主义，不是为了赢得选票，而是因为这是正确的”等传世妙句。他认为自己在这篇就职演说中的作用仅居索伦森和肯尼迪本人之后， 并洋洋自得地称：“愚意以为最好的部分还是我写的那些。”{57}
在以“帝王式总统权”（imperial presidency）为重要特征的罗斯福以来的美国政治史上，当有加尔布雷斯与肯尼迪个人关系的一页。现代总统权力需要来自学术界的专业知识、思想、“深度思维”（deep thinking）乃至于政治口号，民主党搭建起一个顺畅沟通学术世界和权力世界的政治框架，肯尼迪集团更是空前有效网罗学术精英。有变革精神和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社会科学知识分子亦多归心于民主党。加尔布雷斯政治生活的高潮时期即以此为背景。在加尔布雷斯和肯尼迪的关系中，人们不禁能领略到更丰富的人性与智力上的内涵。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约翰·肯尼迪及其兄长约瑟夫在哈佛读本科时，加尔布雷斯就曾是他们所住宿舍楼的辅导教师，但当时不觉得他们是什么出类拔萃的人物。{58}1946年肯尼迪进入国会时，加尔布雷斯对他的最初印象也不过是一个“还算不错的国会议员……不能肯定地记得他是一个特别出众的政客”。但肯尼迪一直如饥似渴地阅读和学习，智力逐渐成熟起来。这令加尔布雷斯刮目相看：“当时和后来，了解约翰·肯尼迪的人都会感受到他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知识积累上进步很快。他关心这些问题，并在这些领域不断进步。在某天晚上你见他时他是这个样子，而隔上两三个星期再见他时，一定会发现他有了更多更新的东西。”加尔布雷斯“的确越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人，无论作为普通人还是政客，都对他愈发倾心”。{59}加尔布雷斯认为肯尼迪具有知识分子的特质，甚至认为他在美国总统当中智力水平是最高的。{60}
本来在政治主张上，加尔布雷斯一向更接近史蒂文森、鲍尔斯等富于理想主义的自由派，但他觉得他们的书生气太重了。他认为史蒂文森易受成见和正统观点的束缚，而且有点知识分子的花哨虚浮；{61}鲍尔斯则“对观念有点太过热情，而且经常无法自控”。{62}而肯尼迪在无餍的阅读中开发出的是一种“历史型的”或者“历史启发型的”智力风格：“他的头脑不是预言式的、感情用事的、神秘的、本体论的、乌托邦的、意识形态化的……而是客观的、实际的、讥讽的、怀疑的、不拘旧习的和求知无餍的”。{63}这与加尔布雷斯的智力旨趣和风格之间有内在的相通和吻合之处，也有助于理解通常“以不掺杂个人感情的（impersonal）方式和教授们打交道”{64}的肯尼迪何以对加尔布雷斯特别地喜爱和重视。加尔布雷斯对肯尼迪“一针见血直指问题实质的令人惊心的率直”{65}也钦慕至极。肯尼迪自称是“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而加尔布雷斯则不妨称为具有强烈现实精神的理想主义者。他们都注重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他们都厌恶面对实质问题时的虚与委蛇；他们都对世界的复杂性有深切体认；他们都深刻地理解观念对政治的巨大作用，同时又对现代各色神话和意识形态教条深怀戒惧之心；又抑或说，他们都是广泛意义上的实用主义者。{66}肯尼迪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断言：“真理的强大敌人往往不是谎言——精心编造的、虚伪造作的和居心不良的谎言，而是神话——流播久远的、貌似合理的和无视现实的神话。”{67}此必深合加尔布雷斯之心。
三
但加尔布雷斯的政治与肯尼迪的政治之间毕竟是有差别的。加尔布雷斯的经济学以分析权力为中心，但他的政治生活显然不以权力为鹄。加尔布雷斯的政治，在根本上是理念和道义的政治，而不是以权力为中心、目标和规则的政治。他和权力的结合必然是暂时的。即使是在竞选期间，加尔布雷斯在肯尼迪集团中所处的位置，实际上不过是“内圈的外缘”，在最核心的由亲朋故旧组成的“爱尔兰黑帮”（Irish Mafia）之外。{68}他不会像肯尼迪内廷助手索伦森那样，“在观点和目标上（与肯尼迪）达到极度的和谐一致，在任何问题上都做出和肯尼迪相同的反应”，更不会像索伦森那样去“训练自己按他老板的方式去行事思考”。{69}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加尔布雷斯可算得上是肯尼迪的“帝王师”，但在根本上说肯尼迪却不是他的“主公”。他深深介入了权力，和白宫之间发生了密切的关联，但他始终保持着与总统权力的距离和独立性。他思考行事的方式和风格并没有因为他所属的政治集团由在野向当朝的转换而发生变化。他在肯尼迪政府中的功能是给总统权力注入理念和良知，但并不帮助肯尼迪运作权力。加尔布雷斯一向清楚地了解，肯尼迪永远不会成为像他这样的“罗斯福派”（Rooseveltian Man），{70}在国内政治特别是民权方面要比自己保守得多。1960年6月加尔布雷斯在和肯尼迪的会面中敦促肯尼迪做出承诺：如果能够当选，就一定阻断维护种族主义的中坚分子、密西西比州参议员詹姆斯·伊斯特兰（James Eastland）继续担任参院司法委员会主席职务，而肯尼迪径直拒绝了。{71}在选后筹组新政府的短暂时间里，加尔布雷斯还向肯尼迪开列了一个囊括政府各部门和白宫班底职位的人选名单，着重推举自由派和学界人士。{72}但从最后的实际任命来看，肯尼迪的选择与加尔布雷斯显然相去甚远。肯尼迪需要他的思想和建言，但不想因为加尔布雷斯而使他的政府蒙上过于浓重的激进色彩，招致更多的政治反对。加尔布雷斯对这一点也洞若观火。在选后考虑人事任命时，肯尼迪曾向施莱辛格询问加尔布雷斯是否愿意出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后者提及加尔布雷斯对印度有兴趣。施莱辛格后来说，听了这话肯尼迪丝毫没有失望的意思。加尔布雷斯确曾多次表示过对印度有浓厚兴趣，肯尼迪就顺水推舟地任命他为驻印度大使。对此加尔布雷斯后来说：“我从来就认为，肯尼迪乐意于让我呆在他的政府里，但是要有一个合适的距离，比如说像印度那么远的距离。这样就能使他和我当时已加以充分阐述的经济学观点不至于凑得太近。”{73}
与他对经济学中的专业规范和专业文化的抵牾和冲突一致的是，加尔布雷斯与政府机构中的官僚、官僚机构和官僚机构的文化也格格不入。在这一点上，他和肯尼迪政府里来自学界的“出类拔萃之辈”中的绝大多数人大不相同。他从来没有停止批判和讽刺“体制世界”（establishment world）和官僚机构里的“组织人”（organization man），当然不免也受到这些人的挖苦。当肯尼迪向曾长期在政府任职的罗伯特·洛维特（Robert Lovett）问及政府财经界如何看待加尔布雷斯的经济观点时，后者回答说财经界认为加尔布雷斯是个不错的小说家。{74}而当时担任总统经济顾问、与加尔布雷斯私交似乎还不错的保罗·萨缪尔森说：“听任我们伟大的国家由沃尔特·罗斯托和肯·加尔布雷斯之类的全能型天才（universal geniuses）来摆弄，兹事体大……我想我的责任就是抵消肯·加尔布雷斯的影响。”{75}联想到萨义德对“universal”（普遍的）这个词的用法，萨缪尔森这个说法煞是有趣。萨义德完全从正面的意义上讲“普遍（universal）知识分子”——有社会和人文的关怀，有道义和价值担当，有批判和反思的执著，“不能被化约为面孔模糊的专业人士”，“在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而且“致力于破除限制人类思想和沟通的陈规陋见（stereotypes）和简单化概念（reductive categories）”。{76}就此而言，加尔布雷斯不能不被认为是一个“普遍知识分子”，虽然萨义德的知识分子典范给人以强调体制外或者反体制的感觉。在肯尼迪时代，加尔布雷斯深深地介入政治生活，与总统权力和官僚权力发生多方面的关系，但这并没有改变他所具有的 “普遍知识分子”的上述特性，甚至也没有改变他一贯的率直、讥诮和“加尔布雷斯式的自负”（Galbraithian arrogance）。
在印度三年期间，加尔布雷斯是美国驻外大使中非常特别的一位。对于他的上司腊斯克以及国务院官僚，他说他们是自己“在肯尼迪政府里最看不上的人（我得说看不上是相互的）”。{77}他讨厌由国务院和腊斯克来转达他想对总统说的话，觉得那好似“隔着毛毯做爱”，实在不痛快。{78}他仍旧直接写信给肯尼迪，并不限于印度的外交事务，只是信中对肯尼迪的称呼由“亲爱的杰克”改成了“亲爱的总统先生”，而且如今他要费更大的力气才能让他的想法起作用。他懂得“在政治上你不一定要很有才智，但你必须用恰当的夸饰和力量来争取你所想要得到的”，{79}所以，“既然有我过去和总统的关系，我就总是想方设法给国务院留下一种印象，即我和椭圆形办公室保持着密切而不间断的关系。我强化这种印象的办法是频繁地写信给肯尼迪，而且把信写得足够有趣或者足够粗俗，以确保他有兴趣去读”。{80}出任大使期间，加尔布雷斯也不时回国。他的好友凯瑟琳·格雷厄姆说这是为了看看他的思想是不是得到了施行。他带着反对减税和减少公共支出的建议回到华盛顿，总是给政府里的经济学家带来麻烦，所以他们要求国务院将加尔布雷斯回国的消息提前通报，以便早做准备。这成了后来在华盛顿政府圈子里广为人知的“加尔布雷斯预警系统”（Galbraithian early warning system）。{81}
从驻任印度开始，加尔布雷斯将更多的精力——以及伴随而来的批判和讽刺——转向了外交政策，由此他的另一个政治特性，即反对冷战政治和冷战意识形态开始彰显出来。他的这个特性早就有所兆端。他自始就没有丧失自己对国际道义的崇奉和判断力，没有将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与和平诉求淹没于冷战中弥漫于美国政府内外的反共主义、尚武精神（militarism）之中，也没有感染以对外来威胁的过度恐惧和肆意夸张为主要症候的冷战妄想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在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期间，当有人要将强硬的冷战主张注入这个组织的政策宣言时，他就总是坚决且成功地予以抵制。1956年以后在民主党咨询委员会里，他经常和前国务卿艾奇逊以及美国冷战纲领性文件“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的保罗·尼采之流的“冷战斗士”大唱反调，主张尽可能与苏联缓和。肯尼迪在竞选时拿所谓“导弹差距”问题来攻击共和党、争取选票，加尔布雷斯也不以为然。{82}上文提到的他给肯尼迪筹划的竞选纲领中，所开列的重要政策领域的第一项就是削减东西方对抗的紧张，而这也是各项建议中唯一未被认可的内容。{83}他对肯尼迪的政治成就最为赞赏的是在外交领域，理由在于他终止了“大规模报复”的国家战略，不再“用我们堆积起来的武器的力量，或者用我们在别人胡作非为时可以施之以毁灭的程度来衡量外交政策的成功”，不再把“我们的外交政策看成是推广美国式自由企业的十字军东征”，由此引发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一场革命。{84}这种评价与其说是在评说肯尼迪的功绩，不如说是阐发他自己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正当目标和方式的看法。
肯尼迪就任不久就在猪湾事件中遭遇了惨重的对外政策失败。加尔布雷斯对事件的基本态度是：“恐怕即使我们（在猪湾）赢了，我们也会（在外交后果上）输掉”。{85}他曾在事前对肯尼迪提出过警告（虽然不是强烈反对）。他对肯尼迪在事件中的决策深感失望，但也非常同情肯尼迪，认为猪湾是一个“面对老官僚机构而且与之抗争”的年轻总统所犯的错误；同时他对肯尼迪从中吸取的教训——最重要的是不能信任官僚机构中的冷战斗士——深感满意。{86}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他看到肯尼迪坚决地抵制了政府里的“军人们以及那些比军人更尚武的文官们”采取强硬手段的危险建议，对此倍感欣慰。{87}在中印边界冲突中，他作为当时的大使，自始至终反对把此事件判定为国际共产主义的扩张阴谋，有力地抵制了美印两方借机使印度成为“反共十字军中的新盟友”的企图，并敦促尼赫鲁接受停火。{88}
在冷战年代美国高度的“自由主义共识”中，在冷战意识形态主宰学院知识分子的潮流大势中，{89}加尔布雷斯拒绝成为“冷战斗士”，并与之展开持久的对抗，这是加尔布雷斯的政治的独特属性，是加尔布雷斯照耀史册的光荣。在冷战政治和冷战意识形态的演进中，美国经历了作为其历史上最为惨痛的越南战争。而这场长达14年的战争（1961～1975年），构成加尔布雷斯的痛苦、悲哀、愤怒和激昂的斗争的根由，也导致了他和最高国家权力关系的彻底改变。
对于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干涉，以及促动这种干涉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加尔布雷斯自始就不以为然，而且多次向肯尼迪进言。1961年5月他自新德里致信肯尼迪，专就印度支那的事态警告他 “我们千万不可把这些纷扰土地上的所得和所失想象得过于重要”。7月他又致信肯尼迪，直言南越的实际状况要比肯尼迪所了解的糟糕得多，“……吴庭艳背离其人民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期。这是我们的老毛病”，而且即使换马也难以使局面有所改观。9月在致肯尼迪的一封信中，他更是讥讽地否定了病态冷战心理，即出于害怕丢失本不属于美国的地盘而不恰当地投入美国的军事力量。{90}当年11月加尔布雷斯陪同访美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回到华盛顿，得知新近出笼的“泰勒—罗斯托报告”将对美国的越南政策有重要影响，便急切地跑到他的老朋友罗斯托的办公室去索要他本无权调阅的报告文本，并在罗斯托不情愿的情况下以几近“窃取”的方式得到报告。这个后来很著名的政策建议实际上是将美国军队正式投入越南的开端。加尔布雷斯读后立即求见肯尼迪并提出抗议。他在返回印度途中应肯尼迪之命在西贡停留。在与美国军方、中央情报局和国际开发署已及西贡当局人士会面后向总统提交了一个报告，敦促谈判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对此肯尼迪未予采纳，但加尔布雷斯后来认为他的报告对肯尼迪不向越南派出战斗部队的决定产生了影响。{91}加尔布雷斯还认为，如果肯尼迪的生命不过早地结束，美国很可能不会那么深地陷入越南战争。{92}
实际上，政府内部只有乔治·鲍尔和鲍尔斯等极少数人与加尔布雷斯一样持明确反对越南战争的观点，当然无力扭转越战升级的趋势。随着肯尼迪遇刺身亡和约翰逊继任，加尔布雷斯的角色也由建言者更多地变为他自己所说的“谨慎的持不同政见者”（careful dissent）。加尔布雷斯和林登·约翰逊本来就有长期的良好个人关系和政治关系。当年对促成肯尼迪选择约翰逊作为竞选伙伴，加尔布雷斯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当了“站在约翰逊一方最显眼的自由派”。后来加尔布雷斯对约翰逊的政治才能和成就也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他在民权问题上比肯尼迪更进取，做得也比肯尼迪更好。他甚至也很喜欢约翰逊的性格，包括其特有的粗俗的幽默感。{93}加尔布雷斯1963年自驻印度大使离任后，约翰逊也不忘向加尔布雷斯示好，曾向他提供过多个政府职位。在越南问题上，加尔布雷斯最初还能有机会向这位新任总统表达意见，但很快他们之间的谈话就无法进行下去了——“我听到的是他情绪激动的、甚至是愤怒的辩护”。{94}加尔布雷斯开始公开反对越战。1965年4月，他向《纽约时报》致公开信，呼吁停止在越南的轰炸行动，{95}但还尚未放弃劝说约翰逊的努力。1966年1月他向约翰逊提交了一份题为“一个温和派对越南的观点”的秘密备忘录，言之谆谆地指出美国在越南没有重大的国家利益，“必须将我们在该地区所冒风险保持在最低程度”；而且提出先将美军撤至沿海和城市，进而争取谈判的一整套方案即“飞地政策”（enclave policy）。这是他最后一次上书约翰逊。此时加尔布雷斯已经断定：“对战争的政治反对正变得越来越有实际的可能性，甚至也成为一种必需。”{96}由此他实际上已经由“谨慎的持不同政见者”变成了约翰逊政府的激烈批评者，按施莱辛格的说法，他甚至成为“反战运动的全国性领袖”。{97}由此他和约翰逊集团在政治上彻底决裂，而他和总统权力的密切关系也就此告终。
他在各种场合发表反战言论，而且指名道姓地抨击和讽刺他以前的上司。1966年6月，加尔布雷斯在罗得岛一次演讲中敦促美国停止在越南的轰炸和全面削减军事行动，还批评国务卿腊斯克宣称美国的对外政策“受到广泛的理解、尊敬和支持”是“对事实的可怕误解”。{98}1967年4月，他更是公开指斥总统的越南政策“意味着民主党的死亡和埋葬”。{99}同时加尔布雷斯开始有意识地介入甚至参与组织反战的政治行动。几年前从卸任大使时，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曾要求他担任主席，他谢绝了。时至1967年春，加尔布雷斯感到这个组织可以充当反战行动很好的平台，就痛快地接受了该组织再次发出的出任主席的邀请，第二年就有效地将该组织的“集会作为在全国范围内反对战争的一个论坛”。同时，他还在一个被称为“现在就谈判”（Negotiations Now）的组织里发挥积极作用。更有甚者，为了给约翰逊制造政治压力，他开始在民主党内上下运作，试图推出一位反战的总统候选人。他先后请乔治·麦戈文和罗伯特·肯尼迪出山，在希望落空后抬出了尤金·麦卡锡。{100}
加尔布雷斯在1967～1975年间留下的关于越南的大量文字言论见证了一个重要的事实：美利坚民族的良知和智慧仍在发挥作用。这些文字有效地揭示、质疑和颠覆了主导美国的越南政策和总体外交政策的许多教义和信条，破除了冷战年代美国政府和社会中“流播久远的、貌似合理的和无视现实的神话”。有理由相信它们应该进入美国和人类对冷战进行历史反思和总结的思想库存。在1967年12月他著文指出对越南战争“我们不可能赢，也不应该希望赢”，并对驱动越南战争的“共产主义世界阴谋论”（conspiratorial vision of world communism），对共产主义与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必不相容的假说，对“多米诺骨牌理论”均予以彻底否定。{101}1968年10月他撰文抨击他以前的同事（其中有些还曾是好友）腊斯克、邦迪、罗斯托和麦克纳马拉，刻划了他们共同的强硬固执和“现实主义”。他讽刺说：“这些现实主义者的优势就是，即使他们造成了对外政策灾难，他们的声望也不会受损。他们会花很多力气来解释灾难为什么不是灾难。”{102}1971年4月，他和有“空军上将”绰号的罗斯托{103}就二战时期美国方面的轰炸效果在《纽约时报》上公开争论。他指出罗斯托高估轰炸的实际效果的做法是“为了维护一个神话”，以使其在越南战争中继续主导美国的军事政策。{104}1973年10月，他著文剖析和批判美国外交政策共同体的专业文化，文中他讽刺道：“专业人士的外交政策讨论在各个伟大的社会科学学科中的特别之处就在于，这种讨论把对事实的裁剪取舍和想当然的习惯结合起来，以此来取代思想。”他还指出，自朝鲜战争和麦卡锡主义以来，美国外交政策因为全面的反共主义而具有以下四个基本特性，即“神学化、军国主义化、官僚化和秘密化”（theological， military， bureaucratic and secretive）。{105}在越战结束的1975年，加尔布雷斯发表了一个足可传世的演讲。{106}他将越南战争置于西方近千年来的扩张和战争的历史中加以透视，指出美国在越南的作为和所有西方的扩张一样有三个共同特征：“它们都声称有一些宗教、文化、道德、法律或者其他精神上的好处提供给它们要努力加以改造的其他民族；它们都牵涉到一些实际的经济利益，而这经常被加以巧妙的掩盖；它们都以失败而告终。”他指出，战争不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而是因为不接受历史经验指导的愚蠢所致。在这里他又留下了一句名言：
当穿行在老挝的丛林里时，只有那些神经敏感的意识形态人才分辨得出，这到底是自由企业的丛林，还是社会主义的丛林。
【注释】
①加尔布雷斯曾于1934～1939年在哈佛大学担任助教（Instructor），1948年重返哈佛任教，直至去世。
②Ken Gewertz， “John Kenneth Galbraith， Economist， Professor， and Author： Harvard Icon Dies at 97”， Harvard University Gazette， April 30， 2006.
③含少数合著书种。此据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费晟先生根据哈佛大学图书馆Hollis书目检索系统查询统计而成，在此谨致感谢。《纽约时报》所发加氏讣告中称其共有33本书。Holcombe B. Noble & Douglas Martin， “John Kenneth Galbraith， 97， Dies; Economist Held a Mirror to Society”， New York Times， April 30， 2006。
④这个评论虽出自无名，似未见流行，但极合笔者感受，故顺此示出。Daniel Blair， “That Man Galbraith”，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21 October， 1960。
⑤Henry Rosovsky， “The Most Famous Professor at Harvard”， Samuel Bowles， Richard Edwards， and William G. Shepherd（eds.）， Unconventional Wisdom： Essays on Economics in Honor of John Kenneth Galbraith， Houghton Mifflin， 1989， pp. 327-346. 可以说明加氏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一个指标是，1952年至2001年《纽约时报》上加尔布雷斯撰写的文章和以加尔布雷斯为内容的文章共约330余篇。此据笔者利用Historical New York Times电子检索系统查询所得。
⑥这是美国最古老的学院幽默杂志《哈佛讽刺》（Harvard Lampoon）于1976年授予加尔布雷斯的称号。见Galbraith， “The Halls of Ivory”， New York Times， April 30， 1976， editor’s note。
⑦Henry Rosovsky， 1990， The University： An Owner’s Manual，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p.169.
⑧这是加尔布雷斯晚年一本书的题名：《好社会：人道的记事本》，胡利平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
⑨加尔布雷斯写道：“在当时和后来，都没有人像凡勃伦那样以如此冷峻尖锐的眼光看待金钱收益，以及金钱收益对人们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 “Who was Thorstein Veblen？”， Andrea D. Williams （ed.）， Annals of An Abiding Liberal，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9， p.124。
⑩参见 Richard Parker， “Where Do Galbraith’s Ideas Come From？”， Blandine Laperche & Dimitri Uzunidis（eds.）， John Kenneth Galbraith and the Future of Econom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p. 25-33。
{11}Arthur M. Schlesinger， Jr.， “Galbraith and Politics”， Hellen Sasson（Ed.）， Between Friends： Perspective on John Kenneth Galbraith，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9， pp.31-32.
{12}1934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加尔布雷斯进入哈佛大学，而当时的哈佛正是美国研究和传播凯恩斯主义的中心。参见Galbraith， “How Keynes Came to America ”， The Essential Galbraith， selected and edited by Andrea D. William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2001， pp.241-243。
{13}Schlesinger， “Galbraith and Politics”， pp.36.
{14}这是《纽约时报》对《丰裕社会》的评论文章的题语。Edwin L. Dale， Jr.， “Are We Living Too High on the Hog？”， New York Times， Jun 1， 1958.
{15}“Economics and Quality of Life” &“The Proper Purpo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Essential Galbraith， pp. 90-108， pp.109-117.
{16}Galbraith， “A Positive Approach to Economic Aid”， Foreign Affairs， Vol.39， No.3， Aril 1961， pp.444-457; Galbra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17}经济学评论家David Warsh认为诺贝尔奖之于加尔布雷斯不存在“擦肩而过”的问题，而是根本不可能。 “Why Galbraith Won’t Receive the Nobel Prize”， Economic Principals： Masters and Mavericks of Modern Economic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3， pp. 123-126。
{18}James Ronald Stanfield， John Kenneth Galbraith， New York： St. Martin’s， 1996， p.4.
{19}Amartya Sen， “Galbraith and the Art of Description”， Sasson（ed.）， Between Friends： Perspective on John Kenneth Galbraith， pp.139-145.
{20}Robert Heilbroner， “Ken Galbraith as Worldly Philosopher”， Between Friends， pp. 100-101.
{21}Galbraith， “The Heartless Society”，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 1984.
{22}Galbraith， “Valid Image of the Modern Economy”， Andrea D. Williams（ed.）， Annals of An Abiding Liberal，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9， pp.4-10.
{23} “Economists and the Economics of Professional Contentment”， Annals of An Abiding Liberal， p.27.
{24}对美国政治、社会以及经济学中的“自满的文化”的批判，是加尔布雷斯的一项持久努力。他这方面最集中的讨论是 Galbraith， The Culture of Contentmen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2。
{25}Galbraith， “Market Structure and Stabilization Polic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39， No.2， May 1957， pp.124-133.
{26}John Kenneth 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Memoir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1， pp.348-349.
{27}据说正是出于对这种说法的极度愤慨，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Hollis Chenery）才在美国经济学会发动了一场推选他当主席的“斗争”。Warsh， “Why Galbraith Won’t Receive the Nobel Prize”， p.123。
{28}史蒂文·普雷斯曼：《思想者的足迹——五十位重要的西方经济学家》，陈海燕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9页。
{29}关于加尔布雷斯和罗宾逊夫人之间令人神往和感动的终生友谊，见玛乔里·谢泼德·特纳：《琼·罗宾逊与两个剑桥之争》，胡希宁、范重庆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3—244页。
{30} 《尼克松回忆录》（上册），伍任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1页。
{31}卢斯对加尔布雷斯的写作颇有指点砺练之功。可以理解，作为资深共和党人的卢斯后来对此后悔不迭。Schlesinger， “Galbraith and Politics”， p.34。
{32}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p.277-278.
{33}Galbraith， “Too Madly for Adlai”， Name-Dropping： From F.D.R 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9， pp.91-926; Schlesinger， “Galbraith and Politics”， pp.38-39.
{34}First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John Kenneth Galbraith， Sept 10， 2002， by Vichi Daitch， p.10，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JFKL， 下同）。
{35}Kennedy to Galbraith， March 16， 1959，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Box 74， Galbraith Papers， JFKL.
{36}Schlesinger， “Galbraith and Politics”， p.39.
{37} “For the 1960 Candidate， a Camp of Eggheads is a Must”， Business Week， June 18， 1960.
{38}Barry Goldwater， “Sen. Barry Goldwater Says： Harvard Professors Blind to Blessing”， Boston Globe， August 31， 1960.
{39}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385.
{40}First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John Kenneth Galbraith， p.5， JFKL; 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355.
{41}Galbraith， “Eleanor and Franklin Revisited”， New York Times， March 19， 1972.
{42}First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John Kenneth Galbraith， JFKL， pp.11-12; Second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John Kenneth Galbraith， September 12， 2002， p.30， JFKL. 另参见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p.375-376。
{43}Galbraith to Kennedy， June 1， 1960，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Correspondence with JFK，Box 74， Galbraith Papers， JFKL.
{44}“For Relese Friday A.M. June 17”，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 Box 74， Galbraith Papers， JFKL；另参见Arthur M. Schlesinger， Jr.， A Thousand Days： John F. 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5， pp.28-29。
{45}Sorenson To Galbraith， December 24， 1959，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Box 74， Galbraith Papers， JFKL.
{46}Richard Parker， John Kenneth Galbraith： His Life， His Politics， His Economics， New York： Farbar， Strauss and Giroux， 2005， p.332.
{47}Memorandum， “Campaign Strategy， 1960”，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Box 74， Galbraith Papers， JFKL，评估报告的未在档案原件中注明，疑为索伦森。
{48}“The Compleat Economic Gazetteer： Questions that are asked a presidential candidate about economics with tolerably consistent answers， reasons and due warnings of mousetraps， pitfalls and other known hazards”， Questions and Answers for JKF “The Compleat Economic Gazetteer”，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Box 74， Galbraith Papers， JFKL.
{49}Kennedy to Galbraith， October 20， 1960，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Box 74， Galbraith Papers， JFKL.
{50}Parker， John Kenneth Galbraith， pp.334-335.
{51}Galbraith to Kennedy， July 16， 1960，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Box 74， Correspondence with JFK， Galbraith Papers， JFKL.
{52}“Address by John Kenneth Galbraith， Chairman， Economic Policy Committee， Democratic Advisory Council”， Memeo Copy， JKG Campaign Speech，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Box 75， Galbraith Papers， JFKL.
{53}Galbraith， “The Case for Kennedy”，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Sunday Forum， October 2， 1960.
{54}Ken Gewertz， “Galbraith Remembered as a Giant”， Harvard University Gazette， June 1， 2006.
{55}Galbraith and Schlesinger to Kennedy， November 9， 1960， Correspondence with JFK，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Box 74， Galbraith Papers， JFKL.
{56}加尔布雷斯修改的就职演说稿原件现存于肯尼迪总统图书馆：Inaugural Address， 1st Draft Typescript; Inaugural Address， 2nd Draft Typescript， White House Files 1961， Box 74， Galbraith Papers， JFKL。
{57}First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Galbraith， p.2; Second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Galbraith， p.16， JFKL; Galbraith， Ambassador’s Journal： A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Kennedy Year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9， p.16. 另参见Katharine Graham， “Personal Recollections”， Between Friends， p.54.
{58}Galbraith， “John F. Kennedy”， Name-Dropping， pp.106-107.
{59}First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John Kenneth Galbraith， JFKL， p.5.
{60}加尔布雷斯认为，在美国总统中，“就智力而论，如果你把罗纳德·里根放在一端，那么肯尼迪一定是在另一端。”Gerald S. & Deborah H. Strober（eds.）， “Let Us Begin Anew”： An Oral History of the Kennedy Presidency，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3， p.58。
{61}上文所述加尔布雷斯对肯尼迪演讲风格的批评，正是引史蒂文森为戒。Galbraith to Kennedy， July 16， 1960，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Box 74， Correspondence with JFK， Galbraith Papers， JFKL; 他还认为史蒂文森容易亲近精英而脱离大众。Galbraith， “Too Madly for Adlai”， Name-Dropping， 1999， pp.85-88。
{62}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373.
{63}Schlesinger， Jr.， A Thousand Days， p.104； 施莱辛格还指出：“肯尼迪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几近成熟的历史学家（historian manqué）。”关于肯尼迪的读书生活和智力风格，另参见John D. Fair， “The Intellectual JFK： Lessons in Statesmanship from British History”， Diplomatic History， Vol.30， No.1， January 2006， pp.119-142。
{64} “For the 1960 Candidate， a Camp of Eggheads is a Must”， Business Week， June 18， 1960.
{65}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374.
{66}关于作为实用主义者的肯尼迪，参见Schlesinger， Jr.， A Thousand Days， p.111。
{67}Alex Goldman（ed.）， The Quotable Kennedy， New York： The Citadel Press， 1965， p.33.
{68}加尔布雷斯曾提到，肯尼迪最亲信的内圈包括其弟罗伯特·肯尼迪、妹夫萨金特·施雷弗、西奥多·索伦森、肯尼斯·欧唐奈尔、劳伦斯·奥布莱恩等人。Parker， John Kenneth Galbraith， pp.324-325， p.376；另参见Galbraith， “John F. Kennedy”， “The Kennedy Circle， Jacqueline Kennedy”， Name-Dropping， pp.116-117， pp.119-123。
{69}Alan L. Otten， “ What Do You Think， Ted？—Theodore Sorensen”， Lester Tanzer（ed.）， The Kennedy Circle， Washington， D.C.： Luce， 1961， p.6.
{70}Second Oral History with Galbraith， p.30， JFKL.
{71}Parker， John Kenneth Galbraith， pp.332-333，原文将伊斯特兰的名字误为“John Eastland”。
{72}比如在加尔布雷斯的名单里，肯尼迪政府的司法部长不是罗伯特·肯尼迪，而国务卿也不是腊斯克，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里更没有萨缪尔森。Memorandum RE Presidential Appointments， Box 74，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Galbraith Papers， JFKL。
{73}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388.
{74}David Halberstam，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9， pp.8-9.
{75}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Walter Heller， Kermit Gordon， James Tobin， Gardner Ackley， Paul Samuelson， by Joseph Pechman， August 1， 1964， pp.51-52， JFKL.
{76}爱德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页，第15—16页。最后一句所引译文略有改动。
{77}First Oral History with Galbraith， p.14， JFKL。在1967年的一次聚会中，罗杰·西尔斯曼（Roger Hillsman）戏称在当年肯尼迪政府里腊斯克讨厌的人的排名中他本人列第一，施莱辛格第二，加尔布雷斯排第三。加氏对此甚以为荣，说要以一篇杂志文章来恢复自己的这个地位。“Authors Assess Rusk’s Disfavor”，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7， 1967.第二年加尔布雷斯出版了一部小说（The Triumph： A Novel of Modern Diplomacy， New York： Arbor House），其中塑造了一个名叫沃尔斯·坎贝尔（Worth Campbell）的冷战精神十足的保守派官僚，即是以腊斯克为原型。Halberstam，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pp.336-337。
{78}此据影音资料：“The World According to Galbraith”， Interview with Richard Parker（May 9， 2002）， http：//ksgaccman.harvard.edu/iop/events_forum_video.asp？ID=2421， 2006年7月24日。
{79}Galbraith， Ambassador’s Journal， p.3.
{80}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400.
{81}Katharine Graham， “Personal Reflections”， p.54， p.55.
{82}参见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p.328-331; pp.359-361， pp.378-388.
{83}Memorandum， “Campaign Strategy， 1960”，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Box 74， Galbraith Papers， JFKL.
{84} “Kennedy’s Outlook on World Praised”，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6， 1964.
{85}Galbraith， Ambassador’s Journal， p.79.
{86}Second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Galbraith， pp.22-23， p.25， JFKL.
{87}Second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Galbraith， p.21， JFKL.
{88}1972年加尔布雷斯作为美国经济学会代表团团长访华时，中国外交部门官员热情赞扬了他在促成停火中发挥的作用。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p.433-439; 关于加尔布雷斯在中印战争中的活动的更详细记述，见 Ambassador’s Journal， pp.428-523。
{89}参见牛可： “国家安全体制与美国冷战知识分子”，《二十一世纪》2003年8月号，第36—40页。
{90}Galbraith to Kennedy， May 10， 1961， July 11， 1961， September 19， 1961， in Ambassador’s Journal， pp.107-111， pp.151-154， pp.210-212.
{91}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p.469-477; Gerald S. & Deborah H. Strober（eds.）， “Let Us Begin Anew”： An Oral History of the Kennedy Presidency， pp.413-414.
{92}Second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Galbraith， p.35， JFKL. 麦克纳马拉、施莱辛格等人也持类似观点。参见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陈丕西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110页；
{93}Second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Galbraith， pp.26-28， pp.33-34， JFKL.
{94}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458.
{95}Galbraith， “Suspension of Air Attacks Urged”，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965.
{96}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p.481-484; “Galbraith Is Reported Agreeing to Become Chairman of A.D.A”， New York Times， March 21， 1967.
{97}Schlesinger， Jr.， “Galbraith and Politics”， p.41.
{98} “Galbraith Urges U.S. to Reduce Military Action in Vietnam War”， June 12， 1966， New York Times.
{99}Neil Sheehan， “Galbraith Scores President on War”， New York Times， April 3， 1967.
{100}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p.485-486， pp.488-490.
{101}Galbraith， “The Galbraith Plan to End the War”，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2， 1967
{102}Galbraith， “The Unrealist”，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0， 1968.
{103}Halberstam，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p.161.
{104}Rostow， “Air Power”， and Galbraith Reply， New York Times， April 4， 1971.
{105}Galbraith， “Of Men and the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4， 1973.
{106}加尔布雷斯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州立大学的演讲：“On History， Foolishness and Vietnam”， New York Times， July 12， 1975。
①加尔布雷斯曾于1934～1939年在哈佛大学担任助教（Instructor），1948年重返哈佛任教，直至去世。
②Ken Gewertz， “John Kenneth Galbraith， Economist， Professor， and Author： Harvard Icon Dies at 97”， Harvard University Gazette， April 30， 2006.
③含少数合著书种。此据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费晟先生根据哈佛大学图书馆Hollis书目检索系统查询统计而成，在此谨致感谢。《纽约时报》所发加氏讣告中称其共有33本书。Holcombe B. Noble & Douglas Martin， “John Kenneth Galbraith， 97， Dies; Economist Held a Mirror to Society”， New York Times， April 30， 2006。
④这个评论虽出自无名，似未见流行，但极合笔者感受，故顺此示出。Daniel Blair， “That Man Galbraith”，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21 October， 1960。
⑤Henry Rosovsky， “The Most Famous Professor at Harvard”， Samuel Bowles， Richard Edwards， and William G. Shepherd（eds.）， Unconventional Wisdom： Essays on Economics in Honor of John Kenneth Galbraith， Houghton Mifflin， 1989， pp. 327-346. 可以说明加氏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一个指标是，1952年至2001年《纽约时报》上加尔布雷斯撰写的文章和以加尔布雷斯为内容的文章共约330余篇。此据笔者利用Historical New York Times电子检索系统查询所得。
⑥这是美国最古老的学院幽默杂志《哈佛讽刺》（Harvard Lampoon）于1976年授予加尔布雷斯的称号。见Galbraith， “The Halls of Ivory”， New York Times， April 30， 1976， editor’s note。
⑦Henry Rosovsky， 1990， The University： An Owner’s Manual，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p.169.
⑧这是加尔布雷斯晚年一本书的题名：《好社会：人道的记事本》，胡利平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
⑨加尔布雷斯写道：“在当时和后来，都没有人像凡勃伦那样以如此冷峻尖锐的眼光看待金钱收益，以及金钱收益对人们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 “Who was Thorstein Veblen？”， Andrea D. Williams （ed.）， Annals of An Abiding Liberal，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9， p.124。
⑩参见 Richard Parker， “Where Do Galbraith’s Ideas Come From？”， Blandine Laperche & Dimitri Uzunidis（eds.）， John Kenneth Galbraith and the Future of Econom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p. 25-33。
{11}Arthur M. Schlesinger， Jr.， “Galbraith and Politics”， Hellen Sasson（Ed.）， Between Friends： Perspective on John Kenneth Galbraith，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9， pp.31-32.
{12}1934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加尔布雷斯进入哈佛大学，而当时的哈佛正是美国研究和传播凯恩斯主义的中心。参见Galbraith， “How Keynes Came to America ”， The Essential Galbraith， selected and edited by Andrea D. William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2001， pp.241-243。
{13}Schlesinger， “Galbraith and Politics”， pp.36.
{14}这是《纽约时报》对《丰裕社会》的评论文章的题语。Edwin L. Dale， Jr.， “Are We Living Too High on the Hog？”， New York Times， Jun 1， 1958.
{15}“Economics and Quality of Life” &“The Proper Purpo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Essential Galbraith， pp. 90-108， pp.109-117.
{16}Galbraith， “A Positive Approach to Economic Aid”， Foreign Affairs， Vol.39， No.3， Aril 1961， pp.444-457; Galbra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17}经济学评论家David Warsh认为诺贝尔奖之于加尔布雷斯不存在“擦肩而过”的问题，而是根本不可能。 “Why Galbraith Won’t Receive the Nobel Prize”， Economic Principals： Masters and Mavericks of Modern Economic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3， pp. 123-126。
{18}James Ronald Stanfield， John Kenneth Galbraith， New York： St. Martin’s， 1996， p.4.
{19}Amartya Sen， “Galbraith and the Art of Description”， Sasson（ed.）， Between Friends： Perspective on John Kenneth Galbraith， pp.139-145.
{20}Robert Heilbroner， “Ken Galbraith as Worldly Philosopher”， Between Friends， pp. 100-101.
{21}Galbraith， “The Heartless Society”，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 1984.
{22}Galbraith， “Valid Image of the Modern Economy”， Andrea D. Williams（ed.）， Annals of An Abiding Liberal，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9， pp.4-10.
{23} “Economists and the Economics of Professional Contentment”， Annals of An Abiding Liberal， p.27.
{24}对美国政治、社会以及经济学中的“自满的文化”的批判，是加尔布雷斯的一项持久努力。他这方面最集中的讨论是 Galbraith， The Culture of Contentmen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2。
{25}Galbraith， “Market Structure and Stabilization Polic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39， No.2， May 1957， pp.124-133.
{26}John Kenneth 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Memoir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1， pp.348-349.
{27}据说正是出于对这种说法的极度愤慨，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Hollis Chenery）才在美国经济学会发动了一场推选他当主席的“斗争”。Warsh， “Why Galbraith Won’t Receive the Nobel Prize”， p.123。
{28}史蒂文·普雷斯曼：《思想者的足迹——五十位重要的西方经济学家》，陈海燕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9页。
{29}关于加尔布雷斯和罗宾逊夫人之间令人神往和感动的终生友谊，见玛乔里·谢泼德·特纳：《琼·罗宾逊与两个剑桥之争》，胡希宁、范重庆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3—244页。
{30} 《尼克松回忆录》（上册），伍任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1页。
{31}卢斯对加尔布雷斯的写作颇有指点砺练之功。可以理解，作为资深共和党人的卢斯后来对此后悔不迭。Schlesinger， “Galbraith and Politics”， p.34。
{32}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p.277-278.
{33}Galbraith， “Too Madly for Adlai”， Name-Dropping： From F.D.R 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9， pp.91-926; Schlesinger， “Galbraith and Politics”， pp.38-39.
{34}First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John Kenneth Galbraith， Sept 10， 2002， by Vichi Daitch， p.10，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JFKL， 下同）。
{35}Kennedy to Galbraith， March 16， 1959，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Box 74， Galbraith Papers， JFKL.
{36}Schlesinger， “Galbraith and Politics”， p.39.
{37} “For the 1960 Candidate， a Camp of Eggheads is a Must”， Business Week， June 18， 1960.
{38}Barry Goldwater， “Sen. Barry Goldwater Says： Harvard Professors Blind to Blessing”， Boston Globe， August 31， 1960.
{39}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385.
{40}First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John Kenneth Galbraith， p.5， JFKL; 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355.
{41}Galbraith， “Eleanor and Franklin Revisited”， New York Times， March 19， 1972.
{42}First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John Kenneth Galbraith， JFKL， pp.11-12; Second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John Kenneth Galbraith， September 12， 2002， p.30， JFKL. 另参见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p.375-376。
{43}Galbraith to Kennedy， June 1， 1960，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Correspondence with JFK，Box 74， Galbraith Papers， JFKL.
{44}“For Relese Friday A.M. June 17”，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 Box 74， Galbraith Papers， JFKL；另参见Arthur M. Schlesinger， Jr.， A Thousand Days： John F. 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5， pp.28-29。
{45}Sorenson To Galbraith， December 24， 1959，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Box 74， Galbraith Papers， JFKL.
{46}Richard Parker， John Kenneth Galbraith： His Life， His Politics， His Economics， New York： Farbar， Strauss and Giroux， 2005， p.332.
{47}Memorandum， “Campaign Strategy， 1960”，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Box 74， Galbraith Papers， JFKL，评估报告的未在档案原件中注明，疑为索伦森。
{48}“The Compleat Economic Gazetteer： Questions that are asked a presidential candidate about economics with tolerably consistent answers， reasons and due warnings of mousetraps， pitfalls and other known hazards”， Questions and Answers for JKF “The Compleat Economic Gazetteer”，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Box 74， Galbraith Papers， JFKL.
{49}Kennedy to Galbraith， October 20， 1960，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Box 74， Galbraith Papers， JFKL.
{50}Parker， John Kenneth Galbraith， pp.334-335.
{51}Galbraith to Kennedy， July 16， 1960，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Box 74， Correspondence with JFK， Galbraith Papers， JFKL.
{52}“Address by John Kenneth Galbraith， Chairman， Economic Policy Committee， Democratic Advisory Council”， Memeo Copy， JKG Campaign Speech，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Box 75， Galbraith Papers， JFKL.
{53}Galbraith， “The Case for Kennedy”，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Sunday Forum， October 2， 1960.
{54}Ken Gewertz， “Galbraith Remembered as a Giant”， Harvard University Gazette， June 1， 2006.
{55}Galbraith and Schlesinger to Kennedy， November 9， 1960， Correspondence with JFK，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Box 74， Galbraith Papers， JFKL.
{56}加尔布雷斯修改的就职演说稿原件现存于肯尼迪总统图书馆：Inaugural Address， 1st Draft Typescript; Inaugural Address， 2nd Draft Typescript， White House Files 1961， Box 74， Galbraith Papers， JFKL。
{57}First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Galbraith， p.2; Second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Galbraith， p.16， JFKL; Galbraith， Ambassador’s Journal： A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Kennedy Year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9， p.16. 另参见Katharine Graham， “Personal Recollections”， Between Friends， p.54.
{58}Galbraith， “John F. Kennedy”， Name-Dropping， pp.106-107.
{59}First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John Kenneth Galbraith， JFKL， p.5.
{60}加尔布雷斯认为，在美国总统中，“就智力而论，如果你把罗纳德·里根放在一端，那么肯尼迪一定是在另一端。”Gerald S. & Deborah H. Strober（eds.）， “Let Us Begin Anew”： An Oral History of the Kennedy Presidency，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3， p.58。
{61}上文所述加尔布雷斯对肯尼迪演讲风格的批评，正是引史蒂文森为戒。Galbraith to Kennedy， July 16， 1960，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Box 74， Correspondence with JFK， Galbraith Papers， JFKL; 他还认为史蒂文森容易亲近精英而脱离大众。Galbraith， “Too Madly for Adlai”， Name-Dropping， 1999， pp.85-88。
{62}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373.
{63}Schlesinger， Jr.， A Thousand Days， p.104； 施莱辛格还指出：“肯尼迪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几近成熟的历史学家（historian manqué）。”关于肯尼迪的读书生活和智力风格，另参见John D. Fair， “The Intellectual JFK： Lessons in Statesmanship from British History”， Diplomatic History， Vol.30， No.1， January 2006， pp.119-142。
{64} “For the 1960 Candidate， a Camp of Eggheads is a Must”， Business Week， June 18， 1960.
{65}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374.
{66}关于作为实用主义者的肯尼迪，参见Schlesinger， Jr.， A Thousand Days， p.111。
{67}Alex Goldman（ed.）， The Quotable Kennedy， New York： The Citadel Press， 1965， p.33.
{68}加尔布雷斯曾提到，肯尼迪最亲信的内圈包括其弟罗伯特·肯尼迪、妹夫萨金特·施雷弗、西奥多·索伦森、肯尼斯·欧唐奈尔、劳伦斯·奥布莱恩等人。Parker， John Kenneth Galbraith， pp.324-325， p.376；另参见Galbraith， “John F. Kennedy”， “The Kennedy Circle， Jacqueline Kennedy”， Name-Dropping， pp.116-117， pp.119-123。
{69}Alan L. Otten， “ What Do You Think， Ted？—Theodore Sorensen”， Lester Tanzer（ed.）， The Kennedy Circle， Washington， D.C.： Luce， 1961， p.6.
{70}Second Oral History with Galbraith， p.30， JFKL.
{71}Parker， John Kenneth Galbraith， pp.332-333，原文将伊斯特兰的名字误为“John Eastland”。
{72}比如在加尔布雷斯的名单里，肯尼迪政府的司法部长不是罗伯特·肯尼迪，而国务卿也不是腊斯克，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里更没有萨缪尔森。Memorandum RE Presidential Appointments， Box 74，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Galbraith Papers， JFKL。
{73}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388.
{74}David Halberstam，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9， pp.8-9.
{75}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Walter Heller， Kermit Gordon， James Tobin， Gardner Ackley， Paul Samuelson， by Joseph Pechman， August 1， 1964， pp.51-52， JFKL.
{76}爱德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页，第15—16页。最后一句所引译文略有改动。
{77}First Oral History with Galbraith， p.14， JFKL。在1967年的一次聚会中，罗杰·西尔斯曼（Roger Hillsman）戏称在当年肯尼迪政府里腊斯克讨厌的人的排名中他本人列第一，施莱辛格第二，加尔布雷斯排第三。加氏对此甚以为荣，说要以一篇杂志文章来恢复自己的这个地位。“Authors Assess Rusk’s Disfavor”，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7， 1967.第二年加尔布雷斯出版了一部小说（The Triumph： A Novel of Modern Diplomacy， New York： Arbor House），其中塑造了一个名叫沃尔斯·坎贝尔（Worth Campbell）的冷战精神十足的保守派官僚，即是以腊斯克为原型。Halberstam，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pp.336-337。
{78}此据影音资料：“The World According to Galbraith”， Interview with Richard Parker（May 9， 2002）， http：//ksgaccman.harvard.edu/iop/events_forum_video.asp？ID=2421， 2006年7月24日。
{79}Galbraith， Ambassador’s Journal， p.3.
{80}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400.
{81}Katharine Graham， “Personal Reflections”， p.54， p.55.
{82}参见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p.328-331; pp.359-361， pp.378-388.
{83}Memorandum， “Campaign Strategy， 1960”，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Box 74， Galbraith Papers， JFKL.
{84} “Kennedy’s Outlook on World Praised”，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6， 1964.
{85}Galbraith， Ambassador’s Journal， p.79.
{86}Second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Galbraith， pp.22-23， p.25， JFKL.
{87}Second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Galbraith， p.21， JFKL.
{88}1972年加尔布雷斯作为美国经济学会代表团团长访华时，中国外交部门官员热情赞扬了他在促成停火中发挥的作用。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p.433-439; 关于加尔布雷斯在中印战争中的活动的更详细记述，见 Ambassador’s Journal， pp.428-523。
{89}参见牛可： “国家安全体制与美国冷战知识分子”，《二十一世纪》2003年8月号，第36—40页。
{90}Galbraith to Kennedy， May 10， 1961， July 11， 1961， September 19， 1961， in Ambassador’s Journal， pp.107-111， pp.151-154， pp.210-212.
{91}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p.469-477; Gerald S. & Deborah H. Strober（eds.）， “Let Us Begin Anew”： An Oral History of the Kennedy Presidency， pp.413-414.
{92}Second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Galbraith， p.35， JFKL. 麦克纳马拉、施莱辛格等人也持类似观点。参见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陈丕西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110页；
{93}Second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Galbraith， pp.26-28， pp.33-34， JFKL.
{94}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458.
{95}Galbraith， “Suspension of Air Attacks Urged”，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965.
{96}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p.481-484; “Galbraith Is Reported Agreeing to Become Chairman of A.D.A”， New York Times， March 21， 1967.
{97}Schlesinger， Jr.， “Galbraith and Politics”， p.41.
{98} “Galbraith Urges U.S. to Reduce Military Action in Vietnam War”， June 12， 1966， New York Times.
{99}Neil Sheehan， “Galbraith Scores President on War”， New York Times， April 3， 1967.
{100}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p.485-486， pp.488-490.
{101}Galbraith， “The Galbraith Plan to End the War”，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2， 1967
{102}Galbraith， “The Unrealist”，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0， 1968.
{103}Halberstam，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p.161.
{104}Rostow， “Air Power”， and Galbraith Reply， New York Times， April 4， 1971.
{105}Galbraith， “Of Men and the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4， 1973.
{106}加尔布雷斯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州立大学的演讲：“On History， Foolishness and Vietnam”， New York Times， July 12， 1975。
牛 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100871
加尔布雷斯(Galbraith，John Kenneth)（1908～2006 ）美国经济学家。新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1930 年获安大略农学院文学士学位。1933 年获加利福尼亚大学硕士学位，193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曾任美国价格管理局局长助理、民主党顾问委员会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担任过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政府顾问。1961～1963 年任美国驻印度大使。1972 年被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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