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历史学家、伦敦经济学院欧洲思想史教授约翰·格雷（John Gray）1998年春季出版了专著《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False Dawn：The Delusions of Global Capitalism）一书，该书从世界近现代历史的大视野，对市场经济、全球化、现代化、资本主义等问题进行了考察，尤其是对自由市场制度进行了从宏观到微观的多角度审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部简明的、不可多得的世界近现代市场史。
但立足于深厚的世界历史之中，其趣旨远不只是满足于对市场史的一般考察，的落脚点是自由市场制度的历史命运。因而实际上关注的是自由市场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在全球推行？现代化是否命定地只有“西方化”（不认为有单一的西方模式）一条道路？[1]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只有美国化一条道路？而美国化仅仅指实行自由市场制度？东亚模式的新崛起是否是另一类现代性的体现？亚洲金融危机是亚洲模式的资本主义终结的信号，还是全球自由市场制度危机的征兆？[2]
对英国、美国、俄罗斯、德国、新西兰、墨西哥、东亚的日本、中国、韩国、新加坡等国的市场制度进行了比较后得出结论，自由市场制度只在英美等少数几个国家实行过，并且都是因为社会灾难而被强行中断，因而只是短暂的历史过客，而且是强政府策划的产物，绝不是历史的自然发展结果，更不是人类的天性。全球资本主义，即全球自由市场制度是启蒙范式的乌托邦，如果强行实行，会带来全球性的灾难。该书对自由市场制度提出了全面质疑。[3]
期待东亚和欧洲提供另一种不同于英美模式的市场制度。但忧虑的是市场经济的“格雷欣法则”[4]：恶劣的资本主义（英美模式的资本主义，在此专指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但其实英美模式的资本主义远不限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英美模式的资本主义是历史地、动态地发展着的，这在下文中有专门的讨论）驱逐优良的资本主义（德国模式的资本主义或社会市场资本主义、东亚模式的资本主义和各种本土资本主义），因为这样不仅最终会毁灭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本身，也可能会毁灭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在该书的最后部分专辟一章《西方的暮年和亚洲资本主义的崛起》来对东亚的新崛起进行分析，对东亚模式（并不认为有单一的东亚模式或亚洲模式）是寄以期望的，那就是它能否成长为另一种现代性？
一、全球资本主义为何是个幻象？
（一）自由市场体制、“华盛顿共识”与全球资本主义
1． 自由市场体制
约翰·格雷认为自由市场体制是在个人主义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以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哲学为指导的，以最大程度追求经济效益却置社会效益于不顾的，由强政府强行策划的，使市场运作独立于社会需要之外的一种市场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在英美等少数几个霸权国家推行过，而在战后的墨西哥、俄罗斯、新西兰等国只留下失败的记录，即使在英美等国也只是短暂地推行过，留下的却是深刻的社会分裂和社会创伤。用约翰·格雷的话来说，就是：“自由市场政府的政策曾经是以自由放任主义，即19世纪中期政府不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为模式的。放任主义政策的经济指的是那种解除了桎梏的市场经济，也就是被置于政治和社会控制之外的经济，然而，这种经济实际上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即使在它的全盛时代，这一命题也是错误的。它是由国家的高压政策造成的，它在运作时，无时无刻不在依赖政府的权力。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自由市场结束于它最极端的形式，因为它满足不了人类的需要，包括对个人自由的需要。”[5]尽管约翰·格雷不赞成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但他并不反对市场经济体制，恰恰相反，他坚决反对单纯的计划经济体制，捍卫市场经济体制，但他捍卫的是各种具有本土形式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而不是单纯的市场经济体制，即由市场单独、自动发生作用的市场经济体制。
2． 社会市场体制
认为社会市场体制是这样一种市场经济体制：它也和自由市场体制一样是人为建构的，不过，社会与市场是相互协调而不是分裂与对抗的，在一定程度上既满足经济效益又不忽视社会效益，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达到某种临界性平衡，以人的需要而不是市场本身为目的，市场只是满足人的需要的实现手段。社会市场体制在实现经济效益时，既考虑社会成本，又考虑环境成本。决不以牺牲社会凝聚力和人的幸福为代价。“人们对社会凝聚力的需要对经济生活有限制作用”，因而“社会市场是被嵌入社会的，并受制于种类繁多的规定与限制。”[6]约翰·格雷认为，“在任何社会中，受限制的市场是正常的，而自由市场才是策划、规划和政治高压的产物。自由放任主义政策必然在中央计划之下产生，而规范的市场则是自然产生的。自由市场并不像新右派（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思想家们所想象或声称的那样，是社会进化的馈赠品，而是社会工程和坚定的政治意志的一个有目的性的产物。它在19世纪的英格兰之所以可行仅仅是因为这个国家缺乏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7]约翰·格雷一再声明自由市场体制只能产生于“前民主社会”、“政治高压”国家或“霸权”国家，否则只能导致失败。意在说明自由市场体制与民主政治体制是格格不入的。
3． 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8]，按照约翰·格雷的理解，就是新右派（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9]）思想家们关于全球自由市场体制的实践宣示，这些新右派思想家认为“民主资本主义”很快就会在全世界被接受。一个全球自由市场将成为现实。一直为世界所包容的多种形式的经济文化和体制将被并入单一的、普世的自由市场。而自由市场应该最大限度地独立于国家之外，其实是国家之上，“小政府”或“最小国家”（minimum state）是他们的主要理想，“认为文化、政体和资本主义不同种类之间的差别在决定国家的经济角色上并不重要。”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些差别是决定性的”。他们也就“没有接受、或者说没有充分认识到当代资本主义的多样性。”[10]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国际经济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开发署等，要把自由放任主义向全球推行，形成单一的全球资本主义，即全球自由放任主义。他们把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践看作是普世和标准的资本主义，而不尊重资本主义的多样性和多元性，“跨国组织为了使每一种经济体制都穿上按照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个别实践缝制得到紧身衣，强迫各国都采取不适合它们历史和文化的经济政策。”[11]他们禁止各国政府保护社会凝聚力，禁止它们保护由自己发展起来的特定类型的资本主义，把寻求保护独特文化和生活的政策污蔑为贸易保护主义。“按照美国自由市场观点的理解，如果日本的街头小店或欧洲受到保障的香蕉市场被判定为限制竞争，就必须禁止它们，不管它们是否有益于社会凝聚力。” [12]约翰·格雷认为，美国是通过寻求把个别的经济文明强加给全世界来支持华盛顿共识的，但风险是把原来易于处理的差别转变成为难以对付的冲突。因此，华盛顿共识不会永远存在下去。“毫无疑问，它将被经济动荡与地域和政治条件的转变所动摇。它只是美国寻求战后一致性的一幕，不会比其他的美国舆论和政策更稳定和持久。世界银行的观点也在转变，这就说明华盛顿共识已经受到质疑。”[13]在约翰·格雷看来，“这是一个绝对不能实现的乌托邦”。[14]
4． 全球资本主义与全球化
全球资本主义，就是在全球实行单一的资本主义模式，其实就是华盛顿共识中所宣示的美国版的资本主义，即全球自由市场体制。在此，约翰·格雷特别强调全球一体化和全球趋同化并不是全球化，也就是说，全球自由市场体制既不是全球化的过程，也不是全球化的结果，而只是人为策划的结果。全球自由市场体制不等于全球化，全球化并不会自然地走向全球一体化和全球趋同化。
其一，全球化不等于全球一体化，也不会趋向全球一体化。“全球化决不是各个经济体制都要殊途同归的终极状态。全世界经济活动的普遍和程度相同的一体化恰恰不是全球化。相反，在全世界，经济活动相互联系的日益增长加剧了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尽管更全球化的经济体制的一个结果是要推翻或削弱国与国之间一些具有等级性的经济关系，如在西方国家和中国之间，但同时它却加强了现存的等级关系，并产生出新的等级关系。”[15]在这种意义上说，全球化是全球联系不断深化而又不断分化的综合体。
其二，全球化不等于全球趋同化，也不会走向全球趋同化。“全球化通常被等同于一种趋向共性的潮流，但其实恰恰不是这样。在全球市场中资本和生产可以跨越边界自由流动，这种全球市场得以运转正是因为有了不同的地理位置、国家和区域之间的差别。如果全世界的工资、技术、基础实施和政治风险是一致的，世界市场就不会发展了。如果各地条件一致，在全世界投资和生产就不会产生利润。世界市场的兴旺依靠的是经济体制之间的差别。这就是全球化的动力不可抵抗的一个原因。”[16]在这种意义上说，全球化是全球联系日益紧密化而又保持不平衡化的综合体。
约翰·格雷认为“全球化”涵有两义，其一，“它指的是当代工业生产技术在全世界的传播以及贸易、资本、生产和信息的各种形式的交流。这种跨越边界的运动越来越多，它本身就是新技术传播的结果。说我们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就是说几乎每一个社会目前都已经工业化或即将工业化。”其二，“全球化还意味着几乎每一个经济体制都和世界上其他的经济体制联系着。只有像北朝鲜这样的少数国家力图在经济上与世隔绝。它们虽然成功地维持了独立于世界市场的地位，但代价是巨大的，不论是从经济方面还是人的方面上都是如此。” 约翰·格雷强调说，“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不要求全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程度相同和深入。”[17]他借用学者戴维·海尔德（David Held）等人的话说，“全球化不是单一的条件，不是线性的过程，也不是社会变化的终点。”[18]约翰·格雷认为全球化全部“意义”的背后，只有一个单一的理念，即非地方化（de-localization），就是把一切活动与关系从地方网络转移到全球网络中来。他赞同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全球化定义，“全球化可以……被定义为全世界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社会关系把相距遥远的客观存在用这样一种方式联系起来，即局部事件是远方事件造成的，反之亦然。”[19]约翰·格雷反对把全球化和全球自由市场体制混为一谈，他说，“目前有许多辩论都把全球化和在全世界实行自由市场的短命政治纲领混淆在一起。全球化应该被正确地理解为，在世界相距遥远的各地区之间，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接触。”[20]
（二）不可持续的现代性：全球资本主义为何是个幻象？
作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试验性的社会工程，在约翰·格雷看来，全球资本主义只是体现了西方普世文明的启蒙理想，是西方文明中反复出现的乌托邦，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纲领。因为这种启蒙理想相信人类进步的目标只是一种单一的文明，否认现代经济体制是以多种形式来临的。为了把他们单一的世界观强加给世界，他们付出了摧残人性的高昂代价。因而最终搁浅在人类基本需求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以历史为指导，我们必然会预料全球自由市场将很快地一去不复返了。”[21]
1．从历史角度来看，“全球自由市场”论者，虽然“崇拜理性和效率，但对历史却是无知的”。[22]19世纪的自由市场经济在英国只有短暂的历史，而且是在英格兰维多利亚中期的一个格外顺利的环境中产生的。不能代表大多数英国人民、却掌握了不被监督的权力的议会，通过圈地法、济贫法和废除谷物法，土地、劳动和粮食都成了商品，到19世纪中期，自由市场就成了经济体制的中心机构。但自由市场在英国仅仅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有些历史学家甚至夸张地认为，根本就没有自由放任主义时代）。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它就逐渐在法律上不复存在了。个中原因不难蠡测，“在19世纪的英格兰，自由市场摧毁了社会制度和个人幸福，这就引发了政治反抗运动，从而彻底地改变了自由市场。”[23]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市场已经被重新调控，以利于公众健康和经济效益，而政府则积极提供一些基本服务，主要是教育。自由贸易一直存在到大萧条的灾难；但人们又重申对经济的政治控制。自由市场被视为教条主义空谈，或者仅仅被视为无政府主义，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新右派（新自由主义）复兴自由市场的时候为止。[24]约翰·格雷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自由市场经济作了一个历史的总结：“在19世纪的英格兰，人们对经济安全的本能需求使自由市场搁浅了。在20世纪，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毁于30年代的战争和独裁的暴力。这一灾难是战后繁荣和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在30年代，自由市场证明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不稳定的制度。它建立于人为的策划，崩溃于混乱和无序。在我们的时代，全球自由市场也不会有很大差别。”[25]在新自由主义掌权[26]的国家，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墨西哥、智利、捷克等国，他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要么使社会陷入混乱，要么使社会走向分裂。“20世纪80和90年代的自由市场政府没能实现它们的众多目标。在英国，由撒切尔夫人统治18年后的税收水平和国家支出与工党1979年下台时一样高或更高。”[27]当经济低迷时，政府只有靠侥幸而活命了。“在大多数国家，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政治受惠者是温和的左派，这种情况已经得到证明。自由市场对社会产生的毁灭性效应使他们失去了政治的可持续性，19世纪如此，20世纪也是如此。”[28]
2．从文化角度来看，与欧洲其它国家不同的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始作俑者英格兰有悠久的个人主义传统。英国的资本主义至今仍然具有高度的个人主义性质。19世纪英国之所以会出现自由市场经济，约翰·格雷认为必须考虑英国的文化传统的特殊性，“需要考虑19世纪早期英格兰社会条件的异常特点。……长期以来，英格兰拥有关于财产所有权的高度个人主义的法律文化。土地长期以来作为商品买卖，劳动力长期以来具有流动性，在许多欧洲大陆国家普遍存在的乡村生活的封闭性在这里是罕见或未知的，家庭生活更接近于当代的核心式家庭，而不是前现代的那种扩展式家庭。19世纪的英格兰不像其他欧洲国家那样仍然处于农民社会。”[29]因此，“在19世纪的英格兰，如果没有那种长期的、彻底的个人主义，产权和经济生活是决不可能产生的。”[30]同样，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结果的自由市场体制再次出现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等国，仍然与它们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它们曾经是英格兰的殖民地，从来没有过农民阶级。“在这些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社会中，耕地个人化的文化及经济先于工业化。它们孵化出了一种经济文化，自由市场在这种文化中可以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来，但要事先具备特殊的法律、社会和经济条件，再加上冷酷无情地使用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但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是否就必然适合或需要自由市场体制呢？答案是否定的。“即使是在这种有利的环境中，还是证明了自由市场是如此的浪费人力，对社会生活有如此大的破坏作用，因此它不可能是稳定的。19世纪自由市场的消失才是缓慢的历史进化的结果，而它的出现则不是。”[31]
3．从社会角度来看，以个人主义文化传统为基础的自由市场或全球自由市场带来的是全球性的社会分裂、社会动荡、社会瓦解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革命。[32]对全球自由市场的追求“已经产生了大范围的社会混乱和经济与政治的不稳定性”。[33]就在全球自由市场创造着新型贵族的同时，它也产生着新型的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它还使得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存更加困难。从社会角度看，自由市场制度的主要缺陷是：
其一，自由市场最深刻的矛盾是起到了削弱它过去依赖的传统社会体制的作用，如家庭体制[34]，“自由市场是当今在世界上仍起作用的传统的最有效的溶解剂”；
其二，排挤了中产阶级，使中产阶级无产阶级化，而工人阶级赤贫化[35]；
其三，使极少数人富了起来，并使受排挤的下层社会扩大了，从而使实施它的政治载体遭到严重破坏；
其四，毫不犹豫地使用国家权力，但却使国家体制腐败并部分地丧失了合法性[36]；
其五，分裂或摧毁了最初由它建立起来的政治上的相互支持；
其六，扩大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从而创造了新自由主义的贫困陷阱，最终使社会分裂[37]；
其七，它设立了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相互对立的政党被迫合作；
其八，自由市场驱使的变化削弱了社会中介机构和社区生活中的非官方的社会控制，从而实际上使国家的社会控制功能不断强化；
其九，自由市场最不计后果的短期行为是破坏它本身曾一度依赖的道德，如节约、公民自尊、责任、家庭价值等[38]；
其十，在世界范围内，自由市场并没有促进稳定和民主。在较贫困的国家里，全球自由放任主义产生出原教旨主义政权，而且起到瓦解现代国家催化剂的作用；[39]
在自由市场的大本营——美国，自由市场已经对社会崩溃起到了促进作用，其程度在其他发达国家闻所未闻。家庭在美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脆弱。与此同时，社会秩序一直靠大规模的监禁政策支持着。除了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以外，没有一个先进的工业国以美国这样的规模把监禁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来使用。自由市场、家庭和社区的破坏，以及把刑法作为最后的求助手段用于抵御社会的崩溃，这些都是紧密相连的。自由市场还削弱或毁坏了维系美国社会凝聚力的其他制度。它创造了长期的经济繁荣，但大多数美国人却很难从中收益。美国国内不平等的程度与拉丁美洲国家相似，而且超过了任何一个欧洲国家。[40]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对资本主义的理解比任何其他20世纪的经济学家都深刻。他认识到，全球资本主义没有起到保护社会凝聚力的作用。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它很可能摧毁自由主义文明。这就是他为什么接受了必须规范资本主义的观点。必须用政府的干预使资本主义的动荡性和社会的稳定性和谐一致。对今天的全球自由市场来说也是一样。
4．从经济角度来看，全球自由市场的推行是以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的伴随为代价的。约翰·格雷认为“自由市场对工业投资的追求是短期行为”，而它的深刻缺陷已经引起了不必要的苦难。自由市场固然带来了最大的经济效益，但也造成最大规模的经济不稳定。自由市场预期或带来的经济效益被它一同带来的社会负效益和环境负效益所抵消。全球自由市场就是“创造性毁灭的发动机”。就像过去的市场一样，他的前进并不顺利，也不平稳。它的进步是采取繁荣与萧条、投机狂热与金融危机的循环形式。就像过去的资本主义一样，全球资本主义制度是通过摧毁旧式产业、职业和生活方式实现了巨大的生产率，所不同的是，这些都是以全球的规模进行的。
5．从政治角度来看，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是竞争对手，而不是伙伴。与自由市场共存的通常不是稳定的民主政府，而是经济无保障的多变的政策。“自由市场的天然对等物是不安全的政治体制”，“在民主政治生活的正常进程中，自由市场总是短命的。它的社会代价在任何民主体制中都不可能长期处于合法的地位。这个真理已经被英国自由市场的历史所表明，”[41]不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几乎在所有的社会里，市场一直是被约束着，因而，它一直没有过分地妨碍人对稳定和安全的需要。在当代的条件下，自由市场作用已经被民主政府缓和了。那种最纯粹的维多利亚中期的自由市场形式已经随着公民权的扩大而消亡了。由于英国自由放任主义随着民主制度的推进而退却，在民主竞争的压力下，大多少国家的过激现象被继任政府缓和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的历史遭遇就是这样。但在全球层面上，自由市场尚未受到触动。社会民主制度和全球自由市场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政府和市场经济之间实现一种人道和谐的关系还是一个遥远的梦想。[42]
6．从哲学角度来看，自由主义经济哲学主要由自由市场自然进化论、人性体现论、自然法则论、普遍人权论、有效手段论、有限政府论、天然稳定论（自动均衡论）、独立作用论、全球传播论和单一选择论等理论构成。这些理论是不可证伪的真理吗？约翰·格雷从理论与历史相结合的角度在不同的程度上基本上给予了否定的回答。
（1）自由主义经济哲学认为自由市场的产生，是一个长期的、未经计划的自然进化过程。约翰·格雷认为它是靠权力和政治手腕产生出来的人工制品。通过分析19世纪中期的英国、战后的英国、美国、俄罗斯、墨西哥、新西兰等曾经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得出了反对自由市场自然进化论这个结论。由于自由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相冲突，它只能通过强权或霸权来建构。战后拉美和东亚的自由市场经济都是在威权政府（基本上是军人政权）领导下建构的。引征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的观察：“使孤立的市场成为市场经济，把被调控的市场变成自我调控的市场，这确实是至关紧要的步骤。19世纪……把这种发展天真地想象成为市场传播的自然结果。当时人们没有认识到把市场转变成自我调控的系统并不是市场固有的倾向所造成的结果，而是具有高度人工性的刺激作用才促使这一机制具有了社会性，这样做无非是满足这部机器的人工现象所产生的条件。”[43]卡尔·波拉尼强调，惟有“持续不断的、由中央组织和控制的干涉主义的巨大增长，打开了通往自由市场的道路，并使道路保持开放。”[44]由此约翰·格雷得出结论：“仅仅是实施放任主义政策时，即19世纪中期和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英格兰和世界的其他地区，自由市场才成为主要的社会体制。”[45]所以，市场社会的出现绝对不是偶然或进化的结果，而是通过政治手段反复和系统地进行干预才出现的。“像哈耶克（F.A.Hayek）这样的理论家们建立了各种冠冕堂皇的理论来说明市场经济是缓慢进化而来的，在这一进化过程中，政府没有起什么作用，他们的这种说法不仅是把个别的实例生硬地加以普遍化，而且还曲解了这个实例本身。”[46]
（2）自由主义经济哲学认为自由市场是人性的体现，是人性的天然状态。约翰·格雷认为，恰恰相反，自由市场是反人性的，是对人性的最大扭曲与伤害。“在任何社会中，受限制的市场是正常的，而自由市场才是策划、规划和政治高压的产物。自由放任主义政策必然在中央计划之下产生，而规范的市场是自然产生的。”[47]
（3）自由主义经济哲学认为自由市场是事物的天然状态，是自然法则的体现。“自由市场并不像今天的经济哲学设想的那样，是一种事物的天然状态，当政治对市场交换的干预被排除之后，这种状态就出现了。从长远和宽泛的历史视角看，自由市场是一种罕见而又短暂的反常现象。自由市场是用国家权力建设的。”[48]
（4）自由主义经济哲学认为自由市场仅仅是经济领域中个人自由的权利，是普遍人权的体现。约翰·格雷认为自由市场与民主政治是格格不入的，也就是与普遍人权是对抗性的，二者没有任何亲和力。
（5）自由主义经济哲学认为自由市场是创造社会财富最有效的手段。约翰·格雷认为自由市场与社会财富的关系是“创造性毁灭”的关系，即既带来最大的经济效益，也造成最大的经济伤害，就是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的循环往复，以及社会的极度不平等带来的社会大分裂。其后遗症具有长期的杀伤力。
（6）自由主义经济哲学认为自由市场是有限政府（小政府）和私人财产的体现。有人认为自由市场和最小政府是伴随在一起的，这种思想是新右派（新自由主义）存货的一部分，它颠倒了黑白。由于社会的天然倾向是抑制市场，自由市场只能由中央集权的国家产生。自由市场是强政府的创造物，没有强政府，自由市场就不可能存在。[49]
（7）自由主义经济哲学认为自由市场是天然稳定的，它能够自我调控和自动趋向均衡。“从目前结构来说。全球资本主义天生就是不稳定的。全世界的自由市场不像过去的国家自由市场那样能自我调节。全球自由市场才有10年的历史，但已经包含了危险的不平衡现象。除非彻底改革它，否则世界经济体制将土崩瓦解，重演20世纪30年代的贸易战争、竞争性贬值、经济崩溃和政治剧变，这既是悲剧，也是闹剧。”[50]
（8）自由主义经济哲学认为自由市场应该独立于社会和国家之外，就一定能够发挥出全部的优点和效能，从而满足人类的最大需要和天然福祉。“经济哲学必须有一个基本的转向。市场自由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人类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设计的权宜之计和工具。市场是用来为人服务的，而不是人为市场服务。在全球自由市场中，经济生活的工具已经从社会控制和政治统治中被解放出来了，这是很危险的。”[51]卡尔·波拉尼正确地指出：“归根结底，由市场控制的经济体制是全部社会组织无法抵抗的后果；它意味着社会是作为市场附属物而运转的：不是经济被嵌入社会关系中，而是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制中。”[52]社会作为市场附属物而运转的最终结局是市场摧毁社会。
（9）自由主义经济哲学认为自由市场的传播是现代性的利刃，而且被等同于美国价值的延伸。所有的社会邪恶都会被市场力量消解。“全球自由市场预先设定经济现代化在任何地方都是相同的。它把经济的全球化，也就是在全世界相互联系起来的市场经济中传播工业生产的现象解释为单一类型的西方资本主义，即美国自由市场的无情推进。”美国是普世的模式这一思想长期以来是美国文明的一个特征。“但在我们的时代里，情况似乎正相反。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在全世界复制出美国自由市场体制，而是与自由市场背道而驰。其孵化出本土型的资本主义中可以归功于西方模式的东西很少。”[53]而且“美国要充当世界典范的要求没有被任何国家接受。美国经济成功的代价是社会分裂、犯罪、监禁、种族和民族冲突，以及家庭和社区的崩溃，这些在欧洲或亚洲的文化中是不能容忍的。”[54]由此看来“没有任何一种资本主义制度是人们普遍希望的。每一种文化都有自由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并寻求与其它文化发展起来的生活方式妥协，以求共同生存。”[55]因此，“真正的全球经济并不意味着西方价值观和制度会向人类的其他部分扩展，而是意味着西方全球霸权的终结。”[56]
（10）自由主义经济哲学认为除了全世界的自由市场，人们没有其他的选择。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接受某种形式的西方制度和价值。文化多样性不是人类生存的永久条件，它是通往普世文明的一个阶段。在这一单一的世界文明中，过去形形色色的传统和文化要被一种新型的、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社会所取代。“单一的全球市场是普世文明的启蒙计划”[57]，但“全球化并没有使西方价值具有普遍性，但却使多元化的世界潮流不可逆转。世界经济体制之间的相互联系越来越多，这并不表示一种单一的经济文明的发展。它意味着妥协将必然在各种经济文化之间出现，而文化之间将保留差别。”“如果我们不最终放弃支持全球自由市场的经济哲学，亚洲的萧条肯定会在全世界大多数地区蔓延。”[58]
二、东亚的反例与范例：另一类现代性？
（一）作为反例的东亚
1． 日本的反例[59]
（1） 实施工业化未必要打破封建的社会秩序。
约翰·格雷认为日本工业化的一个真理是：日本不像有些欧洲大陆国家那样，实施工业化必须打破封建的社会秩序。日本企业的发展就像嫁接在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机构那样。现代工业经济在日本的发展开始于19世纪的最后十几年，这种经济体制体现了一种社会秩序，它的一些最关键的部分是不可破除的。给日本的现代化充当先锋的是武士阶级。约翰·格雷举三井大商馆为例，三井大商馆经历了从封闭的江户时代到现代化的时代的全过程，至今仍然是日本最大的企业集团之一。这种现代化之所以可行是因为在一开始封建秩序就没有破除。[60]
（2） 技术的革新、知识的增长和思想的革新未必能使社会进化。
约翰·格雷认为技术的革新、或知识的增长和思想的革新一定能使社会结构进化。这种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说法“不适合日本的情况”，“任何以西方历史为基础的现代化模式的说法都不适合日本经验”。[61]
（3） 非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
约翰·格雷声称：“大多数伟大的社会理论家的资本主义模式都以这种个人主义（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的市场个人主义）为基础”，无论资本主义的支持者，还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者都“错把个人主义当作（资本主义的）普遍法则”，因而“都把个人主义作为其核心特征紧紧地抓住”，“但资本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联系即不是必要的，也不是普遍的，而是历史的偶然。”日本的资本主义制度既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的市场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有着深刻的差别”，“也有别于华盛顿共识所提倡的资本主义”。约翰·格雷分析道，“日本的市场机构在与他们的雇员和其他社会成员打交道时，依赖于彼此信任的人际关系，而不是契约文化。日本公司与周边社区脱节的现象比美国轻得多。他们与国家机构的关系是紧密和连续的。”因此，“日本资本主义制度所表现出的伦理生活不是个人主义的，而且也没有迹象表明即将成为个人主义的。”[62]
（4） 本土型的现代化。
历史的启蒙哲学告诉我们：国家的现代化靠的是效法西方社会。但约翰·格雷认为“这些哲学和现代性理论已经在日本被证伪了”。“的确，日本的现代化包含了许多来自西方国家的折衷性的舶来品”，如历法、银行系统、教育、商法、各种技术、都市生活、中央集权国家、现代化的军队和海军等。“所有这些革新都包含了对西方实践的效法，尤其是效法普鲁士和英国”。“但所有这一切都得不出改变日本的社会结构或文化传统的结论”。也就是说，“日本在获得这些现代性的标志时并没有把自己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西方化”。促使日本现代化的是西方列强的威胁给它造成的创伤，日本工业化的目的是保护民族独立，“但日本的现代化仍然具有本土的性质”。日本的领导人“从前是隐含地、最近则是明确地拒绝现代化就是与西方对应的制度和价值趋同的观点”。[63]
（5） 由一种发展状态推动的工业化。
约翰·格雷认为日本的工业化是出于国家的需要，由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和干预主义的政府在“富国强兵”的政治责任和政治理念的下迅速推进的。“从一开始，日本的工业化就是由一种发展状态推动的。”[64]
（6） 和谐是最重要的价值。
日本现代化“不仅与欧洲国家、而且与中国和韩国的一个极大的区别”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和谐的。“在日本历史上，经济和工业的发展时刻都受到国家的鼓励和协调。在欧洲国家近代发展起来的那种国家和社会之间的鲜明的差别在日本的历史上很少见到。在日本的生活中，和谐是一种重要的价值，它起到的作用是反对从上到下的那种等级关系，这种关系在欧洲长期以来一直和国家的制度连在一起。” 约翰·格雷引征塞勒（Sayle）的话说：“日本政府没有离开或凌驾于社区之上；而是有事与社区协商。”[65]
（7） 非最小国家与福利国家。
约翰·格雷认为日本的中央集权国家建立于明治时代，与欧洲19世纪的传统民族国家非常相似。至今，日本在许多方面还保留了19世纪民族国家的状态。这是一种发育中的国家，但肯定不是华盛顿共识提出的最小国家。然而也不是西欧的那种福利国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经过战后的演变，日本和所有的西方国家分道扬镳了。
（8） 网络资本主义。
日本工业、商业和金融企业联系在一个稠密而又复杂的关系网中，这是任何国家都不能与之相比的。由于日本资本主义是从传统的封建时代的企业发展而来的。因此日本企业一直是在大企业紧密编织的网络里组建的。“在明治时代，这些企业一直都是大财团，是强大的、由家庭控制财产的群体，在占领期间，这些正前的财团幸免于对它们强制实施的美国式的反垄断法，成为当前的重点企业，或市场联合群体。在占领期过后，一些大公司的家庭控制的程度降低了，但他们重新联合起来，这就有助于构成一个主宰今天日本经济的企业群体网络。”在这种企业群体网络中，“大型企业和种类繁多的小企业共同存在，但它们设置了框架，其他公司在其中运作。”[66]
（9） 充分就业文化。
日本的失业率或就业率在西方世界素来是很特异的，“日本最不能让华盛顿共识原谅的罪过是充分就业文化”。按约翰·格雷的统计，日本的失业率大约为3%——4%，而经合组织国家平均都在大约8%的水平；它的就业率高于经合组织国家所有类型的工人就业的平均水平，包括青年；1993年，它的失业率低于任何一个经合组织国家，甚至包括非全日制工人在内；决不是所有的日本雇员都享受终身就业，终身就业在大公司之外是不普遍的。但1991年日本有43%的雇员已经为同一个雇主工作10年以上，而在经合组织国家内，这个数字是33.5%；1989年，日本的“泡沫经济”崩溃之后，紧接着就是经济活动的灾难性滑坡，这是它遭受的最恶劣的经济衰退，但在衰退的整个过程中，它仍然保持着充分就业的文化。以非书面的社会契约保证人口的大多数有就业保险是日本经济体制的一个核心特征。用社会契约保障充分就业的做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起来的，一方面是为了对付经济压力，如技能的短缺；但另一方面保障产业和社会的和睦，即防止无产阶级的增长，在近期尤其防止了下层社会的增长。日本就业保险受保护的程度比任何一个国家都高。“与大多数西方国家比较，日本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几乎人人都是中产阶级。”[67]
（10） 高度压缩而又高度成熟的工业社会。
日本是一个高度成熟的工业社会。在这方面，它更相似于西欧当代经济体制，而不是位于东亚其周边的新兴的工业化的经济体制。但它又成功地把英国用了两个多世纪才完成的工业发展缩短成125年。在这些时间里，在世界上的非西方国家中，只有日本走上了雄心勃勃的工业化道路，尽管之间发生了太平洋战争的灾难，这条道路仍然使它成为今天的技术密集型经济体制。
（11） 日本文化的连续性与同质性。
日本文化的连续性与同质性[68]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这即确保了日本模式的独特性，也导致日本模式中有大量的内容不能输出。但作为一个高度成熟的工业化社会，日本的情况可以为它本身提供一个机遇，以及在当代达到某种独特境界。
（12） 静态经济？
自从泡沫经济破灭以来，日本一直处于经济无增长状态。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像美国的大萧条时期一样，即使利率降到0.5%，也没有刺激借贷。经济增长停滞了。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对经济“饱和”状态一直存在着恐惧。日本是否首先进入了这种“饱和”状态？这种“饱和”状态是否意味着米勒（Mill）所推崇的“静态经济”的出现？按照华盛顿共识的理解，没有永恒的经济增长，社会的改善是不可能的。华盛顿共识对静态经济的不屑一顾是否值得怀疑？按约翰·格雷的观点，在静态经济的情况下，技术被用来提高生活质量，而不只提高产量。约翰·格雷意味深长地说：“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无增长经济的看法被证明是幻想。也许在日本这样一个绝无仅有的成熟的工业社会，经济增长的崩溃可以让人们有机会重新考虑是否有必要重新启动它。”[69]
2． 华人资本主义的反例
（1） 华人经济文化的中心特点
在谈到华人经济文化的中心特点时，约翰·格雷同意雷丁和怀特雷的看法，他认为华人经济文化的中心特点曾经在雷丁（S. Gordon Redding）开创性的著作《华人资本主义精神》中得到鉴定。雷丁和怀特雷（Richard D.Whitley）作了如下总结：
其一，小规模和比较简单的组织结构；
其二，通常集中在单一产品或市场上，其增长靠的是多种多样的机会；
其三，决策集中，并高度依赖一个主导的执行人；
其四，所有权、控制权和家庭三者有密切的重叠；
其五，家长式的组织氛围；
其六，通过个人关系网与环境建立联系；
其七，对成本和财务效益问题通常十分敏感；
其八，与那些相关的、但在法律上是独立的组织一般有强有力的、但是非正式的联系，这些组织履行供货人和销售的某些关键职能；
其九，在商标得到市场的广泛认可方面比较弱；
其十，具有高度的战略适应性。[70]
（2） 华人资本主义的核心：家庭的关键作用
约翰·格雷同意雷丁和怀特雷的判断，即家庭企业是华人资本主义的核心。“华人企业一般是小型的，其内部和外部关系一般都依赖于家庭或个人。在供货和资助方面，他们依靠‘关系’，依靠相互之间的责任，以及长期的协商关系，而不是正式的契约责任。即使华人的企业扩大了，他们仍然保持其家庭的性质，即最重要的决定由一家之长——父亲作出。台湾和大陆的大型企业一直都是国有的。如果华人的家庭企业是大型的，则一般都处在一种享有政治保护的环境中，或者是因为他们在某些产业或某些市场方面有特长，如海运或房地产。”[71]华人的家庭企业资本主义不符合西方的公司理论，华人家庭企业的结构和运行也不符合西方理论所认为的普遍有效的经济理性。华人资本主义和日本资本主义一样都挑战了马克斯·韦伯和其它西方社会学家提出的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标准解释。“按照西方的常规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途径是取代家庭和个人关系在经济生活中所占的中心位置。它把经济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领域，服从于与个人无关的利润和亏损的累计，起连接作用的不是信任关系，而是契约和法律义务。”然而，“华人资本主义成功的关键却是依靠家庭内部的信任资源”，“在重大事物中，信任很少延伸到血缘关系之外”。[72]
（3） 台湾的反例
最发达的华人资本主义在香港和台湾，而台湾尤其引人注目。约翰·格雷认为台湾“似乎可以声称已经实现了本土的经济现代化”[73]。他指出了台湾经济的几个基本特征：
其一，小型农场的乡村经济。这是在20世纪50和60年代通过深入的土地改革实现的。
其二，深入的私有化进程。台湾的私有化进程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国有工业企业的比重从57%下降到20%。
其三，小型家庭企业主导的台湾经济。台湾没有日本和韩国的那种大型联营公司。
其四，神奇的经济增长率。在过去的40年里，台湾经济的平均增长率是9%。
其五，最具有平均主义性质的资本主义。[74]
约翰·格雷认为台湾取得的这些成就使人们不由得相信迪克·威尔逊（Dick Wilson）的主张：“台湾已经指出了道路，向中国（大陆）提供现代性的中国模式。”[75]
（4） 新加坡的反例
约翰·格雷对作为亚洲资本主义本土现代化典范的新加坡模式以及它不向美国霸权屈服的精神都极为推崇，他说：“新加坡拒绝西方价值的普世性。它蔑视美国的干预，也拒绝了美国当时正在整个东亚地区宣传的人权的教条。它断言自己的价值是反对美国企图移植到全世界的自由主义的人权模式，以及市场个人主义的经济文化。它把自己的成就定位于一种后自由主义的城市国家——稳定、团结、教育程度高和增长迅速，以此来证明它的现代化和发展模式比“西方”提供的任何模式都高明。”[76]
（5） 与日本的区别
华人资本主义有别于日本资本主义，“其深刻和彻底的程度与同美国自由市场的差别是一样的”。其主要表现为：“超越家庭的信任和义务关系在封建时代和当代的日本以及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个人主义社会中是很明显的，但在华人社会就很弱，或者不存在。庞大的跨国公司是日本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它还有很强的企业文化和忠诚以及对政府指导的开放性，但在战略上却不失高度的自主权，这些在华人企业中是没有的。”[77]
（6） 与韩国的区别
华人资本主义也有别于韩国资本主义，韩国资本主义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其一，韩国经济主要由多种行业联营的企业，即众所周知的财阀主宰。
其二，韩国的财阀是具有家长作风的机构，企业充斥着家长作风，奖赏和赔偿也被个人化了。基本工资以外的奖赏不是根据工作表现，而是根据上级的评价。其创建企业的家庭仍然有决策的权力。
其三，韩国企业以寡头方式垄断市场为目的的合作远远超出了家庭。
其四，财阀与政府的关系密切。
其五，韩国财阀之间有宗族和区域性的竞争。
其六，在韩国的大多数公司，不实行或不承诺终身就业。[78]
（7） 中国大陆的市场经济
中国大陆的现行制度由于与该国在20世纪历史相关的一些原因，其与海外华人的资本主义有所不同。
其一，中国大陆经济的市场经济性质是不充分的。
其二，中国大陆经济的增长引人注目。其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为中国工人没有什么交涉的力量，而且他们的工资低于处在同等发展阶段的其它国家工人的工资。
其三，中国在本土发展的模式上，其市场经济性质将日趋充分。
（8） 中国大陆与海外华人经济文化的趋同性
据约翰·格雷观察，中国大陆与海外华人经济文化正在趋同。中国不少企业全部或部分地接受了海外华人的投资，而海外华人就无意识地把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重新引入了中国大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大陆的经济文化在未来将比现在更具有传统性质。”[79]
（9）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障碍与前景
约翰·格雷认为，中国经济现代化，“要求几代人的经济发展，而且不能受政治剧变、环境灾难和战争的干扰。” 约翰·格雷特别担心的是问题是：
其一，国家分裂。他强调说：“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国家分裂反复地发生过。”
其二，环境退化。中国的环境污染可能是阻碍中国进一步现代化的威胁。
即使排除了这些干扰，而且中国大陆与海外华人的经济文化确实趋同，并且由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取得预期的成功，“在下个世纪的后半叶之前，中国也不会成为一个发达的社会。”[80]
（二）作为范例的东亚
1． 东亚文化传统的非排他性
东亚大多数宗教传统并不要求排他性。[81]这摆脱了对惟一真理的宗派性要求。因此东亚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承担对竞争性经济体制的优点进行教条式争论的重担。这有利于东亚本土资本主义的成长。
2． 东亚经济实践的实用主义态度
东亚各国政府对经济政策的探索采取了实用主义态度。“亚洲价值”的一项要求是，在经济生活中，采取彻底的工具主义观点，从而避免那种把经济政策变成争论的教条的西方式的困扰。
3． 东亚工具主义的市场观
在亚洲文化中，人们是以工具主义的态度来看待市场的，即把它视为创造财富和社会凝聚力的手段，而不是像西方新自由主义一样以技术的态度，把市场本身视为目的。亚洲不受新自由主义经济神学的束缚，人们在判断和改革市场机构时，参照的是市场运行对社会价值和社会稳定所产生的影响。
4． 政府指导的资本主义
亚洲资本主义制度是受政府指导的，政府所持的观点是保护它们为之服务的市场的凝聚力。这与坚持全球自由放任主义制度的华盛顿共识相悖。约翰·格雷认为，“代表落后的是西方自由放任主义”。[82]
5． 东亚的致命失误：最不该接受的西方价值
约翰·格雷不认为亚洲国家能够把自己与全球市场中的经济无稳定、生态风险和文化风险因素隔离开来。亚洲现代化必然会深刻地受到西方的影响。“更深刻地说，亚洲国家在全速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在一个关键的、也许是致命的问题上接受了西方的价值，既它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亚洲和全世界一样，当代西方那种把地球视为可消费的资源的观点占统治地位。正是在亚洲，人们最终违反了经济增长的生态界限。”[83]
（三）东亚现代化的前途
1． 东亚现代化的障碍
（1） 西方的压力：现代化的格雷欣法则
货币理论中有一个“劣币驱逐良币，但良币不能驱逐劣币”的格雷欣法则。约翰·格雷认为，在全球自由市场中也有一个格雷欣法则的变种：即“恶劣的资本主义驱逐优良的资本主义”。以美国自由市场经济为蓝本的全球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就是被约翰·格雷视为“恶劣的资本主义”的这样一种资本主义。在与各种本土式的社会市场资本主义竞争的时候，约翰·格雷认为：“美国的那种使社会混乱的自由市场具有强大的优势”，“欧洲和亚洲的市场经济处于系统的劣势。它们是没有前途的，除非它们能够以深刻和迅速的改革实现自身的现代化。”[84]约翰·格雷强调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享有对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天然优势”，这种天然优势，“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暂时的，而是系统的。” [85]这种系统的天然优势就在于自由市场推卸了社会责任，不考虑社会代价与社会成本，最少程度地考虑环境成本，完全忽视文化成本，而且最大程度地降低生产成本、劳动成本、管理成本和税收成本。然而，“在社会市场经济中，商界承担的社会代价使它们担负起社会机构的功能，而且不腐蚀它们在其中运作的社会凝聚力。但是，对于在自由市场竞争中运作的企业，这种社会代价就必然成为负担。美国公司就很少承担这种责任。”[86]因此，“无庸置疑，自由市场是一种最具经济效益的资本主义类型。”[87]但是，“以破坏社会和造成人类的苦难为代价获得的最大的生产率是一个反常和危险的社会理想。”同样，“忽略社会代价是经济学家职业上的畸形”。[88]华盛顿共识尽管受到质疑，但却很难被抵制。“西方要求取消市场调控的压力使日本政府很少有其他的选择，这对于世界经济具有重大的风险。”[89]更不妙的是，“中国是以美国模式的竞争对手出现的，因为在削弱欧洲和亚洲其他地区的社会市场方面，它能够比美国的自由市场走得更远。”[90]
（2） 违反经济增长的生态界限
约翰·格雷认为，由于亚洲接受了西方关于人类应该征服和主宰自然和地球是可消费资源的启蒙观点，在迅速推进工业化方面，最终违反了经济增长的生态界限。而史无前例的环境退化和环境灾难可能会成为亚洲继续现代化的威胁。可是，“那些憧憬中国庞大市场的人们把中国的环境退化视为一种临时或偶然的麻烦，而不是阻碍进一步实现现代化的威胁。” 巴比·比格斯（Barton Biggs）就“把环境污染说成是中国准备为经济发展付出的代价”，“但目前的中国领导人并不像他那样对这种代价有多么高的问题漠不关心”。[91]
2． 东亚现代化的前景
（1） 与弗朗西斯·福山的对话：历史终结于“民主资本主义”吗？
在人们最近对美国在当代世界中的地位所作的思考中，其中一些最有影响的、却并没有把握住美国必须在其中航行的这个世界的概况的理论，约翰·格雷认为，就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92]和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文明等级论”[93]。“二者是顽固的美国中心论者，他们提供给人们的世界观是大多数欧洲人和亚洲人不可接受的。”[94] 福山认为， “民主资本主义”构成了“人类政府的最后的形式”，“西方思想的胜利”在全球无处不及。然而，福山和亨廷顿对西方的胜利又不具备足够的信心，他们一致认为东亚模式和伊斯兰模式构成对西方世界的威胁，其中东亚模式是对西方模式最大的挑战。亨廷顿还呼吁要保卫西方文明。针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约翰·格雷提出了四点异议：
其一，所谓历史的终结，可能仅仅是意识形态对抗的终结。格雷承认从1789年到1989年，即从法国大革命到苏联垮台的时代，政治意识形态是社会和军事冲突的主要根源，“在这个时代里，战争的起因或至少其理由是煽动起源于欧洲启蒙运动的相互敌对的政治性宗教。但从更广泛或更慎密的历史观点看，主要是由意识形态的对立引起的战争是很少的。综观人类历史，战争起源于领土和王朝之间的冲突，起源于宗教和民族的敌对状态，起源于各个主权国家追逐的相互不一致的经济利益。即使从1789年到1989年之间的启蒙时代也是这种情况。……只有以间歇和局部的方式持续了40多年的冷战中，意识形态的分歧才是国与国之间冲突的主要原因。” 冷战结束后，即1989年以来，作为其起因的意识形态的作用虽然结束了，“但这也意味着战争和冲突的那些古老的原因又回来了，而且力量没有削弱。”[95]
其二，即使是启蒙意识形态间的冲突，也远未结束。格雷觉得：“认为历史会结束的原因是短暂的启蒙意识形态间的冲突会结束，这种思想显示了一种难以信赖的狭隘观念。它是棉队世纪末的思想和政治生活状况的一个显著标志，它显示，这样荒谬的推测曾经也被认为是可信的。”[96]
其三，福山把现代化和西方化合二为一了，但冷战结束后的俄罗斯和中国走的都是本土模式的现代化道路。苏联的解体恰恰是对启蒙的西方化纲领的排斥，而不是追随。“它并不表示俄国接受另一个西方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即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信条。”同样，“中国的市场改革也不是受到任何模仿西方模式或吸收西方价值的冲动而启动的。它从来都是中国本土方式的发展，很少有可以归功于西方的建议或榜样的东西。”[97]
其四，从美国的外部观察，美国并非世界“后历史社会”的样板，“冲突的社会和政治起因，如种族、民族和宗教的分歧已经在20世纪晚期的美国大量存在。”[98]
（2）与塞缪尔·亨廷顿的对话：需要保卫“西方文明”吗？
与福山相反，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承认，现代化与西方化这两股潮流如今不是在趋同，而是在分道扬镳。亨廷顿认为后冷战世界的世界冲突将不再是各国不一致的利益冲突，而是文明的冲突。西方文明正面临着来自东亚和伊斯兰文明的挑战，如果不去“保留、保护和更新西方文明”，“团结西方各国人民”，“培育大西洋文明”，那么，“西方各国肯定被分而治之”。其保留、保护和更新西方文明、担当“西方文明领袖”的责任，“责无旁贷地落到美国的肩上”，因为“美国是最强大的西方国家”。针对亨廷顿的观点，格雷提出了如下几点异议：
其一，亨廷顿的文明分类法“不符合文化事实”，“不是武断，就是不规范”，亨廷顿自己也“并非信心十足”。其暗中引入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他那带有多元文化主义的美国式的成见”，即“在政治上是活跃的”文明，“它才是一种文明”。[99]
其二，文明冲突论与历史事实相悖。格雷举两伊战争、图图族对图西族的种族灭绝、柬埔寨内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等为例，来说明：“现在就像过去一样，战争普遍是在不同民族之间进行，而不是在不同的‘文明’成员之间进行。不管战争由主权国家发动，还是由非正规军发动，军事竞争的逻辑通常迫使不同的‘文明’组成联盟。”[100]
其三，“文明二元论”是值得怀疑的。格雷认为亨廷顿论证文明的冲突“是按照文化两极分类法进行的，一极是文明，另一极是野蛮。他把世界分成两个部分，‘西方和其他地方’。‘西方’是‘一’（one）；‘其他地方’是‘多’（many）。”[101]
其三，“西方文明”的“单一的认同”并不存在。亨廷顿认为，西方文明虽然不是普遍的，但却是惟一的。它具有单一的认同，这种认同持续了漫长的时间，跨越了许多国家。格雷承认如果“西方文明”指的是“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它可能具有现实性”，“但这些历史上的亲密关系正在迅速消退”。目前的情况是，“人们谈论‘西方’表现出一种理性滞后的症状。它是人回忆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形成的欧洲和美国之间的战略联盟时代。”但“如今已经没有‘西方文明’可供美国领导了。亨廷顿所说的独一无二的地位不是‘西方’的，而是美国的。”[102]正如李普塞特（Lipset）指出的那样，美国和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差距都正在加大，而不是缩小。格雷分析了亨廷顿所说的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宗教后得出结论：“现在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具有后基督教的性质，但在美国宗教狂热广泛传播，十分猛烈，而且通常带有原教旨主义的性质。”据格雷的统计，信仰“魔鬼”（devil）的人在美国略低于70%，而在英国是1/3，法国是1/5，瑞典是1/8。1991年，美国成年人中有68%属于一个教会，42%做礼拜。美国宗教狂热的深度和广度在发达国家是绝无仅有的，“对于他们来说，鬼迷心窍已经不是比喻，而是真切的现实。”因此，“说美国是一个世俗社会是荒谬的。美国的世俗传统比土耳其还弱。”[103]这就推翻了启蒙思想家所宣传的“现代化和世俗化一起发展”的神话。也证伪了“单一西方文明论”或“文明趋同论”。[104]
其四，美国的“西方认同”和“单一的美国认同”都在蜕变。美国正在日益蜕变为一个非西方化的“后西方国家”。亨廷顿断言，重新确立美国在西方文明中的领导地位的主要障碍是有很多美国人拒绝接受“西方”身份。格雷确认这一点，并作了进一步的实证，“认为美国是一个确定无疑的‘西方’社会已经不再符合现实。有很多情况说明，在大约一代人的时间里，美国将成为正在崛起的后西方国家之一。人口统计的趋势表明，在大约一代人的时间里，美国人中的亚裔、黑人和属于西班牙和葡萄牙文化的人（主要指拉美文化传统的人）将接近人口的多数。到2050年，……非西班牙和葡萄牙文化传统的白人人数将从1996年占人口的73.1%降到52.8%。”由此得出一个推论，“一个欧洲文化传统不再占优势的人口群体所产生出的政治精英也不再与欧洲国家有亲密的文化联系。这种发展趋势已经明显地表现在美国政界内部的变化中。” 格雷认为，美国现代化发展的最终结果是：“他们变得越来越具有本土美国文化的性质。但他们包含的美国特性不再具有近代欧洲意识形态的成分。”[105]
（3）东亚与西方：不可抗拒的文化渗透
格雷在现代化模式、文明发展和“亚洲文明”前景等问题上的最终结论是：“铁板一块的‘亚洲’和“西方文明”一样，都是幻想。世界市场的无情发展不会推出一个普世文明，而是使文化间的相互渗透在全球范围内不可抗拒。”[106]
（4）西方的暮年与亚洲的崛起
格雷声称“我们已经进入了西方的暮年时代”。他解释说，他所说的“西方的暮年时代”并非是“西方的衰落时代”，而仅仅是指“‘西方’不再被等同于现代性了”，“铁板一块的‘西方文明’已经不存在了”。他强调说，“在这个时代里，并不是所有的亚洲国家都走向繁荣，所有的西方国家都走向衰落。”只是，“‘西方’这个概念已经陈旧了，旧的东西之间的划分不能说明今天世界文化和政体的多样性了。”[107]亚洲，主要是东亚各国，在现代化模式上的独树一帜，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类观照。西方不再是西方，而亚洲也不再是亚洲。这也许就是东亚崛起的世界价值吧。
结论
格雷洞悉全球自由市场的深刻缺陷，从历史、现实与理论相结合的角度对它进行了条分缕析。得出华盛顿共识或全球自由市场尽管在一些个人主义文化传统的国家有其实行的可能性，而在整个全球要强行实施是行不通的。
作为启蒙纲领的乌托邦，从狭隘的经济视野出发，全球自由市场虽然可以说会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但也会产生最大的经济震荡、经济分化和经济破坏，况且，不计社会成本的后果是，产生最大程度的社会分裂和社会危机，从而成为“社会革命的接生婆”。
为什么“二战”以前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这与全球自由市场不能说是没有干系的。“二战”以来拉丁美洲的动荡和贫困，东亚的金融危机，俄罗斯的一蹶不振等等，其背后同样有全球自由市场的网笼。
华盛顿共识是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的国际版，与各国本土现代化模式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东亚能否顶住压力，即在于对华盛顿共识质疑的能力，也在于东亚实际的发展速度。
格雷担心的现代化模式的格雷欣法则，不是没有道理的。耗费最少成本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当然具有对承担社会成本的社会市场资本主义的天然优势。从短时段的历史角度来看，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必将驱逐社会市场资本主义，这是“优”胜“劣”汰的国际游戏规则。但从长时段的历史角度来看，则需以满足和保障人类自身的需求为出发点，如此，社会市场体制又具有对自由市场体制的天然优势。社会市场体制替代自由市场体制，需要社会科学家、决策者和民主体制国家人民的战略眼光，否则就只有由反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革命来强行执行，那么“战争与革命”的历史就可能重演，“历史的终结”即使在意识形态的冲突问题上也是站立不稳的。当然，社会市场体制完全不否认各国的社会特殊性，充分考虑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不以摧毁各国的传统文化为代价，也不以毁灭各国的社会凝聚力和社会稳定性为代价，更不以牺牲各国人民的民主人权和社会需求为代价。有调控的社会市场体制，使市场既尽其“看不见的手”的物性，由保留着“看得见的手”的人性。
东亚的崛起必将坚持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这是无庸置疑的，但选择社会市场体制还是自由市场体制，这是关系东亚崛起的百年大计，不可不慎重。格雷对东亚环境灾难的忧虑和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反思，就出于这样的考虑。华盛顿共识日益受到质疑，也是国际上对自由市场体制实践的不断反思的一个结果。世界银行观点的变化，就是这种反映。它在1997年的发展报告《正在变化的世界中的国家》开篇就声明：“以国家主导的发展肯定已经失败了。但无国家的发展也失败了……历史反复地说明，……没有有效的国家，可持续的发展——不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都是不可能的。”该报告还引征霍布斯的洞察，“如果没有有效的国家来保护秩序，生活就是‘孤独、贫困、肮脏、野蛮和短缺的’。”[108]看来格雷欣法则最终受制于人类的理性和历史的镜鉴。作为本土现代化模式的东亚的崛起从现实的角度映证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这正是格雷的一个的历史结论。
注释：
[1] 关于现代化、西方化、本土化的关系，金耀基有一句箴言：“世上可以有不同形态的现代化，但决没有没有传统的现代化。”参考金耀基：《五四与中国的现代化》，见《金耀基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
[2] 美国金融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在2000年发表的《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Open Society：Reforming Global Capitalism）也有类似的质疑。乔治·索罗斯与约翰·格雷一样对亚洲金融危机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关联十分关注，更倾向于把亚洲金融危机放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运行中来考察。他用大铁捶理论取代了自由市场会自动稳定的钟摆理论，用市场的反射性来说明自由市场天然就是不稳定的。参考《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王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3] 对自由市场制度提出了全面质疑的另一步著作是美国学者理查德·布隆克（Richard Bronk）1998发表的《进步和看不见的手》（Progress and the Invisible Hand），中文译本的书名为《质疑自由市场经济》，林季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 “格雷欣法则”，或“格雷欣定理”，一种货币流通的普遍法则或原则，可以简明地表达为：劣币驱逐良币，但良币不能驱逐劣币。以它的最早阐释者托马斯·格雷欣的名字命名。参考W. Stanley Jevons，Money and the Mechanism of Exchange，London：Kegan Paul，Trench Trubner，1910，p.81.转引自《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张敦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5页。以下简称《伪黎明》。
[8] 关于对华盛顿共识的目标分析，可参考[美]詹姆斯·E·马洪：《告别华盛顿共识》，美国《当代史》，2003年2月号。或其中文摘译，见《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3期。
[9] 关于对新自由主义的系统分析可参看[古巴]赫尔曼·桑切斯（German Sanchez）：《新自由主义的进攻》，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Francisco Lopez Segrera）：《全球化与世界体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8] David Held，David Goldblatt，Anthony McGrew. Jonathan Perraton，“The Globaliz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2，no.2，July1997，pp.257——277，p.258. 转引自《伪黎明》，第67——68页。
[19] Anthony Giddens，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64. 转引自《伪黎明》，第69页。亦参考[英]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7页。
[26] 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埃及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认为，在资产阶级相对强大的地方（如东亚），自由主义思想反倒比在资产阶级相对较弱的地方更难以为人接受（东欧）。自由主义思想在资本主义的东亚只是被接受一半，在资产阶级最为脆弱的第三世界其他地区（如拉美、中东、非洲等）却被全盘接受。参考萨米尔·阿明：《世界一体化的挑战》，任友谅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84页。
[32] 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进行了迄今为止最系统的评估。关于自由市场带来的社会后果，《伪黎明》一书也有丰富而尖锐的评论。具体可参见对英国、美国、俄罗斯、墨西哥、新西兰等国的自由市场体制的论述。关于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实验带来的社会经济灾难可参看美]詹姆斯·E·马洪：《告别华盛顿共识》，美国《当代史》，2003年2月号。或其中文摘译，题为《拉丁美洲告别‘华盛顿共识’》，见《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3期。还可参考“依附理论”的创立者巴西政治经济学家特奥托尼奥·多斯桑切斯（Theotonio Dos Santos）的《依附论：总结和前瞻》，见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Francisco Lopez Segrera）：《全球化与世界体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711——714页。另外，多斯桑切斯还有一种新个人主义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一种新的个人正在形成，即一种承认自己的发展是历史、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积累的结果的个人。这种个人资格同社会整体是没有矛盾的，而是社会整体的历史产物。新的文明形式将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社会将创造或寻求培养具有很高发展潜力的众多个人，并将努力满足他们的需要，以便达到社会效能的最高点。同上，第714页。关于阿拉伯新自由主义实验带来的社会经济灾难可参看萨米尔·阿明：《世界一体化的挑战》，任友谅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211页。
[34] 家庭脆弱的原因之一是要求工人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参考《伪黎明》，第137页。
[35] 西方社会学教科书中有一个理论认为预言，劳动人民经过长期的整合会进入中产阶级，现在已经被新自由主义实验证伪了。参考《伪黎明》，第136页。
[36] 格雷认为自由市场在美国产生了一个转变，其结果是它越来越像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寡头政权，而不象欧洲或美国自己早期的自由资本主义文明了。参考《伪黎明》，第144页。
[37] 约翰·格雷认为美国的不平等程度远远超过任何发达社会，美国的社会分裂比拉丁美洲国家还要严重。参考《伪黎明》，第131页。英国撒切尔夫人的政策促进了经济不平等的明显增长，参考《伪黎明》，第37页。新西兰的新自由主义实验造成的是一个被深度分裂的社会。参考《伪黎明》，第48页。而墨西哥的新自由自由实验造就了一个长期以来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参考《伪黎明》，第55页。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有一个美国社会巴西化的说法：“21世纪美国面临的主要危险不是割据，而是所谓的巴西化。我说巴西化，意指情况并非是种族产生文化隔离，而是阶级产生种族隔离。”参考《伪黎明》，第143页。
[38] 格雷认为在今天的美国，自由市场的政治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文明的道德经济制度分道扬镳了，而且很可能是永久性的。参考《伪黎明》，第136页。
[39] 参考《伪黎明》，第23、34、37、44、45、49、62页。
[43] A.J.Taylor，Laissez-faire and State Interven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London：Macmillan，Economic History Society Monograph，1972，p.57. 转引自《伪黎明》，第14页。
[44] 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Boston：Beacon Press，1944，p.140. 转引自《伪黎明》，第26页。
[59] 关于日本现代化的独特性还可以参考日本经济学家森岛通夫的《日本为什么“成功”？》和《日本为什么将会衰落？》或《透视日本——兴与衰的怪圈》（该书是前两书的合成本），中译本见《透视日本——兴与衰的怪圈》，天津编译中心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或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日本历史教授加文·麦考马克（Gavan McCormack）的著作《虚幻的乐园——战后日本综合研究》，（The Empitness of Japanese Affluence），中译本见《虚幻的乐园——战后日本综合研究》，郭南燕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68] 关于日本文化的连续性、同质性与独特性可以参考美国日本问题专家埃德温·O·赖肖尔和普林斯顿大学日本历史教授马里厄斯·B·詹森合著的《当代日本人：变化及其连续性》（1977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日本人》一书的最新增订本），见Edwin O. Reischauer，Marius B. Jansen ，TheJapanese Today：Change and Continuity，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 中译本见[美]埃德温·O·赖肖尔、马里厄斯·B·詹森：《当代日本人：变化及其连续性》，孟胜德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学者相关的著作可参看卞崇道等：《跳跃与沉重——二十世纪日本文化》，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70] S. Gordon Redding，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Berlin：de Gruyter，1990. or S. Gordon Redding and Richard D.Whitley，“Beyond bureaucracy：analysis of resource coordination and control”，S.R.Clegg and S. Gordon Redding，eds.，Capitalism in Contrasting Cultures，Berlin：de Gruyter，1990，p.86. 转引自《伪黎明》，第221——222页。
[75] Dick Wilson，China：The Big Tiger，London：little，Brown，1996，p.379.转引自《伪黎明》，第223页。
[81] 可参考[德]马克斯·韦伯：《儒家与道教》，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或《中国的宗教》，《韦伯作品集》（Ⅴ），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或《儒家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995版。前两种译本较好。
[92] 关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参考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National Interest，Summer，1989. or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The FreePress，1992. 中译本参考[美]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93] 关于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文明等级论”和“文明冲突论”，参考Samuel P.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6. 中译本参考[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三版。
[105] 参考《伪黎明》，第156——157页。
WYZXW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