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底的一天，在一个砖墙盖成的雅典小酒馆中，一位名叫Aris Hadjigeorgiou的希腊新闻工正吃着克里特岛沙拉和葡萄叶包饭，滔滔不绝地说着只有资深记者才能了解的有关雅典乃至希腊全国灾难状态的话题。他向人们阐释了希腊媒体中的上层人物如何以阴险的方式来与政治结构紧紧缠绕在一起，从而让媒体不会报道财政方面的管理不善的消息，以及让解决危机的任何希望都蒙上阴影。他还提到了夹在汽车挡风玻璃上的搬家公司广告传单等事情，称其为经济危机对雅典造成影响的文字迹象，原因是人们正在谋求逃避之路，无论是逃往海外还是乡村。他还说起当时雅典市长办公室正在考虑的一项离奇荒诞的计划，这是一项有关圣诞节期间的照明计划，内容是将该市数以百计的已倒闭店面的电灯串接在一起。
我曾向Hadjigeorgiou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这场危机对他个人造成了什么影响。他承认，自己的生活也正在变得艰难。然后他还提到，他所在的左倾主流日报已经四个月没有给他发工资，其他任何同事也都是如此。但尽管如此，仍旧几乎没有任何职员从这家报社离职(现在这家报社已经破产)，原因在于辞职后也无处可去。
这很好地概括了希腊的当前状况。每个人都在不停地谈论经济状况——话题有关(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萨科齐以及欧盟，有关紧密结合而且已在很长时间里统治希腊的精英阶层，以及有关他们自己或是邻居所面临的困境——但莫名其妙的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仍在热火朝天地继续，虽然带着群体性的迷茫恍惚，同时还充斥着黑色幽默。
但许多指标都表明，希腊正在经历现代西方国家从来都没经历过的事情。自2009年以来，已经有四分之一的希腊公司倒闭，一半的小企业称其无力发放工资。在2011年上半年中，希腊的自杀率上升了40%。一种实物交易经济已突然涌现出来，原因是人们试图在破碎的金融体系以外找到应急的办法。在年龄不到25岁的人口中，将近一半的人口正处于失业状态。在去年9月份，有关移民到澳大利亚的政府赞助研讨会的组织者感到受宠若惊，原因是此前一年这个研讨会的参加人数仅为42人，而这一次却达到了1.2万人。希腊银行家告诉我，人们已将大约三分之一的钱从银行户头中取出；看起来许多人都会自己的积蓄藏在床底下或是埋在后院里。一名银行家最近以来的部分工作内容就是试图说服人们继续把钱存在银行里，但他对我说道：“谁会信任一家希腊银行？”
从宏观层面上来说，当前的状况甚至更具变迁性。中国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接管了比雷埃夫斯，这是希腊主要的港口城市，现在正着眼于将其作为向欧洲地区运输货物的管道。卡塔尔正计划对希腊的多个项目投资50亿美元，其中包括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其他国家中，相对富裕的欧洲人正尝试让“希腊变成欧洲的佛罗里达(译注：佛罗里达州是美国人最喜欢的度假胜地)”。比雷埃夫斯大学的希腊经济学家Theodore Pelagidis特别跟我提到了一项计划，内容是把希腊诸岛变成欧洲其他国家富裕人群的昂贵的退休居所。他继续对我说道，无论希腊是否偿还债务，其他国家和海外公司“现在都已认识到希腊政府的无力，因此未来将会接管(希腊的)可行资产，然后由他们来管理这个国家的某些部分”。
在过去很多个月的时间里，希腊一直都处于经济危机的“震中”，这场危机正在对欧洲的基础造成威胁，而且有可能会给美国带来新一波的经济混乱形势。最新的紧缩计划旨在满足希腊债券人的愿望，并允许新的财务援助注入希腊，这可能会让希腊避免非自愿的违约——以及全球经济滑坡的前景——但这将令普通希腊人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这项计划把希腊人的最低工资削减了20%以上，授权进行大量的裁员活动和削减部分养老金，这很可能预示着罢工和游行活动仍将是希腊未来景象的特征。
就目前的形势看来，要在希腊度日是一种复杂的情景。愤怒情绪、紧缩开支和经济衰退的阴云当然存在，经常都会看到衣着体面的希腊人小心翼翼地翻检垃圾桶来寻找食物，一本有关希腊如何在纳粹占领时期的新书——《饥饿食谱》——已经令人惊异地成为了热销书。但在面临这种混乱状况的形势下，也有着一些成功故事。最令人惊奇的是，希腊人中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安慰感，即这场危机就像是一场漫长而必将终结的离奇噩梦。
我对Petros Vafiadis的第一印象是，他就像一头熊那样粗壮，体格很大，有着宽厚的下巴。当我见到他时，他正蹲在起居室火炉的格栅旁。在他居住的希腊北部小镇吉安尼塔萨(Giannitsa)，有人告诉我说，取暖用油价格的上涨迫使当地居民依靠火炉取暖。他们说道，这是记忆中第一次在寒冷的空气中经常都能闻到木头燃烧所发出的烟味。
Vafiadis现年56岁，终生从事建筑行业。过去10年时间里，他为一家名为Archi-Tek的公司担任工地监工，这家公司负责营建大型的建筑物，多数是学校和博物馆等政府赞助项目。在巅峰时期，这家公司拥有50名正式员工和大约900名合同工。时至今日，该公司仅有两名员工，这两人都是工程师，主要负责已完工项目最后的收尾工作。在公司所在的塞萨利(Thessaly)地区，所有工作都已经干涸。Vafiadis在去年9月份被裁员，当时他距退休仅差两年时间。他吸了一口烟，用厚重的老烟民嗓音说道：“未来没有光明。”他所指的不仅是自己的状况，同时也是指希腊的形势。“我觉得，情况只会变得更加糟糕。”
他的妻子Ekaterina在桌上摆好了一个自制的奶酪韭葱馅饼，然后坐了下来。这个房间的墙面是桃红色，地板是白色的瓷砖地板，一面墙上贴满了宗教肖像，一只玻璃天鹅象哨兵一样坐在一台索尼平面电视上。“有些人家的情况比我们还要糟糕。”Ekaterina提醒她丈夫道。“许多家庭中没人有工作。”她的工作还在——在一个幼儿园自助餐厅中做厨师——但月薪已从1730美元降到了1260美元。这对夫妻的年薪已经从4.3万美元左右下降至这一数字的一半左右，而一旦Vafiadis为期12个月的失业救济金耗尽期限，那么月收入还将减少530美元。
这对夫妻告诉我，他们没有积蓄，原因是在2000年买房时用毕生积蓄付了头期款。他们有两个20岁出头的儿子，两人都完成了大学学业，其中名叫Traianos的儿子所学专业是电气工程，他在我们谈话时坐在旁边。当谈到积蓄的问题时，他们突然用希腊语反复说着打趣的话，中间还夹杂着不安的神色和暗笑。最后Traianos向我解释道，他父亲的姐姐在7年以前去世，将其积蓄留给了她的两个侄子，也就是Traianos及其兄弟。“所以，现在孩子们能开始给我们钱了。”Petros Vafiadis笑着说。他的儿子则窃笑着回答：“如果形势变得更加艰难，那么我们会给的。”
希腊政府所实施的财政紧缩措施是为了满足冷漠的银行家和各国政府，而这些措施已经给普通人带来了困难(为了省钱，吉安尼塔萨的居民已经开始驾车穿越国境，到保加利亚去做所有事情，比如看牙医和购买汽油等)，但当我在2月份希腊政府与国际贷方达成紧缩协议的几个月前与Vafiadis会面时，他说道：“我仍旧认为，这是走出危机的唯一方法。政府不得不实施削减薪酬和养老金的措施。”
Vafiadis家的一个朋友AnastasiaTsangarli也参加了我们的讨论，他也同意削减支出是必要的。她说道：“希腊人的生活方式是支出，然后过度支出。”她和丈夫也都来自于吉安尼塔萨，但在泽西城居住了很长时间，在一家生产人造革大衣的工厂中工作。当这家工厂关门时，他们搬了回来，但却发现生活远比以往更加艰难。她的丈夫是一名电气技师，也已经失业，而她现在正以做临时保姆为生。“我们对将来感到害怕，因此如果没有好的理由，那么我们不会花任何钱。”她说道。但是，这对夫妇有一项逃避计划，他们在美国居住时成为了美国公民。她的丈夫今年60岁，当他62岁时就能重返美国，这样一来就能申领社会保障福利金。
在经济内爆的形势下，年轻人们正在离开吉安尼塔萨。现年24岁的Traianos Vafiadis告诉我，在包括他在内的孩提时代的6个朋友中，现在只有他还有工作，其他人要么是移民了，要么正在海外找工作。我一次又一次的听到希腊年轻人说，他们痛苦地认识到最近一次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周期正在重新发生，当时大量的希腊年轻人离开这个国家去找工作。两者之间关键的不同之处在于，现在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未来的医生、教师和工程师——正在离开，暗示当前问题不仅是与经济有关，同时也是整个社会体系的问题。年轻人的离去令这个国家面临的另一个问题也更加恶化，那就是其出生率在全球各国中处于垫底之列——甚至在危机开始自我证明以前就已如此——这让该国无法维持人口水平。希腊普通人也在很大程度上认识到了这个事实。“现在情况甚至变得更加糟糕。”他顿了一下，然后又补充称道：“可能我会再娶一个妻子，来解决这个人口统计学的问题。”他的妻子则高声笑了起来，然后回击称：“如果他是认真的，那么应该需要有人来拯救希腊的女性。”在笑声平息后，我问了Vafiadis一个看起来最有压力的问题，那就是他有什么计划。鉴于事态的糟糕状态，他计划做些什么呢？
大家都静了下来。这个像熊一样的男人做了一个扩胸的动作，然后耸了耸肩。这令人感到不忍目睹。此前，当我与他儿子单独谈话时，他对他父亲的状态做出了总结：他已经快60岁了，只会说希腊语，只会做以前做过的工作——而短期内不会再有这种工作。耸肩就是他唯一可能做出的回答。
“当心！看着点儿！”Paul Evmorfidis正在雅典通往底比斯(Thebes)的主干道上驱车开往一个收费场站，在开到拦住道路的收费横杆前放慢了车速，但令我感到惊恐的是，他没打算停下车子缴费。“让我给你见识见识。”他说道。他从车窗探出身去，把收费横杆推了上去，然后开车离开，留下警报的声音在我们身后尖叫着。“在这里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所有住在附近的人都会这样。”希腊政府增加了新的税收和附加税，而他们则以抗议或避税的行为来作出回应。在政府宣布2011年将征收附加所得税以后——事实上，是对那一年的个人所得重新征税——人们拒绝缴纳，于是政府推出了新的物业税，将其添加到电费账单中征收，这样如果你想要逃税，那么就只能以断电为代价。相似的，收费场站的建立也是为了筹集资金，这项收费大约为3美元。“问题在于，如果你住在这附近，那么就不得不频繁地在这条路上往返，一天可能要来回五次。”Evmorfidis说道。“简直是疯了！这是什么样的规划？所以我们要抗议。”
Evmorfidis支付这项费用毫不费力，他和他兄弟拥有一家名为Coco-Mat的公司，专业致力于全天然的床具和家具(公司的广告语是“睡在大自然里”)。Coco-Mat在11个国家中拥有70家店铺，向整个欧洲地区的酒店提供高档床垫，这些床垫内部充填的材料是天然橡胶(29235,205.00,0.71%)、可可纤维和海藻。自去年以来，这家公司在中国的分店一直都在以每个月一家的速度新开张。在2010年，一家位于下曼哈顿ABC Furniture大厦内部的Coco-Mat店铺开张，这对兄弟计划于未来两年时间里在美国市场上新开10家店铺。2011年这家公司的全球销售额为7000万美元，比此前一年增长了15%。Coco-Mat的店铺散发着轻快的、休闲时髦的气息，看起来与“经济危机”处在截然相反的对立面。在这些店铺里，通常都会有一个厨房区，摆放着修长而光滑的野餐桌。如果时近午餐时间，那么桌上可能会摆着一大碗希腊沙拉。来到这里的顾客经常都会获赠鲜榨橙汁或是浓咖啡。
Coco-Mat是一家希腊公司，一家无论在自身拓展业务方面的努力(在Coco-Mat的30家希腊连锁店中，有5家是在过去一年中启动的，也就是危机最严重的时刻)还是在成功模式方面都无视这个国家危机的公司。如果说Petros Vafiadis及其家庭代表着当今希腊人的普遍状况——人们在旧有体系中勤勉工作，却发现体系的崩溃令他们不得不建立自己的体系——那么PaulEvmorfidis就是一个非典型的例子，但同样也揭示了另一条道路，这是一条通常没人会走、但明显并非完全不适宜的道路。在我们驱车经过一片生长在灰白色小山丘上的银绿色橄榄树林时，我想要知道的是，这位非常成功的希腊商人对于希腊陷入当前这种状态有何想法。
“这是一个每年日照时间达到300天的国家。”他以这句话为开头，以闲聊的口吻快节奏地发表着自己的演说，其中心点是在加入欧元区以后，希腊愚蠢地尝试模仿其他国家，而这样做的代价是偏离了自己的自然优势和生活方式。“在那些多雨的国家中，办公室中的工作是很好的，”他说道，“但希腊人不需要呆在办公室里。在20年时间里，雅典的城市规模已经扩大了一倍——现在这个城市的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达到了一半！两个小时的交通拥塞，都是人！在我们加入欧元区以后，民族精神就彻底改变了。人们的观念突然就发生了改变，仿佛如果你仍旧住在你出生的小乡村里，那么就一定会变得迟钝。所以，希腊人离开了原本居住的岛屿和乡村，搬来了这个城市，他们已变得病态，开始盼望贷款和宣传手册。”
Evmorfidis称，现代希腊的民族精神是债务缠身的美国消费者至上主义的赝品版本。“希腊人会贷款买辆豪华车，然后就可以说：‘我有钱。’”他说道。“疯了！有些时候我会碰到老相识，然后突然他就跟我说起有关股票交易所的事情。我就会说：‘嘿，朋友！你知道什么是股票交易所吗？我们还是聊聊苹果和橄榄树吧！”
Evmorfidis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几个星期以后，他和他儿子骑着自行车横越冬季的阿尔卑斯山脉)。当车子时速达到90英里(约合145千米)时，我不由自主地把脚放在乘客座并不存在的刹车上。“但你知道吗？”他补充道，“这场危机正是我们所需要的。默克尔和萨科齐对我们的健康有好处，我希望他们不要给我们一分钱！”
如果要对希腊为何会陷入财务困境作出标准化的简短回答，那么就是这个国家借了过多的钱，而在开销方面则不够明智。但在深层原因上，人们都喜欢寻找文化上的根源。最流行的说法(在希腊以外)是南北差距，即欧洲北部各国的人有效率且工作勤勉，而在欧洲南部各国中，可能由于人们有更好的食物和更好的性生活的缘故，他们过于喜欢放松而不愿运作一种有效率的经济。但是，数字不一定能表明这一点。即使是在雅典向你兜售索瓦兰吉(希腊汉堡)的小贩，也能援引来自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数据，跟你说2008年希腊人均工作时长为2116小时，而德国人均工作时长仅为1426个小时。如果你遍游希腊全境，那么也能发现大量的轶事证据，这些证据能为希腊人事实上工作十分勤勉的观点提供支持。
不过，从地域问题上来看希腊危机仍有一些价值。希腊是欧洲的一部分——你可能会说，这个国家处在欧洲的中心(欧元货币标志本身就是根据希腊字母的第五个而设计的，这是对现代欧洲古老根源的认可)——但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希腊又是奥斯曼帝国的遗迹，这个帝国以自上而下式的严密统治、贿赂成风和视而不见的作风而著称。在与我交谈过的人中，所有人看起来都觉得这种互相联系的“三和音”特点确实是希腊精神的基本构成元素，因而也是危机产生的一部分原因。无论是左倾人士还是右倾人士，都认为希腊的官僚主义是一种威胁。Fakelaki(希腊语中的“小信封”，类似于中国的“红包”)是希腊社会传奇性的特征。如果你要创办一家公司，那么就需要签署大量的文件，而从传统上来说，塞满现金的“小信封”一直都是这一程序的部分内容。
此外，国际社会对希腊问题的密切关注可能也令一个事实变得模糊，那就是自成为欧元区成员国以来，希腊实际上已经采取了重大的措施来使其自身与欧洲变得更加一体化。Paul Evmorfidis的兄弟、Coco-Mat的联合所有人Mike Evmorfidis向我阐明了这一点。“当我们20年以前开办企业时，花了6个月时间才通过了官僚机构的审查。”他说道。“小信封也是这种审查程序的一部分内容。不过，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在现在较年轻的一代人中，我要说这种小信封已经完全不存在。年轻的希腊人也是欧洲的一部分。”
Evmorfidis兄弟两人的故事让我们能透视过去50年时间里希腊所发生的变化。两人出生在接近斯巴达(Sparta)的一个小镇，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他们的父亲离家远游，当时希腊人正纷纷移民到海外找工作，两人父亲也是其中一员。他在德国的斯图亚特找到了一份工作，工作地点是在一个美国的军事基地中，一年仅可回家一次探望家人。今年53岁的Paul Evmorfidis充当了亦父亦兄的角色，两人在学业方面均表现出色，上完大学后都继续攻读研究生课程，课题都以某种方式反映了对希腊自身在欧元区中所处地位的初步认识。Paul在雅典学习商务，并在德国获得了硕士学位；Mike则获得在巴黎的索邦神学院获得了法律博士学位。
在1989年时，Paul供职于雅典观光区普拉卡(Plaka)的一个珠宝店，当时一名荷兰商人问他是否知道哪家希腊公司生产床垫。这名商人拥有一个专卖床具的商店，希望能找到更加廉价的供货来源。Paul带他来到一家希腊床垫公司，但马上发现这家公司的产品质量不佳。于是他就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制作高质量的床品，利用当时消费者对全天然产品日益增长中的兴趣。这家公司强调指出，它使用的都是希腊的原材料，如来自于色雷斯(Thrace)的羊毛、来自于拉里萨(Larissa)的棉花(21530,-120.00,-0.55%)、来自于阿托斯圣山(Mount Athos)的木料和来自于斯巴达的海藻等。斯巴达是传说中以苦行和纪律性而著称的战士之岛，这种战士形象在Paul Evmorfidis的观念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当我问及Coco-Mat的公司战略中是否有一个元素是他乐于看到其他希腊公司加以模仿的时候，他回答称：“当然是斯巴达式的想法，兄弟！我们必须变得苗条而机敏，希腊人所获得的所有政府补助金都让人变得肥胖而懒惰。”我尝试着向他指出，一家出售超舒服的床品的公司却坚持声称斯巴达式的想法是其基本哲学，这中间存在着明显的自我矛盾，但他看起来并不理会。他的兄弟Mike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称其战略的基本组成部分就是决定避免向银行贷款：“我们是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我们不希望投资额超出收入，我们的收入不会被转换为游艇或是别墅，而是重新再投回到公司中去。”
在这个国家的未来的问题上，Evmorfidis兄弟显示出了令人感到奇异的乐观期望，而他们最近在希腊新开店铺之举看起来也表明他们并非只说不做。“我自然而然地感到乐观。”Mike说道。“这是一个周期，好的一面将会回来。现在拓展业务是一家聪明的公司该做的事情，危机中经常都会存在机会。”
这些机会的代价是其他一些人蒙受损失。他说道，在危机来临以前，两兄弟在雅典中部看好的一间商铺的所有者开出的月租金是2万美元；而到去年12月份两人在这间商铺启动新店铺时，月租金仅为7000美元。类似的，Coco-Mat以往收购希腊橡木的价格为平立方米1700美元，而现在已经跌到640美元。Mike说道，Coco-Mat家具在希腊国内的价格也已经有所下跌，但跌幅没有那么高。他跟我说，这家公司去年的本土销售额下滑了15%，而鉴于希腊经济的整体状态，他对这一数据感到不那么乐观(“但也不是灾难性的！”)。而如果考虑到Coco-Mat床具在任何地方的价格都在3300美元到1.66万美元之间的因素，那么希腊人仍在购买这些产品的事实就会对整个国家正处于自由落体状态的画面作出修正。
你可能还会将这视为“否定状态”徘徊不去的证据，或是豪华床具的销售表现是经济学家Theodore Pelagidis所看到的在这个国家中出现“双层社会”的迹象。“你将会看到，一部分人口——也就是中产阶级，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大约为30%到50%——参与到某种类型的复苏中。”他这样告诉我。“但是，另一部分人口则将依靠每个月300欧元(约合400美元)或400欧元(约合500美元)的收入生存。这一部分希腊社会将无法遵循西欧的生活方式，而将与保加利亚更加相似。”Mike Evmorfidis也承认， Coco-Mat的希腊顾客以前是经济频谱的“横截面”，而现在购买其床具的大多都是富裕人群。
在科林斯湾(Gulf of Corinth)的北面，赫利孔山(Mount Helicon)的斜坡延伸至此，形成了一个广阔的山谷。在古典时代，这里有一个专为向九位缪斯女神表示崇慕之情而建造的圣所。我走出汽车，迎面吹来横扫整个山谷的冷风。我开始漫步走过一个葡萄园交织的地区，陪着我的是27岁的斯泰利奥斯-撒迦利亚(SteliosZacharias)，他谈论着有关土壤、赫利孔山斜坡、夏日和葡萄酒的话题。
当撒迦利亚及其兄弟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他们的父亲阿桑纳西奥斯(Athanasios)曾在这里种过葡萄，并向其邻居出售葡萄汁，但他谈起过想开办一家酿酒厂。斯泰利奥斯学的是商务，他哥哥尼科斯(Nicos)学的是酿酒。现在，他们和父亲一直运营着Muses Estate，这家酿酒厂去年生产了20万瓶葡萄酒，其中包括梅乐(merlot)、卡白内红葡萄酒(cabernet sauvignon)、夏敦埃酒(chardonnay)，以及名为mouhtaro的希腊葡萄酒等。
在到达这家酿酒厂以后，我们把每一种酒都取了样。在这时，一根燃烧中的原木在炉台上劈啪作响，撒迦利亚的母亲Ioanna Zacharias正在摆放用大浅盘盛放的食物。撒迦利亚家族的企业跨越了世界性企业与希腊传统企业之间的界限，斯泰利奥斯所寻求的策略是与希腊葡萄酒的坏名声搏斗，他不是要制作时髦的葡萄酒，而是强调酒的价值：这些葡萄酒不算瓶子的零售价超过30美元。这种战略奏效了，而且时机刚刚好。在过去几年时间里，经济危机爆发并吞噬了这个国家，在这种形势下，小酒厂得到了发展。这些葡萄酒在四个国家中有经销商，其中包括美国，此外还销往其他8个国家。泰利奥斯-撒迦利亚告诉我，在过去五年时间里，每年的销售量都会翻一番——其中80%的销售量都来自于经济困难的本国市场。
与此同时，这家公司仍固执地留在这个小村里——泰利奥斯及其兄弟在这里长大、上学，在酒厂外面街道通往的场地上踢足球。在秋天，表亲和村民们会来分享葡萄收成的快乐。一名养鸡的邻居每过两天都会在这条路上闲逛，带着十多个鸡蛋来交换一瓶家酿葡萄酒。斯泰利奥斯带着我去过当地的橄榄油合作社，这是许多希腊村庄中仍旧保留的一种组织，在那里他的父母会从自己的树上摘取橄榄。加工的过程是免费的，合作社保留2%的橄榄油拿来卖，用以维持运作。小小的橄榄有着绿色、黑色和棕色等多种颜色，满满地盛放在一个大大的金属托盘中等着被捣碎。一个有着灰色大胡子的矮胖男人打开龙头，让我尝了尝成品的味道。
撒迦利亚说，困境令有着类似想法的希腊商人团结到了一起。“这场危机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得以清理一个所有人都尝试无中生有的市场。然后我们将目光聚焦在能行得通的事情上，那就是用实在的办法去创造一种真正的产品。”
看起来许多人都认识到了撒迦利亚的思考方式。据希腊农人工会称，在2008年到2010年之间——当时危机甚至还没有触及顶峰——随着“欧元资本主义”梦想的消亡，有3.8万人已经丢掉或是放弃了工作，重新回到土地上，通常都是回到各个岛上的故乡。前会计师和网络设计师们现在正在纳克索斯岛(Naxos)上种植土豆，在希俄斯岛(Chios)上收集乳香黄连木的树脂，在克里特岛(Crete)上照料小麦(2567,-14.00,-0.54%)田。在苦土(Magnesia)地区白云环绕的俄特律斯山(Mount Othrys)山顶，一年前因无法忍受薪酬削减过多而放弃了雅典公务员工作的Ioannis Tsokaras向我展示了他现在的工作。58岁的他将希望押注在一种名为“毒马草属”的药草上，这种黄绿色的药草也称为“山茶”(mountain tea)。他正专心致力于将原来的副业——在自家拥有的土地上种植野生药草——转为谋生之道。他的贮藏室位于半山腰，其中塞满了大大的、气味芳香的、象空气一样轻的箱子，里面放的就是他的产品，等待着运到雅典的市场上出售。“现在这才是真正的生意。”他宣称。
在一个正在寻找可行的未来的国家中，这种个体的故事是希望的迹象。但无论有多少家庭找到了重返土地的路，最终希腊会发生什么事情更多地还是取决于更广泛的世界上发生什么。
这个国家中布满有着辉煌历史的遗迹所遗留下来的巨石，其中最大的一堆位于克里特岛。它的名字是克诺索斯宫(Knossos)，这座遗迹之于希腊，正如希腊之于欧洲，都是文明的摇篮。克里特岛史前历史的中心是迈诺斯王(King Minos)的传奇，他曾统治过希腊诸岛。迈诺斯王维持古希腊霸权的方式是，他要求爱琴海世界中的第二强国雅典向其纳贡，而贡品则是少男少女，他把这些年轻的男女们投入迷宫，在那里他豢养着一头名叫弥诺陶洛斯(Minotaur，人身牛头的怪物)的怪兽。
虽然虚构的意味足够浓重，但最近一位名叫雅尼斯-瓦鲁法克斯(Yanis Varoufakis)的希腊经济学家则用弥诺陶洛斯神话在全球金融界的许多热点问题上引起了关注，他将这个神话用作一个暗喻，用来理解最近的宏观经济事件。瓦鲁法克斯在最近出版的书《全球弥诺陶洛斯》(The Global Minotaur)中写道，我们一直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直到最近才运作起来，这要感谢各种“怪兽”的贪婪消耗。在二战以后，美国与其欧洲盟友以及以前的敌人共同建立起了下层基础，所有这些国家都成为了贸易伙伴。依靠庞大的工业和金融实力，美国成为了整个世界的盈余国家，而它所获得的利润以援助和投资的形式流入盟友国。但到20世纪70年代初时，其他国家的经济都在旺盛增长，而美国却成为了债务国。“在当时，美国金融统治集团中某些非常聪明的人发现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瓦鲁法克斯对我说。这个发现就是，无论美国是最大的贸易盈余国家还是最大的债务国家，那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要控制全球本位币，这将允许美国继续回收利用全球经济盈余。这种想法与赌场背后的理念没什么不同——哪个赌徒赢钱或输钱都不要紧，设定规则和拿走分成的赌场永远都是赢家。
这样一来，新的体系就形成了。在这个体系中，全球一大部分的资本流都服务于在美国市场上发起的债务。美国债务以及供给这种债务的需求就是现代版的弥诺陶洛斯，而华尔街金融机构则成为了这头弥诺陶洛斯身后的侍女。“流入华尔街的庞大资本流给金融化带来了原动力，”瓦鲁法克斯说道，他所指的是衍生品及其他高风险金融工具的出现。“这样一来，华尔街就创造了大量的私人资金，并将这些资金灌输到全世界，从而创造出了巨大的泡沫，无论是在美国住房市场还是其他地方。”
当这个体系在2008年崩溃时，瓦鲁法克斯说道，“欧元区进入危机就已经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了”。身为欧元区“动力室”的经济体——基本上说来就是欧元区北部国家——不再有地方出售自己的产品。
那么在这个宏伟的画面中，希腊适合放在什么位置呢？欧元区的一个逻辑是，强大的经济体会向比较弱小的经济体提供贷款，目的是增进后者的下层基础，从而使其能从比较强大的国家那里购买产品——这就像是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对欧洲所做之事的重放。但是，当希腊接受这种贷款时，这个国家的投资活动不够明智，其自身债务开始不断增长。
作为欧元区中最薄弱的一环，希腊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最明显的画面，让我们知道较大规模的经济衰退预示着什么。我在旅程中碰到的一些人对未来抱有希望，另一些人则持有更加黯淡的观点。在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附近，我造访了一个家庭，当时这个家庭的丈夫、妻子和儿子都在场。女人是希腊最顶级的银行家之一，她要求隐去姓名，因此我不能透露她的名字或她供职的银行。当我问起她对未来有何观点时，她说道：“上周，在拉里萨镇上，我坐在一个露天咖啡厅里，看到一个60岁左右衣着整洁考究的希腊人经过，他很有礼貌地问我，能否把与我咖啡一起送来的饼干给他吃。你所说的有关成功公司的故事很好听，但那个问我要饼干的男人才是现实。你没能看到这场危机的全部结果，原因是人们一直都在以储蓄为生，而储蓄很快就会用光。我相信，到2012年底时，你就会看到一个不同的希腊，一个不同的国家，真正陷入贫穷的国家。”
据雅尼斯-瓦鲁法克斯称，未来——对希腊以及大多数其他西方国家来说，别管最近美国经济的回弹——甚至还将出现更多剧变。“弥诺陶洛斯死了，所有事情都会停下来。”他说道。“在新的体系被创造出来以前，我们免不了要经受混乱的状况。”作为希腊形势的轶事证据，他告诉我说，雅典大学中他所有最好的博士学生都正在寻找海外的工作。然后他还补充称，他自己也很快就会离开，可能会到美国供职。
象许多与我交谈过的希腊人一样，斯泰利奥斯-撒迦利亚也坚持认为，虽然形势十分艰难，但从地方上来看，这场危机有着不同的“性格”。“比如说，这里没有住房危机。”他说道。
经济学家也附和这种观点：与其他严重受创的城市不同，在雅典你看不到无家可归者。这是因为，哪怕在雅典当股票经纪人或投资银行家，人们也仍旧保持着与乡下老家之间的联系。令人惊奇的是，80%的希腊人都拥有一所住房。虽然可能位于一个遥远的岛上的乡土，但不管怎么说都是一所住房。举例来说，撒迦利亚就生活在他祖父在数十年以前购买的土地上，当年他祖父是用来自于一次报纸促销活动的折扣券买下了这块土地。因此，许多在雅典丢掉了工作的人都可以撤回到乡下的房子里去，不过一旦他们回到那里，是否还能有收入就是另一回事了。
到目前为止，与家族和社区之间的联系无疑起到了帮助凝聚希腊人的作用。在于小酒馆中与新闻记者Aris Hadjigeorgiou谈话的两个月以后，我问他是否拿到了工资，而他的回答是那份报纸已经彻底停刊。“作为一名记者，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坚持下去。”他说道。但他表示，在其他人的帮助下，他还能勉强维持生活。此外，他还已经与房东谈妥了减租的问题。
因此，也许Paul Evmorfidis的论点有一些正确性：鉴于当前形势的全球性，希腊传统的下层建筑可能并非其所面临的问题的终极答案，但它可能会让艰难时世变得没那么痛苦。我与Evmorfidis汽车旅程的终点是沃洛斯(Volos)，这是塞萨利地区一个活力四射的港口城市，它是希腊与亚洲之间贸易活动的管道。他被邀请到这里来向一些商界领袖谈谈有关对这场危机的看法。会议结束后我们走出大厦时，他正在告诉我什么才能拯救希腊，那就是这个国家仍旧充满生气的社区感。这时我们看到一名中年妇女走下台阶，当时天色已晚，而我们还没有吃晚饭。他问那名妇女，是否知道有什么地方能让我们填饱肚子。“来我家吧，我做给你们吃。”她说道。于是我们就去了。(金良/编译)
欧债危机透视：伦敦年轻人的失业危机
导读：《纽约时报》网站今日刊载文章称，对于伦敦年轻人来说，贫困潦倒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文章指出，在伦敦乃至英国或整个欧元区，年轻人的失业率正在大幅上升，这很可能是欧元区经济滑坡以及债务驱动下的财政紧缩措施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在西班牙，年轻人的失业率正逼近50%，在英国也已经达到了22.3%，创下自199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以下是这篇文章的全文。
在将近两年时间里，尼基-爱德华兹(Nicki Edwards)一直都在找工作——任何类型的工作。
爱德华兹今年19岁，言语得体且自制力强。但就象英国许多年轻人一样，她也无力负担继续上大学的费用，而这使其找工作成为了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在去年夏天，伦敦发生了青年暴动事件，这让象她一样的人失去了更多机会。
“如果你没在工作、培训或是上学，那么你可能还是做贼的好——雇主根本不拿你当回事。”爱德华兹说道。“在某些时候，你只能说：‘我被卡在这里了，永远也无法找到工作。’”
年轻人的失业率正在大幅上升，这很可能是欧元区经济滑坡以及债务驱动下的财政紧缩措施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在西班牙，年龄在16岁到24岁之间的年轻人失业率正逼近50%，希腊为48%，葡萄牙和意大利均为30%。而在英国，这一比例也已经达到了22.3%，创下自1992年开始收集相关数据以来的最高水平。在美国，可比失业率为18%。
在整个欧洲地区的年轻人中，就业机会的缺失正在带来日益增强的疏离和愤怒情绪——这种敌意的态度已经成为了一种威胁，它不仅让年轻一代人的抱负受到阻碍，同时还是导致从雅典到伦敦等欧洲城市中涌现出大量暴力抗议活动的源泉。据周三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欧洲大多数地区都已经陷入萧条或是衰退周期，这意味着有关就业市场前景能在短期内转好的希望很小。
专家指出，在去年夏天走上伦敦街头进行抗议活动的人中，大多数都是失业的、无力承担上学费用的、以及没有参加就业培训计划的年轻人。
在英国，被统计学家分类为NEET(当前未接受教育、未就业或未接受培训者)的人群总数大约为130万人，在16岁到24岁年轻人之间所占比例为五分之一。
虽然年轻人失业早已成为英国的一个长期问题，但专家指出，英国政府有关控制社会支出以削减债务的承诺看起来正导致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专家们极力主张，就业培训和学徒项目的不足是导致英国很大一部分年轻人长期失业的原因之一。
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经济学家希拉里-斯蒂德曼(Hilary Steedman)称：“对于年轻人来说，让他们的(职业)生涯有这样一个不好的开头很明显是件错误的事情，特别是我们有许多事情能做。不能只因为他们不上大学，就认为这意味着他们不想工作。”
许多年轻人在很长时间里一直都在申请技术类岗位，但他们没有获得足够的培训来适应这些岗位的要求。在许多情况下，等待就业的时间都会从几个月变成几年，迫使年轻人们无限期地领取失业救济金。在最近的一个财年中，英国政府向这一年龄段的人群支付了42亿英镑(约合66亿美元)的失业救济金，而一些专家指出，这些失业救济金中至少有一部分原本应被投入在就业培训领域，那样情况会更好一些。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驻巴黎的经济学家约翰-马丁(John P. Martin)指出：“一项融资良好的培训计划是很重要的社会投资，这种投资能增强经济的竞争力。”马丁负责研究整个欧洲的就业市场状况。
身为职业培训专家的斯蒂德曼称，与德国、奥地利和荷兰相比，英国在使用培训计划来给年轻人介绍长期工作岗位的问题上远远落后。
斯蒂德曼指出，2010年仅有不到十分之一的英国雇主提供学徒项目，而德国、奥地利和瑞士至少都有四分之一的雇主这样做。虽然政府对这些项目的融资在过去几年时间里已经有所增加，但斯蒂德曼指出，大部分资金都用于对那些25岁及以上的现有员工进行培训，而不是致力于为18岁到20岁的年轻人培训技能。
“这完全是违反常情的作法。”她说道，并指出在接受学徒项目培训的50万人中，有40%的年龄都在25岁或以上。“公司正在为那些25岁的、已经有工作的人提供补助。”
就爱德华兹而言，她在伦敦格林福德学院(Greenford College)上了两年学，随后在去年3月份退学，原因是她已不再能继续负担上学的费用。她原本希望能找到一份与心理健康有关的职业，但现在已经降低了抱负，转向寻找照料儿童或是老人的工作。
虽然一直都无法找到工作，但她几乎每天都仍在继续尝试，通过网络投简历，亲自递送简历，或是忍受不得不接受政府救济金的屈辱。
居住在伦敦西区的爱德华兹称：“我不希望从政府拿钱。但我能怎么做呢？人们无法得到工作。”
今年18岁的詹姆斯-罗森(James Lawson)也正在拼命找工作。他住在伦敦西区Hammersmith补贴租金的青年旅馆，仅靠每两周收到的103英镑(约合163美元)的失业救济金勉强度日。
由于受教育程度有限和缺少工作经验的缘故，罗森将学徒项目视为他唯一的希望。最近，他在一所地方学院中完成了一项信息技术培训课程，但是这项培训没能帮他找到工作，因此现在他把希望寄托在能获得英国军事承包商宇航系统公司(BAE Systems)一个学徒项目的资格上，该公司承诺——如果他能获得少量资格中的一个的话——向其提供电气工程师的相关培训。
“每天早上醒来我都会对自己说：‘我还没有工作。’”他说道。“但我不得不继续维持积极的心态——即使这意味着被否决一千次才能被接受一次。”
罗森和爱德华兹都没有参加去年夏天的青年暴动，但两人都说，他们能理解促使许多同龄人违法的受挫感。
一名19岁的年轻人承认，他曾在去年7月份的暴动中实施抢劫活动，他现在已经加入了一个团伙，开始从事小偷小摸的违法活动来维持生活。
“我只是什么都不在乎了。”这位拒绝透露姓名的年轻人说道。“我不愿再象垃圾一样的生活。”
即使是那些完成了学业的年轻人，也同样都面临着难以找到工作的困境。
现年25岁的塔姆-乔杜里(Tam Chowdhury)在2010年毕业于伦敦南岸大学(Southbank University)，拥有犯罪学和法律学位。她表示，她向105个工作岗位提出了申请，却仅仅获得了两次面试机会。
“即使你符合资格，(想要找到工作)也是非常困难的。”乔杜里目前供职于伦敦慈善组织Tomorrow’s People，这个组织向希望进入就业市场的年轻弱势团体提供培训。
在经济衰退导致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地区的年轻人都更加难以找到工作同时，经济学家则极力主张，如果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缺少战略性的合作关系，不能为希望接受培训的年轻人提供合适的培训项目，那么即使是在经济实现复苏以后，许多国家的年轻人失业率也仍将维持在较高水平。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马丁指出，凡是支持学徒制度的欧元区国家——比如说德国、奥地利和荷兰等——都维持了制造业和出口业的强劲增长。
而在其他经济体中，雇主、政府与工会之间的合作关系则不那么强而有力。“举例来说，在英国许多雇主都更希望获得熟练劳动力。”马丁说道。
对于19岁的斯蒂凡-拉达诺韦克(Stefan Radanovic)来说，这些都已不再是什么新闻。拉达诺韦克表示，他曾申请过数百个客户服务或销售岗位。
现在，与单亲母亲一同居住在伦敦西区伊灵(Ealing)地区的拉达诺韦克正在寻找音乐行业中的就业岗位，但他希望做任何事情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以及帮助母亲。
拉达诺韦克外表看起来自信有礼貌——他说道，自己希望的全部事情就是能获得一个机会——但他知道自己为何一直都没有获得任何机会。
“我不怪它们。”在谈及无视他投递的简历的无数雇主时，他这样说道。“它们只是不想为你提供培训。”(金良/编译)
梅新育：救援欧洲须设置一定条件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梅新育
作为外汇储备资产冠绝全球的大国，中国被正苦于主权债务危机的欧洲寄予厚望，实属理所当然。鉴于欧洲在中国出口市场中的重要地位，鉴于维护欧元地位对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和我国对外资产多元化的意义，帮助欧洲渡过难关也是中国期望的最优结果。然而，由于欧洲存在一系列中短期和长期性问题，中国救援欧洲必须慎重处之。
就中短期而言，作为债权人的权益能不能得到充分保障，仍是个未知数。毕竟，欧洲在偿债策略和未来经济制度建设方面都还有太多问题未定：欧洲的债务问题有多少要靠偿债解决，多少靠引进直接投资解决？欧洲财政一体化建设能否迈出大步从而提高其财政货币稳定性？欧盟、特别是欧盟重债国家迄今经济社会调整仍然相当乏力，正损害其偿债能力前景，作为债权人如何放心？这些问题仍未有明确答案。
多年来寅吃卯粮的生活方式是美欧主权债务危机的根源。要从根本上消除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频繁爆发的风险，欧洲人就必须走出无需辛苦努力工作而建设所谓“生活大国”的迷梦，忍受一段时间的痛苦调整，对其政府财政、福利体系开展伤筋动骨的改革。
欧洲作为强势债务人的道德风险也值得警惕。与大多数情况下债务国处于弱势地位不同，此次主权债务危机的主角美欧是当今世界经济政治军事体系两大霸主，这个地位激励了他们未来直接或者变相赖账(通过汇率大幅度贬值之类手段)的道德风险。
就长期而言，本来从规避风险的角度来看，多年来中国有着强烈的动机希望削减美元资产在外汇储备中所占比重，相应提高欧元资产所占比重，然而近期来看，增持欧元资产也有风险。
第一，欧元区经济增长不如美国强劲。因为经济增长强劲通常有利于该国／地区货币提高其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所占比重。Barry Eichengreen和Donald J. Mathieson运用1971-1995年间的年度数据所作研究结果表明，一个储备货币国家在全球GDP中所占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其货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所占比重就相应提高0.8个百分点。
第二，欧元区证券市场的深度和广度总体上长期不如美国证券市场。储备资产归根结底主要以某种国际货币标记的证券形式存在，因此一种货币的证券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这种货币被用作国际货币的潜力。在这个方面，欧元证券市场容量与美元证券市场容量相比，明显差距太大，降低了中国持有欧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意愿。即使欧洲股市在一段时间里表现明显强于美国，欧洲证券市场也是二十多个证券市场，美国市场则是一个国家，欧元证券市场统一性(相应地还包括流动性)也就必然比美元证券市场差得远。
因此，如果中国参与救援欧洲，作为现实和潜在的债权人，必须为自己的救援索取一定条件，寻求最为合适的途径。
笔者认为，首选途径应该是与欧洲国家协商，遏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放松欧洲对华出口管制，适度增加贸易融资等工具，让适销对路的欧洲商品在中国获得更多销路，让贸易带动实体经济部门复苏，这是治本之道。
其次，增加对欧直接投资，从而降低欧洲债务国负债水平。为此，欧洲需要改善对中国投资的市场准入，并尽可能创造适宜的投资环境，还可以考虑与中国签署债转股协议。
第三，随着欧洲一体化程度深化而通过IMF等框架参与对欧救援，同时也提高中国救援资金的安全性。只有做到以上三点，才可以考虑直接购买欧元区债务国的债券。
欧元区二次衰退难免 希腊或紧缩与衰退恶性循环
欧债危机进入第三个年头，欧洲领导人在应对危机方面使出浑身解数，多管齐下；虽然势如破竹，但效果很差。事实正是，不断发酵的危机已经令欧元区面临再次陷入衰退的实质风险。
许多机构和分析师早已发出了欧元区经济将在2012年再陷衰退的预期，这一预期日内被欧盟(EU)官方所正式采纳。在欧债危机始终不见好转的背景下，欧元区经济前景实则令人堪忧。
周四(2月23日)纽约午盘时段，欧元/美元脱离欧市早盘触及的1.3342水平的近两个半月高点，目前基本处于1.3300关口附近窄幅震荡。
欧盟委员会预测欧元区将陷入二次衰退
欧盟委员会(EuropeanCommission)周四公布的预测显示，欧元区在仅时隔3年之后或将第二次陷入衰退，同时欧盟的经济也将面临停滞。委员会称，孱弱的主权债务国、脆弱的金融市场，还有萎靡的实体经济之间互为负影响的局面依然不会被打破。
欧盟委员会在报告中预测，欧元区2012年整体国内生产总值(GDP)将萎缩0.3%，经济面临温和衰退，而之前对经济状况的预测则是上升0.5%；同时，欧盟整体GDP增速将为零，经济面临停滞。
报告并指出，由于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预计GDP平衡风险依然呈下行趋势。且目前的预测必须基于充足的政策决定和实施。
特困户希腊：紧缩计划与经济衰退呈恶性循环
毫无疑问，希腊惨淡的经济前景是对欧元区/欧盟整体经济状况的最大拖累。欧盟委员会对该国2012年经济萎缩幅度的预期为4.4%，这可能还不包括希腊进行大规模紧缩措施对经济的冲击效应。
为了激活第二轮救助计划，希腊政府不得不承诺采取近乎不近人情的改革及紧缩措施，后者早已令希腊国内怨声载道，抗议横行。但无论如何，从长期来看，为了使希腊脱离危机，重归国债市场并实现经济增长，眼前的紧缩措施似乎是必由之路。
然而，包含大量紧缩措施的救助协议能否实行还是个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IMF)官员Gerry Rice周四表示，虽然对希腊和国家债权人之间达成的协议充满信心，但是该协议实施仍然存在风险。
Rice表示，“希腊和国际债权人达成的协议相当苛刻，该协议的实施仍存在风险。无论如何，协议中包含大规模的紧缩措施，我们能够意识到希腊所面临较大的困难。”
Rice同时指出，希腊经济衰退局势将于今明两年持续，这或将是现代社会经济衰退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
Simon Johnson：太大而不能抓
Simon Johnson是前IMF首席经济学家，经济学博客http://BaselineScenario.com联合创始人，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彼得森国际经济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与郭庾信合著有《13位银行家》。
本文来自Project Syndicate专栏，经授权刊登
华盛顿—运转良好的司法体系无不具有以下基本原则：不要对法官撒谎，也不要在呈堂证供上耍猫腻，要不然你就会被丢进监狱。违反描述事实的承诺便是作伪证，而在正式呈堂证供上撒谎不但是伪证，更是欺诈。这些都是十分严重的罪名，但显然，如果你身居美国金融体系要职，那么这些都不适用于你。相反，那些要人还因为此种罪行而受到了丰厚的奖赏。
正如Better Market的凯勒赫（Dennis Kelleher）所指出的，最近出现的“机械签名”（robo-signing）和解——五家大银行就欺诈性剥夺按揭赎回权的法律责任“和解”一事——是对金融业彻头彻尾的背叛。
首先，该案没有导致任何严重的刑事诉讼——这意味着没有人会被判重罪，也没有人会被丢进监狱。从对高管的激励的影响上说，只有一件事是值得考虑的。
就连用来定义这场讨论的术语也是不恰当的。凯勒赫是一位在私人和公共领域都有着丰富经验的律师，他是这么描述的：“‘机械签名’是一种大规模、系统性的欺诈罪行。”或者——用他的话说——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撒谎、舞弊、盗窃。”
其次，改和解案的民事处罚——一笔罚款——对涉案公司来说不啻九牛一毛。正如报道该案的记者之一纳斯里波尔（Shahien Nasiripour）所指出的，“这五家贷款人都认为不会因和解案受到实质性的惩罚。”换句话说，从公司角度来说，民事处罚根本不值一提。
第三，这笔罚款与其他案件一样，是由股东支付的，而不是由高管或董事（他们都有保险保护着呢）支付的。即使在极少数罚款由个人承担的案件中，要么被罚者的保险支付了罚金的大头，要么罚金与犯罪带来的好处比起来不值一提，要么两者兼而有之。
如果说这一切还不够糟糕的话，那么看看这一条：据报道，这些银行将可以使用政府资金来减记按揭贷款的价值，然后用减记额来补贴这笔毫无意义的罚款。
奥巴马政府及其盟友竭尽全力把这桩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和解案包装成能给住房市场带来积极影响的案例。但事实说明了一切。正如凯勒赫所指出的，美国“至少有1 000万房子处于资不抵债状态”（即待缴按揭超过房屋价值）。“两百亿美金扔下去连响都不会响一声：100万套房子，每套贷款2万，就把这笔钱给吞了。”
事实上，奥巴马政府与五家按揭贷款人的和解与其对金融部门的一贯政策是一致的，一言以蔽之，糟糕透顶。但此举又是颇为可疑的。在现今的大环境下，为何奥巴马政府要一再让步，对顶级银行家如此宽宏大量？
实话实说，我并不认为政府立场与腐败有关，罚款不会流入个人腰包甚至竞选活动。此外，就本案而言，我甚至不认为这与金融业大佬的游说能力有关。2010年的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之所以不够严厉，如今针对该法案的实际实施的反对声音之所以如此之多（比如，最近围绕限制大银行自营交易的“沃克尔规则”出现了相当激烈的争论）其中显而易见都有游说势力的影子。但按揭贷款人的犯罪行为是另一码事。
事实上，在按揭和解案背后是对法治精神的基础性、系统性的违背，是侵蚀了整个经济的伪证和欺诈。毫无疑问，司法部拥有充分起诉被控罪行所需要的一切权力。但美国的最高执法机构却一直——现在则是完完全全地——倒行逆施。
政府对严重犯罪的纵容背后的主要动机显然是害怕对银行家个人采取严厉措施所造成的后果。政府投鼠忌器或许无可厚非，因为有问题的银行规模相对于经济来说太大了。事实上，这些银行较危机之前比起来规模变得更加庞大了，而正如郭庾信（James Kwak）和我在《13位银行家》（13 Bankers）一书的长文中所指出的，它们较20年前比起来，规模庞大了许多。
顶级银行家想大把赚钱，又不想蹲监狱。政治领导人可以极尽威逼恐吓，但如果没有可信的穷困潦倒、身陷囹圄的危险，银行家就没有理由依法行事。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买卖，不管你是公共政策制定者还是个人借款者，一不留神就会成为银行家刀俎下的鱼肉。
如今，银行高管获得的信息很简单：尽量把你的银行做大，然后保持增长。只要你成功地变得足够大，以后你的雇员将不仅仅是太大而不能倒，而且还是太大而不能抓。
而奥巴马政府把其他所有人都变成了鱼肉。
除了主权，希腊人还将失去黄金
在关于希腊第二轮救助协议铺天盖地的讨论中，有个重要的未被讨论的新闻是，希腊除了丧失其财政主权和许多其他东西外，希腊人可能还将合法的失去其黄金储备。
NYT：
希腊前政府劳动部部长Katseli担心，根据新的救助协议的条款，希腊的债权人将有权获得希腊央行的黄金储备。
根据WGC的数据，希腊的黄金储备月111.6吨。根据WGC最新的报告，在可能遭受希腊同样命运的欧猪国家的黄金储备共有3234吨。如果这些黄金中的一部分被债权人没收了，那么对现货黄金市场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其中，爱尔兰由于仅有6吨黄金储备，未列入上表
美欧经济“脱钩”
http://news.cnwallstreet.com 2012-2-23 18:39 中国华尔街资讯 : niuye
受到希腊为首的欧猪五国拖累，欧元区整体工业产出呈下降趋势。而与此同时美国的数据则是反弹。对美国经济的信心还促成了最近一波股市反弹。总体而言美国经济最近一阶段似乎复苏强劲，而在欧洲，德国和法国小规模的复苏，则完全被后进国家所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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