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按】杜建国在世行行长记者会上挺身抗议之后，本网第一时间组织多位学者对此展开评论，并形成专题“聚焦世行报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点击查看。之前的评论文章关注点在于抗议事件本身以及从总体上对世行报告给出评价，本篇文章则深入探究了世行报告中对于中国改革的一些具体建议，并且考察了世行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所开药方屡遭败绩的历史，同时还把杜建国先生的抗议与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联系到了一起。读者通过本篇以及上述专题中其他文章，可以对抗议事件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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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27日，世界银行公布了一份名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研究报告，报告沿袭了20多年前“华盛顿共识”的风格和原则。28日，世行行长佐利克亲自出动为报告造势。结果被搅局。独立学者杜建国先生在现场发表演说，支持国企为主导的经济制度，指责世行推销的私有化改革方案为毒药。
事件被媒体披露后，网络上出现了一边倒的舆论评论。微博和各大网站的投票结果显示，90%左右的网民支持杜建国的行为。http://bbs.house.ifeng.com/viewthread.php?tid=12769395 http://vote.weibo.com/vid=1498779
考虑到最近几年国企在舆论上屡遭攻击，这个结果颇为出乎意料。但从世行报告的内容和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来看，这个结果却是情理之中。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一度被巨大的经济差距所震撼，曾盲目崇拜西方专家提出的经济理论。但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国以后(最新报道：世界十大港口中国占七席)，中国人不再崇拜神秘主义化的西方经济学，转而为创造奇迹的“中国模式”而自豪。杜建国演讲带来的舆论风波，就是这一新时代开始的标志。
世行报告说了什么？
严格来说，这份报告并非世界银行一家的作品，而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财政部和世行共同的成果。既代表了世行高层一贯的看法，也表明了一部分中国官员和学者的倾向。
报告开头承认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惯性，认为过去30年保持10%的增长速度是个惊人的成就，在这个发展惯性下，中国有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的机会。不过，报告认为10%左右的增长速度很难持续，因为过去30年的发展和廉价劳动力供应、充足的能源、中外的技术落差，以及对环境的破坏密切相关。现在人口红利逐渐丧失，劳动力成本上升，能源供给越来越紧张，中国不得不付出更大努力来保持增长速度。
客观来说，这些评价虽然流于俗套，倒也无可指摘。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加，中国经济的确出现了很多新问题，不能再简单的照搬过去的发展经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报告的要害并不在此。报告的重头戏，也是让杜建国先生愤怒的部分在于后面的解决方案：
一完成经济结构改革
二推动创新
三发展环境产业
四保证经济机会均等
五对外建立互利双赢关系。
报告声称，只有接受这些方案，中国才可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避免动荡，成为发达工业国。
改造经济结构、推动创新都是好事，但是400页的世行报告不仅仅包括这几句漂亮话，而是详细地给出了实施细则——要鼓励私营企业发展，要压缩国企发展空间，非此不能算完成市场化转型。要在创新领域中依靠私营企业的积极性。如环境产业应以市场激励为主要手段，积极向私企融资，这样才能把环境投入从消耗变为积极经济因素。社保和其他公共服务产业也需要动员各种所有制主体来共同融资、投资。最后，中国要保证增长的可持续性，必须增加经济体系的开放性，比如开放资本账户。总之，除了废话外，世行一如既往地开出了两个老药方：发展私营经济和向外国资本充分开放。
英文版世行报告封面
这套药方继承了亚当斯密以来的西方经济学原则，坚信只有个人追逐利益的热情才能给经济带来活力；只有让资本自由流动才能让财富和劳动完美结合。不过，亚当斯密的时代没有庞大的跨国公司，也没有纯粹信用化的美元。在今天，不管是私营企业还是国营企业，大部分劳动力都不在属于自己的企业里工作；而“财富”往往意味着凭空制造的信用数字。在基本条件已经改变的情况下，一味推崇“私营企业的活力”或是自由经济的资源配置能力，实际上是利用普通人视角局限于小范围的缺陷，把娱乐化的噱头当学术标签来炒作。炒如果不是对现实的经济运行规律一无所知，就必然是是故意视而不见。
从纯粹的学术角度探讨世行报告的逻辑是严肃的态度，但事实上，世行报告根本配不上这种严肃讨论。如果读者只能看到这一份世行报告，或许我们还会就事论事，认真的考虑药方是否合适。但是，如果我们查阅历史资料，看看几十年世行为不同国家提出的经济改革建议，会发现这个药方实在不新鲜。从巴西到中国，从俄罗斯到东欧国家，对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形势，世行永远只会说两件事，发展私营经济和把经济向外国资本开放，最多再多说一句压缩政府开支，卖掉公有财产还债。
报告的千篇一律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世行的体制。在世行拼命向别人推销私有化方案，夸耀私有制的积极性的同时，世界银行本身却是一个僵化的官僚组织，普通工作人员人浮于事，高层几乎成了欧美退休政客的养老院。这样一个机构，干起工作来自然是得过且过，能省一分力气就省一分，就算因循守旧，出了岔子，也没人来追究他们的责任。这种工作模式是如此的恶劣，以至于某些工作人员自己都看不下去。曾担任过世界银行副总裁兼总经济师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样评价与世界银行并列的IMF：
“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帮助一个国家，它派出一个经济学家的“使团”（mission）。这些经济学家往往缺乏对这个国家的广泛了解，他们可能对这个国家的五星级饭店比对它的分布在乡下的村子拥有更多的了解……在几天或者最多几周之内，就要求他们拿出一套符合这个国家需要的方案。无需多说，仅仅是一些数字演算是不能给这个国家的发展战略提供恰当的意见的。更为恶劣的是，这些数字演算也往往没有作好……这些工作小组因为在出发前就拟好报告的草稿而著名……这些小组成员把给一个国家的报告的大部分拷贝下来并把它们全部转变为给另一个国家的报告。他们带着这份转变而来的报告出发了，但是由于文字处理软件的“寻找并替换”功能没能正常工作，结果在一些地方还保留着原来那个国家的名字”（出自《我从世界经济危机中学到了什么》）http://finance.sina.com.cn/2000-09-29/15075.html
很显然，如果说经济学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为经济“治病”，那么世界银行只能算是一个超级庸医，水平差到只会开一种处方。对于这种一成不变的“处方”，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都没必要过度解读——智力正常的人不应该和复读机讨论问题。
世行报告的影响
一般说来，庸医并非全无脑子，他们会很谨慎地使用药性平和的补药，不会随便开药性强烈的“虎狼之药”。因为治不好病，至多是没人感谢，收不到诊金；要是不小心让病情加重，甚至医死了人，那就要赔偿甚至吃官司。所以，西方人鄙视庸医，会说“这家伙只会开阿司匹林”；中国人在相声里调侃庸医，就说他的药丸都是玉米面做的，赶上没吃早饭，可以拿药丸子泡水作粥。阿司匹林和玉米面丸子的共同点是百无禁忌，治不好病也吃不坏，用来糊弄患者正好。但从最近几十年的历史来看，世界银行的私有化方案绝非不疼不痒的形式主义，危害要比庸医的药丸可怕的多。
70年代之后，拉美出现了左翼运动风潮，同时在亚洲新兴工业国的竞争下，和美欧配套的工业、种植业都出现了一定的资金周转问题。于是，在世界银行的建议下，拉美国家出售自己的国有资产，包括电信网络、港口、道路和矿山，而且允许外国资本自由购买，以缓解政府财政压力，偿还债务、刺激经济发展。作为配合的政治手段，美国中央情报局也拿出资金推翻左翼政府，支持那些乐于和外国投资者合作的独裁者。
世界银行的援助资金，以及开放投资领域所引来的外来资金的确暂时缓解了拉美的资金问题，但也让拉美背上了更沉重的债务包袱。同时，资金的自由流动意味着外国资金从此可以轻松地把利润带走，甚至本国的私有制企业也可以随意地汇出利润，抽逃资金。结果，拉丁美洲国家从此成了国际资本的奶牛，把越来越多的利润送给富国，还要承担金融波动的全部影响。稍有风吹草动，拉丁美洲就会出现资本疯狂出逃、经济一蹶不振的局面。
从拉美实施私有化进程开始，这一地区的年经济增长率从60-70年代平均5.5%下降到80年代的1%。考虑到每年2%的人口增长率，拉丁美洲实际上进入了一个长衰退期——即著名的“失去的10年”。90年代，情况稍有好转，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率恢复到3%左右，但大部分经济增量被外资占有，市场被外国占据，各国的经常项目收支都是大额逆差，完全靠借款和持续的外国投资才能维持脆弱的平衡。
2005年爆发的阿根廷反美游行
等到1998年世界金融危机到来，拉美经济立刻崩盘。以阿根廷为例：2001年，阿根廷的经济资金链断裂，完全失去了支付能力，2002年的GDP比1997年跌落了17%，市民们先是游行，继而抢劫物资。看着21世纪初阿根廷四处暴乱，社会完全失控的混乱景象，很难想象这个国家在60年代还是铁路里程和中国相当的世界第9大经济体。直到21世纪，整个拉丁美洲全面左转，重新拿回一部分经济控制权，并缩小贫富差距，拉美经济才逐渐出现转机。2009年，世界银行拉美和加勒比海首席经济学家奥古斯登-德拉-托雷（AugustodelaTorre）表示，上世纪80-90年代拉美地区的私有化浪潮完全失败。
当然，私有化进程最辉煌的“成就”还是前苏联的案例。在剧烈的“休克疗法”之下，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的工业被拆毁，资源被少数人占有，人均寿命从65岁跌回不到60岁。在人均粮食产量减少一半的情况下，俄罗斯从粮食进口转为粮食出口，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惊人衰退。一些前苏联国家虽然通过转投西方阵营得到了大笔援助，但也因此把核心产业丢给了国际资本，完全丧失了独立发展的可能。苏联解体20年后，曾经是工农业发达地区的乌克兰人均GDP只有3000美元，低于中国的安徽和西藏，只勉强高于贵州。
公平的说，受世界银行指导、走私有化、开放投资道路的国家并非没有成功案例。捷克、智利，在接受“休克疗法”，进行激进私有化改革后都出现了经济高增长阶段。债务虽然也同步爆炸性增长，但迄今为止尚未导致阿根廷那样的全面崩盘，尚属可控。不过，我们必须看到这种增长的前提，以及这些国家为此付出的代价。捷克斯洛伐克本来就是原社会主义国家中人均工业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在东欧聚变后，捷克首先甩掉了相对落后的斯洛伐克，又大量出售了潜力巨大的工业资产，出让了长期权益，因此能依附于西欧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很难想象中国或是其他国家能够先分裂国土，再用工业体系交换暂时的经济稳定。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捷克虽然在90年代实施了大规模的私有化，但依然在关键企业里保持了相当水平的国有股份。政府借助这些相对优势的股份拥有企业的管理权，这也是私有化进程中的一个“异数”。
智利的经验同样难以在其他国家复制。智利狭长的国土地处安第斯山山麓，是世界上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铜矿储量世界第一，还有世界唯一的天然硝石矿和占国土20%的天然林。这些矿产本应是智利人民传之子孙的产业，在私有化和外资入侵的大潮中，却都成了国际资本掠夺性开采的目标。在国际资本的支持下，固然智利的经济增长较快，就业率很低，但代价是过度开发了子孙的不可再生资源。与其把智利捧是私有化自由经济的典范，还不如找中东的石油富国当例子更有说服力。大部分国家人均资源远不如智利或是中东产油国，绝不可能走这条吃子孙饭的道路。
全盘私有化的代价远不止于经济领域。私有化20年后，捷克已经变成了欧洲最大的妓女集散中心，靠这种“高附加值”的第三产业来换取大量外汇。在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前社会主义国家，人体器官走私这项更赚钱的买卖已经发展到每年上百亿美元的规模。从世界银行的统计表上看，这都是平衡国家外汇收支的“有利因素”。1988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旗手弗里德曼公开向中国提出建议：《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几点意见》，要求结束外汇管制，用私有化来取代政府主导的经济。结果第二年北京街头就出现了剧烈的社会动荡。
皮诺切特死后，智利人民的抗议
弗里德曼最著名的经济学实践就是智利的新自由主义改造。在皮诺切特用军事政变和屠杀夺取政权2年后，智利军政府邀请弗里德曼来进行经济学指导，弗里德曼明确提出了通货紧缩、政府裁员和开放资本市场的建议，并通过皮诺切特的铁血手段得以实行。弗里德曼赞扬赏识他的军政府“为个人首创精神和私人生活领域提供了更多的空间……为回归民主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因此被视为独裁军政府的帮凶。1976他到瑞典领取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发表获奖致辞的时候，智利大屠杀的受害者家属忽然高呼口号：“资本主义和弗里德曼滚出去！”。然后抗议者就和杜建国先生得到了同样待遇——被保安拖走，免得打扰新自由主义旗手领取奖金。
金融资本需要世行报告
虽然罕有成功案例，但世行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依然席卷世界，在除南极洲之外的所有大洲都赢得了“客户”。最近发表的世行报告虽然依旧是陈词滥调，但中国国内也不乏为之鼓吹的媒体和机关。其中原因，除了一些媒体见闻匮乏，看到“世界银行”的名头就脸红心跳、五体投地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世行建议的改革方案——私有化、开放投资领域能给一部分人带来巨大的利益。
两次世界大战之前，地球上的现代工业几乎全部集中在少数欧美国家，其他的国家要么是纯粹的农业国，要么只有种植园和矿山。所以西方国家仅凭工业力量就能统治世界，买不到的东西可以直接动手来抢。两次大战之后，西方列强相对衰落，美苏冷战也在客观上促进了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西方国家逐渐失去了绝对的工业-军事优势。除了中国、韩国这些中所周知的新兴工业国之外，巴西、墨西哥乃至埃及、土耳其等国家在六十年代都建立了一定规模的现代工业，用现代兵器装备了自己的军队。即便是越南这样的国家，在中苏支持下也可以对抗美国，西方殖民者再也不能派出一支小部队就在落后国家为所欲为了。
不过，在失去工业和军事垄断权的同时，欧美列强依然保持着稳固的金融优势。现代经济需要信用货币作通货，而信用需要时间来积累。所以，即便苏联和第三世界已经开始建立自主的现代经济，国际通行的支付手段依然是美元、英镑等西方货币。70年代西方纸币和黄金脱钩也没有改变这个现实。
这意味着西方拥有了无限的发钞权。通过复杂的银行体系和更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体系，欧美统治集团可以随意印刷货币来换取工业财富——只要对方承认纸币信用即可。这一局面最终演变成了今天美国工业空心化，靠金融游戏养活的局面，全世界的金融衍生品总价也迅速上升到1000万亿美元的恐怖数字。与其同时，第三世界国家接受了西方转移的工业，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国，结束了200年来欧美工业社会领导世界的时代。
战略的精髓在于扬长避短。既然工业空心化和金融优势并存，欧美国家的最佳策略就是用金融手段来控制别国的工业，进而用收购的资产为自身金融体系提供信用。否则滥发货币早晚会导致通胀或国债危机。所以，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改革中，西方金融资本是最大的受益者：凭空印刷出来的纸币能够换成实实在在的工业资产，原本可以和西方对抗的国家沦为了欧美附庸。不劳而获的西方国家因此能够延续自己的霸权。
8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政策已经推行了10年之久，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各自派出代表到华盛顿开会（有趣的是，2012年推出的世行报告，正是由中国财政部和世行合作完成的），总结在拉美地区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经验。最后得出了10条经验：如压缩政府开支、贸易自由化、国企私有化、放松管制、允许外资自由投资等。由于苏联很快解体，东欧变色，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找到了实践新自由主义的巨大空间。这10条经验就成了整个90年代世行继续力推的改革原则，进而被称为“华盛顿共识”，被世界银行官方奉为不可置疑的经济原则。
世界银行一向由欧美政客、银行家掌管。这样一个机构不断地推销私有化，要求第三世界国家开放市场，言论或许陈旧，逻辑或许风马牛，立场上却代表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统治者——欧美金融资本。或者说，欧美金融资本才是世行报告最大的“客户”。所以自由主义经济模型一直能拥有足够的舆论资源支持，成为“主流”经济“共识”。
但是，从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来看，不管国外经济学家预测了多少次“崩溃”，中国始终能保持10%上下的年增长速度，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而且让13亿人民都分享这一发展。在一代人内，大部分年轻人的出路从当自耕农变成了体面的工作，几亿家庭每隔10年就能更新一遍家用电器，吃肉已经从奢侈享受转为需要节制的生活要素。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中国模式”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中国人不会再像当年那样崇拜西方的一切建议，能够理智地思考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世界银行的报告尽管名头显赫，还在中国内部找到了盟友，却再也不能用老套路来欺骗中国人民了。
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反对世行私有化方案，支持国有企业的杜建国先生，身份既不是国企职员，也不是公务员，没有拿国企一分钱的研究经费。事实上，杜建国先生平时的文章、言论多有批判现实，指责国企问题之处。但是，杜建国先生正确地认识到：世界银行和少数官员支持的私有化计划是当前中国最大的威胁。如果这一计划付诸实施，将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不可挽回的灾难。所以杜建国先生站出来捍卫国有企业，反对欧美金融资本这个最强大的对手，更反对中国内部的全盘私有化思潮。
杜建国被保安强行带走后，佐利克尴尬地为私有化方案辩护，说中国改革正在触动很多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包括一些垄断企业，因此引发反对很正常。但从杜建国先生的身份来看，这个辩解显得很无力。相反，杜建国先生的身份和立场证明：反对全面私有化，反对抛售国企是中国各个社会集团的普遍共识。所以杜建国的呼吁在网络上得到了压倒性的支持。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快速增长终于撑起了中国人的自信。
杜建国事件之后的舆论风潮，完全可以看做一次庞大的民意测验。以国企为骨干的中国经济得到了普通人的认同与支持。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领导集团会抛弃华盛顿共识的荒谬逻辑，无视世界银行的陈词滥调，走出一条给全世界当榜样的独特道路。从长期来看，我们甚至应该感谢世界银行的报告，感谢让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的。这是领导世界的国家应有的自信和幽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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