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维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19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江苏“苏锡常”等地的发展使得苏南模式风光无限， 90年代中后期以来，温州模式又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地方发展模式。

2000年左右，苏南模式沉寂，一度被舆论认为，“苏南模式已经终结”。而时至今日，苏南的发展仍然富有生命力，且其创新转型走在全国前列；而温州因产业外移和民间借贷危机等问题，正在 “卧薪尝胆”，力图二次创业。

两种模式的起落背后在传递什么？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没有放之全国而皆准的标杆和模式？是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抑或其他？北大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是对两种模式的成因，以及中国发展模式进行过深入研究的“海龟”学者。2月初，本刊记者就上述热点问题采访了他。

基层政权强弱形成了苏南、温州不同发展模式

《社会观察》：中国改革开放后，苏南乡镇企业与温州个私经济经历了不同的工业化资本积累过程，形成两种不同的模式，您怎么看待这两个不同模式的形成背景和原因？它们各自依赖什么样的资源？

潘维：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的形成，与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得早晚有关系。搞得越晚，集体经济基础和精神保留得就越多，越容易依靠集体的力量形成乡镇企业，所以说苏南乡镇企业的大发展跟人民公社的传统和社队的早期成就分不开。因为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农民，也解散了农民。

温州在全国是个特例，没有什么资源，百姓原来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农民，都是游街串巷的小商贩。分田分地在“文革”的时候都有，人民公社就没有好好形成过。

我在《农民与市场》中详细分析过这两个模式，我的主要观点是认为基层政权对两种模式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苏南模式包括了苏南和浙北两个区域，在这些地方基层政权实力很强，温州和浙南的基层政权力量就很弱。我当时认为温州浙南会比较乱和差，没料到后来温州风风火火地发展起来了。温州和整个浙南也有组织资源，他们的发展可能跟家族的纽带比较强大，跟政府的土地财政也有一定关系。

《社会观察》：你强调基层政权对苏南模式形成的重要性，能够理解为政府的主导对苏南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么？

潘维：基层政权能不能衍生到等同于政府？我很犹豫，目前政府行政化了，基层人民没组织了，以前人民是通过基层政权高度统一起来的，比如华西村。

苏南模式有政府主导的作用，政府主要提供基础设施和好的政策。上世纪90年代、新世纪以来，苏南各地乡村都在规划工业园，招商引资，人民组织资源依然强大。

我觉得天下共产党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各地发展不同呢？因为各地风土人情不同，自然地理条件不一样。

《社会观察》：重庆发展这两年吸引舆论关注，普遍认为重庆也是政府主导型的创新发展模式，你认为这与苏南模式一样么？

潘维：重庆的问题不太一样，四川曾是生产责任制搞得早的地方，人心早就散了。早期有袍哥黑帮码头，治安很差，小商贩都要向黑社会交保护费，整个城市环境也很差，再加上内地经济也很落后。这些年，重庆首先解决治安问题，再解决市容问题和经济问题。三个外地人把重庆搞得风风火火，让人看到重庆的希望。因地制宜吧，不能说它属于哪个模式。

《社会观察》：你不太认可苏南模式是政府主导型经济这样的概括，原因是苏南在这方面与其他地方区别不大。我看到你分析过新加坡的强势政府，新加坡政府的强势与中国政府的强势有不一样的地方么？

潘维：上海政府一定比成都的强势，北京政府也很强势，温州政府也挺强势，针对拆迁问题也挺凶的。事实上新加坡政府比上海政府要强势多了。但是政府行为简单用强势概括不太准确。

什么地方该强，什么地方该弱，不是一概而论。强势在谁破坏法制我就办了谁；老百姓要房子住，新加坡学共产党把土地收归公有，极其强势地把公租屋就做起来了。但是办一个大型国有企业，新加坡政府没干这事。香港政府也是强势政府，但不干预经济。

中国政府更多的是干预基础设施建设，天然垄断的给排水，做得比较好。比如南水北调要不做，北方人就渴死了。

政府主导型经济能成功，是因为政府质量高

一度辉煌的温州模式，由于遭遇到转型升级等一系列压力，温州已开始了新的探索。

《社会观察》：国内围绕苏南和温州，对经济发展中“大政府、小市场”，还是“小政府、大市场”的争论持续了很多年。一般意义上认为，苏南是大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温州属于小政府自由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您怎么看待这两种模式的争论？

潘维：关于这方面的讨论经历了好几轮了。最早是上世纪80年代西方讨论起来的，当时称东亚模式，就是政府主导型的模式。政府主导也要看是什么样的政府，你到南美洲、非洲能看到很恶劣的政府，那些地方让政府主导，不如私人主导。德国也是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但那是高质量的政府。

我们在重复上世纪80年代的讨论，国进民退，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政府官员在这点上思路是很清楚，基础设施一定要建的，高铁不是因为大家叫所以停建，而是经济形势紧缩。政府官员没有能力参与意识形态讨论，他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我把中国经济体制归纳为两个部类四个支柱：基本生产资料上的所有制，分为国有和私有两个部门，这两大部类在不同领域是相互支撑的，现在不是国进民退，是国进民也进。所以我不能简单说中国经济是政府主导，这样表达不准确。

《社会观察》：来看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最近一次的较量，温州企业实现原始积累之后，纷纷出走，近十年来，在全国乃至全球投资，最后发展到投机盛行，而本地产业空心化，去年一度导致信贷危机；而江苏，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排名迅速蹿升至全国第一，苏南的创新转型颇见起色，政府力推苏南落后工业向苏北转移，带来了苏北的工业化和快速发展，在您看来，两种模式出现目前不同局面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潘维：苏南和温州发展模式本来就不一样。温州是山区，很落后的地方，交通不发达，前几年才有铁路，能发展起来就已经是奇迹了。如果我是西方大资本，我肯定不会去温州投资，我肯定投苏南、上海。温州是靠家庭作坊发展起来的，小企业做大生意，一个家庭企业做牙签，可以垄断全球90%的市场。这样的个体经济当然会脆弱一些。

小企业做大生意往往会导致流动资金缺乏，没有一家成规模的银行给它们贷款。因为它们没有像样的设备，也没有核心技术，所以温州地下钱庄就很盛行。地下钱庄，最开始本来服务企业的，但看到30%-40%的回报，就不去做企业了。于是大家都在玩赌博，击鼓传花，传到谁手里断了谁就倒霉，就形成了跟美国一样的金融大泡沫。

新苏南模式是乡镇企业转制之后形成的，但保留了乡镇企业的影子，基层政权依然有很大势力。他们建园区，吸引大量外资。外资为什么愿意来，是因为他们办事规矩，说话算数，所以苏南在引进外资方面做得很不错。

苏南上海浙北这块地方，本来就先进，明清以来就是全中国最富裕的地方，也是全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地方。全国这里出的人才最多，官员、学界名流比比皆是。我们不能否认历史的延续，这就是底蕴吧。

《社会观察》：地方政府放任私人资本发展，没有积极介入，做好引导和监管，是不是应该对温州目前的现状负责？

潘维：我要是当地政府官员我也管不了。地下金融就是这么起来的，是一家一户私下里搞的，没有社区，这里基层政权是很弱的，都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不像苏南，管村长管乡长就可以。温州监管对象太散了，政府也更容易腐败。

温州基层政权软弱无力，“文革”的时候他们就分田分地了，全国独一份，只有温州这样，全国人民饿死了也要跟集体走，他们的集体压根没组织起来过，百姓都是走家串户的小商贩，不是农民，这是它的特点。这个特点，导致家族势力比基层政权更强大。

苏南模式更有学习价值

《社会观察》：温州模式在上世纪80年代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肯定之后，一直被称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典范，政府不干预，市场说了算，这种模式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政治经济的未来走向？

潘维：如果你了解欧美，会发现不是这样的，都是大企业，大家在一个框架下集体入股来做企业，只有个别比如意大利，政府负责创造一个很好的法制环境，家庭作坊式的企业发展模式很盛行。

温州靠一个个个体家庭式作坊，可以做到闯荡世界的商品。但是这样的模式肯定很难做大，但不能忽视它的灵活性。

中国是个多元化的大国，如果你去北方去看，十多万人一个工厂，温州人会瞧不起，觉得企业一点不精细，太粗放，但是这些企业能生产军用大飞机，能做航空母舰，你很难理解那种俄国式的大型企业。中国可以没有纽扣，但是不能没有航空母舰、工业母机、大机械这些东西。温州企业跟这些规模化的企业一比就是小巫见大巫。

温州的状况是历史形成的。他们风险意识非常强，赌博意识非常强，自己做亏了，也不抗议也不游行，愿赌服输。我们不用去意识形态化看待温州和苏南，用平常心来看，温州也很伟大，作为一个山区地带，这种方式能让人民很富裕，潮汕等地区也有往外闯荡的民风，但是他们就不行。

但是大家集资起来办企业更先进一些，按规矩办，腐败也少，社区团结起来，要玩玩大的，跟生产纽扣打火机赚钱不是一回事。

《社会观察》：近十年新苏南发展转型做得蛮有起色，在你看来，苏南发展模式的生命力在什么地方？

潘维：先进的技术迅速搞到手，有能力有实力，招商引资。基础设施也有，民风也好，也不拖欠农民工资。有些做法江苏特别是苏南很有前瞻性。比如很多地方是卖地，而苏南，可以零地价吸引投资，这是要担很大风险的，但是现在来看，他们很有魄力。只有苏南这个地方能够付得起这些成本，因为他们的原始资本积累已经完成了。先进的会更先进，这是马太效应。

我觉得地方的发展应该是因地制宜，百花齐放的。先进的模式更有学习价值和放射价值，转移出来的技术和设备，用于内地的建设，苏南就是属于那种转型适应性很强的地方。

中国没那么多桎梏，什么都可以试

《社会观察》：温州市委书记最近接受媒体专访时谈及温州的症结，他说：“温州这些年经济发展缓慢，转型升级步履艰难，其直接原因是投入不足，投入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发展环境不佳，发展环境不佳的主要原因是制度创新不足。因此，改善温州的经济社会生态，需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更要发挥政府在公共领域的‘有为’作用。”温州政府似乎是在反思原来的“无为”思路？

潘维：温州会带着它的特点活下去，不能因为温州一时的成功就说是方向，也不能因为一时失败就说没希望了。

中国是个大国，大国就是有这个优势，温州在本地不成功，但是在全国很成功，从全国全世界人民手上赚了钱，回来建设他们家园。基础设施建好之后，温州还要往前发展。

不要为温州担心，温州的天塌不下来。抽烟的没了，不能生产打火机，还可以生产牙签，生产笔。温州是存在产业升级乏力的问题，但全国多数地区恐怕都不一定需要工业，遑论产业升级。

中国是巨大的，所以中国能够包容这么多不同模式。中国共产党就是有很多地方政府官员，他们因地因时制宜，激烈竞争，所以才会有不断的政府创新。

《社会观察》：美国金融危机之后，舆论都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美国似乎也在强调政府为了刺激经济、解决就业等问题，要对市场、企业逐利行为实施干预？

潘维：美国的问题，因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将一个小小岛国的语言，扩散成了全球语言，早期的成功使他们形成了自由导致繁荣的基本信念。尽管他们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但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能永远成功，有兴就有衰，过度的成功，就很难避免失败，很难创新，走出自己的思维模式，这就是模式的路径依赖。

英美超不出自己的思维模式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们是世界上差异性最大的国家，意识形态对我们国家的影响没有那么大。我们相对比较开放，没有那么多桎梏，什么都可以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