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学者：世界经济危机已进入第二阶段

       法国经济学家热拉尔•杜梅尼尔写了几本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书和相关的论文。2011年他和多米尼克•莱维合作出版了《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一书（哈佛大学2011年出版）。杜梅尼尔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为坎普大学哲学和人文科学学院政治学的研究生做了一个关于危机的报告，接受了该学院政治学家阿曼多•波伊托的采访。
    阿曼多•波伊托：很久以来您一直在研究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根据您的分析，现阶段的资本主义的特点应当是怎样的？
    热拉尔•杜梅尼尔：在上个世纪70和80年代的过渡期以后，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进入的一个新阶段。我和莱维都说，这是一个“新的社会秩序”。我们用这种表达确定了社会阶级之间、统治与承诺之间相对权力新的形成。这样，新自由主义的特性是为了加强资本家阶级的权力，与经理（干部）阶层结盟，特别是与社会的高官和金融部门的高管结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数十年过渡期中，在多数国家资本家阶级看到他们的权力和收入下降了。我们可以简单地说，在那个时期存在一个“社会民主党”的秩序。1929年危机造成的形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力量促成建立了那种新的社会秩序，它相对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改善民众阶层（工人和附属的职员）的生活条件。显然，用“社会民主党”这个词来为那种新的社会秩序定性显然对欧洲比对美国更好一些。
    随着新的新自由主义社的新会秩序的建立，资本主义的运作受到激进的改变：在劳动条件、购买力、社会保险等方面，一种新的纪律被强加给劳动者，除了解除调控（主要是对金融部门的调控），还开放贸易边界，资本在国际范围内自由流动（在国外自由投资）。最后这两个因素将世界上所有的劳动者置于一种互相竞争的状态，而不论在不同的国家工资水平如何。
    在国际关系方面，战后的头几十年仍然保持旧的“社会民主党的”秩序，标志是中心国家的帝国主义行径：在经济领域，对原料的价格和资本的输出施加压力; 在政治领域内，是腐败、颠覆和战争。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到来，帝国主义的行为方式更新了。很难用强度一词来评判和进行比较。从经济上说，90年代在外国直接投资的爆炸使为中心国家的资本家阶级从外围国家赚取的利润成倍增加。事实上，外围国家愿意接受这些投资丝毫没有改变这种行为的帝国主义性质，人们知道所有劳动者“宁愿”受剥削而不愿失业。
    90年代中期，我们用阶级的词汇解释新自由主义，人们对此兴趣不大。之后，社会不平等的爆炸使这种解释明显地具有力量。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特点是更多地参考阶级，而不是社会团体。这个阶级特性在所有新自由主义的实践中都有表现，包括左翼的凯恩斯主义者的表现。但是，对这种解释的某些否定继续保持; 许多人不接受我们所归纳的在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秩序中经理（干部）阶层的重要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继续拒绝在现代资本主义资本家阶级和经理阶层共同确保对生产资资料的控制，经理阶层是上层阶级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当考虑到经理的上层高管在新自由主义时期的收入比资本家的收入增加更多的时候，这种拒绝就更加使人茫然。
    阿曼多•波伊托：某些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国家财政危机引起的不可避免的一种调整，另外的学者认为，这也是全球化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热拉尔•杜梅尼尔：用“财政危机”来解释新自由主义，和经常用通货膨胀来解释新自由主义，这是右派的做法; 是为资本主义的利益辩护。这种解释对领导战后社会秩序的政治集团的不牢固进行投机。这些政治集团没有能力应对上世纪70年代的危机，那时我们已经进入了新自由主义。将新自由主义说成是全球化的后果也是同样情况。这种论据颠倒了偶然性。新自由主义所做的是指导全球化（一种很早的倾向）走向新的方向，加快它的进程，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开辟道路。世界选择的运动为了另一个团结的全球化而斗争，这种全球化不是建立在使少数人受益的剥削的基础上。
    阿曼多•波伊托：您刚与同事多米尼克•莱维共同出版了一本关于当前经济危机的书。根据您的分析，这场危机的性质是什么？
    热拉尔•杜梅尼克：现在的危机是四大危机之一—结构性的危机—资本主义从19世纪末经历了1890年代的危机，1929年的危机，1970年代的危机和从2007/2008年开始的现在的危机。这些危机的混乱局面经历了近十年的时间（至少是前三次危机）。这些危机的周期是近40年，由我在前面提到的社会秩序分开。第一次危机和第三次危机（1890年和1970年的危机）是利润率继续下降的时期，可以将其命名为“收益性的危机”。另外两次危机（1929年的危机和现在的危机），我们可以命名为“金融霸权的危机”。是上层阶级追求增加他们的收入和权力的所作所为而发生的大爆炸。新自由主义的中心措施还在这里起作用：解除金融调控和全球化。第一个方面是明显的，但是全球化也是如此，这是当前危机的一个关键因素。
    利润率的下降和资本家阶级的行为失去控制的爆炸，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是对重大危机两大类型的解释。第一个类型是众所周知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维护了资本主义技术变革的必要性的论点，不进行成本很昂贵的投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困难，马克思将其说成是“资本的有机构成的增加”。
    请注意，马克思清楚地批驳了利润率的下降是因为竞争的增加的说法（第二个对危机的重要解释马克思在1840年代的著作中已经有所叙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将资本家阶级说成是巫师的徒弟，他们发展了关于形式和危险程度的资本主义的机制，最后失去了对他们的行为后果的控制。当前危机的金融方面直接减弱了对“虚构的资本”的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里做了很长的论述，《共产党宣言》本身对此已有某种方式的论述。非常奇怪的是，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只接受对收益性垮台的重大危机的解释，排除其他任何解释。
    但是，现在的危机不是一场简单的金融危机。是不可持续的一种社会秩序的危机，是新自由主义的危机。在体制的中心，这场危机应当在某一天以任何方式发生，但是2007/2008年它在美国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发生了。两种类型的机制相汇合。一方面，我们看到在所有新自由主义的国家由于金融化和（显然是金融的）全球化造成的脆弱性，其原因是上层阶级没有控制地追求日益增加的收益，并因否定调控而得到加强。特别是美国的中央银行失去了对利率的控制，没有能力驾驭宏观经济政策，这是金融全球化的后果。另一方面，危机是美国经济进程的结果，一种积累不平衡的进程的结果，美国可以维持它的国际霸权，这与欧洲相反，从整体上考虑美国不承认这种不平衡。
    从1980年起美国在本土资本积累的速度下降，同时在国外的直接投资增加。对此还应当加上日益增加的对外贸易的赤字，消费大幅度增加（指获利更多的阶层的消费），同样家庭的债务增加。对外贸易的赤字鼓励美元流向世界的其他地区，那里唯一使用美元购买美国的债券，致使外国的代理人向美国经济提供资金。
    从经济的理由来说，这种外债的增长应当由国内的债务补偿，由家庭的债务和国家的债务补偿，以便支持在本国土地上的活动。家庭的债务通过信贷政策和解除调控得到鼓励。政府的债务可能已经替代了家庭的债务，但是在危机以前这与新自由主义的做法是相抵触的。家庭的债权人（银行和其他人）没有保留他们创造的信贷，而是以证券（债券）的形式再次出售，其中大约一半被世界上其他国家购买。
    从2006年初，对家庭的贷款高于他们的偿债能力，违约的情况成倍增加。在美国和在世界上，这些信贷的贬值使脆弱的金融大厦不稳定，美国的中央银行在解除调控和对其有利的全球化环境中没有条件实现平衡。这是引发危机的因素，但不是造成危机的根本因素，是金融的因素（新自由主义在这个领域的疯狂）和现实的因素（全球化，美国的超级消费和它的对外贸易的赤字）相结合的结果。
    阿曼多•波伊托：您在巴西的报告会上提到经济危机已经进入第二个阶段。危机是如何发展的？
    热拉尔•杜梅尼尔：世界已经进入危机的第二个阶段。其原因容易理解。危机的第一个阶段2008年秋天达到顶点，当时美国大型金融机构垮台了，衰退开始，危机蔓延到世界其他地区。1929年危机的教训被深刻记住了。各国中央银行大规模地介入以便支持金融机构（因为害怕重复1932年的银行危机），美国的预算赤字达到空前的水平。但是这种凯恩斯主义鼓励需求的措施只能够实现经济活动的暂时可持续。中心国家的政府还没有意识到危机的结构性特点。它们的行动如同仅仅是在金融危机时采取的，认为金融危机已经克服; 与此同时，凯恩斯主义的措施只有助于赢得时间。在中心国家没有采取任何严肃的反新自由主义的措施。几乎只是寻求加强对民众阶层剥削的政策。
    在美国奥巴马政府制定了一项法律（多德-弗兰克法）用于规范金融界的实践，但是共和党人完全封锁这项法律的实施。在其他领域，如企业的管理、出口、对外贸易赤字等没做任何事情。在欧洲，危机没有被认定为新自由主义的危机。在德国被说成是新自由主义道路的偿付能力的证明。将危机归罪于某些国家管理无能的，主要是希腊和葡萄牙。
    在所有的国家右派采取攻势。它们抓住预算赤字和公共债务的巨额规模两个问题不放。装成没有看到紧缩除了代表着将债务的负担转移给民众阶层之外，只能引起新的经济活动萎缩的复发。这是危机的第二个阶段，但不是最后的阶段。对新的衰退复发需要采取新的政策。与欧洲相反，美国由中央银行大规模地直接资助公共债务。尽管是右派的政策，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我们很难看到欧洲如何能够摆脱这种情况。
    阿曼多•波伊托：众所周知，至少到现在经济危机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到美国和欧洲。相反，在90年代经济危机对外围国家影响更强烈。为什么有这种差别？现在的危机在全球的不同地区如何表现？
    热拉尔•杜梅尼尔：到90年代后半期新自由主义在世界上造成的灾难主要是在拉丁美洲和亚洲。如今拉丁美洲的增长率仍然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头几十年的水平，尽管实际工资广泛下降，在拉美地区的某些国家从70年代的危机以来实际工资下降了一半。在90年代和2001年阿根廷推行新自由主义引起严重的危机，阿根廷的危机是标志性的例子。
    现在世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向新自由主义的过渡在中心国家造成上层阶级的利益与作为经济领土的国家的利益之间的“分离”。美国的情况引人注目。人们说，这个国家的大企业在本土的投资越来越少，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的投资越来越多。全球化带来一种工业生产向外围地区的转移：亚洲、拉丁美洲和甚至非洲撒哈拉以南的某些国家。
    阿曼多•波伊托：欧盟两个大国（法国和德国）建议的克服危机的政策在重复新自由主义的模式。市场恐吓政府; 萨科齐和默克尔一再要求更多地削减预算。为什么他们坚持在许多观察家看来是一种引起危机的政策？实施这些政策可能产生什么后果？
    热拉尔•杜梅尼尔：我绝不认为缺乏严格的预算是危机的原因之一。这是一种天真的凯恩斯主义的信念的表达，它是那么天真，如同相信这些政策能够有助于摆脱危机，而不必注意到需要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变革。在这种情况下，甚至相信寻求消除赤字的政策不会阻止一次新的生产下降。
    阿曼多•波伊托：许多分析人士强调，不论是右翼的或左翼的政党，应对危机的建议没有太多的差别。此外，在一些欧洲国家，如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因为经济危机右派在选举中得到支持。社会运动可以建设一种权力的更替吗？为了应对现在的危机，一项民众的方案可能是什么？
    热拉尔•杜梅尼尔：我们还没有谈到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方面。资本家阶级和经理（干部）阶级之间的社会阶层顶端的联盟通过各种机制做到让民众阶级脱离政治。我想说的是，让他们离开了政党和压力团体的博弈。对民众阶级来说，只有进行在街头的抗争。
    需要使处在经理（干部）阶层--知识分子和职业政治家--的“外围”的社会团体走上舞台。在二次大战后的社会，这些团体中相对重要的部分支持与民众阶级的联盟（他们不属于这些阶级）。在世界工人运动停滞的情况下，资本家阶级做到依靠新自由主义与经理阶级建立联盟，主要利用报酬的资金逐步引导那些外围的团体（对这种现象大学提供了说明性的事例）取得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成果。由一个与民众阶级结盟促成的社会团体的比例大幅度下降了，只留下某些“啟发者”的团体，我本人就属于这类团体。
    经理的团体没有经历民众阶级的痛苦，在政治领域已经不存在任何大的左派政党。在法国我们知道社会党变成什么，完全被“全球化”战胜了，“全球化”这个词的使用是为了掩盖新自由主义。类似的情况还有美国的民主党人。
    政治生活缩小为在两个并不相等的政党之间进行选择，但是自称左派的党不能提出一项选择，更不用说他们实行这种选择的能力。选票减少在法国称之为“选票惩罚”。比如在西班牙右派代替了左派，因为危机期间左派掌权; 右派显然没有权力，没有处理危机的任何高超能力。
    阿曼多•波伊托；很多观察家提出了欧元灭亡的可能性。您认为这可能发生吗？根据您的分析，当前的危机最大可能的结果是什么？
    热拉尔•杜梅尼尔：某些国家可能离开欧元区。这并不解决它们的债务问题，在新的替代欧元的货币贬值之后，债务将变得无力支付。问题是废除债务或是由中央银行吸纳。债务危机现在影响到欧洲的中心国家，这些国家需要意识到它的广泛性和问题的真实性质。
    这使我们想到我们所说的“危机的第三阶段”。面对新的衰退将采取什么政策呢？在意大利危机如何消化？然后在法国危机如何消化？德国如何回答“市场”（国际金融机构）的压力？我们知道的一件事情是：这些债务不应当支付， 它所要求的是在银行之外进行转移，或是对管理债务进行强力干预。
    现在，重要的是欧洲最有实力的国家的政府主要是德国政府加强欧洲一体化（而不是消灭欧元区）的意愿，反对某些国家“非全球化”的意愿。这种辩论掩盖了中心问题：哪个欧洲？一个上层阶级的欧洲或是左派新的承诺的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