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改革开放为界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学无疑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个发展的集中表现，就在于对待统政治经济学迷信的突破。然而，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往往在于：旧的迷信崩溃了，新的迷信却产生了。改革开放20年来，西方经济学在我国逐渐取得了一统天下的“话语霸权”，以至于斯密、哈耶克、弗里德曼、科斯们的“话语”几近于“圣经”。于是，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再次显示了它的无情：人们在嘲笑旧的迷信的同时，一种新的迷信似乎正在偶然生成和建立。举其大要，我以为当今我国主流经济学存在着三大迷信：(1)判断角度的“GDP迷信”;(2)分析起点的“经济人迷信”;(3)方法论的“数学迷信”。迷信的产生和消亡固然有其客观的原因和条件(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可谓其经典)，笔者既不打算在此专门探讨上述迷信产生的原因，也不指望这些迷信会很快消失;但是，如果上述三大迷信并非笔者的杜撰，那么已然横扫天下的主流经济学就没有理由过于自负。因为这种“自负”迟早会成为辩证法的注脚，如同被它曾经嘲笑过的传统政治经济学“致命的自负”一样，最终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一、判阶角度的“GDP迷信”：
对于当前中国形势的判断，人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一种说法：“有钱的人越来越多，到处都是莺歌燕舞”。我注意到，这不仅是许多人观察中国社会经济形势的基本视角，而且也是经济学界的主流看法。从直观的层面来着，这一判断似乎符合人们的经验感受：(1)GDP以较快的速度持续增长，这意味着物质财富和货币财富的增长;(2)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经济在表面上的变化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和改造，二是房地产业的勃兴。这两方面的变化给人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至于有人说“中国成了一个大工地”。如果我们的观察视角内此而来，得出“莺歌燕舞”的乐观结论也就不奇怪了。
然为这个判断并非无懈可击。当前我国GDP的增速以及财富的增速的确居于世
界前例，但是，这个增速仅仅表明“钱”越来越多，而并不等于“有钱的人越来越多”。“钱越来越多”与“有钱的人越来越多”不是一回事。这不仅是一个理论分歧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随着GDP的较快憎长，物质和货币财富当然在增长，民众的生活水平也普遍得到了提高，但是，面对悄然增长的城市和农村的贫困群体以及快速攀升的全局系数，做出“有钱的人越来越多”的判断又怎么能令人心悦诚服。对于“到处莺歌燕舞”的乐观、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谁的莺歌燕舞”?那么，窃以为“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了”的判断，恐怕才更接近实际。
“大工地”效应的观察视角是表层的、肤浅的。在日趋复杂的现代社会，判断经济和社会形势不能仅看表面的繁荣和热闹，不能仅看总量的增长，更为重要的是还必须看结构的变化和协调。这个结构大而言之，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以及文化结构(其中经济结构是基础结构。就经济结构来看，至少包括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分配结构等等)。尽管社会结构包罗万象，但其核心可以归结为“利益结构”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的变化不过是“利益结构”的表现和展开。主流经济学也关注结构问题，但他们的兴奋点多半集中在“加快国退民进”、“大力发展私有经济”、“提升市场化程度”等等问题上，至于关涉广大民众基本利益的就业、教育、医疗、分配等结构变化是否失衡，他们并不关心。从价值取向来看，这种漠不关心并不让我感到奇怪(屁股决定脑袋);从市场化的趋势来看，这种漠不关心也并不出人预料(因为有些失衡本身就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然而从社会的协调发展来看，这种漠不关心却是不可原谅的。一个社会的“结构变化”如果导致了利益结构失衡且长期得不到校正，那么“总量增长”必然是一场灾难(我国自90年代后期以来所出现的“过剩经济”已经向我们发出了警告)。因为“总量增长”只能使不协调的“结构变化”愈演愈烈，直至这种自我强化的结构扭曲最终导致总量的崩溃。
那么，当前我国社会的“结构变化”协调吗?从以下众所周知的严峻问题来看，我对此深表怀疑。就业：城乡真实失业率已大大超过两位数;教育：义务教育形同虚设;医疗：普通百姓越来越看不起病;社保：所需资金捉襟见肘;分配：贫富悬殊越拉越大;吏治：腐败问题;生态：土地沙化，水土流失，河水断流。正如胡鞍钢等人所警告的那样：“当前中国社会形势极其严峻，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其突出表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世界上最显著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及其最大的经济损失;世界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即使胡鞍钢等人所警告的“六个最”不是“结构问题”的全部，也足以说明我国当前社会“结构变化”的不协调已经相当严重了。我国当前社会结构的种种恶化集中到一点，就是利益结构的严重失衡。它一方面表明我国当前的利益分化已经失控;另一方面表明我国当前的“生态环境”和“人态环境”(人际关系)均已严重恶化。遗憾的是，由于被GDP的增长遮蔽了视野，因而在主流经济学看来，上述问题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至多也不过是“发展中的问题”，既然是发展中的问题，就应当在发展中加以解决。于是乎，“在发展中解决问题”成了人们应对一切问题的不二法门。
“在发展中解决问题”，这话很有说服力，理论上也100%的正确。但不幸的是，在现实中它却往往异化成了“在发展中掩盖问题”。坦率地说，我也曾力图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问题”，但是当有不少问题在“发展”的过程中愈演愈烈时，我不得不对其“100%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问题当然需要在发展中解决，也只有发展才能提供解决问题的条件，然而发展并不能自动解决问题，发展只是为解决问题提供了可能性，要招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还必须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和正确思路。如果缺乏解决问题的诚意或者解决问题的思路本身就是错的，那么在发展中制造的问题恐怕比它解决的问题还要多(改革开放20年来，这方面的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为什么在经济连续20多年高速增长，科技也取得了长足发展，人均收入大幅上升的背景下，我国社会结构的失衡却未见收敛反而呈发散之势?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并不只是意味着GDP的增长。窃以为在主流经济学的误导下，我国改革的总体思路存在着对GDP的过分迷恋，这种迷恋不仅把“发展”锁定在GDP的增长上，而且把GDP增长变成了“GDP迷信”。于是乎，GDP增长等于“政治正确”，“悠悠万事，增长为大”，已然成了不容有任何怀疑的“真理”(比如：只有GDP增长才能解决就业，收入悬殊的消长只能遵从库滋涅茨定理的宿命论，等等)。其实，GDP增长并不总是“为大”(比如，在GDP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我国的就业弹性却在不断下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人均GDP已远远超过1500美元，可是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5。可悲的是，一种东西一旦成了迷信，就必然自我膨胀、自我强化、最终走向荒谬。如果我国社会利益结构的失衡与“GDP迷信”不无关系的话，那么我们又怎么能指望靠这种“迷信”来校正失衡的利益结构呢?窃以为，我国社会利益结构的失衡之所以愈演愈烈且迟迟得不到校正，问题正在于此。
公允地讲，对于GDP增长的局限性(即：增长并不能代替发展)，即使是主流经济学也不能全然否认。但主流经济学始终坚信“市场能够搞定一切”(专业说法是“市场能够自动出清”)，而市场之所以还没能“搞定一切”，是因为市场化的改革还“不彻底”，还“不到位”。在他们看来，我国当前出现的种种社会阿题、其根源还是在于计划体制的残余影响，因此，要在“深化改革中解决问题”。只要我们深化改革，彻底推进市场化、融入全球化，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社会经济体制完全“接轨”，一切问题均会迎刃而解。
在制度和体制尚不健全的背景下，“深化改革”肯定是必要的，改革的任务也是繁重的。然而，我国推行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已有20多年，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也已有20年。虽然市场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需要有一个过程，“死的仍在拖住活的”也是事实，但把一切问题归咎于计划体制的残余影响，我认为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旧体制的“残余”问题;而主要是市场化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只有放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才能给予客观的解释。比如国企改革中的“穷庙富方丈”，市场交换中的诚信危机、假冒伪劣，收入分配中的贫富悬殊，日常生活中的黄赌毒泛滥等等，这些问题难道都是计划经济的残余?“深化改革”当然必要，但要改革的不仅是计划体制的“残余”，而且还有市场经济自身的“缺陷”。“残余论”的滥用知今成了某些人力图遮蔽市场自身缺陷的借口，正在妨碍人们对问题的真相作出客观的诊断。如果我们要改革的对象仅仅只是计划体制的“残余”，我们又怎么可能去正视市场经济自身的问题呢?
由此看来“GDP迷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为固执的迷信：市场经济迷信，GDP迷信不过是市场经济迷信的一种表明形态罢了。我国主流经济学之所以越来越缺乏“问题意识”和“人文关怀”(大多数经济学人已不再关注现实中的利益结构、利益关系和利益失衡问题，用日益复杂的数学模型来分析并不复杂的微观琐事已经成为一种尚)，与市场经济迷信不无关系，甚至可以说是市场经济迷信的必然产物。
二、分析起点的“经济人迷信”
当代主流经济学认为，人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是理性的。这就是著名的“经济人”假设，这个假设是主流经济学的一切理论推导和政策选择的基础和分析起点。虽然长期以来，“经济人”假设遭到了不少质疑和反诘，主流经济学也对其做了修补和完善(如“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但“经济人”的内核——“利己”是永恒不变的人性，却从未被主流经济学怀疑过。毫无疑问，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是建立在人性“利己”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利己”的人性，市场经济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问题在于，如果“利己”是永恒不变的人性，那么作为一处制度选择，市场经济也就永垂不朽了。老实说，我从不相信有“永恒不变的”制度选择。尽管“经济人”假设与市场经济中的人性十分吻合，尽管市场经济是我们今天的正确选择，但把“利己”视为永恒不变的人性，我认为仍大可一议。
人性是什么?在马克思看来，人性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按这个定义，人性显然是一个历史范畴。这可能是惟一的例外，因为从古至今的“人性论”几乎都把人性视为永恒不变的“欲望”(比如：孔子的“食色性也”，边沁的“趋乐避苦”、西方经济学的“效用最大化”等等)。正如西方有个哲人所说：“人性是一团欲望。欲望满足了则无聊，欲望没满足则痛苦。人生就在这两极之间来回折腾”。
如果人性就是“欲”，就是食欲和性欲，除了人类灭亡，它当然是永恒不变的。人也是动物(高级动物)，当然具有这种动物的本性(本能)。但人毕竟是“社会动物”，除了这种动物本性之外，人还具有“社会性”或“人性”。正是这种“社会性”，把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所谓人性，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人性可能永远都包含有动物的本能，但是，社会越发展，文明程度越高，人性与动物本能就越不在一个层面上。我以为，社会科学所谓的“人性”，不应当是动物本能，而应当是人性与动物本能的本质区别，把握这种区别，才应当是社会科学所谓“人性”的真实内涵。这种区别就是：动物仅仅是“活着”(动物的本能)，而人却不断地改变和提升“活法”(人性)。正是由于“活法”的不同，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并构成了人性的真实内涵。
其实，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关注的不应是人要不要、想不想“活着”，而是人“怎么活着”以及人“应当怎么活着”。我以为，只有从这个层面上考察人性，社会科学才有存在的意义。随着人类社会从采集渔猎社会到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或许还有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或许还有未来的产品经济)，从无阶级社会到阶级社会(或许还有未来的无产阶级)，人类的“活法”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伴随着人类“活法”的改变和提升，我们能说人性没有变化吗?
有人说，变来变去，人的“利己”和“自私”不是没有改变吗?正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似乎见证了人类“自私”、“利己”的永恒。在主流经济看来，永恒的“利己”之所以主宰了人性，就在于它有一个“科学”的依据：“生存”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出发点，离开了“生存”，人类的任何行为都无从谈起。你要“生存”(在资源有限的约束下)，不“自私自利”能行吗?
但是在我看来，“自私”只是人类“生存”的手段，而不是人类“生存”的目的。不能将“自私”等同于“生存”，手段与目的不能混为一谈。用人类“生存”欲望的永恒性来证明“自私”的永恒性，是混淆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
“自私自利”无疑是人类实现生存和发展的最有力的手段，问题在于，它是否是惟一的手段?人是社会动物，为了生存和发展，除了自私自利地“争斗”之外，还必须有互惠互利的“合作”，也就是说，“合作”同样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手段之一。而任何“合作”行为都必须包含(程度不同的)“利他”的因素。因此，“自私”(争斗)与“利他”(合作)都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手段之一，二者的共生关系是人类在生存手段上的辩证法。尽管二者所占权重如何，值得进一步讨论，但纯粹的“自私”在人类社会并不存在。虽然“争斗”(自私)在人类文明史上经久不衰，且一直居于统治地位，但“合作”(利他)的因素必将随着文明的演进日益凸显其重要意义(如NGO、绿色和平组织、义工组织等的兴起和发展)。
用可持续发展的标准来衡量，“经济人”的内涵是多么的狭隘和愚蠢。今天我们已经可以看得清楚，种种出于“利己”打算的所谓理性选择不仅给人类的进一步发展套上了沉重的枷锁，而且已经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了严重的威胁。把人性永恒地锁定在自私自利的宿命论中，且不说在理论上能否成立，至少在经验上也不能不让人怀疑。倘若今天已经成熟的工业社会正在用事实动摇人性“永恒自私”的根基，那么不断进化的文明会不会最终颠覆人性“永恒自私”的根基呢?因此，把市场经济的人性看作是人类社会的人性，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而不是进化的观点、历史的观点。
人性“永恒自私”说之所以能成为一种话语霸权，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在于以下的看法已经深入人心：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利他者只有逐渐被淘汰出局，利己者却能够生存下来。如果人性真是堕落到了如此地步，我看即便是上帝恐怕也拯救不了人类的灵魂。但是，这不是事实，至少不完全是事实。正如破坏生态环境将导致人类自身灭亡一样，人际关系的恶化也会导致社会的崩溃和解体。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如果“利他者”只有死路一条的话，那么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也最终无法生存下来。
即使“自私自利”构成了市场经济下人性的真实内核，把“自私自利”当作永恒的人性，也是不能成立的。如果市场经济能够成为人类历史的“终结者”，我自然无话可说;否则，我就有充分的理由对“永恒自私”的人性表示怀疑。
三、方法论的“数学迷信”
对大多数人而言，“经济学不是数学”不过是一句废话，因为二者的研究对象完全不同：前者研究的是人，后者研究的是数。众所周知，一门学科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学科，就在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因此，说“经济学不是数学”，最多也不过是一句“正确的废话”。然而，人类的历史常常就是在不断重复废话的历史。对我来讲，在当代经济学越来越数学化的今天，“经济学不是数学”似乎又成了一个疑问。面对这个疑问，我不得不重复“经济学不是数学”这句废话。作为一名经济学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哀。
必须承认，经济学与数学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纠葛。在经济学中，人被定义为“理性的动物”(rational animal, 或rational being)，即“经济人”。据海德格尔考证，ratio(拉丁文：理性)原本只是古罗马商业用语中的一个词汇，其意思是“算计”。因此，说人是“理性的动物”无非也就是说人是“算计的动物”，所谓“理论”云云，不过是“斤斤计较”的代名词。正是由于理性(经济学)与算计(数学)之间的这种先验性关联，决定了数学向经济学的入侵和渗透。
公允地讲，经济学的数学化既是经济学发展之必然，也是经济学分析工具的一大进步。然而不幸的是，这种不加限制的“数学化”正在成为一种迷信并由此阉割了经济学的本质：理性的内涵被锁定在小商小贩的狭隘范围之内，人类丰富多彩的思想也就固化成了单调呆板的讨价还价。在计算性思维的暴政下，数学模型的高深与否成了经济学水平的衡量标准(在今天经济学的入口处，“不晓高等数学者不得入内”已然成为一条禁令)。当然，数学模型的高深与否本身并不是什么过错，但问题在于，一旦数学模型成为经济学水平的衡量标准，经济学就必然在两个层面被庸俗化：(1)复杂的表现形式掩盖了内容和本质的贫乏，原本简单的事情被复杂化了(须知：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是本事，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是没事找事);在形式重于内容的压力下，经济学者对表现形式的追求越来越乐此不疲，经济学研究越来越像“做秀”。(2)在数学模型的宰制下，经济学者成为“集体无意识”的“计算机”;数学模型以其至高无上的裁判身份，放逐并掏空了经济学中本已十分淡薄的人文精神，它诱使经济学者逃避思想，并在总体上陷入一种“无思”的状态。
2000年7月，法国一批经济学学生和教授发起了一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post-autistic economics)。运动的矛头直指脱离现实的且日益数学形式化的新古典经济学，他们强烈呼吁改革以下的流行状态：(1)没有控制地使用数学，数学成为自身的目的而不是工具;(2)经济学成为虚构的世界，理论与现实已经脱节;(3)新古典经济学在教学中霸权主义，排斥或禁止批判性的思考。这场运动不仅在法国，而且在英国、美国等许多西方国家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贾根良，2003)。我认为，这场针对当代主流经济学以及“数学原教旨主义”的反叛，很值得我国经济学界深思。反观中国的经济学界，情况恐怕不仅好不到哪去，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客气地说，在“数学化”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学界有两类伪学者越来越多：一类是明知自己做的是伪学问，但仍要做，自欺欺人;另一类是不知自己做的是伪学问，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却自得其乐。两类均属伪学者，不过，前者近于“无耻”;后者近于“愚昧”。
其实数学只是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之一，经济学的根本方法并不是数学，而是唯物辩证法。尽管当代经济学的方法日趋丰富多样，但是，只要我们承认“存在决定意识”，承认“任何事物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动之中”(难道不正是这样的吗)，那么唯物辩证法就是把握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根本方法(如果我们还承认客观规律的话)。如果数学不能取代唯物辩证法，经济学越来越数学化的发展趋势就很值得怀疑。有人说，当今的经济学越来越“目光短浅”，经济学的关注对象越来越“鸡零狗碎”，经济学者越来越“匠人化”，我认为与这种过度的发展趋势不无关系。
人们经常引用马克思的话：一门科学，只有当它应用数学时才成为真正的科学(请注意：是“应用”，不是“是”)。“应用”的含义清楚地说明，数学只是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它不是经济学的主人，而是经济学的仆人。远离了人文精神，抛弃了唯物辨证法，经济学就只剩下了一堆数字、图表、模型，经济学就成了一个“见数不见人”的算盘，经济学中的主体——人也就被消解了。一旦数学反客为主成为经济学的主人，这样的经济学就只能毫无生气地龟缩在数学模型构筑的抽象世界中，与真实世界和现实生活渐行渐远，最终会沦为“现象经济学”、“黑板经济学”、“无心经济学”、“做秀经济学”、“无思经济学”。如果这就是经济学“数学化”的结果，那么这样的经济学离其衰败的命运，恐怕也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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