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一些经济学家的讲话或文章只有政治挂帅而没有经济分析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从亚布力论坛到博鳌论坛，一些顶着经济学家头衔的人翻来覆去地讲新自由主义的口号，跟参加会议的国外学者集中讨论具体经济问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针对这种奇特的现象，我的朋友文扬先生写了一篇《伪经济学已成改革阻力》的文章，把这些只会翻来覆去讲口号的经济学家归到西方“伪经济学”的门下，认为这些宣扬“伪经济学”的人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阻力。笔者高度赞同文扬兄把这些人看成是中国改革的阻力。不过，笔者以为，把这些活跃在中国经济论坛上的经济学家跟现代西方经济学混为一谈是不妥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涵盖面很广，流派众多，观点复杂，远非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可以概括。用一个“伪”字来定义现代西方经济学恐怕有些片面。另一方面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一些顶着中国经济学家头衔的人热衷的是政治，而不是任何一种经济理论。这些人对自己推崇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也从来没有真正读懂过。如果把这些人的文章或讲话中各种大而无当的口号和主义抽掉，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内容会剩下。所以笔者意见是，“伪”的不是西方现代经济学，“伪”的是活跃在中国各种经济论坛上的一些热衷于主义和口号的经济学家。笔者主张使用“伪经济学家”而不是“伪经济学”这个概念。
从总体上看，现代西方经济学在二十世纪不仅有重要建树，而且有进步意义。还在大萧条之前，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就已经看到纯粹的自由资本主义有着严重缺陷，国家必须干预经济才能避免经济困境和减少社会不平等的程度。1936年，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修正了从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自由放任主义，主张政府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来增加需求而促进经济增长。无论今天人们对凯恩斯主义有怎样的批评，但“凯恩斯主义”或类似“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帮助西方各国政府走出了当时的大萧条困境是一个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从经济学的发展看，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一直到从七十年代后期，“凯恩斯主义”或承继了“凯恩斯主义”的新剑桥学派和新古典综合派一直在西方经济学界居于主导地位，成为事实上的“主流经济学”。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雄霸西方经济学课堂几十年即是明证。以哈耶克、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虽然形成和持续的时间很长，但在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并未成为西方经济学界主流。只是到了“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在政坛上崛起的时候才开始风行一时，但也仍未被西方经济学界视为“主流经济学”。在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以来，西方政界和学界的许多人更是对新自由主义进行反思和批评，其中不乏一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著名经济学家。比较而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在中国的影响要比在西方学术界大得多，这主要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已经不是一种学术思想，而是被包装成一个政治图腾。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美国战后经济发展产生了最大影响的保罗·萨缪尔森。萨缪尔森在他的老师阿尔文·汉森“混合经济”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现代国家的经济应该是两个部分组成的“混合经济”：一个是自由市场中的私人经济部门，另一个是国家管理的公共经济部门。一个健康的现代国家经济应该是市场价格机制和国家经济干预的有机结合。萨缪尔森在《中间道路经济学》序言中讲过这样一段话：“可以肯定地说，完全自由的放任主义，不仅会导致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发展到完全不必要的程度，而且会带来不可避免的宏观经济不稳定性——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经济衰退与经济不景气，还有投资性金融泡沫与狂躁的价格暴跌危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他再次指出，“纯粹的资本主义不可能实现自我监管。它始终会造成不平等性的加剧和宏观经济波动的不稳定性。”
保罗·萨缪尔森
萨缪尔森对于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前景非常乐观，认为在几十年后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一是没有疑问的，但前提是中国一定不能走哈耶克、弗里德曼的自由放任道路。2008年萨缪尔森因健康原因不能参加中欧商学院在中国的会议，专门写了一封信建言中国的经济发展。萨缪尔森在信中真诚地讲到：“基于我对微观-宏观理论以及经济史实际情况的了解，我必须建议：中国将来应该以“适度中间路线”经济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中间路线是将深受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弗雷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等自由主义者所钟爱的、不受管制的自由放任体制排除在外的。”从今天中国的现实发展看，萨缪尔森对中国的建言仍然极有价值。
定量化、数学化和模型化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另一个重要特征，而人们对这个特征的评价有很大分歧。笔者以为，西方经济学在定量化和数学化上虽然走得太远、太极端，甚至有些走火入魔。但是，定量化和数学化本身不宜全盘否定。从发展趋势上看，定量化和模型化是整个西方社会科学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去体系化的一个自然结果。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这个特征，只是经济学表现得更为极端一些。
西方学界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对世界的“复杂性”越来越充满敬畏感。世界是复杂的，社会的每一个领域也都是复杂的，人们很难用一种独断的体系来解释整个世界，甚至某个领域。与此同时，自然科学在现代的巨大成功也开始对社会科学产生巨大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相信，一门学科的研究如果不能以类似自然科学的形式表述，就不具有客观普遍性。实证主义哲学和科学哲学的方法逐渐渗透到各门具体的社会科学。基于这种对复杂性的敬畏和实证主义的兴起，西方的学术研究开始从包罗万象的体系构造向局部和片段的定量研究转化，方法也由理论推演走向了实证分析。当然，这种研究在某些领域走到了极端，定量化最后演变为碎片化，并变为一种新的“经院哲学”。对于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现状，中国学术界应该客观冷静地看待，既不能盲目照搬，也不宜完全拒斥。
对于经济学的发展来说，定量化的研究有一个重要的进步意义，这就是让经济学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现实上看，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不可能完全离开政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经济研究的每一个领域都必须政治化，都必须政治立场先行，都必须坚持政治正确。在人类社会的经济领域，有很多具体的经济问题跟政治制度关系并不大，所以，经济学家保持中立的立场有时显得特别重要。萨缪尔森有一个著名说法颇具代表性：“左派和右派的思想家们喜欢用极端对立的方式思考问题，这不是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作风。”二十世纪以后，大多数的西方经济学家在经济研究中都秉承了跟萨缪尔森类似的立场。
当然，如何评价西方现代经济学是一个很大的题目，笔者也没有这个能力在短短一篇文章中阐述清楚。笔者想要说明的是，用“伪经济学”来界定从萨缪尔森以来的整个西方经济学是不妥的，把活跃在中国论坛和网络上的经济学家看成是西方经济学家的一个分支更是不对。实际上，被称为“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这些人跟经济学没有大多关系。这些人是名副其实的“伪经济学家”。笔者提出“伪经济学家”概念的理由如下：
1，“伪经济学家”关心的是“政治正确”而不是经济问题。与西方经济学在二十世纪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的进程相反，“伪经济学家”是把所有的经济问题都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他们在经济问题的研究上从来没有显示出任何能力，但却有强大的能力把国家、政府、改革、主义、普世、体制、民主、自由、市场等一些抽象的概念无机地组合成在一起，然后以经济学家的名义署名。政治是这些人的生命，他们离开了政治话语几乎无法讲话。在西方，现代经济学家的主流是要把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去掉，把传统经济学发展成一种中性的技术经济学，而中国的“伪经济学家”们则是要把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性进一步强化，把传统经济学而变成一种口号政治学。
2，“伪经济学家”几乎不从事任何具体的经济研究，不进行社会调查。在他们的宏大叙事中没有统计数据，没有案例分析，没有理论模型，更谈不上有任何创新。由于“伪经济学家”理论叙事的目的并不是要解决现实的经济问题，而是要描绘某种政治图腾，所以，他们的文章或书籍离经济学很远远，离社会现实也很远。如果不作专门的说明，很难有读者会把他们的书籍或文章当作经济学的读物。
3，“伪经济学家”跟他们最推崇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其实也没有多大关系。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只是“伪经济学家”使用的一个政治图腾，在思想方法上，“伪经济学家”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几乎是背道而驰。新自由主义大都是经验主义者，他们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方法很接近中国人讲的“摸着石头过河”，而中国的“伪经济学家”大都是绝对主义者，相信他们能够给中国未来指出一条绝对正确的道路;新自由主义不相信历史决定论，因为从有限的过去无法推演出确定的未来，中国的“伪经济把学家”基本都是历史决定论者，相信世界各国一定会万流归宗，统一在西方国家的旗下;新自由主义一直不遗余力地批评乌托邦，而“伪经济把学家”则不断地给中国社会描绘未来的乌托邦。
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国的“伪经济学家”跟中国的现实经济发展关系不大，跟经济学理论的关系也不大，把他们称之为“经济学家”确实有些名不副实。但是，为什么这些人还能以经济学家的名义在中国呼风唤雨呢?这个问题要归咎于中国政府，因为正是中国政府给“伪经济学家”提供了体制上的平台，让他们把中国的经济学平台变为一个宣讲政治的舞台。尽管“伪经济学家”不遗余力地批判中国政府和中国体制，但他们实际上是这个体制最大的既得利益者。离开了中国的体制，他们什么都不是。所以，中国的问题不是文扬兄讲的“伪经济学已经成改革阻力”，而应该是“伪经济学家已经成改革阻力”。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改掉这些依附在体制上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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