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2004年8月28日晨
我作为一个业余的中国经济研究的爱好者，有些心里话不吐不快。别不多言，直接切入正题，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直致力于把经济工作的重点放在如何提高资本积累上，如何提高生产力上。由于没有充分重视分配问题，没有充分估计分配给生产和投资所带来的影响，于是现实只好扇了中国经济一个耳光，好让他清醒清醒，中国已经进入过剩经济时代。
首先说一个公式：社会生产要素=资本+劳动(1)，也就是说，社会生产是由资本家和劳动者组成的。好了，有了上面那个公式，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分配公式：社会生产创造的价值=劳动报酬+剩余价值(2)，其中劳动报酬就是工资，为工人所得，剩余价值就是资本的利润，为资本家所得。中国经济为什么会陷入通货紧缩的陷阱中呢?就是因为公式(2)中的劳动报酬与剩余价值之间的比例失衡。即工资与资本家利润之间的比例失衡。这里看一个数据：美国从1930年到2002年，工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维持在平均65%-70%的水平，而我国呢，1978年城乡工资合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5%，其后一直慢慢滑落，到2001年城乡工资合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19%，另外81%完全成为了资本所得。比例失衡到如此程度，难怪居民消费不振，有效需求不足。
让我们仔细看看这种比例失衡的严重性吧。这里简单模拟一个经济循环：首先，资本积累，于是存量资本增加，导致资本在生产要素中所占份额增大，于是社会总工资所占份额下降，于是社会总需求下降，进而导致生产出的产品相对过剩，资本收益率下降，于是资本家减少投资，压缩生产，造成设备闲置，资源浪费，导致更多工人失业，经济全面衰退，滑入谷底。这种情况下，只能等。等待存量资本随着时间因素不断折旧，存量资本将慢慢减少，这个过程就是资本家大量破产的过程，于是导致资本在生产要素中所占份额不断减小，工人总工资所占比重慢慢增大，于是总需求慢慢增长，总投资再慢慢启动，资本利用率慢慢爬升。以上靠资本自身折旧导致的经济复苏时间过程很长。
再看政府的投资活动，其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是短暂的，长期看根本无效。政府加大投资，只能导致资本在生产要素中所占份额不断加大，工人劳动所占份额不断减小，于是在分配领域，资本所得利润更多，工人工资所得更少，更加重了比例失衡。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马克思揭示了资本积累的本质矛盾：资本积累必将带来资本过剩。资本家可以生产出大量的剩余价值，但他无法实现这些剩余价值。说白了，就是产品卖不出去。这完全是由于在分配过程中，资本家凭借资本所占份额的优势，导致价值分配比例严重失衡。这种经济循环，首先伤害的是工人，但随后也将伤害资本家。这是一种破坏性的经济循环。国外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在上个世纪中叶，逐步认识到了这种危害，于是对其进行了改善。
我们的政府需要干些什么?政府需要调配的是资本和劳动这两个要素的分配比例。而不是什么盲目的加大投资。理想中，政府可以考虑的是增加社会福利，例如教育，医疗等等，这等于变相的提高工资，即提高劳动在分配中所占比例，以此来达到投资与消费的均衡。可在实际中，政府一方面搞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简单的摔包袱，另一方面加大资本投资量，这一正一反的做法必将进一步导致分配比例严重失衡，这简直就是南辕北辙的做法。
双面中国——令人困惑的贫富中国
贫富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也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无法逾越的一道鸿沟。其本身并不可怕，只有贫富差距日益加剧，特别是造成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来自体制或政策引起的不公或腐败盛行时，这个问题才会变得复杂并危险。正如邓小平生前所说的：“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了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出现了持续稳定的高速增长。“从1979年到2003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8.4倍;全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年均增长了7%;2003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90美元，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这是温 家宝总理在世界扶贫大会上铿锵的声音。中国城镇居民平均收入从1979年的400元上升到2003年的10000余元，整整增加了25倍;中国农村人均收入从1979的150 元增加到2003年的2800元，也相应提高了近20倍。
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势同样充满了期待。权威的中国社科院发表的国情报告称：2020到203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达到世界第一;2040到205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当时发达国家水平，即“赶上或超过西方”。根据上述报告预测，205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90万亿元，是1990年的50倍。
美国高盛公司的报告更是令人鼓舞，再过30年，中国人均GDP将超过15000美元，进入世界发达国家之列。
这些大胆的预测和乐观的论断非同寻常，为中共十六大提出的20年后全面进入小康社会提供了经济学上的有利佐证。
中国的富裕速度和富裕程度让一些西方观察家瞠目结舌!短短几十年，中国经历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上百年乃至几个世纪才经历的风雨历程，没有哪个国家在过去的半个世纪见证了这么伟大的不可思议的变化!
如果把目光投向北京、上海、广州等繁华的都市或沿海地区，人们会看到一个美仑美奂、日新月异的缤纷世界……到处都是沸腾的建筑工地、拔地而起的高楼、宽阔的马路、富丽堂皇的购物中心。在我国历史的进程中，没有哪一个阶段曾经出现过如此火爆的“奇观”。
在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里，售价6万元每平方米的“贡院6号”就坐落在灰蒙蒙的北京长安大剧院旁边，而豪宅的前面便是简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大楼，进进出出的经济学家望着恢弘的“贡院6号”，心里不知有何感想!同样在北京，“顺峰”、“金悦”等生猛海鲜酒家里，动辄数万元一桌的酒席每天都是高朋满座。
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天价”月饼年年看涨，2004年，不少城市纷纷推出了几十万元一盒的月饼。
在中国周边，目前己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赌博网，每年吞噬着来自中国的数千亿赌资，许多有钱人和有权人常常一掷万金。原沈阳市的常务副市长经常去澳门赌场，有一次竟输了几千万元;而重庆市委宣传部长伙同部下动用公款几个亿吃喝玩乐，在澳门赌场贵宾厅先后输掉1亿多元。
盛况空前的北京国际汽车展，世界顶级赛车迈巴赫被一位27岁的年轻人以92万美元的高价轻松买走。而从山西襄汾县来的几个富豪相互比阔，一下子购买了七八辆奥迪A8，连厂商都大吃一惊。
作为英国王室用车的宾利，2002年进入中国的时候，还只是抱着试探的心理。在他们看来，中国市场是未来市场，进入中国市场是为了抢占先机。但是，中国的富豪们可不这么看，1188万元的宾利在上海展出不到两周，就被订购一空。而888万元的宾利，在北京也被陆续开走。从2002年进入中国以来，宾利卖出了 92辆，而他们最初预计的年销售量仅仅是10辆。
这种奢侈品狂热不仅仅发生在汽车身上，还包括手表、时装、珠宝乃至眼镜。
中国是否已成为世界上新的奢侈品消费国呢?2004年9月18日，在北京饭店的新闻发布会上，历峰集团高级行政主管弗朗格?柯罗尼博士抢先向现场的近300名中外媒体记者抛出这一问题。
财务数据显示，中国奢侈品消费额占历峰集团全球总销售的20%，如果加上中国游客在全球各地的采购总额，中国人对奢侈品的消费量则占去其全球销量的四成。预计到2005年3月，该集团所有钟表在中国的销售将达到750万只，总额约为7.32亿美元。
“我们的高档消费品客户群在中国大约有300万至500万人左右，根据瑞士手表行业联合会的调查，中国已经成为瑞士的第十大出口国，我相信不久这个数字会迅速变成第五、第三，甚至第一。”弗朗格.柯罗尼博士表示。
伯爵表(国际)首席执行官麦振杰透露，售价100万美元的伯爵表有很多被中国人买走，其中60%是珠宝表。“不少人买表不是当作礼物送给别人，更多的是自己佩戴。”
以做笔着称的万宝龙推出万宝龙表后，带动的中国消费力成为其继美国、意大利后的第三大消费市场。目前，万宝龙已在中国41个城市开设了105家专卖店，几乎占其全球专卖店的一半。
当德国人斯蒂芬把90副LOPOS眼镜在坐落于北京王府井的雅视一仟眼镜店摆开时，史蒂芬坚持认为，这些每副10万—50万欧元的眼镜在中国会有很大的市场潜力，眼镜的消费者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如此昂贵的眼镜，购买者如果不是官员，也应该是有钱人买了送给官员的礼物。
这种惊人的消费力不仅仅发生在国内，在海外的旅游市场和教育市场，最受欢迎的恐怕也是中国人。仅在英国，自费留学生已达7万多人，他们每年在英国的消费高达 8亿英镑。澳大利亚旅游部门的统计表明，自2003年7月至今年6月，中国内地来澳旅游的人数超过10万人，居各国之首。统计结果还表明，中国人出手也更加大方，中国游客在澳州人均消费约2200美元，而日本游客只花费约712美元。在新西兰宽阔的街道上，黄皮肤的少男少女开着豪华的跑车呼啸而过，显得特别的惹眼。
在富人们疯狂消费的时候，偏远而又落后的农村，穷人们却经常为了一日三餐发愁，有些家庭一年的支出不到三百块钱，因为交不起学杂费，许多儿童早早就辍学。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徐永光透露：希望工程实施之初，全国每年有100多万适龄儿童因家庭贫困而失学。而今天游走在城市街头的失学农民工子女也高达100 多万。青基会今年曾宣布在全国27个城市为19385名失学农民工子女每年发放600元助学金，使近2万名失学农民工子女重返校园。然而，面对庞大的失学群体，这种捐资助学的形式只能是杯水车薪。
今天，有人用上千万争抢一个代步工具，更多人为可以改变命运的600元激动不已。
2004年发生在四川的一起惨案更是令人心酸和悲愤，达州通川区蒲家中学高三应届毕业生郑清明，因为家里实在交不出600多元的学杂费，老师威胁不发给他准考证，郑清明一气之下跑出学校，迎着呼啸的火车羞愤自杀。
家住北京海淀的刘先生年过半百，下岗数年一直找不到工作，妻子身患尿毒症无钱治病。他于是不顾街坊的劝阻跑到大街上乞讨叫卖。“谁给我5000元，我就当人众砍下自己一节手指头，连皮带骨头吞下。”如此残忍的方式显然出于无奈，也令人感到恐怖!
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已经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即一边是在现代化路上狂奔的富人，一边却产生了大量的穷人;一部分人富的只剩下钱，一部分人穷的吃不饱饭。
法国《解放日报》北京分社社长在北京生活了十几年，面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由此引起的贫富差异，也表现出少有的困惑和无奈：他试图向一个远在巴黎的朋友解释中国，但对他而言，这确实是个巨大的挑战。如果只看到城市里拔地而起的高楼，飞速奔驰的磁悬浮列车，或者杨利伟壮观的太空之旅，他的巴黎朋友会认为整个中国都活在后现代的21世纪文明之中……如果将目光投向城市里下岗失业的家庭，或者渴望上学的农村孩子，或者农村早已崩溃的医疗保健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他会想象中国仍然存在于旅游商店里的黑白明信片之中……这种巨大的反差存在于同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双面的，大都市的灯红酒绿之下到处游走着满脑肥肠之徒，而贫困家庭的温饱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当一部分人在电脑前享受着现代信息社会的丰富多彩，另一部分人还生活在前工业社会极为单调的农耕时代!
一个国家好比一个家庭，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一个穿金戴银，另一个则衣不遮体，孩子们会怎么看待这个家庭?这个家庭又该如何面对孩子?
令人困惑的贫富数字
在2004 年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美林集团发表了最新的年度全球财富报告，2003年中国百万美元的富豪达到24万人，所掌握的财富总额达到969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2003年13亿中国人创造的社会财富总和。姑且不论这种数字是否准确，但透露的信息至少告诉我们，中国的社会财富正以迅猛异常的速度向极少数人群聚集，这一群体在泱泱13亿人口的大国所占的比例不到1%。
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10%的人掌握着60%的有价证券和40%的银行储蓄;90年代末，20%的人拥有80%的银行储蓄;而现在，1%的人拥有50%以上的社会财富。《新财富》公布的2003年“中国400大富豪”调查报告显示，400多名富豪拥有3031亿资产，相当于人口数千万的贵州省3倍以上的GDP。
根据民政部门的统计，2003年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2100万人，而中国农村未解决基本温饱的人口有3000多万，低收入人群(即人均年收入低于100美元)为6000多万，几个数字简单相加，人数便超过了1亿。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扶贫办公室主任刘坚7月中旬宣布：2003年未解决基本温饱的贫困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80万人。更为严重的是，贫困人口与其他农民的收入差距拉大，贫困人口的收入上限是637元，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是2622元。两者之比为1：4.12，与1992年的1：2.45 比较，贫富差距在进一步扩大。
中国社会对贫困缺乏切实的救助措施，使得贫困人口维持生计都极为困难;同时贫困人口的大量产生，与极少数富人过分挤占社会资源密切相关，可以说，改革开放即造就了富豪，也制造了穷人。90年代以来，穷人的增长速度远比富人要快的多。
根据联合国统计，中国目前18%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足一美元，这就是说，中国目前仍然有2.35亿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之下，而不是世界银行所说的8800万，更不是按我们自己的标准所说的3000万。
清华大学李强教授对贫富问题做过比较多的量化研究。他认为9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已远远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国际警戒线。这种判断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收入分配课题组的结论是一致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过数年长期跟踪，分别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开三次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并与2004年初完成了调查报告，其结论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贫富差距世界最高。
《中国财政》曾经披露过一组统计数据：2000年，高收入家庭仅占2%，中等收入家庭占18%，而低收入家庭占80%。这说明，中国高、中、低收入家庭的比例呈金字塔形。少数人占有社会大量财富，大多数人处于相对或绝对贫困之中。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也是贫富悬殊的最大的地区之一。2003年深圳各占10%的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年均收入分别为7.5万元和5200元，两者相差十几倍。
衡量一个国家贫富差距，经济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基尼系数”。按照国际惯例，这一数字在0.3以下为最佳状态，在0.3至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于社会动乱随时会发生的危险状态。这一数字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是：1978年为0.18，1988年为0.382，1994年为 0.467，而目前个人年收入和人均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达到了0.529和0.561，这么短的时间内，社会公众的收入达到一种严重不均的状态。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数据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城镇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近2亿人，占城镇总人口的45%，非常不满意者约3200—3600万人，占城镇总人口的7%—8%。
当然，对于基尼系数，专家学者的看法并不一致，国家统计局的邱晓华曾指出：“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不能以基尼系数一般的标准来衡量。对一个不是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基尼系数可能管用，但中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基尼系数要放大”。
按照他的观点，似乎是二元经济结构越严重，所造成的社会不公现象就越严重，基尼系数就越不管用。基尼系数大，并不意味着贫富差距大。
实际上，中国现阶段的二元经济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强化所造成的，其本身就是一种不公正、不合理的奇特现象。中国农民对现代化的贡献同社会应有的回报是极不相称的，根据统计资料显示：从1952—1986年，国家通过长期的价格“剪刀差”从农村隐蔽性地抽走了5823.74亿元的巨额资金，加上逐年收缴的农业税1044.38亿元，34年间国家从农村拿走了6868.12亿元，而在整个60年代国家每年的财政收入仅仅只有几百亿元。更严重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手段低价从农民手中征地，然后再高价售出，牟取的暴利相当惊人。农民在土地转让中的损失不低于2万亿，这笔巨大的资金却在很短的时间内，流入到了各种利益集团的手中，农民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很难想象没有农业的长期支持和农民的无声奉献，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会有今天的局面。而农民贫困阶层所直接承受的却是日益强化的二元经济结构，比如一成不变的城乡户籍体制，比如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等方面对农民的歧视性政策。
谁动了我们的奶酪
农民占中国国民总数的75%，按照中国社科院的调查，农民在我国财富总额里占的比例不高于4%。也就是说，我们的城乡人口比是1：3，财富拥有比例是96： 4;农民财富拥有额仅为城市人口的1/72，用百分比显示是1.388%。相比城市人，农民真的是一贫如洗，因而农民构成了我国穷人的主体。
如今，任何城市的建筑工地都可以看到任劳任怨、含辛茹苦的农民工，而许多黑心的开发商和建筑商对农民工的血汗钱往往要层层盘剥，许多农民工一年辛辛苦苦拿不到养家糊口的生活费用。
据全国总工会的调查资料显示，截止2003年底，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保守的估计在1500亿人人民币以上。
国家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数字显示：目前全国职工约2.07亿人，其中进城的农民工约9000万人，这就是说，平均每个农民工被拖欠1500多元。而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全年不足2000元，1500多元在农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他们的基本生存权。
正因为如此，许多农民工运用各种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追讨欠薪。哈尔滨市一批建筑民工劳碌了三年，工钱被一拖再拖，最后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只好在简陋的工棚里度过一个又一个摄氏零下20多度的冰冷寒夜。2003年12月，他们向开发商追讨工钱时，却遭到一群持刀歹徒的围殴，带头追薪的徐殿彬被送到医院时，脸上、身上满是血水，由于伤势严重和失血过多，院方立即给他做了手术，虽然保住了生命，可他的手筋都被斩断了，他哭泣着对自己的家人说：“以后连伸手要饭都不可能了”。
这样的悲剧其实到处都在发生，就是天子脚下的北京也不例外，2004年1月的一个上午，一名湖北籍的民工到朝阳区的一个建筑工地追讨工钱，中午时分该民工被发现坠楼而死。据了解，死前他曾接到过威胁电话。
2004 年国庆节前，来自黑龙江的王氏兄弟来京打工，被一家职业公司收了2000元押金，不仅没找到工作，连押金也要下回来，他俩去了派出所、工商局举报，还是要不回押金。9月22日下午，他俩来到朝阳区劲松东口的华腾大厦职介公司，点火自焚。几乎是同一天，在北京昌平区名佳花园项目工地，20多名农民工追讨工资时遭到砍杀，其中8人伤势严重。
2003年12月，《人民日报》曾报道广东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的拖欠民工工钱兑现会上，国道323线乳源县城段改建工程的民工，经过10年的艰苦追薪，终于在国务院总理、广东省省长层层批示后从该市中院领到了首批被拖欠工钱29.3万元。
看了这样的新闻，我不禁感慨万千，区区几十万的欠薪历时十年追讨，惊动了各级政府乃至国务院总理，那1500多亿的欠薪要拖到何年何月才能还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迅速扩大也是不争的事实。
日本经济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国民收入普遍上升到一个很高的水平。韩国也是如此，从1962年至1982年，韩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不过8.3%，韩国60年代人均国民收入也不过90美元，其经济增长率远不如我们，然而韩国国民的平均收入却比我们高了几十倍。
中国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许多人的收入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同步增长，即使在东南沿海城市和地区，许许多多的打工者每个月的收入还徘徊在500元人民币(不到70美元)。即使是深圳这样的城市，2004年10月也爆出员工不满薪水太低而上街堵路的事件。堂堂的中港合资企业深圳金宝通企业有限公司给员工的月薪仅仅230元，加班费为每小时2.1元。员工即使每月加班80小时，月薪还不到50美元。
当我们津津乐道“中国制造”为繁荣全球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时，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所谓的“中国制造”最大的优势在于低廉的价格。这种低廉的价格并非出自技术革新，而是利用了廉价的劳动力。当美国最后一家胸罩厂因中国棉纺织品冲击在加州倒闭时，加州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月薪1200美元。而我们创造的社会财富都到哪儿去了?千千万万辛勤的劳动者为什么不能靠劳动致富?我们现存的体制和税收调节机制包指收入分配机制是不是应该进行改革和反思?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开的数字，中国全民的工资总额情况是：1999年0.987545万亿，2000年1.065919万亿，2001年是1.18309万亿，2002年是1.2万亿，2003年全年工资总额不过1.3万亿左右，只占GDP的12%。
全世界其他国家，工资往住是最主要的劳动分配方式。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20多年，没有多少人是靠劳动获取工资致富的。工资收入往往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开支，这不是很奇怪吗?
明确的受益者
美国经济学家德怀特?帕金斯曾经说过：“对于未来的改革者来说，中国经历的政治经验显而易见但又常常被遗忘——改革进程中应该有明确的受益者”。
谁是中国改革进程中明确的受益者?那当然是迅速富裕起来的利益集团。他们最初产生于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几乎每一个角落，最后集中到了城市。
所谓的经济体制改革其实就是“以权力创造市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虽然政府的垄断行为逐渐减弱，但仍控制着重要的政治经济资源，这使得富人的成长离不开独特的制度环境。在经济领域，政府一直努力试图在维持对经济干预的格局下引入市场机制，从而形成了权力与经济密切结合且互相依赖的特征。正是这种制度决定了富人在其发展过程中，只能通过对权力的依附获得财富，其资本积累的速度与规模取决于他们与权力互惠的程度，而不仅仅取决于他们实际的竞争力。也正是由于富人的资本积累主要是通过权利的交换实现的，所以他们与权力一道成为与大众争夺社会资源的另类竞争者。换言之，穷人失去的利益一部分被权力所剥夺，另一部分则被富人所掠夺。
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每一个时期和历史阶段，都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不同的受益者，他们的致富方式以及财富规模各不相同，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不一样。
20 世纪80年代初期，最早的受益者是传统的小业主、小商贩和个体户，他们散落在农村和城市的角落。由于经历过无数次的政治运动，人们对“勤劳致富”的口号还心有余悸，惟有那些在历次运动中受尽屈辱和磨难的不安分群体，为了改变生活方式、改善生存条件，率先转变了“怕富”的观念，敢吃“资本主义”的螃蟹，他们用少量私人资本投入生产、流通以及服务业，直接参加劳动或雇佣少数他人劳动，以相当原始的方式创造财富、积累财富。
他们文化程度低，但敢想敢干，不畏艰难，不怕失败，他们激发了社会其他群体的发财欲望，测试并提升了社会对商人或富人的容忍程度。
他们长期处于社会底层，难以与权力形成密切的结合，当时的权利部门也不敢直接与可能被再度“革命”的对象发展特殊的关系。
这批最早的受益者没有尝到与权力结合的“甜头”，因而注定了他们难以将财富迅速积累并扩大的命运，当改革的步伐从农村转向城市，他们便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多种经济成分的引入，一批干部“借船出海”或“造船出海”，他们在重新调整自身社会位置的过程中，凭借着往日的权利资源、社会资源以及经济资源，保持或取得了相应的竞争优势。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格局中，迅速完成了财富的积累。
20世纪90年代开始席卷全国的“圈地运动”和随之而来的房地产投资高潮，使富人的队伍迅速崛起并壮大。这种财富的积累，最初是靠侵占被拆迁户的利益以及农民安身立命的土地增值，后期是靠成千上万的购房者用几十年的血汗钱维持的暴利。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华民对房地产商的财富积累过程做了很通俗的诠释：策划项目制定圈地计划，通过各种关系摆平土地批租方，用最低的首付或零首付取得土地手续抵押给银行，银行贷款支付土地款和开发款。于是，银行家自然就成为房地产商和土地主管方“共富的对象”，成为“利益集团”中的一员。银行家一摆平，钱就滚滚而来，据统计，房地产开发超过70%以上的资金是来自银行。
中国大大小小的富豪们能够在短时间内积累数亿元的财富，在世界资本史上都是不多见的，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原始积累大都经历了100多年的努力，而在中国只需要十多年甚至几年便可以完成。
20 世纪90年代还产生了一批富豪，他们一不靠办企业，而不沾新技术，三也没有赶上“价格双轨制”而实施“官倒”的好时机;他们从一穷二白起家，在短短几年中成为几亿、几十亿的富豪。他们或者像变戏法似的把全民财产变为个人资产，或者在金融圈内或资本市场呼风唤雨，财富积累的速度比火箭登月还快。而在富豪崛起的同时，银行出现了巨额的呆坏帐，证券公司出现了资金黑洞，保险公司出现了信誉危机，国有企业纷纷倒闭。
再看看中国的股市，短短十几年，从最初的“杨百万”到炒“原始股”，再到一个又一个公开或隐性的庄家，中国股市这个无序的“赌场”制造了许多一夜暴富的神话，当大大小小的庄家获利离场，股市上只剩下几千万被掏空了口袋的股民。在中国股市，获利离场的庄家才是真正的受益者。
新世纪以互联网为主导的新经济也催生了一批财富英雄，他们凭借卓越的聪明才智和对资本市场的机会把握走在新经济的前列，涌现了一批诸如陈天桥、丁磊、张朝阳为代表的阳光富豪。这批富豪的崛起，转变了社会对富豪的认识和看法。他们很少利用权力资源，相反，他们与权力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这一现象引起了权利的不安和惊慌，他们靠个人和市场的力量催生和带动了一个新的产业，为社会和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就业选择和足够的虚拟空间。
“权力资本腐败”是富豪发迹的最重要的捷径。正是由于掌控财富和权力的人有条件降低制度成本，进而支配更多资本，才使得社会财富迅速积聚到少数人手中。
暴富了的“有权人”和“有钱人”结成了生死利益同盟，不少串案、窝案都围绕着一个地方或一个部门的“一把手”展开。
改革开放以来，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日益尖锐，但腐败的成本以及为此要付出的代价并没有增加，腐败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各个角落泛滥，据国土资源部2003年公开资料显示：2003年全国治理整顿土地市场以来，共查处土地违法案件16.8万件，687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94人被追究刑事责任。这说明权力腐败的成本实在太低了，在违法案件中，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没有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以上的人没有追究刑事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腐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房地产是富人最多的暴利行业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房地产商迎来了无限美好的幸福时光。房地产一轮又一轮的开发热潮席卷全国，房地产商疯狂圈地、拼命上项目、极力炒概念、火热卖房子已成为各地经济的一大亮点。
他们最初靠土地发家。中国的土地一直是通过权力进行划拨和转让的，这为“权利寻租”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为房地产商创造了惊人的财富。
房地产开发与投机催生了一批又一批强大的受益者。90年代初期，小小的海南岛就上演了这样一台“好戏”，一夜之间，诞生了数百位千万富豪乃至亿万富豪。在那个辉煌时刻，近千亿资金涌向海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房地产开发与投机高潮。海南岛几乎所有的土地都被炒过，到处是工地，房子没有盖，仅仅凭着一张图纸就可以被人们击鼓传花式的炒来炒去，最后房价像断了线的风筝飘向遥远的天际。少数人的暴富，最终是以金融机构的巨额坏账为代价，金融机构在海南房地产的喧嚣中损失了600多亿元。
如今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与当地居民人均年收入相比，房屋价格已上涨到令人可怕的程度，在收入水平增长幅度缓慢、就业机会并没有全面改善的情况下，房屋价格节节攀升。在这些城市，影响房价的主要因素，已不是建筑材料、人工等基本费用，而是地价、人气、概念等情绪化、人为化的非理性因素。
一般说来，房地产公司售房的价格，大致包括了四方面的成本：1.建筑成本;2.地价;3.房地产税费及管理成本;4.利润。单从建筑成本来衡量，撇除地价、房地产税费及管理成本等主要因素，2002年全国的房屋造价平均水平大致如下：
标准多层(七层以下)住宅楼：砖混结构约550元/米2，框架结构约650元/米2;高层建筑(十层以上、有电梯)，约1200元/米2，它随钢筋配率和砼强度等级的高低而升降，这一价格，是建筑市场上施工单位可以接受并有相当利润的市场价格，越是沿海发达地区，其价格越低，如福建，砖混结构最低有380元一平方米，只要资金到位，大把有人抢着做，广东也是如此，建筑造价普遍较低，这得益于建筑市场完全市场化的结果。也应该感谢千千万万的农民工，是他们用非常低廉的工资报酬支撑起一幢幢的高楼大厦，他们没有任何福利待遇、没有失业保险、医疗保险、意外伤害保险，是他们的付出和奉献拉低了城市建筑的造价。而他们的付出和奉献都被少数开发商所攫取，并没有体现在最终售价上。
对地价便宜的大多数中小城市而言，建筑成本是房价构成的最主要因素，譬如， 30万元/亩的标准多层住宅用地，考虑其容积率、小区配套设施、规划概要等，建筑面积分摊的地价因素大约是180元一平方米，房地产税费及管理成本再高也不会超过150元一平方米，如果利润保持在国家鼓励的、合理的8%，那么面对消费者的终端销售价应为1000元左右，但现在此类地区的房地产价格都在 3000元左右，所以说中国的房地产业是暴利行业绝不是空穴来风。
在中国，房地产被公认为是造就富人最多的暴利行业，也是引发民众上访最多、损害国家利益最多的行业。在房地产这个庞大的产业链中，维系着不同的利益集团，权力参与批租土地，银行提供大规模贷款，不同的利益集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获得各自的利益。
比如海口市海甸岛的几千亩土地，最初仅以每亩几千元的价格划拨给某公司开发，到1993年这块地皮最高被炒到了每亩200多万元。对于这种情况，国外一般采取征收受益税或土地增值税、财产税等法规来抑制其获取暴利，而中国的土地增值税根本就没有得到实施，其暴利一般都通过不同的渠道流入企业或私人的口袋。
比如重庆一家地产公司，违反国土、城建规划，擅自扩建了十几万平米的房子，按说应该补缴罚款几千万元，但最终公司老板只拿了几百万元给个人的“好处费”，就将不合法的手续合法化。
沈阳的富豪刘涌一次请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吃饭，临走时，顺手给马向东秘书扔下一包钱，马向东作为回报，将价值3.5亿元的沈阳市中街商业区一块2.4万平方米的用地，以行政划拨的方式无偿划给了刘涌。单是这块土地，刘涌一夜之间就增加了3.5亿元的财富。
如今在城市，一个看上去很不显眼的楼盘，挣几个亿不过是家常便饭。房地产界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投资一个房地产项目，如果没有100%的利润，那肯定是一个失败的投资。
海南万通进军北京时手中不过几百万，投资一个新世界商场项目，就使他们的腰包膨胀到十几亿，并奠定了冯仑、潘石屹等人在江湖上显赫的地位。万通在北京短短十年间，还培养和造就了十几个亿万级的地产富豪。
北京城区的一些楼盘，初期推出时均价每平方米四五千元，利润已经翻番，现在同样的房子均价已经涨到了每平方米1万多元，这样的暴利怎能不产生富豪?
北京某家房地产公司90年代中期拿到了国贸附近的一块地皮，当时花了3亿多元，后来与香港人合作开发，评估价是30多亿元，仅仅五年的时间，整整翻了十倍。
潘石屹离开万通时，从万通带走的现代城项目，仅仅一个项目，就使他轻松跻身富豪榜的行列。
1994 年，一位从海南政府机关下海的干部来到北京，看中了东直门外的一块土地，于是贷款投资开发写字楼，项目还没完工，就被中海油公司整幢买走，每平方米净赚了 7000多元，他做梦都不敢相信这样的事情。当他后期开发涉外公寓与美国地产大鳄汉斯公司合作时，美国汉斯对这样的暴利惊叹不已!在汉斯看来，投资房地产 15%的利润就已经很可观了。
曾伟2001年从深圳来到北京，看中了朝阳公园对面的一块土地，而这块土地上迅速崛起的金灿灿的棕榈泉国际公寓，宛如一座座金山，使曾伟转瞬间成为巨富!
难怪有人慨叹：这样的暴利机会在全世界都很难找到!据《福布斯》一年一度公布的中国富豪榜显示，最近连续几年，在中国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从事房地产开发的高达40%以上，由此可见房地产是中国产生富豪最多的行业。
然而《福布斯》的排名仅仅只是一种表象。一些深藏不露的房地产商人根本不屑于跻身其中。像北京天通苑、世纪城等地产商人，其获取的利润早已超过百亿。他们并不希罕自己的名字出现在《福布斯》上。
在房价高涨的大背景下，通过房地产获利过百亿的地产巨头在北京、上海绝不少于百人。然而令人困惑的是，这一暴利行业存在着普遍的偷税漏税行为。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2003年度中国纳税百强排行榜”，暴利丰厚的房地产企业悉数落榜。
轰动一时的上海“周正毅案”，当事人仅因虚假注资和操作证券市场罪被轻判。但“周正毅”案暴露的问题恐怕绝非如此简单，他在静安区“东八块”58号地块与2159户拆迁户的纠纷并没有因此而解决。当地一位拒绝拆迁的中年女教师申诉，如果她家被迁到远郊，她的工资还不够她和两个孩子到市内工作、读书的路费和餐费，而她的丈夫已经下岗，她自己也身患重病。类似她这样拒不拆迁的家庭还很多，拆迁暴露出的问题在于市民拥有自己房屋的居住权，但在拆迁时却无法与开发商进行价格谈判，甚至，几乎所有诉诸法院的拆迁官司都没有胜诉的可能。而政府通过一纸协议书将土地转让给开发商，一旦开发商和拆迁户的矛盾变得尖锐，政府往往站在开发商的立场替他们行使拆迁的义务。如果上海公开拍卖这块土地，拆迁补偿问题很容易解决。协议转让或划拨，利益都被开发商吃掉了，对于百姓来说，住房是最大的个人财产，而对于政府或开发商而言，土地又是获利最丰厚的财源。
闹得沸沸扬扬的湖南嘉禾商场项目，开发商以每平方米30元的超低价拿到城中心一块需要拆迁的土地，而当开发商与拆迁户发生利益冲突时，当地政府不惜采取一切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对付无辜的拆迁户，一时间闹得全县上下人心惶惶。
当房地产商借助各种力量哄抬房价导致房价疯狂上涨时，成千上万的低收入阶层只能望楼兴叹，要买房，就得透支未来几十年甚至一辈子的心血。
在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窗口“上海”，房价上涨的速度更是离谱，即使一个高薪白领一年的总收入不吃不喝也买不到5平方米的房子。上海市2003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795美元，据说居中国各大城市之首，这样的收入只能在徐家汇或陆家嘴勉强买到1平方米的房子，而上海市绝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还远远达不到这个理想的人均收入数字。
在深圳、北京、上海等地，地价是房价的主要构成因素，好的地块，每亩多是千万以上，在这样的地块只有建造高层、高档楼宇，才能把地价因素削减、消化下来。在北京，1000万/亩的地块，应该在三环以内，25层的塔楼，建筑面积分摊的地价大约是1300元一平方米，加上 1200元一平方米的建筑成本，如果利润率为8%，那么面对消费者的终端销售价不过3000元左右，而现实中的价格多为一万元以上。这里所说的地价，是参考同地域中已经见报、公开招投标的地价。而实际情况是，不单是北京，全国其他地方，经营性的房地产土地出让绝大部分(95%以上)都是协议转让的，就是说，是在没有竞争、不公开的情况下以一种你情我愿的形式出售国有土地的，其价格比公开招投标的地价低很多，有些可能连1/10都不到。北京2003年突击协议转让的土地，用京城房地产大腕华远公司任志强的话说，光为这些协议转让的土地办理各项手续，没有一年半的时间，绝对办不完。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国土资源部下令，2004年8月31日前停止一切土地的协议转让，改为以公开招投标方式转让，出价最高者中标。游戏规则改了，门准备关上了，已经得利的、想要得利的、有门路的立马就忙开了，有人戏称此幕系土地市场的最后疯狂，京城房产大腕们预测，今后北京的房价将会不可避免地上涨，乐观的估计2万元一平方米都打不住，按原来房屋销售价格与成本的比例推算，房价可能会上涨到3万元一平方米，快赶上香港的房价了，但香港的人均薪酬水平、地价却是北京无法比拟的。
有句话说得很精辟，欲使之灭亡，必先使之疯狂。每个城市在把房产价格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时，无疑是在加快其挖掘坟墓的步伐，一旦房地产泡沫破灭时，所有的资本都会争先恐后地出逃，对当地经济的打击，用十年衰败来形容都不为过，看看现在的北海、海口以及日本、香港，就明白什么叫元气大伤!
当一个城市的主要财富是以土地、房产来支撑时，必然会带来很大的风险。不动产基本上没有任何特殊性，制造起来很快、很便宜，它不是古玩珍宝名画，其真正价值，与当地居民的人均收入、劳动力价格、建筑材料价格是密切相关的。有关数据表明，当一套70平方米的新建房屋价格是当地人均年收入的5倍以上时，就已经进入警戒线了，达到10倍时已是相当严重的泡沫化。从长远来说，这样的价格在其它因素(利好出尽、利空必至)的打压下，必然存在理性回归的动力，任何政府的优惠政策或商业上的奇迹都抵挡不住，除非以破坏当地整体经济持续性发展为代价。
最快的发财方式
有富豪曾经大言不惭地说：“今天，最有效、最快的的发财方式，是将国家的钱变成我口袋里的钱，国家的钱实在太多了，没有谁数得清，没有谁看得住。实际上，许多看守人并不反对把国家的钱放到我的腰包里”。
有位靠倒腾资金发家的富豪也说过一段话：“把钱从银行弄出来，就好像是从自己的左口袋弄出来再放到右口袋，总量没有减少，谈不上什么损失。”这位富豪多次吹嘘过他的发财方式就是从银行贷款，早期银行贷款只认人不认资产，他贷到第一笔钱后，用贷款再去贷第二笔款，以这种方式贷款规模越来越大，他就成了富豪。
在中国有大批富豪都是寄生在银行身上，为了从银行搞钱乐此不疲。虽然银行的钱是全民的，但掌管钱的却是个人。最近十几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出现了几万亿的呆坏帐，没有几个人最终承担责任，在银行贷款大量流失的同时，一批又一批的银行官员离开银行远走高飞。
2004年8月9日，香港中文大学的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发表了题为《格林科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活龙活现地说出了国企改制过程中一些人常用的招数。
郎咸平的言论的确代表了许多民众的基本诉求，而他的反对者，无疑是另一利益群体的坚定支持者。当社会利益面临重新分配时，各种利益群体通过多方的博奕来满足自己的基本诉求。在中国政治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郎咸平的“发难”揭露了中国国企改革长期以来的积弊，唤醒了改革中另一巨大群体的维权意识。人们希望通过多元利益之间的冲突博奕，逐渐形成交易、竞争、分配的基本游戏规则。规则的底线是利益各方都可以接受，而不是任由哪一方随心所欲地主宰利益的分配。
国企改制中，瓜分国有资产这道丰盛的晚餐已是人人皆知的普遍现象，国内不少丧失了社会良知的经济学家被一些利益集团所迷惑，为种种公开的掠夺摇旗呐喊，政府相关部门的沉默也助长了这种疯狂的掠夺。如今，当人们公开谈论国企改制的利弊时，几乎所有值钱的地方国企已被卖的差不多了，全体国民几十年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社会财富转眼间变为少数人的囊中之物!
山西运城市2.3亿国资一夜“大缩水”成了几千万;大连5000万资产的一家国企，被公司老总以 400万的低价拿走;上海一家国企老总施展“腾挪大法”，侵占国有资产数千万。大名鼎鼎的上市公司京东方在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股权置押、转让之后，最终由一家注册资本仅为300万元，成立时间不到1年的北京智能科创公司成为掌管几十亿资产的大赢家。而智能科创的股东包括多名京东方的现任高管。如此快捷的发财方式，没有预告，一切已经开始，同样是没有预告，一切又接近了尾声。
郎咸平呼吁“停止以瓜分国有资产为目的的国企改革”显然点中了死穴。做为一名境外学者，他的声音很微弱，根本无法撼动既定的国企改制政策，也不可能对利益集团构成真正的威胁。看上去强大的国资委其实根本无法无力也不可能阻碍利益集团抢夺丰盛的晚餐!
2003 年12月29日在深圳五洲宾馆，深圳市政府召开了市属国有企业改制签约大会，深圳市莱英达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石化集团公司、深华运输实业公司、深圳市勘查研究院、深圳市设计装饰公司等5家市属一级企业，进行整体改制，分别与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和深圳市建设控股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或框架性协议。这次所谓的“整体改制”，也就是被郎咸平炮轰的“国退民进”。政府授权将数十万职工二十多年来用血汗创造的财富一纸划给了个别人。一夜间，深圳又出了一批亿万富豪，与以往的“造富运动”不同的是，这批新的富豪是原国企的管理者。他们发财的方式很简单：将自己受托管理的国有资产在“国有资本退出”的旗号下变成自己的私人资产。正是这种不公平的幌子给一些企图利用国企改革牟取私利提供了机会，于是乎在全国各地演绎了一场场激动人心的国有资产卖给高管人的盛宴。
深圳莱茵达集团董事长李承友只动用了区区两千万元就收购了这家总资产达16.5亿、净资产4.6亿、年销售额达331亿的特大公司。令人不解的是，一个导致数千员工下岗的国企董事长怎么突然能拿出两千万?
深圳益力原来是一家小型国有矿泉水厂，在全体职工的艰苦努力下，成长为中国着名的矿泉水厂生产企业。深圳市打着“靓女先嫁”的旗号，将优质资产“益力”矿泉水卖给法国达能集团，并直接导致该厂数百名职工下岗。紧接着，深圳市又操作“资产置换”的游戏，将这家上市公司的壳资源转给了深圳一致药业。壳资源转让前夕，流通股前100名个人股东中超过一半以上是深圳市政府所属的投资管理公司的人员，后来“一致药业”股价翻了几番。壳资源转让后，公司仅剩的百余名员工被逼全部下岗，连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仅几个月的老员工也不放过。员工们向政府申诉，得到的答复是“国企内部行为，政府不插手”。那些曾经在低工资、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中，用自己的血汗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创造财富的普通员工们得到的是政府和企业的漠视。
类似这样的例子其他省市还有很多。
重庆某国营大厂价值两亿多元的资产，被重庆市经委以2200万元的低价处理给民营企业重庆耐德工业公司，该厂三千多职工义愤填膺，每人集资一万多元提出用4000万元的价格买回自己的工厂，并强烈要求政府查处黑箱操作、践卖国资的行径。
湖南省常德市的国有运输企业欣运集团，其总经理陈欣仅以7000万元，就购买了这家拥有9个县市分公司，总资产达10多亿元的优质企业。改制前，陈欣的姐姐就是这家国有企业的财务主管，改制后随即宣布全体员工一律转岗，重新要求上岗，每人必须缴纳4—20万元不等的上岗费，仅此一项，就从几千名员工身上捞回了几个亿，摇身一变成了新的亿万富豪。
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不可思议的流失方式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和警惕。
尽管国有资产流失的渠道很多，归纳起来，无非两种，即公开流失和潜在流失。
公开流失是指看得见、摸得着的资产流失;潜在流失是国有资产收益的隐形流失。
他们或把国有资产公开转化为个人资产，或利用金蝉脱壳的形式，以股份制改革为名，把优化资产剥离出来，由自己或其亲信掌握，把劣质资产和冗员、债务、亏损业务留在母公司;或低价将资产转让给自己或其亲信。
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导致出现了严重的社会不公，承担改革成本最多的社会群体享受不到改革成果，承担改革成本最少的社会群体几乎独吞了改革成果。获得最多利益的是权力部门和企业高管，受损害最大的是全体员工。这种社会不公往往是政府权力部门直接参与造成的，在所谓市场化过程中，政府权力部门左右着财富的重新分配和流动格局，参与交易的机会并不是向所有人开放。权力资本化和资本权力化的现象十分普遍。
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一方面少数人利用控制国有企业资产运营和国有资产转让的权力，使国有资产流入个人腰包，积累起个人雄厚的资本，一夜之间拥有私人企业，反过来雇佣工人，进一步获得利润，个人财富不断增加和膨胀。另一方面，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企业陷入亏损和破产的边缘，职工被迫下岗失业，收入难以维持生计。一方面是财富在少数人手中积累，另一方面是贫困在大多数人身上体现。
属于国家所有的矿产资源，这几年也以不同的方式快速的流向私人手中。山西是我国煤炭的主要产地，因煤而富的人一下子遍地开花。然而屡见不鲜的矿难、真刀实枪的资源争夺战以及每年数百亿的财富流失，其背后都有权力部门的影子。在产煤地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劳动模范等等耀眼的政治资本都被煤炭富豪们所攫取，他们与政府官员称兄道弟，不官而官，轻而易举地垄断了属于国家所有的矿产资源。这些富豪在经营煤炭的同时也在经营着政治，而且经营政治的水平超过了经营煤炭的水平。“经营政治”是指煤炭富豪们与官场亦明亦暗的“鱼水关系”。当他们迈出由农民转向煤矿主的第一步时，命运已经注定他们必须在经营煤炭的同时经营政治，不善于经营政治的煤矿主最终成不了煤炭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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