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吴易风，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山东经济学院经济研究所特约顾问。他的主要著作有《英国古典经济理论》、《空想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三人合著)、《西方经济学》(上下册，二人合著)等;主要论文有《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和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等。
在40年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过程中，吴易风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为我国经济学研究贡献了丰硕的成果。 他的研究领域涉及西方经济学、外国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经济问题。他对这些领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有精辟独到的创新见解。
本文是为“纪念120周年”的供稿。】
毛泽东同志在1958年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注、1958年读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和1959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中，多次就苏联经济学范式论述了经济学和哲学问题。这些批注和谈话，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重要探索，是对经济哲学的重要探索，为经济学和经济哲学留下了十分珍贵而又非常丰富的理论遗产。
在这些批注和谈话中，毛泽东关于经济学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论述，不仅对经济学而且对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有理论的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苏联经济学范式缺乏一贯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理论界曾就苏联经济学范式和西方经济学范式危机问题进行过一场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有的经济学家对苏联经济学范式采取彻底否定的立场，主张"从根本上抛弃"苏联经济学范式，提倡"范式转换"：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转换到现代西方经济学范式。
与国内某些经济学家现在否定苏联经济学范式中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不同，毛泽东当年对苏联经济学范式采取分析的方法，既有肯定的方面，又有否定的方面：肯定的是苏联经济学范式中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否定的是苏联经济学范式中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
苏联经济学范式，可以是指列宁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体系，可以是指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体系，也可以是指毛泽东当时研读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所代表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体系。对于列宁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毛泽东给予极高评价。对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毛泽东基本上给予肯定的评价，在局部问题上也提出了批评意见。对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所代表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体系,毛泽东对其中正确的观点给予积极的、肯定的评价，对其中错误的观点给予尖锐的、严厉的批评。本文所说的苏联经济学范式，不是指列宁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体系,也不是指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体系，而是特指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以下简称苏联教科书)所代表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体系。
苏联教科书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已经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一问题，毛泽东作了全面的回答。他说：不能说这本书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能说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又说：这本书有严重缺点，有原则错误，但是现在还不能说它完全错误，不能说它完全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对苏联教科书的总评价是：总的说来，这次读的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是若干观点有严重错误，部分地、又是严重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还不能说是完全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有严重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书。
对苏联教科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地方，毛泽东表示赞赏。例如，在苏联教科书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资本主义矛盾时，毛泽东说：好的，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对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地方，特别是对迎合帝国主义口味的地方，毛泽东则表示坚决反对。例如，毛泽东说：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说话、写文章都尽量合乎帝国主义和敌人的口味。其结果是敌人舒服，自己的阶级被蒙骗。这是欺骗群众和欺骗各国共产党的行为。
苏联教科书之所以存在严重缺点和原则错误，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
客观原因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还不成熟。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没有成熟，还在发展中。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因为思想、认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
主观原因是，苏联教科书缺乏一贯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指出：世界上没有不能分析的事物，只是：一、情况不同;二、性质不同。许多基本范畴，特别是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本教科书就没有运用这样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事物。
毛泽东对苏联的辩证法作了历史考察。他指出：列宁死后，苏联的辩证法少了。是说少了,不是说没有。他们有时强调斗争不讲统一，有时强调统一不讲斗争。这两种片面性都是形而上学，都是缺少辩证法。他们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矛盾的发展和转化,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还是矛盾，怕讲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争。这本书的缺点就在这里。他还说：苏联的社会科学不大讲辩证法，斯大林的后期,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就没有多大发展。说到赫鲁晓夫，毛泽东指出：赫鲁晓夫完全没有辩证法，只有形而上学。苏联教科书不少地方受到赫鲁晓夫的影响。
经济学家要分析两重性，要应用矛盾分析法
毛泽东主张经济学家要研究两重性，要应用矛盾分析法。他以马克思《资本论》分析商品两重性进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为例，说：资本主义社会，最大量、最日常、最普遍的现象是商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从此出发，分析出商品的两重性，由此揭露了在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与人的关系，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
毛泽东又说：两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远有，当然总是以不同的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性质也各不相同。毛泽东以保守和进步、稳定和变革为例，说：保守和进步，稳定和变革，都是对立的统一，这也是两重性。生物的代代相传，就有而且必须有保守和进步的两重性。稻种改良，新种比旧种好，这是进步，是变革。人生儿子，儿子比父母更聪明粗壮，这也是进步，是变革。但是，如果只有进步的一面，只有变革的一面，那就没有一定相对稳定形态的具体的植物和动物，下一代就和上一代完全不同，稻子就不成其为稻子，人就不成其为人了。保守的一面，也有积极作用，可以使不断变革中的植物、动物，在一定时期内相对固定起来，或者说相对地稳定起来。所以稻子改良了还是稻子，儿子比父亲粗壮聪明了还是人。但是，如果只有保守和稳定，没有进步和变革一方面，植物和动物就没有进化，就永远停顿下来，不能发展了。毛泽东关于保守和进步、稳定和变革两重性的论述，对我们认识事物，特别是当前对我们认识社会主义制度和改革开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不改革开放，社会就会停顿，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发展;不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就会失去社会主义的相对稳定形态，社会主义就会不成其为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必须认真地、全面地、深入地研究的根本性问题。
矛盾具有普遍性，矛盾分析法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的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方法，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当然不能例外。可是，苏联教科书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入手。毛泽东指出：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出发，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一个最大的缺点。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这本书的基本缺点，是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社会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承认他们国内还有阶级斗争，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苏联教科书认为"团结一致，十分稳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认为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毛泽东说：这样一来，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在他们那里被否定了，辩证法在他们那里就中断了。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
经济学要研究客观经济规律，但不能用规律自身来说明自身
毛泽东主张经济学家要研究客观经济规律，但反对用规律自身来说明自身。苏联教科书的一个特点，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来解释问题，并且用规律自身来说明自身。
毛泽东指出：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他举例说：《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毛泽东批评苏联教科书说：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原理、原则是结果，这是要进行分析，经过研究才能得出的。人的认识总是先接触现象，通过现象找出原理、原则来。而教科书与此相反，它所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绎法。……教科书对每个问题总是先下定义，然后把这个定义作为大前提，来进行演绎，证明他们所要说的道理。他们不懂得，大前提也应当是研究的结果，必须经过具体分析，才能证明是正确的。
规律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任何科学都要认识和反映客观规律。政治经济学当然不能例外，它必须研究客观经济规律，揭示外在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认识和反映客观经济规律。问题是，苏联教科书从规律出发，借助演绎，用规律自身来说明规律自身。毛泽东在评议苏联教科书这一缺点时说：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问题，不从历史的叙述和分析开始自然得出结论，而是从规律出发，进行演绎。他指出：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
毛泽东论证了规律的可知性和经济规律的可知性，批评了思维不能到达存在彼岸的不可知论观点。关于不可知论，毛泽东说：照这种看法，思维只是思维，存在只是存在，思维不能达到存在的彼岸，存在不能被认识，客观不能被主观所认识，这就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最后走到康德那里去。毛泽东还指出：客观规律是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是和人们的主观认识相对立的。但是，人们通过实践，认识了客观规律，就能够熟练地运用这些规律，驾驭这些规律，达到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说到规律有可知性的原因，毛泽东指出：规律是在事物的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东西，不是偶然出现的东西。规律既然反复出现，因此就能够被认识。他举例说：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过去是八年到十年出现一次，经过多次反复，就有可能使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的规律。现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同马克思时候的危机不同，有了变化。过去大体上是七八年或十年来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48年到1959年，十年中美国来了三次。具体情况变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规律仍然存在。
规律可以认识，但也不能把认识和驾驭客观规律说得太容易。苏联教科书说，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化，"人们成为自己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人"，就能"完全自觉地掌握和利用"经济规律。毛泽东说：把事情说得太容易了。这要有一个过程。规律，开始总是少数人认识，后来才是多数人认识。就是对少数人说来，也是从不认识到认识，也要经过实践和学习的过程。任何人开始总是不懂的，从来也没有什么先知先觉。
毛泽东这样总结了认识规律的过程：认识规律，必须经过实践，取得成绩，发生问题，遇到失败，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使认识逐步推进。要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
客观规律不能违反。毛泽东批评当时国内经济界和经济学界刮起的消灭商品生产的共产风时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想不要商业了。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他们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不懂得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价值、价格和货币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
经济学家要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
毛泽东主张经济学家要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苏联教科书不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更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与此不同，毛泽东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1959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中，毛泽东不仅重新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且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只是这一矛盾的性质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可是苏联教科书一般不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而只讲二者的相互作用。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规律。毛泽东不仅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要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和改进以适应生产力的性质，而且预言：在往后亿万年中，生产力性质不会不发生变化的，为了一定要适合它，生产关系也得改变，而且将有无数次的改变。
苏联教科书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与以剥削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不同之处在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毛泽东批评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说法不合乎辩证法。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哪里有什么可以调和的矛盾?只能说有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矛盾，不能说有不可以调和的矛盾和可以调和的矛盾。毛泽东将斯大林的说法同苏联教科书的说法作了比较。斯大林说，搞得不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发展到冲突的程度;搞得好，就可以不致发生冲突。毛泽东说：斯大林这些话，讲得好。教科书比斯大林退了一步。
社会主义社会的对抗性矛盾是否有可能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认为有可能转化，但是转化是有条件的。他说：中国的经验，在无产阶级力量强大，有广大农民援助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如果双方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矛盾。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也是不断发展的，因而需要不断加以解决。他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不断发展的，因而也需要不断解决。某一种生产关系这个时候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过一个时候就不适合了。
毛泽东这样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每个时期都会有一部分人力求保存落后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有保守的阶层，还有类似"既得利益集团"，还存在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工人和农民的差别。要解决这些矛盾，消除这些差别，不经过斗争是不行的。
既然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在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理所当然地就应当始终抓住基本矛盾，从基本矛盾出发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部问题。正因为如此，毛泽东主张：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
经济学家要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平衡和不平衡
毛泽东主张经济学家要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平衡和不平衡，他批评苏联教科书没提出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
关于技术发展的平衡和不平衡问题，苏联教科书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发展极不平衡，必然加深生产中的比例失调现象，与此相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保证根据国民经济的需要有计划地发展科学和技术。对此，毛泽东评论说：这段写得不对，既否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种平衡，也否认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某种不平衡。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有不平衡的方面，也有平衡的方面。问题是他们这种平衡和不平衡，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平衡和不平衡，在性质上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技术发展有平衡，也有不平衡。
在从论述技术发展的平衡和不平衡进而论述经济发展的平衡和不平衡时，毛泽东指出：技术的发展是这样，经济的发展也是这样。教科书没有接触到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波浪式前进。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也没有，这是不可能设想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
毛泽东这样阐述了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法：平衡是对不平衡来说的，没有了不平衡,还有什么平衡?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
苏联教科书在个别场合不得不提到苏联农业、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落后造成局部比例失调现象。毛泽东指出：不只是局部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农业、轻工业是长期落后的。在总结这方面经验并谈到我国情况时，毛泽东说：只要我们能够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都同时高速度地向前发展，我们就可以保证在迅速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适当改善人民生活。苏联和我们的经验都证明，农业不发展，轻工业不发展，对重工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针对苏联教科书不讲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不讲按比例和不按比例的矛盾，毛泽东指出：要经常保持比例，就是由于经常出现不平衡。因为不成比例了，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务。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这种矛盾是经常的、永远存在的，教科书不讲这个观点。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平衡和不平衡问题，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使不平衡得到调节，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因为消灭了私有制，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所以就有可能自觉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个客观规律，以造成许多相对平衡。毛泽东还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要求我们按比例和综合平衡。
经济学家要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要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量变和质变
毛泽东主张经济学家要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要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量变和质变。苏联教科书讲到社会主义社会下的具体制度时，说要"彻底巩固"。毛泽东说："彻底巩固"这四个字看了不舒服。任何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怎么能彻底?宇宙间、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生、发展和死亡的，都是不能"彻底巩固"的。又说：任何东西都不能看成永恒的。两种所有制的并存，不能是永恒的，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有自己的变化过程。毛泽东还说：一定的社会制度，在一定的时期内需要巩固它，但是这种巩固必须有一定的限度，不能永远地巩固下去。认识不到这一点，反映这种制度的意识形态就会僵化起来，人们的思想就不能适应新的变化。
关于量变和质变的关系，毛泽东指出：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这里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来到。
毛泽东不仅认为社会主义阶段存在量变和质变，而且预言共产主义阶段也同样会存在量变和质变。他说：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过渡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社会主义阶段的一些东西必然是要灭亡的。就是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也还是要发展的。它可能要经历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难道那个时候只有量变而没有不断的部分质变吗?
与量变和质变问题相联系，毛泽东还提出了所有事物皆有"边"的思想。他说：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毛泽东提出建成社会主义也有个"边"。他划分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说：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了。
经济学家要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利益问题上公与私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主张经济学家要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利益问题上公与私的关辩证关系，既要研究物质鼓励，又要研究精神鼓励。
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说，苏联比资本主义更注意个人物质利益。毛泽东说：这种说法简直不像样子。又说：赫鲁晓夫一直到现在强调物质刺激，可以预计，一定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毛泽东分析了当时苏联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原则的实质，说：他们所强调的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这种倾向，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表现。历史上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英勇牺牲，他们也不是为了个人的眼前利益，而是为他们这个阶级的利益，为这个阶级的后代的利益。
苏联教科书深受赫鲁晓夫的影响，反复地突出个人物质利益。毛泽东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说：这本书很多地方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像总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钱能通神。这本书没有体系，可是在这点上却有体系。他们说，这个问题和物质利益有关，那个问题也和物质利益有关。似乎离开了个人物质利益，就什么事也办不成。试问达尔文的进化论是物质鼓励出来的吗?这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反映了他们相当多的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员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他们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在这一情况下，不靠他们的所谓物质鼓励，他们就没有办法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前一句话是讲要尽最大努力来生产。为什么把这两句话分割开来，总是片面讲物质鼓励呢?毛泽东认为，教科书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不把提高觉悟放在重要地位，这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
毛泽东认为物质鼓励原则和精神鼓励原则都重要，不能偏废。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既要有物质鼓励，又要有精神鼓励。
毛泽东全面地分析利益问题和利益关系，认为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惟一的原则，还必须有精神鼓励原则。同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
毛泽东阐述了利益问题上公与私的辩证关系。他说：公是对私来说的，私是对公来说的。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
经济学家要有哲学家的头脑
毛泽东认为，正确的哲学思维是经济学家写出好的经济学论著的必要条件。他批评苏联教科书没有辩证法，说：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毛泽东认为：像马克思写的《资本论》，列宁写的《帝国主义论》，才是完整、严密、系统的科学著作。至于像苏联教科书，毛泽东说：还不能算作一个科学著作。
毛泽东研究了苏联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研究了苏联不同社会阶层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关系。他说：他们那里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停顿的时间太长，多年来已经形成一个高薪阶层，农村中出现了富裕农民。因此必然有反映这种社会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方法论。形而上学，就是这些人的意识形态。事情总要从两面看。既有高薪阶层，就一定有低薪阶层，既有富裕农民，也一定有非富裕农民，而且后者总是占多数。有低薪阶层、非富裕农民，就必然有反映这种社会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两种世界观、方法论的相互斗争，是必不可免的。
毛泽东相信，辩证法总要代替形而上学。他说：一种上层建筑如辩证法，代替另一种上层建筑如形而上学，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一个社会阶层的统治代替另一个社会阶层的统治，就要革命。总的趋势是这个革命不可避免，但是目前革命的条件还不成熟。
苏联教科书认为，在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后根源被消灭了。这个结论是这本教科书缺乏一贯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典型表现。对于苏联教科书的这个结论，毛泽东的评语是：完全不对。
当时，毛泽东是以敏锐的洞察力从理论上指出苏联教科书的这个结论完全不对。现在，则是苏联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事实证明了苏联教科书的这个结论完全不对。历史和事实证明，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后根源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最终成了苏联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内在原因。导致苏联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外部原因正是通过这一内在原因而起作用的。
毛泽东思想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经济哲学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毛泽东经济哲学体系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毛泽东的经济哲学和从经济哲学视角对苏联经济学范式的评论，经受住了历史和实践的检验，今天仍然具有理论的和现实的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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