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金融形势不容乐观，人民币利率不断推升，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更加突出，资本市场亦难见起色，“钱荒”似有愈演愈烈之势。那么，这场“钱荒”发生的成因是什么?其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如何?以及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对此，我们采访了我国青年经济学家苏冠南教授。
关于美国退出量化宽松和我国发生金融危机的预测
记者：目前，大家都对正在发生的“钱荒”很关注。我们注意到，您在去年12月1日就发表文章谈到美国12月份必去QE，而且预测到了我国即将发生金融危机。这也是目前我们看到的国内最早成功预测美国必去QE的经济学家之一。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全球成功预测此次美国去QE的经济学家还不到三分之一。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您也是国内最早指出我国12月份将会发生第四次金融危机的经济学家。您当时为什么使用“金融危机”一词而不是国内通用的“银荒”一词呢?
苏冠南：谢谢您的关注。我觉得“银荒”一词就如同当年的“下岗”一词一样，不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是一个描述性的生活语言。不但如此，使用这个词，还很难解释目前的经济现象，更不能揭示当前经济运行规律，也很难对症下药。这也反映了我国目前对经济运行周期的判断。目前看，学术界和有关方面的建议和对策都偏于技术性，注重短期效应，跟这个判断有很大的关系。我个人认为，对于这些技术疗法，不但化解不了目前的金融风险，即使追求短期效应也很难实现，发展下去甚至导致危机进一步严重化，机会成本也非常高。目前人民币利率不断推升，局面难以抑制，就是这个道理。去年六月份发生的“银荒”，我们靠“注入流动性”就躲过了这一劫，具有侥幸和偶然性。因为经济基本面和体制性因素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时隔六个月，“银荒”就又卷土重来。
对于美国此次必去QE，其实早在我去年1月9日写给三中全会的建议报告中就提出这个问题了。较为公开的提法，是我去年11月28日受某研究院之邀给海内外金融界精英所做的《关于国企改革的方向和想法》的报告中提到的。最为公开的提法，是去年12月1日发表的《关于优先股和注册制的解读》一文中。在这篇文章里，我提出五点：一是国际短期资本将于近期大量出逃，从而引发全面金融危机(第四次金融危机)，导致实体经济进入严重衰退期，大量企业资金链断裂或倒闭破产。二是美国选择这个时机必去QE，若央行采取紧缩政策，则保证美国经济实现紧平衡。考虑到美国对华出口结构，因此此次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影响不大。三是此次危机将使美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彻底转变战略守势，由被动转为主动。四是新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版图将开始重新演绎。五是将对我国目前积极推动的自贸区建设、城镇化和金融改革将产生一定程度的牵制性影响。
当前金融危机的成因和影响
记者：请你谈一谈为什么这次金融危机会在我国发生?还有，为什么要称作是第四次金融危机呢?
苏冠南：这次金融危机在我国发生，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金融危机在我国的发生，有其必然性（历史性）。
第四次长波危机的发生，是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必然结果，不以任何人、任何国家的意志为转移。我国作为全球市场经济体的一份子，自然也不例外。第四次长波危机的发生，也必然表现为具体金融危机的阶段性发生，只是依国家和地区渐次发生而已。从上世纪90代初的日本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以及随后的欧债危机，到目前我国所发生的“银荒”。因此，我说这是第四次金融危机。
第二，金融危机在我国的发生，有其基础性（内因）。政治代际变迁导致的凯恩斯经济刺激政策及其引发的巨大流动性、过剩性和高通胀，以及社会两极贫富分化所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而引发的实体经济的危机，使我国发生金融危机具有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实体危机已由一般性萧条逐步向严重萧条过渡，这是我国目前发生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第三，金融危机在我国的发生，有一定的国际传导性因素（外因）。巨大的出口份额，导致我国对国际市场的巨大依赖性;巨大的外汇储备，导致我们对美元欧元等国际货币政策的敏感性。随着欧美国家出现金融危机，我们紧随其后，以出口型企业为导火索，金融危机显现出多米诺骨牌效应，对我国经济基本面形成巨大冲击;随着美国量化宽松的逐步退出，我国正式步入以银荒为最初特征的第四次金融危机。究其本质，是我国经济的自主性不够。
第四，金融危机在我国的发生，有其现实性。
其一，根据银监会和央行的统计数据，截至2012年底，中国的影子银行规模在30万亿元以上的水平。其中，隐藏在证券化中的信贷关系为28万亿左右，民间融资为3万亿-4万亿。目前以上两方面都部分出现了信用危机，并引发了一系列群体性事件、银行挤兑等社会危机。目前来看，如果融资方依然解决不了自身回报率过低的问题，影子银行就将对我国整体金融体系的稳定造成实质性损害，诱发系统性风险，并导致重大社会不稳定因素发生。
其二，国家审计署的报告显示，截至 2013年6月底，我国全部政府债务为30.3万亿(其中，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17.9万亿，中央政府债务为12.4万亿)。同时，另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企业债务余额近70万亿，居民债务余额近15万亿。因此，到目前为止，全部债务余额为115万亿左右。这些债务在近一两年内都到了偿债高峰期。以土地抵押和地方财政担保为特征的地方政府债务，在第四次长波危机日益深化的今天(导致土地和财政收入锐减)，在民生经费大幅占比的当下，地方政府有限的财政实难偿还。同时，考虑到目前实体经济已由一般萧条向严重萧条过渡，中产阶层规模逐渐缩小等因素，商业银行坏账率将出现根本性变化，银行危机已逐步浮出水面。
其三，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目前约一万个左右，其中70%在县区。由此可见地方政府债务在县区的普遍性。同时，影子银行在县区分布也十分广泛，民间金融、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地下钱庄、村镇银行等。在企业分布上，多以中小微企业、个体商户为主。可以说，县区同时兼具了导致金融危机的三个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先导区和集中区。因此，县(市)区维稳形势更加严峻。
我国正在发生金融危机，金融风险的口子已经撕开。这从我国最近一年来尤其是近几个月发生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一系列债务危机和银行挤兑事件等可以印证。虽然目前是星星之火，但不采取果断措施和应对方案，不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将呈燎原之势，其后果将远大于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的破坏作用。
建立体系逻辑是解决当前金融危机的关键所在
记者：如何化解这次金融危机?
苏冠南：目前金融危机还刚刚发生。要想抑制金融危机的发展和蔓延，必须从经济体制层面上进行改革才能予以根治。《资治通鉴》言：圣人之远虑，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现在是我们谨其微而治之的时候了。
记者：您提出必须从经济体制层面来解决，这个想法比较独立，好像跟目前学术界的建议和对策都不太一样。您能否具体谈谈?
苏冠南：是的，我的这个想法跟目前学术界的想法和能看到的实施方案都不一样。目前学术界和理论界甚至操作层面，基本都是偏于技术性解决。我个人认为，首先这是对此次危机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把此次危机等同于去年六月发生的“银荒”。其次就是囿于西方传统金融理论的束缚和历史的局限性。
目前来看，学术界和有关部门的看法和对策主要有这样几个：
一是操作层面的方法，即注入流动性。通过SLO(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等向市场注入资金。去年12月份发生钱荒之后，央行先后三次共注入流动性3000多亿元，当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从政策效果看，缓解作用有限。
二是制度层面的方法。首先，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积极推动利率市场化。十八大之后，央行推动利率市场化的步伐加快。从去年7月到12月，短短半年时间，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从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到正式建立贷款基础利率集中报价和发布机制，再到同业存单业务的推出。其次，对于未来的汇率市场化目标，央行提出了“根据经济金融形势，有序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空间，进一步发挥市场汇率作用，退出常态式外汇市场干预，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三是加强金融监管。为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国务院办公厅近日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影子银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对影子银行这一监管盲区，建立中央与地方“统分结合”、“分工合作”的监管体制。
无疑地，这些政策和措施都是积极的，将对此次金融危机的抑制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但是，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上面这些对策和措施，无论是操作层面还是制度层面，都没离开“金融体系”。就是说，以“金融之手”来治“金融之疾”。或者说，力图通过金融系统自身的修复和完善，以提高金融肌体自身的免疫力，从而抵抗和消除危机。
从成因的角度看，这个方法论的后面隐含着这样一个理论，即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是由于我国金融体系及制度监管不完善造成的。
这显然是不完全正确的。
因为，这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信用危机的成因理论，也与西方资本主义近百年来对于历次金融危机实践的解决政策相背离，尤其是与历史上历次长波危机时期的金融危机(其典型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的解决政策相背离。
因此，客观地说，上述解决措施和方法是必要的，但不充分。因此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此次金融危机。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是因为要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仅仅依靠单个领域、单个层次的改革难以奏效，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增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
如果考虑到如下两个因素：第一，美国从2014年1月即将开始渐进式退出量化宽松，以及由此引发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危机恶化等因素对我国经济形势的影响;第二，目前我国实体经济危机有从一般性萧条过渡到严重萧条的可能，形势非常紧迫。实体危机对金融危机的挤压和对冲的空间已经非常狭小。因此，我们说，如果不及时解决此次危机，甚至还可能导致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
记者：看来解决危机的时间越来越紧迫了。那么您认为解决目前危机的关键在哪?
苏冠南：首先在于建立体系逻辑，这是正确解决此次金融危机的关键所在。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盲人摸象，找不到解决危机的正确路径和方法。
那么体系逻辑是什么呢?
我认为，金融风险来自实体风险，实体风险来自体制风险。因此，要解决我国目前的金融危机，就必须解决实体经济危机，而实体经济危机的解决，就必须从经济体制层面来解决。
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建立的体系逻辑。
这个体系逻辑的建立，是我们探索和寻找解决金融危机正确路径和方法的前提条件。
记者：在这个体系逻辑下，如何解决体制层面的改革呢?
苏冠南：要从体制层面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来解决目前的金融危机，必须以下面四点为出发点：
一是时代背景，就是说我们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第四次长波危机时期。这个时代特征，决定了我们这次危机的特点、长度和周期变化都与以往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危机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这决定了解决此次金融危机的体制设计有别于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个时期的危机解决办法。
二是我国当前的具体国情。这里所说的国情，既包括了经济和社会情况，也包括了党情和民情。这个特点决定了解决此次金融危机的体制设计必须有别于其他任何西方国家，更不能照搬照抄。
三是经济自主性。这个特点决定了我们解决此次金融危机的体制设计必须能够保证我们国家今后的经济运行具有抵御来自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体、区域经济体和新兴国家经济体的金融危机和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和冲击。这次美国退出量化宽松直接诱发了我国目前的钱荒，就是一个例证和教训。从这件事上也说明了我国经济的自主性远远不够，非常脆弱。
四是体制安全性。体制安全是我国最大的安全。离开体制的安全性去设计体制，很危险，搞得不好，甚至可能国将不国。
以上四点，决定了我们体制改革顶层设计的出发点、制高点和落脚点。
依据上述体系逻辑和四个特点要求而建立的顶层设计方案，是全面彻底解决当前金融危机的正确路径和方法
解决当前金融危机，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局性改革。必须有坚强的领导和组织保证才能完成这一重大改革举措。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这个小组的成立，从组织上保证了我们从全局的高度来制定解决当前金融危机这样一个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的顶层设计方案。
顶层设计方案：如来佛祖+十八罗汉
记者：第四次长波危机的概念据说也是您首先提出来的。跟当代国内外经济学家的提法有什么不同点?其意义何在?
苏冠南：对，这是我在2013年1月9日写给三中全会的顶层设计建议报告《实施体制机制创新全面解决当前经济及其他危机》一文中首先提出来的。这个提法，跟当代国内外经济学家的提法都不一样，主要体现在这次长波危机发生的时间、长度、特点、周期性等方面。之所以称作第四次，也是基于严格的宏观经济模型论证得出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说，第四次长波危机的差异化特征，决定了此次金融危机的解决方法和路径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次危机。
记者：请您谈谈对这次金融危机的具体解决方案。
苏冠南：关于这次金融危机的具体解决方案，最近报告初稿已经完成，还有待进一步细化和调整。整个报告共分十九部分，包括一个总纲和十八个分纲。总纲部分就是关于我国体制运行方式的总体设计;十八个分纲，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共十五章，是体制运行方式的分类设计，涵盖金融、财税、内需、一次分配、对外贸易、区域经济发展、经济过剩、政治生态、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行政体制改革等十五部分。第二部分是体制运行机制的设计，共分三章。主要是作为体制运行方式的技术支撑，保障体制运行的效率和质量。
对于这个解决当前金融危机的顶层设计方案，因为其总纲分纲共十九部分，所以被有关领导和学术界笑称为“如来佛祖带着十八罗汉”来保驾护航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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