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生产过程的调查，我们了解了富士康对工人劳动价值的榨取，那么对征地过程的考察，将从另一个层面向我们展示富士康在内迁扩张过程中是如何剥夺、侵蚀着另一个群体的利益：农民。
在重庆，位于综合保税A区的富士康厂区占地面积将达到2平方公里(约合3000亩)。在成都，将建设总面积达4.68平方公里的高新区综合保税区，富士康正是这个园区内最主要的企业。为了争夺资本的到来，各地政府竞相征用土地，建立超大规模的工业园区。在成都和重庆，都有超过几十个村庄被拆除。随着富士康厂区的建设，一些靠地吃饭的农民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失去了土地，沦为失地农民。
据调查，在征地过程中出现了如下种种问题。
没有及时提供安置房，富士康存在不当使用安置房的情况。西永镇是重庆西永微电子产业园的所在地，该镇下辖的六个行政村和两个社区，土地基本上已经被全部征收了。征地过程是从2004年开始的，基本上每年都有土地被征用。但当地的村民在土地被征用后，并不能马上入住到新社区当中。实际上，这个过程很可能会非常漫长，“征地后，还要等一两年才能有安置房，我们家是去年征了地，最快也要到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才能有房子。”一名社区工作人员向我们陈诉。
在调查过程中，许多村民反映在被征地后，通常要等两年以上才能搬进安置房。而在这两年的期限内，村民需要自己租房居住，快速上涨的租金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在重庆，租房居住的张大娘告诉我们，自从2009年搬到现在的住处，房租已经涨了三次，基本上每年都要涨一次，而且涨价幅度都很大。以张大娘家为例，从2009年的3500元/年，到2010年的4800元/年，再到今年的6000元/年，不到三年的时间已经实现了三连跳。在很多村民家，房租都已经涨到了8000元/年，甚至还有一万多的。
在成都，富士康还征用被征地村民的安置房作为员工宿舍。目前，金台村住了大约2000名普工，除了隔壁同心村零落的村民，整个小区就等同于富士康生活区。在金台村，农田大受破坏，村民昔日居住的房屋也被拆除，昔日的生活场景已经不在，而新的生活却充满曲折和坎坷。村民们当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现实，他们曾经聚集在富士康德源生活区的工地上，争取他们自己应得的权益，也曾在安置小区的大门口，拒绝让富士康进占安置房，但都是徒劳无功。
没有按时发放搬迁过渡费，村民居住生活困难。根据《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因建设需要，被拆迁户须提前搬迁过渡的，从过渡之日起以批准征地时的在籍户口为准，发给搬迁过渡费或搬迁补助费。属统建优惠购房安置的，按实际过渡时间计算，每人每月发给80至100元搬迁过渡费”，之后这一过渡费标准又调整至每月120元/人。但当地许多拆迁户向我们反映，只有在租房居住满两年之后，他们才能从政府那里领取每人每月120元的过渡费。村民们认为这并不合理，过渡费应该从房屋被拆迁的时候就开始发放，“我们这里和江北[江北是重庆市下辖的一个区名，西永镇隶属于沙坪坝区。]不一样，他们被征了地以后马上就有过渡费，我们这边没有。”即便是两年之后才有的过渡费，许多被征地超过两年的村民都还没有拿到。在西永镇老街，我们遇到了来自西永村、香蕉村和中柱村被征地的村民，虽然他们的土地在2007年就已经被征用了，但直到现在，他们都还没有住进安置房，也没有领取到过渡费。有些村民因为租不起房子，一家老小只能住在用木头、塑料布等搭建的临时窝棚中，重新过上点煤油灯的日子，情景让人十分心酸。
安置房质量存在一定问题，房产证和户口难以落实。对于已经住进安置房的拆迁户来说，房屋的问题也层出不穷。一名重庆的居民抱怨到：“我们那个停车场一直都没给我们用。我们的车就只能停在外面，车玻璃都被人家给砸了，电视台都曝光了。”一名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说：“每天居民都问我们，房子漏水怎么解决?三年之内必须要解决，现在五年过去了，开发商也找不到，我们都不知道找谁。” 更严重的是，大部分村民入住安置房六年后，还没有领到房产证、无法落户重庆市。据居委会工作人员介绍，整个棕树湾社区的七千多口人当中，只有几十个人是有本地户口的。在被征地之后，村民的农村户口就被注销了，但因为村民没有拿到房产证，所以他们的城市户口也无法办下来。这些村民成了没有户籍的人，他们担心子女以后也无法在当地入学。一名村民很担忧地说：“我们很多人没有房产证，户口也迁不过来，孩子以后就不能到这里上学，很麻烦。”
被征地后，村民的生计出现困难，难以实现就业。村民被征地后，不得不改变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以便融入城市生活。由于失去了土地，村民以前从事的农业生产和家庭副业，比如养猪、养鸡，都被迫停止了。现在，村民的生活所需都要通过市场购买，导致生活成本迅速增加。张大娘说：“以前吃的米和菜都是自己种的，还有水啊、气啊以前都不需要花钱，连做饭都是自己烧柴…… 现在你看嘛，样样都要花钱买。”在重庆市，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生活费需要上万元，其中还不包括房租。
更糟糕的是，富士康根本就不会招聘超过30岁的员工，大量中年劳动力人在失去土地之后，无法再实现就业，而他们的年龄又达不到领取养老金的阶段。目前这部分人的生活相当艰难，一些人只能靠经营摩托三轮这类行当来谋生。一辆可以载人的三轮摩托需要一万多元，在重庆富士康厂区外以及附近的大学城，随处可见这些载人的摩托三轮。在棕树湾社区安置房一期，我们遇到了李大爷，他就是一位摩托车师傅。李大爷告诉我们：“我现在每天早晨六点多就要起床，匆匆出门去拉生意。到中午一点还要回家做饭，因为在外面吃饭太贵了，回家做可以省不少的钱。吃完午饭再出去，一直要忙到晚上十来点钟才收工回家，才能吃到晚饭。”尽管每天都辛苦奔波，李大爷一个月也只能挣到一两千块钱。 李大爷还告诉我们，因为土地被征收了，许多人没事可做，小区的犯罪率也上升了，入室盗窃之类的事情时常发生。
成都征地的情况与重庆非常相似。虽然被征地村民基本上都已经领取到相关补偿，但一方面他们要缴纳养老保险，另一方面还要支付安置房的购房款，在扣除这两项之后补偿款已经所剩不多。村民的就业也面临困难。从成都富士康南区的厂区到生活区的路上，我们遇到一名被征地的当地人老王。在被征地后，他就靠开出租黑车维持生计。他告诉我们：“被征地之后，我们虽然住进了安置房，但最后拿到手的补偿每个人不过区区两三万块钱，这点钱连买辆车都不够，还要从亲戚朋友那儿借，然后拉点黑活谋生。” 还有一位中年妇女在失去了农田以后，只好在德源宿舍饭堂做清洁工，靠微薄的工资照顾一家人。
显然，在这场征地运动中，地方政府为富士康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土地以及基础设施，为富士康通道路、铺电网、建厂房、供宿舍等等，让富士康得以迅速地扩大生产规模，成为跨国代工王国打下基础，最终实现了资本积累和利润扩张。但是，普通百姓的利益却在这场扩张运动中受到了严重损害。富士康的扩张模式不仅没有改善工人的生活，在其西扩的过程中还带头大量使用学生工，把本来应该在学校读书的学生捆绑在生产线上。此外，富士康还严重损害了农民群体的利益，让他们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家园，变成了彻底的无产者。虽然农村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但在强大的资本面前，农民往往没有谈判和议价的能力，在合法权利遭到侵害后，也难以获得政府和社会的保护。
本文节选自潘毅、卢晖临、郭于华、沈原的《我在富士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7月1日。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