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期，岱老特别注重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使之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1.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
改革开放之初，全国兴起了一股渴望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热潮，但应以什么态度来学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此，岱老在1987年撰写了一篇约1.3万字、题为《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的长篇论文，作了系统论述和权威性的回答。
该文一开头把西方经济学定义为“在欧美经济发达的国家中，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方面的经济问题进行探讨的经济思想体系”。接着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建国以来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所经历的曲折的历史过程，指出改革开放前，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对西方经济学采取了回避、排斥和“全盘否定”的态度。“随着对外经济开放政策的实施……我们对西方经济和西方经济学的态度也有所改变。具体地说，一些人对于西方经济学，从过去的陌生变为某种程度的目眩，从过去的自满变为某种程度的自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对当代西方经济学不加分析、不加鉴别和盲目推崇的倾向”。改革开放以后，直到“最近几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盲目排斥走向盲目崇拜的现象似乎有变本加厉之势”。“这个从一极摆向相反的另一极的盲动也许都出于无知。但在出现这两极摆动的情况下，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已经提出的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的问题，就需要更严肃地对 待了”。怎样严肃对待，岱老提出了几条根本性的指导思想：首先，“西方经济学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指导思想”。因为经济学是一门“有党性的科学”，西方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服务的理论思想。其次，“西方经济学中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可资借鉴”：一是借鉴管理的经验和知识。二是在经济学分析中，广泛利用数学方法。岱老指出，“数学”本来是一个严谨分析的工具，没有理由不利用它为研究我们的经济服务，同时“我们更反对滥用数学，把经济探讨变为数学游戏”。三是在西方经济学中，有关市场机制构成和运转的论述。四是西方发达国家各部门经济的经营经验及其在经营实践 中提炼出来的对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和结论。五是对所谓“后工业社会”某些问题的研究所暴露的问题。同时，岱老还特别提醒：“借鉴不是全盘接受，也不应生搬硬套，更不是拾人牙慧，把某些只言片语当作西来真谛。借鉴必然是有所取舍、抉择。取舍、抉择的根本原则应该是以符合我国国情为主”。这突显岱老的爱国情怀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难能可贵的是，从改革开放初始到1997年7月谢世近二十年里，岱老都始终如一地信守这种对西方经济学“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和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与社会责任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有效引领社会思潮和促进改革开放健康发展的积极作用。
2.在清除“精神污染”形势下及时发出有力之声
上世纪80年代初，国内有一些人在思想战线上散布社会主义“异化”论，实即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为遏制其消极影响蔓延，党中央于1983年下半年发起消除“精神污染”的斗争。经济学界有人怀疑或误以为这是当局取消或抑制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此情况下，岱老及时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发表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一文，随后《人民日报》又重发此文，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该文指出：“作为一个整个理论体系，现代西方经济学不能成为我们研究、制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却不等于说当代西方经济学中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参考、借鉴、利用的地方……当然，相反地，由于某些方面有可资借鉴利用之处，便盲目地全面接受，或者食洋不化，对于没有用的技术手段采取生搬硬套的办法更是有害的”。此言一出，立即获得理论界广泛的赞同和支持，澄清了人们的某些怀疑和混乱思想，有助于推动西方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健康发展。
1983年党中央发起清除“精神污染”、反对社会主义“异化”论的斗争，岱老一直是持积极支持态度的。除了上述发表关于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文章外，他还在1984年1月2日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90周年发表的《坚持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一文中，直接批评了所谓“异化”论的错误。他说：“在异化问题的研究中，有一部分人对于这题目的兴趣在于探讨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的初期的阶段中一个理论范畴的意义，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另有一部分人的研究就超出了这个范围，他们研究的目的是企图以马克思 的异化论来否定剩余价值和历史唯物论”。该文的最后还强调指出：“总之，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就是坚持马列主义真理和我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当然，我们所坚持的是这些基本原理的科学体系，它既不是某一历史时期的个别论断，更不是如异化论这一类的、虽然在早期著作中出现，但在晚期著作中已被更科学的理论所更替的学说”。岱老批评了某些人企图用马克思早期尚不成熟的观点来否定后来成熟的观点的错误思想，表明岱老并非教条地而是真正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社会科学学者。
3.20世纪90年代多次强调反对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
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界逐渐滋长了一种边缘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的不良倾向，如有的迷信市场机制万能，反对宏观调控;迷信通货膨胀有益论，反对物价管制;借口科斯产权明晰之说，主张把国有资产量化到个人;甚至以80年代西方掀起的私有化浪潮为榜样，主张我国搞非国有化(实即私有化)改革，企图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经济改革和建设中的指导作用。这种不良倾向若任其发展，后果不堪设想，俄罗斯采取“休克疗法”和非国有化政策的悲惨结局就是前车之鉴。面对这种严峻形势，岱老在1994年3月由国家教委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西方经济学学术报告会”上说：“对西方经济学，我们一度进行盲目的批判，现在又存在一种危险，即盲目推崇。盲目的推崇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因此，目前对西方经济学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同时，他还列举了“市场经济”、“休克疗法”和“通货膨胀”等方面的问题以论证其论点。同年11月，岱老在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六次学术讨论会上又说：“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我们对西方经济学采取盲目批判，全盘否定的倾向。其影响所及，使受这种倾向裹挟的某些学者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忘在脑后，将西方经济学奉为神明，特别是对近年来在全世界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泛滥成灾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崇拜得五体投地，把西方新自由主义那一套奉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金科玉律，在理论上造成严重混乱，在实践上造成严重后果”，同时还强调指出：“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借鉴工作，主要的倾向和主要的危险是盲目崇拜和照抄照搬”。
1995年末，岱老在为笔者主编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说》(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一书作序时，在上述一系列反对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论述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全面系统论述了这一观点，明确指出：“70年代末，我国克服了对西方经济学说的盲目批判、一概排斥的态度”，“我们有一批专家从改革开放伊始，就主张对当代西方经济学采取分析的态度，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借鉴。但在汹涌而来的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的浪潮中，这一正确主张的声音似乎太小，不足以左右社会潮流的方向。于是我们就面 临这样一个历史格局，从过去的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排斥这一极端，跳到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的另一极端，这是当前的一个主要危险”。该“序”还进一步提出了如何克服当前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这一主要危险倾向的九条措施，其中特别提出要“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真可谓对症下药，恰到好处。
岱老的“序”当时以《对西方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几点意见》或《西方经济学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为题，先后由《经济学动态》、《高校理论战线》、《求是》等全国十多家报刊全文或摘要发表，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1996年3月，国家教委社科中心、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研究会在京联合举办“西方经济学研究问题学术报告会”，全国120余位经济学者参加并一致赞同岱老的观点，认为当前西方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对其“盲目崇拜，照抄照办”，亟待改进。岱老提出的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方向问题，也涉及如何更好促进改革开放事业健康发展的问题，是岱老晚年对西方经济学研究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与建设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
当然，在学术理论的研究探讨中，任何一个问题或观点，各个不同学者有不同意见都是难免的。1996年4月28日，岱老曾针对当时有人误以为“序”的意见不是出于他的本意的观点给我写的一封亲笔信中说：“其实，说是由我所引起的对西方经济学的意见，乃是当时相当一部分对西方经济学有过涉猎者的共同意见。”这十分肯定了“序”中对西方经济学看法的意见，既是他本人的意见，也是当时许多研究西方经济学者的“共同意见”。
1997年1月19日，上海财经大学经济系主任程恩富教授为自己即将出版的新著《西方产权理论评析》请岱老题词。岱老十分高兴，当即写了苍劲有力的16字箴言：“弘扬马列，锐意求新。借鉴西学，体察国情”。这凝结了他一生宝贵的治学经验，指出了我们研究西方经济学正确的方向、方法，同时再次重申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学术界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摘自《高校理论战线》2009年第8期，原文标题为《陈岱孙学术思想研究(下)》)
附文：
陈岱孙：对当前西方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几点意见
战后时期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是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传播及其对世界各国经济政策的广泛影响。战后时期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学科领域内，其基础学科，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提出了不少新的理论，形成了比较大的体系，同时建立了若干分支学科和边缘学科。另一方面是形成了许多新的学派。这样，当代西方经济学与战前时期相比，就带有某种复杂性。在方法上，战后西方经济学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广泛采用数学方法，而且是相当艰深的高等数学方法。不少当代西方经济学书籍和杂志，满篇满纸都是数学公式。此外，当代西方经济学在方法论上还继承其前人特别是李嘉图学派解体以后西方庸俗经济学的固有手法，即以描述经济现象及其表面联系为能事，不能、不愿意也不敢触及经济问题的本质。但现象和现象之间的联系往往与人们的常识相吻合，因而容易为人们所认同。但正因为是常识，是事物的表象，而不是事特内部规律性的反映，所以往往与真理大相径庭而流于谬误。从常识的角度接触西方经济学，就难免将西方经济学的谬误当作真理加以接受。
70年代末叶，我国克服了对西方经济学说的盲目批判、一概排斥的态度，当时，从事西方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大多数学者，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即对当代西方经济学应当采取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的态度，摒弃其庸俗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理论框架，吸取和借鉴其中某些合理成份。既要反对盲目批判、一概排斥的态度，又要反对盲目迷信、机械照搬的作法。近年来，我国广泛地开展了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并且在我国经济政策制定和企业经济管理工作中借鉴了西方经济学某些有用的成份，收到了一定的成效。经过10多年的研究，我们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了解前进了一大步。我国近年来出版的数量众多的论文、专著和译著表明，我国学术界对外国经济学说特别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我们的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但另一方面，在我国经济学界，这些年来又渐渐滋长了一种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一概肯定的倾向。值得警惕的是，在借鉴西方经济学进行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研究工作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研究工作中，这种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一概肯定、照抄照搬的倾向变得空前严重起来。如果不引起我们的注意，认直加以克服，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
这股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的倾向产生和泛滥的原因，除了前面所说的战后时期西方经济学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某种复杂性和迷惑性这种理论上的因素以外，还根源于战后时期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若干实际因素。归纳起来，主要是两点：一是战后时期的前半段即50年代和60年代西方经济的带有战后恢复性质的经济高速增长;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战后时期出现国际性的严重挫折。
总结这10多年来关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我们应当承认，我们的工作在取得重大成绩同时，还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不足。上述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迷信的倾向的产生和泛滥，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的缺点和不足是分不开的。我们工作的缺点和不足，一言以蔽之，是“述而不作”，或者说是“述而不批”。不错，我们有一批专家，从改革开放伊始，就主张对当代西方经济学采取分析的态度，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借鉴。但在汹涌而来的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的浪潮中，这一正确主张的声音似乎太小，不足以左右社会潮流的方向。于是我们就面临这样一个历史格局，从过去的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排斥这一极端跳到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的另一极端。这是当前的主要危险。
我们面临的危险有两个方面，一是西方经济学对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心灵的毒害，二是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方向的误导。弄得不好，西方经济学这两个方面的影响都可能产生悲剧性的后果。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比前苏联东欧国家落后得多，人口又多得多，剧变的后果的严重性将十倍百倍于前苏联东欧国家。这种历史结局是西方帝国主义势力所梦寐以求的。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避免这种历史结局的出现。要做到这一点，当前一个最紧迫的任务便是克服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照抄照搬的右的倾向。为此，必须改进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尤其是加强对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和批判工作。
第一，分析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倾向的国际理论背景。我国近年来在西方经济学研究工作中的右的倾向，与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新自由主义国际思潮的泛滥有密切关系。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与时代潮流不合，对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影响不大，但却成为西方国家打入发展中国家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工具。在社会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鼓吹取消国家干预，极力使社会主义经济蜕变成资本主义经济。因此，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代表着西方国家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让国内经济学界特别是青年学者认识这一国际背景，使他们提高警惕，显然至关重要。
第二，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将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与世界经济研究紧密结合起来。首先要实事求是地科学地分析战后时期西方经济发展，揭示战后初期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战后经济重建性质，指出自7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杂以停滞和危机的历史时期，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西方经济的通例是低速增长和慢性萧条，战后初期的经济繁荣乃是由特定的历史原因产生的特例，因而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在对西方国家经济的估价上面，我们也看到两种极端，一个极端是在前30年，我们不少学者喜欢将西方经济描绘成一片暗淡，除了危机还是危机，不承认战后一段时期西方经济的繁荣。另一个极端是近年来我们一些学者倾向于将西方经济现状和前景描绘成一片光明。这些学者对西方经济的看法往往比西方国家的学者还要乐观得多。我们必须克服这种片面性，要用我们的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引导青年正确认识西方经济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这对青年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端正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态度，克服对西方经济和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心理，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第三，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与西方经济学说史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西方经济学发展数百年，但在马歇尔以前，内容并不那么复杂，脉络也比较分明。战后西方经济学虽然内容庞杂，学派林立，新学科层出不穷，但每一种新的理论，每一个学派，每一个学科，都可以在学说史上直接间接地找到其思想根源，而一旦找到其学术渊源，这些理论、学派、学科的神秘的光环也就黯然消退了。
第四，加强对西方经济学派的研究。首先是加强西方正统派经济学阵营中国家干预主义学派与自由主义学派斗争的研究。这两大流派的斗争，从重商主义时代晚期起，贯穿着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全过程。对西方经济学这两股思潮两大流派的斗争内容、实质及其发展前景的研究必须联系时代的特征。现代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派只能是现代国家干预主义学派，而不可能是新自由主义学派。
近年来国内滋长的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倾向，深究起来，实质只是对当代西方经济学中新自由主义这一古旧学派的崇拜。而人们之所以以腐朽为神奇，盲目崇拜这一带有浓厚的复古色彩的学派，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误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主流派经济学;二是为其光怪陆离的理论表象所迷惑，没有认识到它与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的旧经济自由主义一脉相承的理论渊源关系;三是没有识破西方国家和某些国际经济组织在发展中国特别是社会主义中国强制推行自由主义经济学及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险恶用心。西方国家在国内甚至国际经济生活中厉行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但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和经济政策，取消国有企业，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特别是计划管理，洞开国内市场，与西方国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经济接轨，其目的无非是要在发展中国家恢复殖民主义统治，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演变为资本主义，或外围资本主义。我们的某些学者十二分卖力地在国内贩卖这一套新自由主义货色，而且非常顽固地加以坚持，实际上扮演了一个可悲的角色。
第五，加强对西方国家激进派经济学的研究。西方激进派经济学派别很多，如新剑桥学派，加尔布雷思新制度学派，新左派经济学等。这些学派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持不同程度的批评态度，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种种社会经济矛盾和问题有所研究有所揭露。特别是带有某种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新左派经济学，出版了不少论述现代资本主义的著作，很值得我们关注。他们生活在西方国家，就近研究，取材容易，体察也较直接深切。在国内翻译出版和介绍激进学派特别是新左派经济学派的著作，对于教育青年一代，使他们对现代西方国家的现实具有真实的了解，克服对西方社会的盲目崇拜心理，很有裨益。
第六，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的著作研究。战后时期，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一批进步的民族主义经济学家，如普雷维什、萨缪尔·阿明等，这些经济学家与西方国家一些进步经济学家如布兰克等联系在一起，提出了一整套捍卫发展中国家民族利益，实现发展中国家经济独立和工业化、现代化的理论，引起了人们的注目，被称为发展主义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有重要的影响。70年代后期以来，特别是80年代，这一学派受到西方国家和某些国际经济组织及其支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排斥和打击。在80年代，西方国家和某些国际经济组织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市场取向型改革模式，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经济受到严重打击，政治独立也受到严重威胁，后果十分严重。对发展中国家来说，80年代被称为失去的十年。在80年代，发展主义经济学家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批判和斗争从未停止过。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一学派经济学家的努力有所增强，近年来在拉美国家崭露头角的新结构派就是其中一派。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同西方国家、某些国际经济组织及其支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作斗争的经验，他们对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和模式的探索，对我们具有十分切近的借鉴意义。我们对这一流派的经济学虽然有所研究，但很不够，今后应当加强。
第七，加强对前苏联、东欧国家剧变前后经济学说的研究。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借鉴和引入西方经济学说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政策问题比我们中国要早得多。著名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在与西方自由派经济学家米音斯、哈耶克之流的著名论战中创立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并在战后波兰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加以实施，就是有名的例子。80年代，前苏联、东欧国家的主流派经济学逐渐转化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蓝图的制定工作逐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把持。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某些国际经济组织代表直接插手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改革方案的制定工作。前苏联、东欧国家推行的“休克疗法”就是其最显著的例子。“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我们应研究前苏联、东欧国家变革前后推行的经济改革理论和政策的前因后果，我们应从中得出应有的结论，作为我们改革开放的鉴戒。
第八，积极参加国内经济问题的研究工作，在切实做到以西方的经济理论联系中国实际的基础上，提出有真知灼见的政策建议。西方经济学无论如何，是植根于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的产物。中国的实际在种种方面和西方实际大不相同。在借鉴、利用西方经济学一些理论分析解决中国今日面临的经济问题时，我们不但要排除其在本国实践上已证明为谬误者，即使在其本土已证明有成功经验者，我们也得详察其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要特别注意与别有用心的西方经济学者的建议作不调和的斗争，防止苏东国家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第九，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我们宣称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就理所当然地是我们的理论基础。无庸讳言，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在部分人们的心目中，在部分学者的心目中，特别在是缺乏生活经验的青年人的心目中，有所淡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工作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而且有所放松。这种状况必须迅速改变，而方法也要改进。我们不能以照本宣科地复述经典著作为满足。更不能像时下某些人那样寻章摘句，甚至断章取义歪曲经典作家的原意，偷换自己的自由主义私货。例如用《资本论》中马克思关系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用语，鼓吹私有制;利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股份公司的论述鼓吹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利用马克思关于社会所有制的用语，否定公有制等等。
来源：《高校理论战线》一九九五年第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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