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作为一种金融市场，得到太多褒誉和赞美，说什么是金融市场的重大创新，是企业发展融资方式巨大革命性工具。
其实，股市的作用，说的美化一点，叫做直接融资;说的客观一点，叫做圈钱;说的本质一点，就是批着合法外衣的资金诈骗场所，就是一种大规模的仙人跳场所。
有人认为，股票交易已经被证监会多次提醒，“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因此，不能责怪股市，要怪就怪股民。其实，不谈证监会的贪腐与渎职，不谈股市的权力与内幕交易，不谈老鼠仓，不谈合谋诈骗，就单单谈一谈股市对股民的“毒瘾作用”，就会发现，股市博弈就像赌博，就像吸毒，是会上瘾的，吸毒者明知这种赌博或吸毒不好，仍然很难戒除，此时，国家权力介入，像扫除赌场和毒品那样，直接介入取缔股市，消除企业用以诈骗资金的场所，才能保护股民，就像毒品，不能因为吸毒者自己购买毒品，公安机关和政府权力就可以淡然处之，相反，要吸毒者戒除毒瘾，要赌博者戒除赌瘾，都需要政府权力严打。
由于股市对民众的伤害远远大于毒品，不能放任民众自行戒除股票赌瘾，因此政府必须介入，严打股市集资，直至取缔股市，才是保护股民继续深陷其中的唯一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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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股份公司中，“总资本表现为所有单个资本家的股份资本的总和。这个股份公司和其他许多股份公司有—个共同点： 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投入什么， 但是不知道自己取出什么” 。因此， 每个人对自己在股票市场上的收益是没有把握的或者说是随意的和盲目的，“ 在每次证券投机中， 每个人都知道暴风雨有一天会到来， 但是每个人都希望暴凤雨是在自己发了大财把钱藏好以后， 落到邻人的头上” 。
在股票市场上， 每个人只为自己的最大利益考虑， 每个人皆为利来、 皆为利往， 这样就使得股票市场上的投机活动不可避免， 从而也为各种投机活动提供了利益驱动和大开了方便之门， “ 在这个漩涡中哪里还可能有基于道德准则的交换呢 在这种涨落不定的情况下， 每个人都必然力图抓紧良机进行买卖， 每个人都必然会成为投机家， 就是说， 都企图不劳而获， 损人利己， 乘人之危， 趁机发财。投机者总是指望不幸事件， 特别是指望荒年， 他们利用—切机会， 例如纽约的大火灾; 但是， 不道德的顶点还是交易所中的有价证券的投机， 这种投机把历史和人类一起降为满足伺机冒险的投机者的贪婪的工具。 要是正直‘ 可靠的’ 商人不在交易所中的赌博上弄虚作假， 那我就要感谢上帝了” 。 在这种你死我活、 相互竞争的股票市场上，投机者为了利益可以不择手段、 尔虞我诈， 成者成了食利者， 败者成了牺牲者， 正如马克思所评价的那样： “ 它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 一种新的寄生虫， —— —发起人、 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 并在创立公司、 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 。 因此， 股票交易场所是投机活动十分猖獗的场所， 使得本来的投资活动逐渐演变成为投机的活动， 而投机活动与欺诈是相伴而生的。
马克思还进一步分析了股票交易活动产生各种欺诈现象的具体原因和过程， 认为正是股票交易的特定方式和信用制度为各种投机、 赌博和欺诈活动提供了适宜的场所。马克思说： “ 股票只是对这个资本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的相应部分的所有权证书。 可以把这个证书卖给 ， 可以把它卖给 。 这样的交易并不会改变事情的本质。 这时， 或 把他的证书转化为资本， 而 把他的资本转化为一张单纯的对股份资本预期可得的剩余价值的所有权证书” 。 然而， 正是“ 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 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 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 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 。 而且在资本主义社会， 各种信用制度的泛滥助长了这种欺骗性， “ 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 一方面， 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 —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 —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 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 另一方面， 又是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正是这种二重性质， 使信用的主要宣扬者， 从约翰•罗到伊萨克•贝列拉， 都具有这样一种有趣的混合性质; 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 。
马克思早在分析当时欧洲出现的经济危机的原因时指出了这种普遍的投机活动所带来的结果， “ 一小撮董事不需要特别巧妙的办法， 只要用巨额的红利安慰公司的股东， 用骗人的报告书引诱存户和新股东， 就能把公司的资本侵吞。为此， 只要懂得英国的法律就够了” 。 股票作为资本所有权的纸制凭证， 是虚拟资本， 在这种虚拟经济的基础上， 可能出现“ 买空卖空” 、 “ 股票渗水” 等现象， 当股票价格严重与上市公司的业绩不相符合时， 就隐藏着经济的泡沫性， 从而可能形成名不副实的泡沫经济。马克思还指出了公司欺诈的蔓延给广大工人阶级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他说： “ 不应当忘记， 在股份公司中联合起来的不是单个人， 而是资本。由于这一套做法， 私有者变成了股东， 即变成了投机家。资本的积聚加速了， 其必然结果就是， 小资产阶级的破产也加速了。特种工业巨头出现了， 他们的权力同他们的责任必成反比， 因为他们只对他们所有的那一大宗股票负责， 而支配的却是公司的全部资本。他们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成员， 而大多数股东却不断地变更。工业巨头依靠该公司的影响和财富， 能够收买个别不安分的人。在寡头董事会之下的， 是由进行实际工作的公司管理人员和职员形成的官僚集团， 而直接在他们之下的， 是大量的与日俱增的普通工人” 。
也就是说， 在股份公司带来投机、 欺诈的同时， 产生出一批金融贵族和新的食利阶层， 增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寄生性，同时还加强了对雇佣工人的剥削， 造成了大量普通工人与日俱增的相对贫困， 加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 安然的董事们只要每年在董事会上露露脸、 开开会就可以得到数万美元的报酬， 年安然的首席执行官斯林基的薪水总额高达千万美元之多，还不包括其他的股票期权、 股票红利部分。而在安然高级管理人员大发横财时， 广大小投资者和养老基金的持有者却失去了数十亿美元， 普通工人辛辛苦苦的养老金和福利金顿时化为泡影， 进而变得愈加贫困。 这些现象充分说明， 安然的财务丑闻以及运用金融衍生工具的欺诈活动完全验证了马克思当年的论述， 充分说明了其理论的科学性和生命力。 马克思在谈到写作《 资本论》 的目的时指出： “ 在理论方面给资产阶级一个使它永远翻不了身的打击” 。 对资本主义社会公司欺诈现象的揭示和分析， 就是这种性质的打击。
——摘自蔡宝刚和吴玉岭《马克思关于公司欺诈的理论及其现实意义》，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03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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