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是新常态，今年是供给侧改革。
刚刚闭幕的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立了2016年中国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和政策的具体路径，会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这意味着，在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新常态视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后，时隔一年，中国提出了如何在新的经济周期打赢生死之战的政策选择。
外界在此前已经关注到，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的时间是历年最晚的一次，同时，四天的会期也是开得时间最长的一次。之所以这么晚召开，原因不外乎三点：
一是2016年作为“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仅要定调2016年的重点工作和政策选择，还要对下一个五年的经济工作进行总的筹划;
二是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周期以后，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下行压力，如何在稳增长、防风险和调结构等政策目标上取得协调，可谓慎之又慎;
三是2015年中国经济出现了很多风险征兆，7月的股灾，8月人民币贬值引发的恐慌，以及银行不良贷款的飙升和不断爆发的金融诈骗案件都意味着，坚守住系统性风险已经成为确保中国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头等大事。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会议比往年来得晚了一些。
尽管如此，长期关注中国宏观经济和宏观政策者，对于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如何规划2016年的经济工作，如何协调宏观政策目标，事实上，都有着比较准确的判断。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供给侧改革”列入重要的政策篮子，提出“在理论上作出创新性概括，在政策上作出前瞻性安排，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可谓抓住了中国语境下“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政策要义。
从注重“需求端”的刺激到注重“供给端”改革，这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官方经济学思想转变的必然选择。在过去短缺经济和高速增长的周期下，一旦出现周期性的波动，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刺激，通过控制或者刺激需求，特别是，通过扩大政府投资，熨平短期性的波动，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是，这种通过需求端管理经济的政策一方面具有短期性，除了在一个平面水平上扩大产能，其实无助于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提升；另一方面，在当前中国经济告别短缺，很多行业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无论是政府投资，还是货币政策的边际效应都在急剧下降。靠刺激需求不仅无法熨平中国经济的周期，无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反而扭曲了资源配置和政策目标。同时，由于长期过于重视刺激需求，导致中国经济在量的扩张上尽管表现突出，但在经济质的飞跃上乏善可陈，与此同时，刺激政策的负面效应也成为当下中国经济最大的痛点。从长期看，经济增长取决于长期潜在增长率，也就是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所以要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仅靠需求侧的政策是不足的。必须通过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来提高潜在增长率，也就是改善供给侧。这即是“供给经济学”的基本要义。
在笔者看来，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在制度层面，构建跨越中等陷阱必须的现代金融、产业、财税等制度体系，放松各种管制，打破垄断，释放民间资本的活力;在技术层面，通过营造激励创新的生态，实现创新驱动;在人力层面，通过教育制度改革，实现人力资本的跨越;在社会保障层面，通过提升社保水平和改革收入分配，实现共享发展。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供给侧改革”的描述以及政策要点和笔者的理解基本契合。并依据“供给侧改革”的基本思路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列为2016年五项重点工作。各位可以去研究一下历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如此有针对性的痛下决心去解决中国经济时下的心头之患的表述并不多。
但是，面对现实，无论是化解过剩产能，还是帮助房地产去库存，过去的经验都告诉我们，绝非短期可以解决。僵尸企业和过剩产能是中国经济之癌，是一场输不起的战役。然而，清理僵尸企业也好，还是化解过剩产能，历史经验昭示，除非在制度层面拿出一整套的设计，否则总会陷入剪不断的恶性循环。笔者高兴的看到，除了去库存、降杠杆等问题，中央特别将减轻企业负担列入重中之重。从会议公报的描述看，为企业减负可谓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最大的亮点。笔者今年调研企业，普遍反应税费等成本负担成为企业难以承受之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一套非常有针对性的组合拳。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到降低社会保险费，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降低电价以及物流成本，可谓抓住了企业负担的关键。减税减负是美国供给学派的真正内涵和精髓，如果中国的供给经济学和美国的供给学派学习，最该学习的就是减税。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拉弗就是因为餐巾纸上的拉弗曲线而让供给学派赢得了很多企业粉丝。如果再不给企业减负，明年出现企业倒闭潮，一切就来不及了。
从经济周期看，中国经济处在一个历史性巨变的转折点，传统的行业面临残酷的洗牌，但在告别高增长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只是完成了中国经济的温饱问题，只不过刚刚结束了“低垂的果实”的阶段。下一个周期如果真的通过供给侧改革，打破垄断，解放企业的积极性，通过减税等措施为企业的转型提供宽松的环境，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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