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据“人民网”消息，“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4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要坚定不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着力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挥国有企业各类人才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各类要素活力。”受此消息鼓舞，将2011年8月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理事会第五届高层论坛·征文函”写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未来方向》(发给他们后，未见那些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召集者们的回音——级别不够、身份太低抑或观点不同?)，发“” ， 以自已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独立见解，就“中国国企改革的未来方向”这一关乎科学社会主义末来发展的通天问题，提出了一家之言，意以抛砖引玉，祈以为国企改革的未来发展起些许作用。

　　王发昌

　　2016-7-6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未来方向

　　中国国有企业，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民生活得以逐步提高的基本保障，是我国“国民经济的脊梁和我党执政的重要经济基础”(《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5期封底)。已为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所证明。所以，面对国内外资产阶级挖空心思，不断否定中国国有经济，想把中国国企引向私有化的企图，我们要不断通过社会主义的改革手段，做优做强国有企业而使资产阶级们图谋落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第5届高层论坛”的“五大议题”，可谓切中时代要义。这里我就“国有企业改革的未来方向”发表一点建议。

　　一、要为实现社会主义产品生产创造和积累经验。

　　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是按比例有计划的产品生产，是“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而现在我们从事的还是商品生产。是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取得政政以后，不得不采取的迂回方式，目的是利用商品生产，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的产品生产方式。这在列宁1922年前后的著作中是说得非常明白的(见拙文《社会主义阶段论》——随文发来，供参考)。所以，不是有些人所说的，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不符合现行的社会主义实际，而是我们还没有进行产品生产的经济条件。更不是有些人“突破”(即背叛)马克思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理由。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还存在商品生产的解读不够准确全面，所以在我国经济得到大发展的同时，商品生产的各种弊端也暴露无遗，大家都能看得见、听得到很多触目惊心的恶例。我们党正面临着现行经济条件下的“四种危险”和“四个考验”(胡锦涛2011·7·1讲话)。特别是目前因“市场万能万岁”及其衍生的“货币拜物教”以及“贫富悬殊，已成悬于我们头上的一把利剑”，“隐形富豪口袋中的钱足够再建一座新的现代化北京城”。(《大河报·内地隐形富豪大有人在》2010年9月24日第2版谢昱航文)“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卷111页)因此，在贫富差距虽然显现，但尚无危及社会主义;虽然产生了一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最危险的是党和政府中的腐败分子)，但尚未形成阶级的时候，在物质条件又基本具备、政治基础稳固有效的今天，在胡锦涛同志代表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成为全党全国共识的有利条件下，把开始转变商品生产方式为产品生产方式提上日程正是良机。而且已是必须高度重视、迫在眉睫、切不可失的关键之机了”。(微言斋主《社会主义阶段论》第17页)

　　为此，国有企业要按照比例计划规律和价值规律组织生产。(微言斋主《论规律》，湖南商学院编《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第十八届年会论文集·上》第201页)

　　第一、国有企业特别是关乎国计民生行业的国有企业，要根据自已的生产能力(人力：技术、文化、思想素质;物力：工具、材料、工艺水平;智力：管理、经营、创新能力等)，国家宏观计划、人民生活需要与市场供求情况，用实物指标(品种、数量、质量、安全)与价值指标(由价值量转化而成的货币量——成本、利润等)相结合的方法，制订短期和中长期生产计划并报国家批准。且应以实物指标为基础，而不仅仅是生产总值的增殖，即仅以利润计。因为在资本主义企业，产值、利润与产量并不统一，利润可以多种手段获取。所以国企要根据国家宏观调控或批准的“最高限量”与“最低限量”相统一的计划(实际上基本是企业自己的上报计划)，通过宣传、组织、思想政治工作和合理分配等等，充分发挥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的作用和积极性，不折不扣地完成实物指标。在销售中以价格——货币单位核算价值盈亏。要保证扣除了(c + v)以后，有一定的剩余产品与价值量(m)，即实际产品量的绝对增长。也就是说，既要全面完成价值(利润)指标，更要全面完成实物指标。而且只有保证了剩余劳动产品的绝对增量，才能为扩大再生产创造出物质基础和资金来源。

　　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要在政策上为国有企业实现实物(产品)计划保驾护航，比如因市场的突然变化使价格低于成本时，按保护价收购其产品、建立起必要的国家储备，在价格飞涨时低价投放;或给予一定补贴或税收优惠;或在资金链紧张时提供金融支持等等，从而使国有企业充分发挥满足国家人民需求、保障社会稳定、防止资本主义颠覆社会主义和促进社会进步、发展的基础作用。

　　第二、国有大型企业的主要生产资料(机器、能源和材料)的分配与交换，应严格按实物指标和质量标准，“定点生产，直达供货”。方法是严格履行“合同供货”与“计划调拔”相结合。交换中只给它们一个商品的外壳——以“观念的货币”(马克思语)进行计算，既可达到各个企业核算盈亏之意，又可逐步改变其可以“自由买卖”的性质。这就要发挥银行的作用即货币的“支付手段”，使国有企业间的交换最后完成。如钢铁——机器制造——能源——交通运输等等国企之间，只须通过银行转帐而补偿相互间的不足部分即可。以减少“现实的货币”投放量。

　　对于非主要生产资料或辅助材料的分配与交换，可组建一般生产资料交易中心(如现行的各种“商品批发市场”)，进行比较自由的“买卖”。结算也要尽可能通过银行转帐实现。

　　第三、国有企业职工的生活消费品分配与交换，要实行“实物工资”与“货币工资”相结合，为“特种商品生产”转化为社会主义产品生产、货币交换转化为劳动券交换创造条件和积累经验。因为“消除货币”的主要问题，恰恰在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与交换中。若不“破除市场万岁论和市场万能论的神话”(《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12期 胡代光教授语)，有市场就要有货币，而让货币永存，后果是不堪想像的。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如果生产商品的社会把商品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形式进一步发展为货币形式，那么还隐藏在价值中的各种萌芽就显露出来了。最先的和最重要的结果是商品形式的普遍化。甚至以前直接为自己消费而生产出来的物品，也被货币强加上商品的形式而卷入交换之中。于是商品形式和货币就侵入那些为生产而直接结合成社会的共同体的各种纽带，把它分解成一群群私人生产者。……如果杜林的经济公社能实现的话，货币也必将以同样的自然必然性，不顾一切‘法律和行政规范’而使它解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三卷第662页，粗字为引者加粗) 统览人世间的一切丑恶现象，无不与金钱(货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唯心主义者们却硬说当今中国的那些丑恶现象与金钱无关，是人的“贪欲”惹的祸。贪欲哪里来?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决定精神，没有货币，哪来对金钱无休无止的占有欲?当黄金失去“天然的货币”功能之后，做成首饰与做成大便器同样成为可能(列宁语)。

　　由于“货币拜物教”对社会“纽带” 的破坏作用举不胜举、防不胜防这一至关重要的原因，说明了国企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消费品分配，应该逐步开始实行“实物工资”与“货币工资”相结合的方式了。开始时，只能是渐进的、少量的。比如首先在主要食品(如粮油)分配上入手：在工矿企业、机关事业、学校医院、军队及各种团体，等等城市居民集中的地方，由单位和诚信度高的粮油供应商挂钩，人们凭“粮油本”在供应商那里按各自需要自由“领取”，由所在单位从各人的工资中扣除，同供应商集中结算。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惰。在经验成熟和条件允许的时候，实行单位同其它诚信供应商挂钩，对大件的、耐用的生活消费品如家俱、家用电器、衣物等，按不同家庭的消费计划，实行实物分配，亦用“集中结算”完成交换。这是我1982年的设想，现在看来，一张单位与银行、商业间互联的，有适当“提现额度”和一定“刷卡额度”的“工资卡”足矣。

　　这并不是要立马取消货币，而是在恰如其分地、充分地发挥货币在“对内搞活，对外开放”中“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与“世界货币”功能的同时，以尽可能地限制货币的流通职能和现实货币量。只要世界上还有以市场为载体的国家、地区存在，或者说社会主义尚未在全球取得胜利，货币就不可能完全消失。

　　所以，我国必须十分注意限制并削弱货币对“社会共同体的各种纽带”的破坏作用。在保持货币上述四种职能的同时，应采取合理、方便的方式方法，有效限制、逐渐削弱、直至最后取消货币的储蓄职能即财富聚集的作用，才能在社会主义的个人消费品分配与日常生活中，使货币的消极因素基本消失。因为在社会占有主要生产资料，国有企业(现代化机器大生产)组织得合理有序、稳健推进，因而产品越来越丰富，人民群众生存已无后顾之忧且越来越好的情况下，除了对生活资料的个人占有和科学、充分的消费(即将工资收入全部用于生活开支)之外，大多数人已不会再孳生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欲望和个人储蓄财富的必要，《共产党宣言》关于“废除继承权”的共产主义原则并非无端假设，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丰硕成果。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能力又想个人办企业的，仅凭一点个人储蓄也难有大作为，国家会按照金融业的规范予以大力支持。货币在逐渐失去储蓄功能的过程中，将会成为生产与交换的真正媒介;其破坏“社会共同体的各种纽带”的恶作用将逐渐弱化直至消失，到全世界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时，货币会自然而然地转化为简单明了的劳动时间，成为计算产品的工具。现代计算机的发明，亦为这种计算创造了十分方便、快捷的条件。

　　在社会主义产品经济完全取代商品经济的时候，基本实现按比例有计划的个人消费品按劳分配，使现在的有关商业机构变为实际上的生活消费品分配委员会。而对于日用零碎品如“买”几个水果糖及针头线脑，仍要有一些不能重复使用的“劳动券”，使人们的主活更为方便惬意。

　　由于按劳分配是初次分配，其中包含着诸多不平等因素。所以，社会主义生活消费资料的再分配是按劳分配的题中应有之义。通过再分配即各种社会“福利”和建好公共设施等，“使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以体现社会主义分配的优越性。河南临颍南街村“高福利、低工资”，即“实物工资与货币工资”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应是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有机结合，只要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当是今后各个领域都应采取，国有企业应该率先采取的分配方式。南街村的分配实践表明：它使绝大多数劳动者解决了住房、子女教育、医病和养老等后顾之忧，而积极为集体劳动;更让绝大多数管理者能清正廉洁、一身正气的为经济发展努力工作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参见《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三期王宏斌《发展集体经济，才有社会主义新农村》、微言斋主《南街村实践的普遍意义》载《河南中小企业与民营经济》2007年第11、12期)

　　同样因为按劳分配中的不平等因素，会有一部分人的收入大于消费而有一定剩余;还因为存在非公有制经济，“私营业主”收入大大超过普通民众。因而捐助、慈善事业作为再分配的组成部分，当成为按劳分配的有益补充。

　　按照列宁的意思，在实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还要对个人(家庭)的收入情况与消费情况进行严密地“计算与监督”，以防止少数人破坏按劳分配原则，非法占有全民、集体或他人财产和生活奢糜。

　　第四、国企职工要积极带头转变消费方式：理性消费和科学消费。一般说来，政治经济学并不研究具体的消费。但消费与生产的关系，一直都是政治经济学研究两大部类生产之关系的课题。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决定消费;消费是生产的目的亦即结果，因而又反过来影响生产和分配。

　　在社会主义之前的社会里，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一个人生产什么，才能消费什么;在为交换而生产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已可以通过交换消费自己并不生产的物品。消费方式似乎纯粹是个人(家庭)的事情。并不引人格外关注。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可消费的东西越来越多。而且个人(家庭)消费了什么和如何消费，大家都可以通过各种信息渠道而知道。所以，消费不但反过来影响生产和分配换，而且已成为影响整个社会生活的社会行为。如周久耕抽“天价香烟”等网上爆光的，很多“官员”和“有钱人”的不光彩“消费”，再如诸多“红头文件”管不住的那“一张嘴”，早已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影响着共产党员和政府公务员的声誉与和谐社会建设。

　　人类自身生理学和医学的发展，也已经提出了科学消费问题。如现在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脂肪(酒精)肝等“富贵病”高发且有年轻化趋势;身躯超重、啤酒肚腩、既坏体形，又短寿限，他人不嫌自己嫌;还有些人硬是爱吃有毒河豚寻求刺激、还有些人老想着吃“天鹅肉”，人性灭绝坏心肝;吃“果子狸”引发了令人齿冷的“非典”、吸鸦片毁了很多人的健康和财产……

　　因此，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的是科学消费、理性消费即符合人类生理需要的消费。而不需要奢糜无度的显摆!珠光宝气、穿金戴银，戴天价表;抽天价烟、喝天价酒……，真的那么舒服、“值”那么多“钱”吗?不过是畸形心理作祟罢了。这些能引起社会心理不平衡，影响社会稳定的奢糜消费，不但不符合社会科学，也不符合人类进化规律。所谓“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等等，科学又多么无奈的民声俚语。社会主义经济要使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不断提高，但不需要消费无度，更不需要奢糜消费。所以，要最后取缔奢糜品的生产与消费。要把有限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用到符合自然规律和人类进化规律的生产和消费之中。国企职工特别是管理者和领导干部，要带头理性消费，科学消费！

　　还有消费安全问题，更反过来对生产提出了直接要求：化肥农药不能滥用、吊白块不能掺入面粉、瘦肉精不能喂猪、三聚氰氨不能掺入牛奶……;家俱要防止甲醛超标、家电要防止漏电、爆炸等危险因素…… 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从来没有今天这么显著。

　　随着社会进步，食物消费社会化趋势已日渐显现。比如一家一户烧菜做饭，是很烦琐的事情，也浪费人力能源;家人做的饭菜，在“色香味形”上与专业厨师更无可比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现在很多家庭已不再自己天天蒸馒头、捍面条……;机制馒头面条、方便食品、速冻食品等等已非常普遍;家里来客去饭店的也已不少;年饭生意在城镇也很火爆;2009年5月1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晨6时，上海一人大主任为多建“老年食堂呐喊”。社会化的食品消费方式是生产社会化的合理延续，一定会逐步形成并日益完善起来。所以，国企要切实办好职工餐厅，为实现食品消费社会化积累经验。其中要改进的还有传统的、大家同挟一盘莱的老习惯，分餐制、自助餐当是对传统吃饭方式的有益又科学的否定。

　　消费的另一重点是住房，解决住房问题的趋势也是社会化。恩格斯说：“只要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这种具有公共福利形式的措施就会像现代国家剥夺其它东西和征用民宅供军队宿营那样容易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三卷157页) 恩格斯并没有为此“臆造种种空想方案”，只是提出了要有“公共福利形式的措施”。列宁说：按照恩格斯的思想“无产阶级国家‘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分配住宅。把属于全民的住宅租给单个家庭既要征收租金，又要实行一定的监督，还要规定分配住宅的某种标准。”(《列宁选集》1995年版第三卷第163页)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来，过去的“福利分房”，虽然主要因经济发展还不能一下子满足所有家庭需要，并有不少弊端需要克服，也有很多方面需要总结完善，但它符合社会化方向。吴仁宝、史来贺、李连成、王宏斌等等他们那里解决住房问题的“公共福利形式的措施”，证明社会主义有从遮风避雨开始，到温馨舒适地逐步解决住宅问题的能力。而住宅商品化的弊端与“福利分房”的弊端，当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现代通行世界的住宅“按揭”，恩格斯早已对它进行过批判：“工人必须负起沉重的抵押债务，才能得到住房，于是他们就真正变成了自己主人的奴隶;他们被自己的房屋拴住了，不能离开，只好同意接受他们提出的任何劳动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三卷156页) 虽然现代“按揭”比恩格斯那时候的“分期付款”会有所不同，而且金融资本已经把它演绎成了可以“泛起巨大泡沫”的产业，并能为财政(在中国特别是为地方财政)提供可观“收入”，但毕竟是寅吃卯粮。一有风吹草动，不但工人会失去住房，整个经济也会因资金链断裂而陷入危机，弄不好引发政治危机也不是没有可能。2008年发端美国危及世界的金融危机，使欧美乃至世界经济直到目前都还在这个泥沼中挣扎，正是这一住宅模式极度澎涨的悲剧。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当引为深刻教训，借鉴时也要慎之又慎。比如，房地产业应该社会化，不一定需要各行各业都自己盖房，更不可能每人每家都自己盖房。但主要应由各经济、社会单位“按揭”，或有条件的自建一些“廉租房”，然后合理分配，“租给单个家庭”居住，而不能把人民群众一个个变成“房奴”。就是说，国企对于职工的住房消费，不能全部推给市场。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收入较高的职工自已到市场买房，一方而由企业“按揭”或自建一些“经适房”，合理分配，廉价租给职工居住。

　　说到此，还要说一下国企退出房地产市场的问题。中国的房地产业按实际说关乎国计民生，且是一个“赚大钱”的行业，却基本上被私有房企垄断，才有了所谓“房产大鳄”叫板国有房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泼污国有房企(因有同私有房企不当竞争现象及部分腐败分子抹黑等授人以柄)，并最终驱逐国有房企出局的怪现象;才有了国务院调控房价的“组合拳”频频打在棉花上;才有了多少党和政府干部在不良私营房地产商的贿赂中倒在“地上楼下”!因此，在我看来国有房企不但不能退出，反而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民生计划和价值规律，风清气正、理直气壮地在这个市场占据主席之地，房价才会“回归理性”，人民才能真正“住有所居”。

　　人们的精神文化消费，也要随着物质消费的提高而日益丰富。影视戏歌、舞蹈音乐、小说诗词、书画古玩、体育杂耍、花鸟宠物、旅游休闲等等，已成为职工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要全心全意地组织和开展好职工精神文化活动。对于传统的土洋迷信、厚葬无度、焚香烧纸、赌博玩钱等等陈规陋习，不能够放任不管，应随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不断加强而改变。从而培养具有高尚情操和崇高理想的社会主义新人。

　　二、党委负责人要做国有企业的董事长。

　　建立和完善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是我们多年来的不懈追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是共产党人肩负的历史使命。而坚持党组织对经济的领导，是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前提。因为经济是基础，它决定上层建筑和政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所以，国有企业党组织的负责人应作为国有资产的代表行使所有权。这同“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是一个道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枪杆子”必需听从党指挥。经济是基础，它决定政治。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必须由共产党领导和服从无产阶级的政治目标。这是历史的辩证法。因为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产阶级政治的目标是符合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经济规律的目标。

　　这就要求我们国有企业党组织的领导人，不但必须是合格的政治工，更应该是合格的经济当家人。战争时期党组织的负责人，哪一个只是纯政治家而不同时又是军事家?又有几个军事指挥员不同时又是合格的政治工!而在经济建设时期，我们国有企业党组织和领导者为什么只能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呢?这就是说，国有企业的党组织的领导者，在必须是合格政治工的同时，也必须成为经济专家，才能真正使党组织代表人民、代表国家行使好公有财产的所有权、经济发展的领导权和经营活动的决策权，使经济的发展始终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就是说，国有企业的党组织领导成员，都应该是既懂政治、会做思想工作，又懂经济、会做管理工作的行家里手，把公有经济的领导权和经营决策权牢牢地掌握在党组织手里，以有效避免个别经理人把国企的生产经营导入歧途。在这方面应借鉴资本主义企业、民营企业的董事会制度，经理只是执行董事会决策的人，而不是可以天马行空者。现在我们的有些国有企业，党组织只从事政治领导，对经理(厂长)只起“保证监督作用”、“保驾护航作用”，而显得软弱无力。也就是说，时至今日，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国企党委必需肩负起“董事长”的责任。比如南街村，党组织若不是政治领导能力和经济管理能力都很强的领导集体，或者如果不是党委负责人做“董事长”，或者如果没有对经济的领导权、决策权，是不可能率先“达到了和谐社会目标”的(参见《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三期118页)。这当然不是一切由党委书记当家，它与厂长(经理)一人说了算一样，都是不科学的。民主集中制同样适用于经济工作。生产中的指挥权和经营中的紧急事件处置权，与财产所有权和经营决策权不是一码事。是否要干一件事是决策权;怎样干好这件事是指挥权。两权应该分置，责任不容混淆。世界各国所有成功的商品生产企业的经验都是证明。

　　为实现明晰地“两权分置”，是否可以大胆一点设想，在一定时期中，党委书记总揽全局工作而不具体做董事长，分工一位副书记或委员专职领导董事会工作。“董事会”聘请的经理，是共产党员的，也不能当选党委委员，也不能成为董事会成员，他只能是经理，这并不是说经理对决策无缘置喙，他可以事先提出方案或建议供董事长和供董事会参考。总工程师、总经济师、总会计师都应进董事会，是党员的也可以当选为党委委员。董事会议做出的决策最后由党委会议定夺。然后交由经理落实，经理只能在董事会领导和监事会监督下，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坚决执行而无权中途擅自更张。而党委对经理的具体经营管理权和生产指挥权，也要从制度上规定，不能随意横加干预，而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为经理完成董事会决定创造良好条件。

　　三、国有企业要成为示范，带动各类企业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当代中国利用商品经济，允许多种所有制企业(说白了就是允许私人和资本主义企业)存在，只是为了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使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和国力日益强大，为了马克思社会主义最终在全球取得胜利。所以在各种所有制企业都还存在，甚至在有些领域完全是私有制企业的情况下，中国国有企业必需努力成为社会主义的示范，带动各类企业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从而不但防止社会主义经济被资本主义经济所淹没，而且还要使科学社会主义成为世界上实践地、实在地典范。所以：

　　第一、国企领导要做学习的示范。因为“在世纪之交，当社会主义在全世界陷入低潮之时，马克思主义在我国被淡化、边缘化的情景是不容否认的事实。现在突出的问题是许多党员、干部和理论工不下工夫读马克思主义的书。”(陈奎元《信仰马克思主义，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4期第8页)所以，这里广泛地说的是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重点地说是深刻理解商品生产的理论，以率领国企职工为实现科学社会主义而努力。大家只要认真地学习一下从亚当·斯密到凱恩思的经济理论，就不难发现商品经济的周期性危机所带给人类社会生活的危害有多么深刻。再学习一下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就会知道商品生产被产品生产所代替是历史的必然。

　　商品是生产者为交换而生产的物品。商品生产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生产方式。货币这东西也正是随着商品的出现而产生的交换工具(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货币)，并逐步成为财富的象征(储蓄手段)。它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不管一个人拥有多少货币(财富)，它都只是一种象征。只有经过交换得到消费品而且被合理消费之后，才会最终成为占有。而一个人、一家人、一个家族，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在整个人类中又算得了什么呢?又能消费掉多少东西呢?同时，当生产力尚未达到所能达到的水平，新的、更高级的消费品因而也还没有产生时，谁能超前消费什么?比如手机这东西，几百年前有吗?就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世界最有钱的人也没有用手机的。看看现在的大街上，多少人手里拿着那个玩意儿，甚至于“乞丐”手里也不乏此物呢!再看看现在的腐败分子，占有那么多非法所得，可他们用于消费了么?为子孙留富?综观历史，有几个富人、贪官的子孙后代富到了永远?子孙后代只要身体健全，顺利成人，又受了一定教育，在按劳分配制度下，他们生活得并不会比别人差。所谓“子孙自有子孙福”是也。

　　也就是说，财富只要不被人们的日常生活所消费，它都是社会的。金钱一进入银行(储蓄)，就是进了社会生产的大熔炉，成为社会财富。如不存进银行，大批的现金(贵金属)无论带在身上或藏在家里，都不但是一种负担，更有可能成为招徕祸事的不祥之物!

　　货币(金钱)作为历史的范畴，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过积极作用，使社会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过度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使其得到了充分发展;同时，它也使人们蒙在了对金钱的无度追求而忘记生产的最终目的之迷雾中。一切为了赚钱，成为社会生产的唯一动机，成为了生产的“原动力”。生产力也不得不在非正常的形式下(周期性危机中)曲折发展。从而产生了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乃至于产生过世界规模的残酷战争。

　　社会史已发展到现代，在人类已经能够开始认识自身的今天，绝大数人却仍旧没能摆脱金钱的桎梏。尽管马克思主义已经揭示了历史规律，发现了货币(金钱)规律，但由于这金钱的历史惰性，又使到目前为止的几乎所有人都淹没在了对金钱疯狂追逐的浊流中!

　　所以我们必须进行认真学习，深刻认识金钱(货币)的本来面目。实际上，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赚钱，而是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家可以看看想想，对金钱的非理性追逐，使多少人陷入泥沼而不能自抜!特别是那些已坐拥巨额金钱(财富)的富翁和贪官，一天到晚挖空心思，有了钱不厌其多，失去了又拼命攫取;正常手段得不就无所不用其极，不得已就“跳楼殒命”!老百姓们也被弄得昏头昏脑，弄得人们在不断地对金钱的追逐中，使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在被动的境地向前发展。似乎离开了这“原动力”，社会生产力就会停止不前，就要崩溃一样!

　　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诞生的，自觉推动社会前进的物质力量和政治力量，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已经知道了生产的最终目的，知道了生产力的发展最终要淘汰商品货币对社会对人类的危害。但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在现阶段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实现生产的最终目的，即满足整个人类的需要，而不得不仍然采用商品生产的方式。由此也诱发不少共产党员，又从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堕落为金钱的奴隶，为个人捞钱成为他们做人做事的“原动力”，成为人们所不齿的腐败分子!而更可怕的是，有些“理论家”也认为，似乎社会主义离开了这“原动力”也寸步难行，要商品货币“万岁万能”。

　　人，与生俱来就有积极与消极的两面性，是因为人的第一需要是物质的需要，不然就无法生存。而这一需要在生产力的发展尚不能充分满足所有人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个人一己的需要。这就是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是，“人天生就是合群的动物”(马克思语)，离开了他人，哪一个人也无法独立生存。特别是生产进入分工阶段以后，人们为取得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而分工合作，一个人生产不了一架飞机自驾自乘。真正目的也不是为了赚钱。在分工阶段产生的商品生产方式下，通过货币交换使各个人得到满足的阶段，人类这积极的一面被消极的一面淹没了。所以，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利用商品生产向社会主义中、高级阶段的过渡时期，国企的领导者，一要回归共产党员的本质属性，做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二要避免陈同海、诸时健等等的覆辙，不做金钱的奴隶;三要摆脱多年来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干扰，把生产的目的回归为“满足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无条件服从党和国家的宏观调控，把取得利润与不断提高产品数量、质量和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统一起来;四要回归理性消费，从缩小同工人收入的差距做起，逐步建立南街村那样的分配、消费模式，消除职工的后顾之忧。从而得到党的信任和职工的真心拥戴。

　　第二、国有企业要严格执行党和国家政令和遵守社会主义法纪，不但不能与民企非理性竞争，还要示范、团结、带领和帮助私有企业的发展，为其逐步成长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组成部分尽一份力;国营企业家，要以真才实学、博大胸怀、高风亮节，影响和支持民营企业家，成为他们从“循规蹈矩”做起，最终真心诚意地升华为社会主义企业家的自然示范。

　　第三、国有企业要积极主动反哺农业，因为农业现代化、社会化和农民工人化是建成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因此，比如说，或者从企业留利中拿出一些支援具体的一个乡村的现代化大农业建设，或者对口地把与企业有关联的农产品基地建成国有现代化农场等等，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早日成为世界示范。

　　2011-8-5草于河南禹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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