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中国经济，“混改”将是回避不了的主题。现在的中国，除了交通、能源、军工等少数行业，基本已是私营经济及混合所有制的天下。2017年1月，国务院又出台了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的方案，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全面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要将交通、能源、军工等仅余的国有企业，转变为混合所有制。其认为混改“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助于‘走出去’”。目的是“为了打破行政化垄断体制”，促进生产力发展。但放在自2015年以来的经济持续走低的背景下，“混改”更像是为了摆脱整体经济危机的一个“药方”。而这个“药方”的实际效果，实在存疑。
比如上海家化集团。家化集团的股东：上海市国资委，自2011年9月7日以公开挂牌的方式，出让其持有的家化集团100%股权，挂牌价格为51.09亿元。2011年11月7日，上海家化母公司：家化集团100%的股权最终被上海平浦投资有限公司通过竞标获得，上海平浦投资有限公司成为上海家化新控股股东。平浦公司为平安信托旗下平安创新资本全资子公司。上海家化的改制，并不是因为家化集团陷入危机。相反，上海家化在改制前是一家经营状况良好，拥有“六神”“美加净”等著名自主品牌的优质国企。但是，伴随着非国有资本平安的入股，企业所有制由国有变为私有，管理层也随之变动。但私有资本的控股和私有资本代理人的入驻，并没有给家化带来想象中的“高效”和发展，反而使一个“混改”前，净利润近十亿，拥有十几亿的经营性现金流的优质国企，在三年时间里，变成现金流为负，处于亏损边缘的“低效”企业。这样的事实，给“一私就灵”的混改思路，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家化的衰落，和平安控股之后，对管理层的变动有关。随着家化集团由国有变为非国有，管理层也不再由国家政府来任命，而是由控股的非国有资本来决定。管理层转变为资本代理人之后，就产生了一个“为谁干”的问题。在公有制的所有制基础上，管理层的目标是要在制度框架内，做强做优做大国企，并且要承担起与企业地位相当的社会责任。管理层要向政府负责，而政府是人民的利益代表。私营资本任命的代理人，他们只为私营资本负责，是以获得利润，且只以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为目的。社会责任、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和私营资本无关，也并不是它的法定责任。因此，管理层的管理上也就出现了偏差。在平安调整管理层前，家化是一个优质、高效的企业。但是这并不是一夜之间就形成的，也不是两三年就发展的好的。这是几十年积累的成果，但私营资本追逐的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全盘的布局，逐渐的积累并不符合资本的本性。因此在管理层变更之后，家化一改稳健的发展之路，“以产定销”导致整个销售渠道被存货塞满，资金压在存货上难以回笼。同时又花大笔投资在不动产上，新建厂房、办公楼，购置全套新办公用品。加上高管层自身的享受开销，使得多年积累的成果逐渐被消耗一空。但是产品又无法及时销售，回笼资金。通过变卖固定资产，近两年的年报数据虽然还是好看，但是其主营项目衰落，连续两年业绩下挫。2015年虽然净利润高达22.09亿元，但剔除出售天江药业的投资收益，扣非后净利润仅为8.17亿元，与上一年同期相比降幅6.38%。上海家化11年来首次出现净利润的下滑。虽然因为这一业绩，以谢文坚为首的管理层股权激励当年未能兑现，但从年报披露来看，当年上海家化关键管理人员薪酬仍从上一年的994.28万元增长至1686.68 万元，涨幅达69.63%。一边是企业业绩的下滑，一边是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一路猛增。这在国企时期，势必要招来主管部门的审计查问。一个势头良好的优质企业，就这样陷入了如今的困局。
这又令笔者想起了曾经和一名国营水泥厂的办公室人员谈起他们厂的混改情况。在该工作人员对我的讲述中，他们厂在混改后，入股的私营资本代理人，在占据了高层管理职位之后，他们就会在采购、销售、外包等领域全面插手，将项目包给个人关系企业。甚至将国有企业对优质经销商的帮扶政策，任意给予自己的关系企业，从而造成影响整个区域销售的布局，甚至诱发连锁效应拉低整体市场发展水平，导致恶性竞争，损害到区域内一个乃至多个企业的效益。而上海家化的困局中，也隐约能看见这样的影子。
那么，国企是否不需要改革那?当然不是，国企需要改革。现在的许多国企，也确实存在问题。管理体制的僵化，与市场脱节、劳动生产效率低，这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这些问题的产生根源，并非企业的所有制，所以也并不是对所有制基础进行变革就能解决的。公有制的所有制基础，完全可以支撑高效、优质的企业进行发展。在新中国建立以来，头三四十年，几乎所有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在全国国有企业的努力之下，新中国从1949年建立时，连火柴头都无法制造(火柴头所需要的化工原料，新中国成立之前，国内无法生产，全部依赖进口。)的纯农业国，到1976年成为工业门类齐全的工业国。仅仅三十年左右的时间，从一个经济总量还不如印度、缅甸的世界倒数第一的“东亚病夫”，一跃成为经济总量排名世界前十，领导第三世界的“世界第三极”。我们用了三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发展道路。如果说公有制的企业天生“低效”，又如何能取得这样辉煌的成绩?
现今的部分国企的僵化、低效，这是管理方式的问题。国企传统的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方式，已经不再适应现代经济环境，也不适用于现代企业的发展。改革的是过时、僵化的管理方式，引入的是先进、现代的管理模式。管理方式的改革，和所有制基础无关，私营企业一样有经营管理不善而低效倒闭的例子。并不是私营资本的进入，就能带来管理方式的改善。
就改革的具体情况来说，笔者认为需要区分不同的行业领域来区别对待。涉及国计民生，以及国家安全的行业领域，比如金融、能源、交通、通信、军工、尖端科技等等，并不适合市场化。这些企业肩负的社会责任非常重大，以至于一丁点的波动，就可能导致全国经济体系的动荡。这些行业就应该是纯粹的国有制，国家独资，不能允许私人资本——遑论外资——的介入。同时，这些行业的国企也需要从市场上退出，以其担负的社会责任稳定程度，人民群众的评价作为主要考量标准。大部分的工业、农业行业，应该建立一批具备现代管理体系的公有制企业，在国家的法律法规框架下，自主经营，适当竞争。从而建立起有活力、有效率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而在小型、配套服务型的行业内，可以放开所有制限制，让私营企业充分发挥灵活精干，市场嗅觉灵敏的优势，填补大中型公有制企业难以顾及到的空隙。建立起高中低、大中小搭配得当，协调默契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既不单纯计划指令，也非由市场和利润来决定一切。充分发挥一切经济成分的活力，助推社会主义的中国向着共产主义的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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