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制度以及随之而来的虚拟经济，成为生产和资本集中的有力杠杆，从而铺就了一条通往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捷径”。那么，这只潘多拉魔盒是由何方神圣送到人间的呢?究其根源，货币与信用制度的萌生，都是商品内在使用价值和价值矛盾发展的结果，如果没有商品经济，也就不需要货币流通、不需要信用制度;而在货币流通和信用制度基础上构建起来的金融制度及整个虚拟经济世界，则直接产生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与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如果我们设想一个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共产主义社会，那么首先，货币资本会完全消失，因而，货币资本所引起的交易上的伪装也会消失。”[1]
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前，信用活动基本上局限于高利贷，数量比较少，主要是满足统治阶层和王公贵族的奢侈生活需要，与生产活动关系不大。13~14世纪出现了早期银行业的萌芽，主要是作为商业支付体系的延伸，服务于贸易活动。直到17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制造业崛起之后，贸易、新兴工商业和新式农业的发展亟需资金支持，于是出现了阿姆斯特丹银行、英格兰银行等一批新式银行。这不仅使“银行家成了货币资本的总管理人”[2]，作为中介把本来处于分散状态的贷出方和借入方集中起来;重要的是，它革除了高利贷，避免使生产者因背上沉重的利息包袱而无法进行正常的再生产，从而使“生息资本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和需要”。“因此，现代信用制度创始人的出发点，并不是把一般生息资本革出教门，而是相反，对它予以公开承认”[3]。
经济越发展，就越要求生产由分散走向社会化，市场由相互割据走向联合统一，这就需要社会来建设耗资巨大的基础设施、兴办大型公共事业，同时，每个新开办的企业或每个新上马的项目，都需要一笔数值不菲的预付资本。仅靠个别资本的积累显然是来不及的，甚至连银行信贷也难以完全满足这些大规模、长时期的融资需求——“假如必须等待积累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4]为适应股份公司如雨后春笋般诞生、股票和公司债券等有价证券数量激增的形势，出现了资本市场，并得到长足发展。
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和对外贸易的拓展，企业的经营风险与日俱增;20世纪中叶以后长期的通货膨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浮动汇率制的实现、国际债务危机的发生等，也不断地增加经济主体面临的金融风险。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风险，引发了规避收益率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和信用风险的金融创新，外汇掉期、利率互换、货币互换、金融期货期权、动产抵押债券等金融衍生工具及其市场应运而生。只不过，这里很快便成了投机者的新乐园，准确地说，是成为金融垄断资本追求超额利润的新杠杆。
不难看出，现代信用制度和货币金融体系的前进方向，就是不断地跨越资本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盲目性给生产的社会化所设置的重重障碍。通过向银行借、向股市筹，就可以将他人私有的资本拿过来，用于发展社会化大生产或是大型公共事业;通过转移个体风险的金融创新，减少了企业和金融投资者面对市场不确定性时的不安全感。信用制度的充分发育，在一定程度上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得到了缓解。
然而，这个顽固而狡猾的矛盾岂肯善罢甘休?它是不会轻易缴械投降的。以股份制度为例，“这种向股份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5]原来如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促进了信用制度，促生了虚拟经济;而应邀而至的信用扩展以及虚拟经济，只不过使矛盾在原有层次上的表现有所缓和，但同时又把这一矛盾推向了更高层次。为实体经济开辟新道路立下汗马功劳的虚拟之剑，实际上是一柄双刃剑，它在经济危机的酝酿和传递过程中同样会大显神威，就像前面说过的那样，发动猛烈的攻势。因此，铸造潘多拉魔盒的不是别人，正是躲在背后却又时时发号施令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自身。
魔盒一旦打开，不仅飞出了加速现实资本积累的杠杆，飞出了建造虚拟世界的砖瓦，而且飞出了若干精彩的人物角色——他们的行为方式甚至命运都被深刻地改变了。
第一类人是掌握了资本支配权的商业银行家以及大金融资本家，他们的下巴扬起来了。在商业信用的基础上，是一个人把再生产过程中需用的货币借给另一个人;而在银行信用的基础上，是一部分进行再生产的资本家把货币借给银行家，这个银行家又把货币借给另一部分进行再生产的资本家，“因此，银行家就表现为恩赐者了;同时，对这种资本的支配权，就完全落到作为中介人的银行家手里了”[6]。信用制度给予了他们以及围绕在银行周围的大金融资本家们“这个寄生者阶级一种神话般的权力，使他们不仅能周期地消灭一部分产业资本家，而且能用一种非常危险的方法来干涉现实生产——而这伙匪帮既不懂生产，又同生产没有关系”[7]。
第二类人是成功融到资的资本家，他们的胆子大起来了。信用制度把具有弹性的再生产过程强化到了极限，其原因就在于，“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谨慎地权衡其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8]。
第三类人是由于得到信用支持而晋升的新科资本家，他们的身份转变了。原来一文不名但身怀绝艺、眼光独到的穷光蛋，可能会通过融资创业而改变个人命运，甚至成为比尔·盖茨这样的世界级富豪。“他是作为可能的资本家得到贷款的。一个没有财产但精明强干、稳重可靠、有能力和经营知识的人，通过这种方式也能成为资本家(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每一个人的商业价值总会得到或多或少正确的评价)，这是经济学辩护士们所赞叹不已的事情，这种情况虽然不断地把一系列不受某些现有资本家欢迎的新的幸运骑士召唤到战场上来，但巩固了资本本身的统治，扩大了它的基础，使它能够从社会下层不断得到新的力量来补充自己。……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优秀的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9]
第四类人是充分利用信用制度之赌博欺诈性质的投机者，他们要么变成吃羊的狼，要么变成被狼猎取的羊。信用制度“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他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10]在这里，狼是不会爱上羊的，你要么吃掉别的资本，要么被吃掉。这种赌博欺诈性质并不是政府制定的那些监管措施就能消除的——在高利润的诱惑之下，休想阻止各类主体不择手段地从虚拟资本的投机甚至欺诈活动中获利，所谓的监督机制只能缓解而不可能铲除刺激虚拟经济不断膨胀的土壤。就连被视为“金融市场看门人”的信用评级机构，也在收取了高额评级费后将所谓的职业道德抛到九霄云外，与华尔街一起欺诈全世界。事发后，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被美国国会召集到听证会上，穆迪公司一位高管当众承认，“为了赚钱，我们将灵魂出卖给了魔鬼”。[11]
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金融欺诈案，莫过于2008年底华尔街爆出的“麦道夫骗局”。这个涉及金额高达500亿美元的惊天骗局，反映出来的已经不仅仅是个别金融资本家的品质问题，甚至也不仅仅是金融行业的性质问题。它关系到另一个与虚拟经济息息相关的秘密——关于美元的秘密，或者说关于美国金融霸权的秘密。
是时候了，现在就让我们展开下一段旅程，走近花花绿绿的美元，走进美元统治的王国。
本文摘自《揭开经济危机的底牌——透过<资本论>看新危机时代》一书第二篇“祸起金融萧蔷”第四章“华尔街碰翻的多米诺骨牌”。
[1]《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9页。
[2]《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53页。
[3]《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78、679页。
[4]《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24页。
[5]《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8-499页。
[6]《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72页。
[7]《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18页。
[8]《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9-500页。
[9]《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79页。
[10]《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00、498页。
[11]《美国三大评级机构遭世界抨击 被质疑帮美实现霸权》，载《环球时报》2008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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