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性住宅建筑业属于实体经济。但商业化。资产化, 证券化房地产业则属于虚拟经济。后者使房地产商靠垄断土地开发权戄取居民财富并漏缴土地增值税。
房地产业虽然是提升国民生产总值的头号功臣和各级政府至高的财源，但也是顶级的腐败温床。靠“放开二孩”扭转人口锐减的趋势关键在于让年轻人养得起家，首先是居有定所。何况国民生产总值完全是 海市蜃楼。
国营为主的某房地产公司高官还在2007年春节就已经承认，其年利润率超过100%。某私营房地产商透露，他在北美的年利润率为15%上下，回到国内则高达150%。无可置疑的是, 房地产商赚钱越多, 百姓的损失越大。
中国在2015年的住宅销售量约11亿平方米，然而尚有多达50亿平方米的待售和待建量。大批住宅已空置二十多年。有些早该报废的楼群还在支撑门面，因为地方政府指望靠卖建筑用地偿还30万亿元债务、银行和商家指望靠房地产赚钱。有房地产商声称要炸毁部分空置房。这比把滞销的牛奶倒进河里维持高价更骇人听闻。
各方开始在2016年初实施去房地产存量，包括减少购房首付比例，降低税费，放宽信贷，推行廉租房、公租房和保障房。但是这些举措时而被扭曲为通过拯救房市帮地方政府摆脱债务，结果是越救市越抬高房地产业的身价。其实房地产市场本身就是房屋存量和地方政府债务膨胀的根源，试图如此摆脱困局就像指望靠买彩票发财，必定越买越亏。
从近期看, 为抑制房价疯涨需要收缴全部超额利润，使炒房者不再有牟取暴利的奔头, 也使地方政府不再靠征地卖地度日。
从长远看, 房地产问题的焦点不在于出清开发商手中的存量，而在于保证百姓的居住权。为此就需要使房地产业由商业化改变为有偿的公益化，而不是把房地产商的得失放在首位;
房价是若干年间房租的贴现值。二者一概是虚假的社会价值。多数房地产商不愿“以租代售”是因为尽管房租已经奇高，但卖房者除得到首付外还另有加码。尽管房产主们已经陷入困境，他们还是贪多求大。他们的底气何在?他们垄断的土地开发权是从地方政府那里贱买来的，他们的资本是从银行那里借来的。一旦这两家都改取住户的立场，而不再热衷从房地产商手里“分一杯羹”，房地产商就不能把住户的重负变成自己的暴利。也可以反过来说，地方政府和银行让房地产商出面为自己谋利。由此可见，居民缺少住所和房产主缺少客户的反差如此激化，是以银行为首加上土地开发权买卖双方这三家共同的作为。
有人说“房地产商购地、银行出资和商家营造都很昂贵，住户买房自然要出高价。”但是从本质上看, 百姓自己的政府有计划地办房地产业，让百姓平价租用，而无需为买房终生负债岂不更好? 房地产商为把应缴的土地增值税推给住户，声称高税赋是房地产价格昂贵的原因。其实昂贵的房地产价格带来的超额利润才是收缴土地赠值税的原因，何以对住户倒置因果?
既然住房无非是居住设施化的土地，而土地必属公有，就不存在绝对私有的房地产。房地产的公益性不是任何世俗观念和行政举撮能改变的。作为作为上层建筑的物业权法虽认可业主对住宅和经营性用房的所有权，但是对这种所有权的解读和运作不可超覆公有制經济基础。炒房就是炒地皮。恰恰因为业主得以在法律条款的空隙里截留巨额土地增值税并把它反复用于抵押贷款，以至把房地产当作取之不尽的财源予以热炒为虚高的泡沫才导致美国次贷危机，进而引发全球经济危机。
房地产价格持续拔高既然是博弈者的生命线，就需要大批无房户来维持高价,就像失业大军是降低工资水平的需要。然而高房价不断提升的空房率会使房地产商债台高筑直到破产。
从私有制下金融界的视角来看，房地产不过是垄断性土地开发权价格的载体。炒房者们虽然在币值和利率的起伏跌宕中竞相盘剥居民，他们都依靠霸占公有土地。这就是英国18世纪末的圈地运动，以及当代美国内华达州和俄勒冈州联邦政府代表产业资本家征用农牧业土地(见本书第6.3节)的实质。巴西农民夺地则属于物极必反的运动。
2014年8月末河北省邯郸市金世纪、龙湖公馆、新城国际、万聚凯旋等房地产公司崩盘，随之蒙受损的是数万投资者。稍后在七省十八市有千家分店的兴麟房地产中介公司非法倒闭，董事长吴秉麟卷款十亿元逃遁。这在街头巷尾被戏称为“跑路”，怪在人们对之已见怪不怪。所谓房地产危机，在实质上是以房地产为载体轮番抵押贷款导致的的债务危机。
人民群众在土地上生息的权利不可被任何个人、群体和机构当作财源来垄断。马克思就此说过：“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并且始终是它的基础”。现实的确如此：离开土地的农民工每日面对着企业主，终年背靠着房产主，二者都把地价的重负转嫁给农民工，而高地价就意味着低工资。作为地方政府、房地产商和金融业滚滚财源的天价房地产，已经成为俄国、韩国和中国等国家的人口锐减的主要原因。
曾经有过抑制建筑业地价的多种方案，比如所谓同地同价，公益性和经营性土地异价，都因为只顾其虚拟价格要素，不顾其实物性使用价值，推行者寸步难行还如堕烟雾。于是地价就如脱缰之马放任不羁。可见对土地论价或者对它作任何行政性处置之前，首先要弄清地价的实质。
即便是从业多年的房地产中介或管理者也并非人人都注意到，流行的房地产权和价格观念有别于政治經济学的下述观念：房地产造价不决定它的市场价格，为一举拿下逐年房地产使用权支付的租金额才是它的市场价格。也就是说：购买住房看似终极之举，其实那不过是一次性支付租金拿下期限不超过70年的住所使用权。房屋终究是家族成员的身外之物，任何法律条款都改变不了其隶属于全社会只不过以“私人所有”的名义由后者长期支配的实质。
美国甚至将房地美和房利美两个大户崩溃的恶果转嫁给其各国的追随者。所谓救市，就是由立足于民间财力的各国财政拨款支持房地产业熬过债务危局东山再起。另一方面，也要由财政拨款广建廉租房。这二者究竟是平分秋色，还是何者为主，更多地取决于社会群体的诉求。
北京和天津之间原为丰沃的耕地上有一个巨型的“京津新城”别墅区拔地而起。在名为“凯旋门”的入口和金色雕像后面赫然有一座酷似欧洲宫廷的凯悦酒店。直到2015年末它的800套客房入住率还不足10%。室内网球场锈迹斑斑的大门紧闭。这家开业仅7年的酒店里许多客房的阳台满是野草，可以从那里俯瞰这个“亚洲最大别墅区”占据的15平方公里。在2000多幢别墅外还有数百幢在建，另有4000幢在规划中。令人惊异的是，这些别墅大多用国家银行贷款建成。至于融资项目的推手来自何方尚待考察。
京津新城规划的105平方公里别墅区是美国纽约曼哈顿的两倍多。它的外缘还有一些较小的别墅区，其工程进度各异，但都处于停工状态。城垣中“鸿坤提香墅”看管人称：“我们已经停工了，销售也停了，因为没有人买。我不知道这些别墅会不会有完工和推向市场的那一天。”
京津新城购物中心里的商铺全都用木板封住，只有两个昏暗的便利店。其中一位店主说：“北京和天津的一些人在这里买房作为投资，他们有时会在周末过来，但我的主顾大多是酒店员工、保安，或者那些在样板间工作的售楼人员。”
中国是土地匮乏的人口大国，许多人还住不起普通的民居，而此类高档住宅却傲视天下。当地政府在增长率不低于7%的压力下，类似的项目有增无减。用老百姓的话来问：到底是面子重要还是里子重要?目前虽然还没有证实它们与美国房地产公司的关系，但无疑是殊途同归。
在城镇化的强势推动下，防止18亿亩耕地红线被突破将防不胜防，除非让城镇化服从粮食种植业。果能把房地产商由垄断土地开发权牟利引向目的简单的供给民食和民居上来，卖地求生者也必由坐食俸禄改取精兵简政。至于靠房地产交易额拔高GDP就犹如画饼充饥，得利者只是靠期权指数牟利的国内外大玩家。杭州市政府禁止虚高的房价回调更象守着基底已经在渗漏的堤坝听天由命。
房地产业有变色龙似的多样性：在统计国内生产总值时它是主角，而在计算物价指数时它连配角都不如，只能当驱之不散的“幽灵”。如果把“鬼楼”和“鬼城”当作“幽灵”的巢穴也罢，可惜还没有现世的“钟馗”能打进去。
山东和江西两省在2016年初决定优待农民进城买房,但是却受到多方牵制：第一是多数农民不肯永远失去土地到城镇出卖劳力，第二是现有的城镇无房户亟待安置，第三是城镇人口压力日趋极限。实际上应当把办好三农当作主题，而不可把商品房滞销的僵局推给农民。合理的走向是公有制农业下的城乡一体化，同时把城镇空置房改为利民的廉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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