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前提、人民幸福安康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保障。风险与安全是矛盾的一体两面，维护国家安全实际上就是及时有效地识别与防控风险。经济进入新常态，改革步入深水区，社会处在转捩点，国际更加不确定，各种矛盾问题叠加，风险隐患集聚。习近平强调，我们正在推进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时刻面对各种风险考验和重大挑战。这既对国家安全工作提出了新课题，也为做好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新机遇。
一、不发展是最大的风险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最显著特征就是要发展。中国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彻底改变中国长期以来的贫穷落后面貌，根本上扭转技不如人、器不如人的状况，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布局，确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发展将是中国的一项长期战略。
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成功应对“中等收入陷阱”、“俢昔底德陷阱”、“周边安全陷阱”以及“颜色革命陷阱”依靠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依靠发展。回应人民期待，解决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系列民生问题，依靠发展。发展是基础，是国家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幸福的基础。
没有经济的发展，一切都无从谈起。过去我们依靠发展经济，显著地改善了人民生活，大大地缩小了与西方大国的发展差距，一跃成为坐二望一的世界经济大国。“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历程，最终靠的是发展。”中国的发展是全面的发展，不仅有经济物质的发展，更有精神文化的发展。
发展就是最大安全。统筹安全与发展两件大事，就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持久安全。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对亚洲大多数国家来说，发展就是最大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只有与临近国家一起发展、共享发展，中国才能赢得一个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不发展就是最大的风险，最大的不安全。发展停滞或发展迟缓，就会丧失解决地区安全乃至国际安全问题的总钥匙、金钥匙。
二、没有意识到的风险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大危机，产生大冲击，由此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国际贸易徘徊不前，国际金融动荡加剧，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乏力，新兴市场经济增长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反全球化暗流涌动，“黑天鹅效应”不断增多，全球范围内不稳定性、不确定性风险加大。在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这种客观性不断增加的情形下，国家安全工作更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准确认知判断风险，及时有效防范应对风险。
在安全工作技术层面，要维护安全，首先要知道风险在哪里，是什么样的风险，什么时候会发生风险。这些都是对风险的及时而有效认知，而有效认知风险，是及时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客观存在的变化有时让诸多负责任的专业队伍应接不暇，疲于应对。更何况，长期以来我们的干部队伍普遍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尤其是能力不足危险，导致“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
近些年来，天津港重特大爆炸事件等安全生产事故、数起暴乱与恐怖袭击等系列治安事件等，在没有任何预警、更没有任何防范的情形下突然发生，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没有意识到风险是最大的风险。
为了促进经济增长，为了解决能源瓶颈制约，还有为了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大干快上一大批核电项目，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地，从黄河到长江，从渤海之滨到洞庭湖畔，近百个核电项目如雨后春笋，大干快上。核电安全，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当初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恶劣影响，以及天文数字般的善后费用，给前苏联以沉重打击，但最致命的人们心灵上的那道伤口，直到30年后的今天也没有愈合。
习近平指出，“今后5年，可能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如果发生重大风险又扛不住，国家安全就可能面临重大威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就可能被迫中断。我们必须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
三、重大或系统性风险
所谓系统性风险，原本特指金融领域且相对于结构性风险而言，是指金融机构从事金融活动所在的整个系统(机构系统或市场系统)，因外部因素的冲击或内部因素的牵连而发生剧烈波动、危机或瘫痪，使单个金融机构不能幸免，从而遭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系统性风险包括政策风险、经济周期性波动风险、利率风险、购买力风险、汇率风险等。系统性风险通常不能通过分散投资加以消除，因此又被称为不可分散风险。国家安全中的系统性风险，有别于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且相对于局部性风险而言，是指一个事件在彼此关联的机构和市场所构成的系统中引起一系列连续损失的可能性。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大危机，持续时间之长，波及范围之大，影响程度之深，堪比1929-1933年的“大萧条”，甚至比“大萧条”更加严重。因为此次危机不仅具有“大萧条”时的周期性、结构性因素，而且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以及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心脏，从而使得2008年的大危机更具有系统性，更具有杀伤力。危机不仅掀起世界范围的金融海啸，而且诱发了广泛的社会动荡，以及导致多个欧洲国家的政局更迭。远远超出了金融系统、经济系统，波及社会系统乃至政治系统。
习近平在很多讲话中都提到过“系统性风险”，或集中于经济尤其是金融领域。例如，2014年夏日的股市震荡，令众多投资者记忆犹新。或泛指国家安全领域的重大风险。“我们必须清醒看到，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具有充分条件，也面临艰巨任务，前进道路并不平坦，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挑战依然严峻复杂。如果应对不好，或者发生系统性风险、犯颠覆性错误，就会延误甚至中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在新的长征路上，我们要立足世情国情党情，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协调推进各项事业发展，抓住战略重点，实现关键突破，赢得战略主动，防范系统性风险，避免颠覆性危机，维护好发展全局。”
在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在贫富分化拉大导致社会矛盾凸显的情势下，爆点多，燃点低，热点层出不穷，焦点变化万千，内外风险交织叠加联动，认知不清晰，应对不及时，处置不妥当，很容易导致风险不断而快速积累，最后很可能使得一般风险酝酿成重大风险、局部性或区域性风险发酵成系统性风险。具有系统性影响的风险无疑是重大风险，但是重大风险不一定是系统性风险。重大或系统性风险一旦发生，极有可能出现颠覆性或不可收拾的严重后果。
有鉴于此，防范系统性风险实质就是要努力避免出现颠覆性错误。“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国家深化改革，绝非易事。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就要求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胆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步子要稳，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
四、风险综合体
维护国家安全就是要及时有效识别与防控风险，防止风险聚积，即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也就是所谓“滚雪球效应”。2008年国际金融大危机，源于美国次贷危机。实际上，信用等级低下(实际的无力购房者)借贷买房而形成的次级贷，在美国金融资产中的占比很低，低到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但是，这些原本很不起眼的存放在银行或贷款公司中的次级贷或次级债，被投资银行拿去进行“深加工”，与其它诸多资产混装在一起，而后花高价让评级机构打上优质资产的标签(如AAA)。这样，稻草变成了金条，卖给国际各大投资者。因为有诸如AIG(美国国际集团)等保险巨头的保险，投资者不但放心购买，而且还争相持有，且不断炒作。而当，利率高企，屋价下跌，借贷人(买房人)因不能获得银行提供的透支而发生断供，风险一路延烧且被不断放大。在保险公司无力理赔后，波澜壮阔的危机便由此生成。这就是美国次贷危机，一种比较典型的类似“滚雪球效应”而引发的危机。
社会政治领域因“滚雪球效应”而引发的危机也比比皆是，所谓“千里之堤，毁于蚁穴”。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王储费迪南大公视察帝国波黑省的首府萨拉热窝，遭到塞尔维亚激进分子的刺杀，事件迅速发酵，由此引爆血流成河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
国内外风险联动叠加易于形成“骨牌效应”。实际上，风险防范往往更多关注的是外部风险演化为内部风险，而不是内部风险演化为外部风险。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世界经济尤其是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开放的经济体因为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国际贸易、国际融投资，如此非常容易受到国际金融风险传导与危机感染。大国、强国也通常利用国际金融秩序的不合理，转移风险，转嫁危机。1997年，泰国爆发了因汇率动荡而引起的金融危机，危机很快延烧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邻近国家，而后经由香港与台湾“接力”，竟然一举将韩国甚至日本这样的经济大国，拖入金融风暴潮的中心，这就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危机在泰国生成后，在东亚形成了典型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今天，在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中会频繁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
20世纪70年代，美国一个名叫洛伦兹的气象学家在解释空气系统理论时说，亚马逊雨林的蝴蝶偶然煽动一下翅膀，很有可能在两周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效应”是说，初始条件十分微小的变化经过不断放大，对其未来状态会造成极其巨大的差别，真可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在中国的各重要领域安全中，政治安全可能最为接近“蝴蝶效应”。
在中国的国家安全中，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是国家安全的根本。政治安全主要集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的领导是党和人民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在当今中国，没有大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力量或其他什么力量。党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必须坚定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国际反华势力、境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制造事端，离间党和政府，党和人民，如此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风险上升或演化为政治风险，让风险交叉感染，形成风险综合体，伺机触动所谓的“蝴蝶效应”。
要注意的是，各种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出现的，很可能是相互交织并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对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责任感和自觉性，把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风险防控好，不能把防风险的责任都推给上面，也不能把防风险的责任都留给后面，更不能在工作中不负责任地制造风险。要加强对各种风险源的调查研判，提高动态监测、实时预警能力，推进风险防控工作科学化、精细化，对各种可能的风险及其原因都要心中有数、对症下药、综合施策，出手及时有力，力争把风险化解在源头，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不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不让经济风险演化为社会政治风险，不让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在国际国内面临的矛盾风险挑战都不少，决不能掉以轻心。各种矛盾风险挑战源、各类矛盾风险挑战点是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如果防范不及、应对不力，就会传导、叠加、演变、升级，使小的矛盾风险挑战发展成大的矛盾风险挑战，局部的矛盾风险挑战发展成系统的矛盾风险挑战，国际上的矛盾风险挑战演变为国内的矛盾风险挑战，经济、社会、文化、生态领域的矛盾风险挑战转化为政治矛盾风险挑战，最终危及党的执政地位、危及国家安全。习近平总书记的这番话，概括了国家安全风险所涉及的滚雪球效应、骨牌效应与蝴蝶效应，高屋建瓴，言简意赅。
五、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对待规律的风险
经验主义或教条主义误国祸国，危害国家安全，在中外历史上俯拾皆是。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因为中国共产党内一些领导者教条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导致土地革命战争的失败，丧失了近乎所有的根据地，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新中国建立后，因为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教条地对待苏联成功经验，由于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左”倾和右倾错误，积累了很多问题与矛盾，最终出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由此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严重损失。
改革开放以来，在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因为我们在一些领域教条地对待西方“成功经验”，照搬西方教科书，甚至全盘西化，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公有制主体地位与国有经济主导地位被不断侵蚀，贫富严重不均，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社会矛盾不断凸显，群体性事件高发频发，维护社会稳定的代价不断攀升。
中国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西方其它科学性论述以及国际经验必须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进行创新性运用、创造性发展，不能墨守成规，不可生搬硬套。
辩证唯物主义清楚地告诉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迷信“万能钥匙”，尤其是经济万能、金钱万能，最终不仅入门无方，而且还会碰得头破血流。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仍然是共产党人正确认识、把握和运用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锐利思想武器。只有全面、深入、科学地理解把握规律，适时、具体、创造性地总结运用规律，才能防止积小错而成大错，防止出现系统性错误或颠覆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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