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经济人类学家戈德利尔(Maurice Godelier)《观念与物质》第一章的节译。译者从日文译本译出。在文章中提出:要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首先要理解生产关系这一范畴。我们并不能预先地圈出一个领域,并名之为经济基础,而是要看,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究竟是哪些要素在发挥生产关系的作用。所列举的是:在部落社会,亲属关系就同时作为生产关系发挥作用。因此,常被认为是上层建筑的家庭制度,在这里其实也扮演着经济基础的角色。
在近代的社会科学中,经常潜伏着经验主义的或是自民族中心主义的偏见。从特定的社会形态——如以商品的生产和贩卖为财富基础的资本主义产业社会——下经济的位置与形态出发,分析非资本主义社会体系的功能作用和进化条件,这种自发的倾向就是如此。我一再强调,人类学必须彻底批判、根绝这种偏见。
但是,还有一种陷阱,也是历史学者和人类学家——特别是那些想要揭示自己所研究的社会所拥有的独特特征和合理性的学者——容易踩进去的,那就是把功能的层级关系(Hierarchie)与制度的层级关系混为一谈。这些学者一旦确认了在给定的社会中,亲族关系、政治或者宗教显然扮演了决定性作用(例如该结构支配了其他结构),他们就断言在这个社会的功能作用与进化的逻辑中,经济只起附属作用。然而,当亲属关系(同时)作为生产关系发挥功能时,它与资本主义社会下的亲属关系显然不同。宗教与政治也是如此。因此,我要提出一个相反的观点,即只有当亲族关系、宗教或政治同时还充当生产关系,发挥“下层建筑”的功能时,它才是可以支配其他结构的结构[1]。
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马克思提出的中心假设。马克思认为,对于不同的社会,在理解它们的功能作用和进化的逻辑时,经济结构将起规定性作用。我们之所以再次探讨这一假设,也是为了认识、理解不同社会中,表现为亲族关系、政治结构或者宗教组织的结构所扮演的决定性作用。依我之见,“还原主义的”经济理论——它们像庸俗唯物论那样,贬低一切经济以外的结构的作用,认为它们不过是社会的物质下层建筑的附带现象——也好,经验主义的社会学理论——在研究社会的功能作用时,一个社会的实践形态中起支配作用的结构是什么(有时是宗教,有时是政治,有时是亲族),它们就只看到、只重视这一个结构——也好,它们都必然面临一种看上去截然相反但本质上一样的困难。要克服这些困难只有采取以下的研究方法:
首先,下层建筑与上层建筑的区别仅仅是功能的层级关系和结构主义因果性的层级关系[2]的区别。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是在承载了各种功能(亲族、政治、宗教等)的社会关系的性质上,还是在被这些社会关系支撑着的功能的数量[3]上,我们都必须要谨慎小心。要想从概念上动态地、整体地把握各种类型的社会的再生产条件,我们就必须找出什么样的制约和功能的层级关系使再生产成为可能。任何社会组织的水平都会影响到社会整体的功能作用和再生产,进而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发挥特殊的影响力。而且,在后文中我们将进一步看到,只有考虑了经济、社会体系的一切功能水平的特殊作用(functioning[4]),我们才能找到不同社会中,与环境有关的各种表象和知觉(perception)形态的逻辑。
对特定社会下的个人和集体而言,这种表象形态形成了关于他们的社会关系和他们与环境之间固有关系的“信息”体系(information system)。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两个理论概念。其一是社会生产关系所处的位置的多样性[5],从这里出发我们可以得到其表象形态以及其表象形态的多样性;其二是生产关系规定了社会的进化[6]。生产关系每次都通过它特殊的内容,向个人提供有关社会体系固有性的“信息量”的多样性。
只有当我们考虑了被我们称作社会体系固有性的透明和不透明的东西[7],我们才能理解社会体系内个人和机体的行为,说明他们对体系的介入形态并测定其有效性。
现在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人们的意识行为对社会体系的进化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换句话说,我们想要知道,个人行动的目的合理性与历史运动的无目的合理性——社会体系的诞生、灭亡——之间的关系。
[1]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译者根据本书的序言部分,对原文进行了一定修改。
[2]功能的层级关系反映了社会的再生产条件。结构是指某种社会关系的功能作用的框架和逻辑。结构主义因果性是指,结构的一连串影响、与结构有关的社会关系的内在构成要素,这两者将同时反作用于结构本身。
[3]强调为译者所加。戈德利尔认为,同一社会关系可以带有多种功能。反过来,同一功能也可以由多种社会关系来承担。这一段的原文(或者说日语译文)极其琐碎、复杂难懂,译者对语序进行了大幅调整。
[4]日文原文为“働き”。
[5]可以反过来理解这句话,即从多种场所(位置)都能看到生产关系。社会的生产关系不仅仅体现在一个地方,它的表现具有多样性。
[6]原文直译过来是“关于对社会进化的理解而言生产关系的规定性作用”。
[7]这一点需要结合序言和后面几章的内容才能理解。可以理解为,在某些社会,行为的逻辑处在社会关系的浅层,比较容易贯彻、理解;而在另一些社会,它隐藏在各种社会体系的深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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