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本文原刊于《跨时》(现更名为《国际主义者》)，摘译自英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迈克尔·罗伯茨(Michael Roberts)在2015年9月发表的一篇文章，全文在此。为方便阅读，《跨时》译者在译文中加上了标题。
今年(2017)6月英国提前举行大选，结果首相梅伊(Theresa May)丢失保守党在国会的优势地位，反观柯宾(Jeremy Corbyn)领导的在野工党提出结束紧缩政策，成立国家投资银行，对富人和财团加税，国有化铁路、能源、自来水，加强教育医疗养老等局部重建福利国家的政纲，获得广泛的、特别是青年的支持，选后席次大幅增加。绝大多数自称左翼人士，也对柯宾的改良主义纲领赞不绝口。
与多数自称左翼的无条件歌颂不同，罗伯茨对“柯宾经济学”的核心内容进行了批判分析。他指出，只要国民经济的制高点(特别是位居中枢的金融部门)仍然在资产阶级的手上，资本主义谋求利润最大化的规律就会继续支配国民经济，社会财富的绝大部分就会继续从事投机活动，回避生产性投资。柯宾的局部国有化措施即使成事，在资本主义危机的激流中，也会受到资本和工人的左右夹击，陷入困境。
罗伯茨的文章没有指出资产阶级国家不可能剥夺资产阶级的产权和政权的关键事实。尽管如此，它简明扼要地指出了改良主义的局限，值得所有关注左倾民粹主义风潮的读者参考。
译者/朱立冬
【前略】
……对我来说，“柯宾经济学”的问题在于，只是反对紧缩政策是不足的。柯宾若有机会实行他的顾问们促使他提倡的主要经济政策，英国的经济会不会得到变革，英国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条件会不会因此得到不可逆转的改善，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这正是我存疑的地方。“柯宾经济学”的要点是：终结逃税漏税;通过“人民的QE(量化宽松)”为投资提供低息贷款;成立专门为基建工程融资的投资银行;重新国有化铁路网络，恢复邮政公股控股和维持RBS(苏格兰皇家银行)的公股控股。
伴随着以上的经济措施，柯宾将会通过对高收入人士和财团加税，废除大学学费和恢复大学生生活补助金。柯宾将会利用部分财团税增收税款建立“国民教育服务”，推行免费普及幼儿保育(IPPR智库预计有关开支将达67亿英镑)。柯宾提倡每年建设24万套住宅，终止公共房屋和房屋协会(合作社)租户对其住宅的“购买权”，改为在私人住宅租户实行。这项住宅建设计划将会通过提高国债或对已经获得规划许可的空置土地和物业加税获得资金。柯宾同时打算终结国民保健服务的内部“市场”，终结公共服务的外包和代价高昂的“私人融资计划”(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
这一切对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工党来说都是好消息。但让我们考虑一下这些政策措施的功效，看看它们能否达标。
打击逃税漏税
其一：终结逃税漏税。英国税局漏收企业应缴税款，企业雇用往往是原税局官员的会计师实行大规模的逃税避税，本身就是一大丑闻。现为柯宾的主要经济顾问，一直不懈争取“税务正义”的理查德·墨菲(Richard Murphy)曾经计算，每年因避税、逃税和漏税而流失的税款的总额高达1200亿英镑。工党政府若能获得这种额外收入，将可以彻底革新公共财政和公共服务。
我曾经报导过这种潜在的财政收入来源。但只要财团仍在私人手上，政府真的可以征收到税款吗?连理查德·墨菲也认为，收回全部漏税将会是困难重重的，最可能只能讨回200亿英镑。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全国经济社会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院长乔纳森·波特斯(Jonathan Portes)指出：“任何希望通过减少逃税漏税为额外开支项目提供大量资金的政府，都会面对一个大窟窿。”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工党政府不应该尝试执行新税法和打击逃税。然而，只要财团仍然是对国内外股东负有义务的私有实体，只要它们还不是公有的，它们就必定会谋求利润的最大化。逃税避税就是最大化利润的重要手段。事实上，各种证据显示，如果政府没有不断降低财团税(而不是柯宾那样计划加税)、对违法行为视而不见，财团的利润率将会遭受重大打击，进一步压缩目前的投资水平。
以上的忧虑，同样适用于取消给予财团的优惠的主张。约克大学的凯文·法恩斯沃思(Kevin Farnsworth)发现，政府每年为财团提供了930亿英镑的税务优惠和资助——这项金额远远高于保守党政府打算削减的社会福利预算。法恩斯沃思的研究表明，财团通过购买设备得到了440亿英镑的减税，从雇用低薪工人获得了160亿的在职扣税(working tax credits)。这些为财团而设的福利措施说明了，英国资本主义只能通过国家资助提高利润率、提起进行生产性投资的动力。一旦取消这些优惠，难道就不会降低利润率、进一步减少投资了吗?届时会不会有充足的公共投资，填补私有部门降低投资所造成的缺口?
“人民的QE”
其二：“人民的QE”。柯宾主张，从当前由英伦银行通过发行新币购买公私债券的QE，转变为指示英伦银行直接从地方政府和地域开发机构购买债券和其它资产，让后者获得投入住宅建设、教育和其它公共服务的资金。……
工党右翼和主流经济学者攻击这项主张，指它将会推高通胀。这种攻击是荒谬的：英国经济才刚好恢复到2007年的水平，而投资率则已下降到50年来的新低。
大幅扩大生产性投资和GDP的空间是存在的。目前的通胀率是零。唯一的“通胀”反映在证券价格上面，而这是由英伦银行为金融部门提供的QE注资所推动的。……
主流经济学界，包括凯恩斯主义者，反对“人民的QE”的另一个论点，是它将会终结英伦银行的“独立”。显然地，对他们来说，时任工党首相布朗启动的这种脱离政府监督的独立，是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捍卫的好东西。
这种观点也是荒谬的。首先，“独立的”英伦银行并没有促进经济发展和防止金融崩溃的良好纪录。英伦银行没有预见全球金融崩溃及随后的大衰退。它当时惊惶失措，完全没有整顿金融部门。英伦银行的独立是假的：它的真实意义在于，英伦银行对伦敦金融城的各大银行和金融机构唯命是从，而不对政府、国会和选民负责。我们现在知道，在金融崩溃期间，英伦银行没有对外资拥有的汇丰银行和巴克莱银行强制执行资本重整和改组。英国纳税人因此不能收回抢救金融部门的全部注资。英伦银行以伦敦金融城的利益，而不是整体经济的利益，决定其利率和金融监督政策。英伦银行只有(几乎从未兑现的)目标通胀率，没有以人民的利益制定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目标。
国家投资银行
以上都不是“人民的QE”让人忧虑的地方。真正的问题是，它能有效吗?它会比传统主流的政府发债融资手段更能提高增长、就业和收入吗?这将取决于柯宾提倡的“国家投资银行”(National Investment Bank)能否改变成规。“人民的QE”可以用于购买国投行债券为投资项目融资。国家投资银行绝不是极端的事物，正如凯恩斯传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所指出的：它“既不极端，也不新颖。现在就有欧洲投资银行、北欧投资银行，还有其它更多的投资银行，它们都是由国家或多个国家联合出资，为了在资本市场借款为授权项目融资的目的而成立的。”也正如柯宾本人所指出的：“假如我在德国提出这些概念，我会被叫做令人沮丧的温和守旧派，因为他们已经有为公共服务项目融资的国家投资银行。”
补充一点，柯宾的国投行，将会同巴西的BNDES(国家开发银行)十分相似。巴西国开行在大衰退期间，十分成功地降低投资项目的融资成本，使巴西获得了急需的部分投资。事实上，在这次大衰退期间受损最少的国家，正正就是通过国有投资银行支持基建项目，保护就业和创造投资的那些国家。尽管频频遭到私有和外资银行抨击犯规，巴西国开行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巴西的经济萧条因此相当轻微，这绝不是偶然的。
但是，巴西国开行的经验也展现了各种问题。巴西国开行从国内外的私有银行拿走了大部分的投资业务，后者因此集中在房贷和商品、金融资产投机，滋生了地产和信贷泡沫。私有银行的庞大资产没有投入发展经济，因为生产性投资已经变得无利可图。这也是柯宾国投行将会面临的风险。当国投行投入生产性投资项目，跨国“五大银行”将会坐视旁观。“五大银行”已经很少借贷给中小企业和进行投资(它们的全部资产只有3%投放在制造业)。斯基德尔斯基说“国家引领的投资计划将会为再平衡英国经济，从私人投机活动转向以可持续增长为目标的长远投资，提供一条出路”，但如果国投行是国家投资计划的唯一手段，这种再平衡恐怕是不会发生的。
单单通过国投行，或者再加上国有的苏格兰皇家银行，是不可能将金融部门转变为促进投资和就业的工具的，这岂不太明显了吗?接管“五大银行”、动用其金融资源推行全国性的投资增长计划，已经成为了当务之急。事实上，这是英国工会大会(Trades Union Congress)的正式政策主张(尽管工会领袖们无视它)。主张公有化金融部门的理据是无可争辩的。进一步说，如果没有确实的公共所有和监督权，柯宾是怎能实施结束银行高管的荒唐工资和奖金的主张呢?
……我认为，假如“财团投资”的意思是依赖牟利私有企业去落实由国家投资银行融资的项目，“财团投资”便是多余的。以最近刚刚宣布的一项伦敦大型项目为例。伦敦的“超级下水道”将会在下年启动。巴扎杰特隧道公司(Bazalgette Tunnel Limited)是为了组织这个项目而成立的特别用途法人。英资建筑公司保富集团(Balfour Beatty)获得了建造“超级下水道”的部分工程、价值4亿1600万英镑的合同。保富集团是一家向股东和私人投资者负责的私有公司。但这种项目岂不应该是由公共所有和监督的实体——而不是牟利的实体——所承担的吗?
国民经济制高点
任何有效的(或许极端的)经济政策，都必须把在民主监督之下实行战略产业(用老工党的语言说，就是“国民经济的制高点”)的公有制，作为核心的内容。“柯宾经济学”包括了铁路再国有化的必要措施。英国国家铁路系统被可耻而无能地分割成多个特许经营权，成为私营垄断行业之后，尽管票价全欧洲最高，却仍然接受纳税人资助。私营化将英国铁路带回到了1830年代。
【中略】
显然地，柯宾也在考虑恢复国家对皇家邮政的控股：现届政府最近以可笑的低价私有化了邮政。柯宾重新国有化邮政的主张是好的，但仍然会将英国经济的大量关键部门留在牟利企业的手上。我们应当重新公有化交通部门：包括在大城市被去管制化的公交车;还有所有曾经属于公有部门的企业：英国石油，英国航空，英国电讯，英国天然气，英国宇航;曾经公有的发电、供水系统和国家电网;劳斯莱斯，英国钢铁，还有英国煤炭。然后还有其它重要的、应当纳入“国民经济制高点”的战略部门：现在多数在外资手中、利润流向海外的大型制药企业和汽车企业。核心全国性和地区机场的公有化，将会在确保优质服务的同时，排除噪音和污染的环境侵害。……
当然，这种纲领不只对资产阶级媒体、主流经济学界和工党领导层来说，甚至对联署支持柯宾经济政策的左翼学者来说，都会是极端的。但对我来说，不采取这些措施，就不可能“再平衡英国经济，从私人投机活动转向以可持续增长为目标的长远投资”(斯基德尔斯基语)。
关键在于投资。正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米克·伯克(Mick Burke)在其出色的一系列文章中指出，资本主义部门因为投资不足，才没有实现像样的收入和持续的增长。……伯克指出：“人均GDP仍然低于2008年危机爆发的前夕。这是有史以来最疲弱的经济复苏，与上年同期相比的增长率从3%下降到2.6%。这还是2012年年底后没有新的紧缩措施出台的时期的表现。2010年至2012年期间规模的紧缩一旦重现，我们将会预见相似的减速。”
伯克接着说：“2014年英国经济的投资总额是2950亿英镑，同危机前的2007年的水平一样。但[七年间的]经济总量增加了4.2%(与人口增长同步，但没有更多)。因此投资占GDP的比重在下降。消费，而不是投资，在牵引着非常疲弱的增长，这是不可以持续的。”利润率刚仅仅回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但仍低于本世纪前的水平。商业投资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利润率和投资的低迷，将会继续导致迟缓的增长。
柯宾领导的工党政府(在2020年?)对大多数人来说将会是前进的一步。它同样将会是必要的，因为到那个时候，世界资本主义和英国资本主义很可能会进入了另一场严重的萧条和危机。但这种前景本身表示了，“柯宾经济学”还不够极端、不足以逆转英国资本主义生产的破产。三十年来，英国工党的领袖们，在阶级斗争的楚河汉界，牢牢地站在了资本阵营的一岸。“柯宾经济学”现在试图离开资本的阵营，渡河走向工人的阵营。它因此对资本的利益来说，是实在太极端了，但对工人的利益来说，它还是过份地温和。陷入资本主义危机的激流之中，将会是险象环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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