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灰犀牛
7月14—15日，中央召开金融工作会议。
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三项任务”释放什么信号？--金融--人民网
三论之外，还有这篇：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把好金融风险防控每一道关--观点--人民网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需要增强忧患意识。金融十分重要，也极易产生风险。金融业链条长，市场信息不对称，价值实现过程曲折，又易受外部因素干扰，面对经济周期波动和社会预期快速变化等不确定条件，利益诱惑大，参与者行为变化快。而且，金融领域风险点多面广，隐蔽性、突发性、传染性、危害性强，必须格外小心，审慎管理。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对各类风险苗头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置若罔闻。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金融会议的评论员文章中，第一次使用了“灰犀牛”这个词(“灰犀牛”，比喻发生概率大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相对于黑天鹅事件的难以预见性和偶发性，灰犀牛事件不是随机突发事件，而是在一系列警示信号和迹象之后出现的大概率事件)：
政治局会议涉及的“三只灰犀牛”都有啥_WE言堂_WE言堂_全景网
《第一财经》归纳的灰犀牛主要有三个：1、房地产的泡沫;2、货币贬值、资金外流;3、银行不良资产的增加。证券市场周刊归纳的灰犀牛也有三个：1、地产泡沫;2、金融乱象;3、地方债务。
此外，还有这一篇：
坚决守住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面对影子银行、房地产泡沫、国企高杠杆等问题，首先是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强化风险意识，既要防范“黑天鹅”，更要防范“灰犀牛”。完善风险识别、预警、发现、处置机制，筑牢风险防线，维护金融安全。其次是支持经济去杠杆。发挥国有大型银行的主导作用，严格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控总量的关系。分类施策，支持国有企业降杠杆和处置“僵尸企业”。第三是强化防范风险主体责任。履行好管理职责，严格规范经营和市场交易行为，守住防范风险的源头防线。稳妥探索综合经营和产融结合，加强防火墙建设，强化风险隔离。严格分支机构、子公司和从业队伍管理，严禁参与非法金融活动。
归纳一下，建行行长提出灰犀牛包括：1、影子银行;2、房地产泡沫;3、国企高杠杆。
在后面我们会看到，这些灰犀牛，看起来是不相干的几件事情，其实是有内在关联的一系列金融风险。
这次金融工作会议的大背景，是实体凋敝，金融暴走，M2/GDP数值不断上涨，货币大量脱离实体生产进入投机环节，推动债务增加，刺激泡沫，酝酿通货膨胀。
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参看拙作《实体凋敝、金融暴走》：
归纳起来，实体经济因为有效需求不足，陷入长期低迷。地方政府为了拉动内需、增加就业、出政绩、增加财政收入，大搞铁公基。国有企业为了实现社会责任，贷款维持生产，保持基本就业。外加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管理层挖门盗洞，跑冒滴漏。于是就有了地方债务危机和僵尸企业问题。
与之对应，银行为了利润和政治任务，为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提供大量贷款。贷款受限以后，通过表外业务继续为地方政府、国有企业筹资。广义货币和表外业务迅速增加。
6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63.13万亿元,同比增长9.4%，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2个和2.4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51.02万亿元,同比增长15%，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2个和9.6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6.7万亿元,同比增长6.6%。上半年净回笼现金1326亿元。
1991年，中国的广义货币总量大约是1.9万亿。2002年，经过软着陆，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大量处理不良，积极财政政策，广义货币总量达到18.5万亿。2012年，管理层曾经感叹货币太多。2008年，搞出4万亿，2012年广义货币总量达到97万亿。新一届管理层也感叹货币太多，潜在金融风险太大，想收缩货币，结果2013年出了钱荒——差点引爆金融危机，结算了从1991年-2013年间22年积累下来的总账。从那以后，心有余悸，再也不敢随便收缩货币。结果现在的广义货币总量达到163万亿。
虽然如此，现任管理层的还是限制了一些贷款业务。否则按照1991-2012的速率，目前的广义货币总量应该是304万亿(1991-1995年速率)，或者181万亿(2002-2006年速率)。尽管印钞速率下降，但是GDP速率下降更快。出现货币增长遥遥领先于经济增长的现象。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垄断时代，技术储备耗尽，垄断成型，投资、消费两不旺。
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贷款业务受限，表外业务迅猛发展。
目前，银行业表内外资产规模已经“五五开”。《报告》指出，截至2016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表外业务余额为253.52万亿元，其表外资产规模相当于银行业表内总资产规模109.16%，比上年末提高12.04个百分点。按银监会定义，表外业务是指商业银行从事的，按照现行的会计准则不计入资产负债表内，不形成现实资产负债，但能够引起当期损益变动的业务。表外业务分为四类：担保承诺类、代理投融资服务类、中介服务类、其他类。《报告》并未一一列举表外具体业务的规模，但指出253.5万亿的表外业务中，担保类19.03万亿元，承诺类16.08万亿元，金融资产服务类164.63万元。按银行业协会最新数据，银行业托管资产达121.92万亿元，这可能占到了央行所统计的金融资产服务类的大头。“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管理仍然较为薄弱，表内外风险可能出现交叉传染。”《报告》指出。
当然，因为不知道央行具体统计口径，所以估计这254万亿之中，有大量交叉重叠的同业业务，比如A银行发行理财，募集10亿资金，转手卖给B银行，B银行把这10亿连本带利借给C企业。不考虑利息的话，这就形成30亿表外业务。C企业要是还不上债务，破产清算，A、B银行，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当然，最终的风险还是属于还有买了A银行理财的大众。
地方政府和一些国有企业深陷债务泥潭，不断借新还旧，债台高筑。最终的趋势是它们甚至难以偿还利息。
虽然经济停滞，货币量可是不断高速增长。
这些资金去哪里呢?
前一段，一部分冲进债市了。冲进债市的部分，成为推动254万亿表外业务的重要因素。
另一部分辗转冲进楼市，于是房价扶摇直上。各地开始了房地产的大跃进。于是，在其他实体凋敝的时代，房地产企业成了银行重要客户，也成了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的重要客户。结果，不用说二三线城市，连山沟里盖的都是房子。如果不是18亿亩红线卡死，以全球基建霸主的实力，中国可能就见不到耕地。
这样的盖法，房子当然过剩。怎么办?只好想法设法，去库存。全国人民踊跃为国接盘。
房贷一度成为的贷款的重头戏。毫无疑问，这些房贷解放了大批处在房地产利益链条上负债累累的企业，也极大地改善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
夏斌参事在文中提出：
对于金融机构将不良资产打包、或搭配其他金融产品，以理财、信托的方式或者通过同业市场销售给老百姓的，更要密切关注、加强监管。对金融产品的结构特征，要有充分的信息披露，要严防有些金融机构把风险偷偷转嫁给老百姓。现在P2P行业发展中已经有很多教训。不能从经验出发，用固定的“预期收益率”忽悠老百姓。必须认识到，同一个金融产品，在不同的经济历史周期，其投资回报率可能是不一样的。
其实，如果房地产滞销，也会成为不良资产。不过，在宏观政策的积极推动下，在全国人民纷纷解囊，踊跃购房，结果许多房地产企业暂时解套了。地方政府也可以继续卖地，搞铁公基，拉动GDP了，于是经济形势一度出现好转。
如何看待中国一季度经济增长6.9%，财政赤字 1551 亿元？有哪些可能的原因？
问题是，要让老百姓们有后续偿还房贷的还款能力，就要保持经济在相对高的规模继续运行。要经济在相对高的水平运行，这就意味着日后有更高的价位的更多的楼盘，需要老百姓们去接。在老百姓们杠杆率迅速上升之后，他们日后就是想再次接盘，他们就是有这个心，有这个力吗?不仅如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除非经济再次爆发性增长，老百姓收入大幅提升，否则内需主动严重不足——许多人已经提前透支了未来的若干年消费能力，他们只能压缩开支，这必然导致消费不足。
前财长楼继伟：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已经升至接近50%;楼继伟：当美联储开始缩表全球金融系统将面临真正压力测试;楼继伟：中国政府负债率要考量非标准PPP项目和政府引导基金;楼继伟：中国政府部门杠杆率将进一步上升;楼继伟：随着人口结构变化中国经济长期来看将跟随L型增长轨迹;楼继伟：中国经济的刘易斯拐点还没有来到;楼继伟：通过延迟退休及提高城镇化中国劳动人口可以恢复增长;楼继伟：部分地方政府债违约是好事说明中央政府不会兜底;楼继伟：部分地方政府债已经违约;楼继伟：去杠杆进程不应该太快;楼继伟：中国家庭杠杆率已经升至接近50%
须知，劳动者的收入，永远小于投资者希望他们消费的商品——中间的差额，就是资本追求的利润。
如果地方政府、开发商、僵尸企业甩锅，老百姓接盘以后，地方政府、僵尸企业的投资持续萎缩，老百姓迟早也还不起贷款。绝大多数老百姓偿还贷款的能力来着工资，工资来自投资。当然，内贸为主中小企业也好不到哪里去，政府投资下降，僵尸企业职工消费下降，全社会有效需求下降，它们的利润也会下降。
房企去不干净库存，地方政府就卖不动地，还不上地方债，银行坏账增加。房企去干净库存，老百姓还不上贷款，银行还是坏账增加。老百姓把房企和地方政府的债务接过来，如果要让他们有足够的收入还房贷，地方政府就要欠更多的债拉动GDP，房企就要买更多的地，盖更多的楼。
未来，政府很可能要面临两个艰难的选择：要么是掀起新一轮铁公基投资高潮，让劳动者有能力支付现在欠下的房贷，并在未来面临更多的地方债和更大的去库存。要么就是经济萧条，劳动者们无力偿还他们欠下的房贷。
这是一个正反馈系统，一个恶性循环。各种债务不断滚雪球，银行迟早都是坏账增加，难逃干系。这样下去，最终必然难逃房地产全面过剩的厄运。
最高领导人发话，一锤定音。
在房子也不让炒了以后，那些没有进入楼市的资金去哪里呢?
有人欠债，必然有债主。既然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房企、老百姓，都在滚雪球的债务游戏中，那么债主是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部人是谁?这个问题不展开讲。
统计局：2016年基尼系数为0.465 较2015年有所上升
我们只需要记住，有一小部分人，获得了大量的货币(也就是其他社会成员的债务)，这些人的资金既不会毫无代价地替地方政府、僵尸企业和房奴偿债，也不会老老实实地待着，而是会通过各种手段(主要是金融手段)，谋求更多的的利润。他们手中的这些钱，就是热钱。
这就产生了所谓的资金空转、脱实入虚现象。
为了让这些人的钱脱虚入实，投入实体经济，刺激新的投资，增加就业，减少金融投机的副作用，掌柜的费劲了心思，最高领导人的也操了不少心：
你们只投机不投资，是不是因为金融投资限制太多?那好，我们搞金融创新。——结果，到处都是高利贷，各种金融案件层出不穷，P2P成了骗子的代名词。
现在流行的共享单车，将来什么结局，一样不好说。反正人傻钱多，先烧着再说吧，只要货币宽松，将来总会找到接盘侠的。
还有，前面提到的254万亿的表外业务，不知道怎么收场。
从前两年的金融创新，到现在的加强金融监管。其中的辛酸，谁能理解?
你们只投机不投资，是不是国内市场饱和?那好，我们搞带路。
你们只投机不投资，是不是觉得国内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那好，我们搞经济新区。
为了让这群人增加投资，高层真是悉心呵护，关怀备至。
结果这些人并不领情，他们手中的资金不断脱实入虚。他们的资金的常见的投资方式包括并不限于放债、转移资产和投机，就是不进入实体经济循环——产品销路不旺的时代，谁会主动投资实业?
除了前面提到的254亿元的表外业务，还有资产转移和商品投机。
比如，以某首富为代表，大搞乾坤大挪移，向海外转移资产。
央视援引专家观点：企业对外非理性投资实质是转移资产行为_中证网
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其实很简单：一，这些人大多数就是投机出身，他们对搞实业既没能力，也没兴趣。二，搞实业需要对应的消费能力，在整体经济萧条的时候，哪有旺盛的需求。三，这些人手眼通天，对整体宏观经济形势的了解，远远超于管中窥豹的常人。他们可以了解高层信息，甚至有能力影响高层经济决策。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控制的资本的保值增值，一旦发现风向不对，他们自然掉头就跑。
为了避免他们大规模资本外逃，导致外汇储备低于临界点并引发一连串的金融恶果。今年以来，加强了资本管制：
资本项目开放是促进资本跨境流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有效措施，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我国资本项目开放取得了较大进展，特别是今年7月初内地与香港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合作正式上线试运行，揭开了内地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新篇章。有人就此认为，应加速资本项目开放步伐，在短期内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完全可自由兑换。这一观点有失偏颇。应当看到，资本项目开放的根本目的是服务实体经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因此必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无论从当前国际经济环境还是从各国发展历史经验来看，我国都应坚持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开放。
为什么外汇储备存在临界点，这个临界点是多少呢?
014年后我国经济增速放缓，进入新常态，人民币又面临贬值的压力，股市也面临下行压力，经济界又开始担心人民币过快贬值，开始重视保持较高的外汇储备，以防不测。他们还划出了不低于3万亿美元的心理底线。今年春节前后，有些对外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在支付上就遇到了困难。我所知道的由上海电建总承包的印尼棉兰老岛电站项目，设备、设计、施工都是中国的，人民币也准备充分，但春节前给施工现场的外汇就是支付不出去，造成很大困难，后来强调了是“一带一路”项目，情况才有所好转，但已经影响了项目进度。
在这个例子之中，人民币准备充分没有用，对外贸易流动资金，需要是美元。所以，各国必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死守外汇储备临界点，具体做法，一方面严控资本外逃，一方面使本币贬值、加息的各种手段增加外汇储备。年初以来，人民币外汇储备从3万亿反弹，外汇占款却不断下降。针对这种现象，出现了谣传——央企在卫国发债，即在海外发行美元债券，收入美元，汇回国内增加外汇储备。
对此，有记者曾经在记者招待会上问过外管局的女司长。
彭博新闻社记者：现在我们看到中国企业的短期外债水平有所上升，请问外汇局对此是否感到担忧?您认为这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外汇局是否会采取相关的措施来应对这样的风险?
女司长顾左右言他，最终也没说到底有没有传说中的“卫国发债”行为。
王春英：当前我国外债处于平稳增长时期。截至2017年一季度末，我国全口径外债余额1.44万亿美元，较2016年末增加171亿美元，增幅为1.2%。外债总规模持续4个季度稳步增长。
从外债水平和相关衡量指标看，目前我国外债风险总体可控。
第一，近一段时期我国全口径外债规模持续回升，但远未达到近年来的较高水平。2014年末，我国全口径外债余额1.78万亿美元，随后开始回落，截至2016年一季度末降至1.33万亿美元，这是全口径外债统计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目前的1.44万亿美元比历史低位提升了1063亿美元，但仍比2014年末的较高水平低3400多亿美元。从外债期限结构看，中长期外债的变化相对稳定，今年一季度末中长期外债余额比2014年末高出397亿美元;短期外债有所波动的，今年一季度末短期外债余额较上年末增加455亿美元，主要是银行吸收的货币和存款增加，但比2014年末余额仍低3818亿美元。外债资金正常合规流动，有助于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我们认为，观察一个经济数据或者金融指标的变化，还是应该从更长的时期来看，从绝对值、相对值等角度评估它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当前我国短期外债的绝对规模还是明显低于历史高位的。
第二，衡量我国外债风险的主要指标均在国际警戒标准之内。2016年末，我国负债率，即外债余额/GDP，为13%，国际公认安全线是20%;债务率，即外债余额/货物和服务出口收入，为65%，国际公认安全线是100%;偿债率，即外债还本付息/货物和服务出口收入，为6%，国际安全线是20%;短期外债和外汇储备比为29%，国际公认的安全线是100%。
未来，我国将继续完善宏观审慎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在促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的同时，加强事中事后监测分析，防范外债风险，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谢谢。
不过，外管局嘴上说的轻描淡写，下手可是又狠又辣：
中箭的都是试图跟着大猪跑的小猪。大猪怎么样?比如那位明目张胆转移资产的首富，截至目前，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这些热钱不出国境，也并不意味着会老老实实沉淀下来。它们很容易被用来投机生产生活必需品，推动物价上涨。
PPI同比增速连续三月录得5.5%，PPI缓降趋势稳固。其中翘尾因素贡献了4.57个百分点，仍是PPI走势的重要支撑。PPI环比同样由负转正上涨0.2%，钢材与有色金属等产品价格的上涨是主因。生产资料价格环比上涨0.2%，其中采掘与原材料工业降幅收窄分别为-1.1%、-0.2%，加工工业涨幅进一步扩大0.4个百分点至0.5%。分行业来看，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环比涨幅居前且扩大，分别上涨2.7%、1.5%，合计拉动PPI上涨0.3个百分点。跌幅居前的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与石油加工业，分别下跌5.3%、3%。
季节、淘汰蛋鸡都是理由，不过更重要的理由是货币供应稳步增长，这些货币自然要四处投机谋求利润。
除了猪肉、鸡蛋，还有煤炭、钢材。
自6月份以来，国内宏观经济好于预期，资金监管趋于温和，供给侧收缩，多种因素共振，大宗商品期市整体走强，黑色系期货成为 “商品牛”。从两个多月的资金流向来看，焦炭、焦煤明显受到资金的关注，资金沉淀分别大幅增加86.4%和71.8%，位居黑色系涨幅榜的前两位。同时，供需基本面持续向好，环保等因素也对市场形成良好支撑。8月17日，国内大宗商品期市资金净流入53.2亿。分品种看，当日焦炭资金净流入12亿，焦煤资金当日净流入5.1亿，资金的强势流入成为近日黑色系的强势品种。
6月以来，铁矿石、螺纹钢期货价格上涨超过40%。8月初，螺纹期货吨价冲破4000元，并连续几日在4000元左右的高位徘徊。
中钢协日前召开闭门会议，探讨黑色系期货出现“异动”的原因，并发文声称，“当前钢材期货价格大幅上涨并非市场需求拉动”，更明确指出“一些机构”对去产能、清除“地条钢”以及环保督查等政策存在过度解读和误读，并提出要维护行业平稳运行。
“政府不想看到商品价格的暴涨。下半年国家会控制社会热钱的数量，来调控资金的流动度”，该钢厂商贸负责人称。
中国大宗商品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刘心田：7月31日这一天，铁矿、螺纹钢净流入就高达15亿元，也就是说，有了前期资金的大量流入，才有了8月初交易额的快速放大。
中国钢铁物流采购委员会研究员邱跃成：尤其是8月初河北钢铁冬季环保限产方案出台、明确指出采暖季石家庄、邯郸、唐山等地钢铁限产50%，引起市场再次出现强烈的供应收缩预期。这种市场预期也影响到现货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
分析师马力：从4月底到7月底这段时间，上涨了大概600块钱，最近十多天，这个价格涨了300多块钱，是一个快速上涨阶段。
纸品价格再现“洛阳纸贵”_原创新闻_实时播报_新闻_金华新闻网
昨天下午，义乌金马电商的负责人马千里正在办公室里安排人员参加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虽说活动商品一旦上架，销量会明显提升，可他却意想之中的兴奋。“每个纸盒涨价一元，按照一天3000单计算，我的利润一天就缩水3000，本就是薄利多销了，再这么涨下去，我的利润要被‘纸盒子’吃完了。”
专业提醒，面对纸价上涨，产业链上的企业也要有所准备。中小企业的处境会越发艰难，特别是中游企业，要做好短期的过冬准备。
在去产能的背景下，热钱有恃无恐地做多大宗商品，他们不信社会大众不接盘——不放开去产能，热钱就拼命做多;放开去产能，热钱就反手做空。
热钱不死，只是流窜。脱离实体经济的热钱必然四处乱窜，先是与生活相对无关的股市，然后是与生活有重要关系的楼市，现在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大宗商品。
一个人可以不炒股，但是不能不住房。一个人可以不买自己的住房，但是不能离开基本生产生活必需品。热钱一步一步的薅羊毛的对象，从可有可无到“刚需”，到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逐步逼近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推高他们的生活成本，绞杀全社会有效需求。
截至目前，值得安慰的是终端消费品价格上涨还不太严重。不过，这不是没有代价的。受压最严重的是中游小企业，原料上涨，实际利率上涨，人民币升值，地租上涨，售价基本不变，利润下降。
到这一步，离全面通货膨胀就不远了。一旦大批中游企业支撑不下去，纷纷倒闭，残存的中游企业就会大幅提高售价，推动终端物价上涨。一些主动停产套现资金的中小资本，也会加入投机的大军。这时，货币流速会自动加快，大批存款会被投入到经济循环之中。由于物价剧烈波动，大多数生产环节都会选择囤积、占压货款、不发货。所以，虽然物价上涨，生产规模反而会下降。
那时，那些赚得盆满钵溢的大资本，如果不大规模囤积紧缺商品的话，就会向海外转移资产，把这些热钱兑换成外汇，转移到海外。
有人认为这些热钱会杀回股市或者被有效控制，他们低估了控制热钱的大资本的智商、能力和信息来源：股息的红利，对热钱来说太低。热钱进入股市，为的是投机，坐庄股价，收割小资本。当大多数人背上沉重的房贷，没有多少闲钱去炒股的时候，热钱冲进股市，能收割谁呢？这些热钱的背后都有强有力的幕后黑手。这些幕后黑手拥有远远超于常人的权限，包括便不限于获得内幕信息，参与制定国家政策。
至此，这些灰犀牛的来龙去脉，基本说清楚了。
附：
数据来源：M2/GDP历史数据
中篇——金融维稳
中央显然不是在这次金融会议之中，才意识到灰犀牛的风险，并要求做出相应的对策的。高度强调金融安全，至少可以追朔到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5日下午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进行第四十次集体学习。
习近平就维护金融安全提出6项任务。一是深化金融改革，完善金融体系，推进金融业公司治理改革，强化审慎合规经营理念，推动金融机构切实承担起风险管理责任，完善市场规则，健全市场化、法治化违约处置机制。二是加强金融监管，统筹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统筹监管金融控股公司和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统筹负责金融业综合统计，确保金融系统良性运转，确保管理部门把住重点环节，确保风险防控耳聪目明，形成金融发展和监管强大合力，补齐监管短板，避免监管空白。三是采取措施处置风险点，着力控制增量，积极处置存量，打击逃废债行为，控制好杠杆率，加大对市场违法违规行为打击力度，重点针对金融市场和互联网金融开展全面摸排和查处。四是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金融环境，疏通金融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积极规范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加强信贷政策指引，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先进制造业等领域的资金支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是提高领导干部金融工作能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努力学习金融知识，熟悉金融业务，把握金融规律，既要学会用金融手段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又要学会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强化监管意识，提高监管效率。六是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制度化建设，完善定期研究金融发展战略、分析金融形势、决定金融方针政策的工作机制，提高金融决策科学化水平。金融部门要按照职能分工，负起责任。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做好本地区金融发展和稳定工作，做到守土有责，形成全国一盘棋的金融风险防控格局。
最高领导人提出的要求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反复强调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和稳定，把住了发展大势。习近平强调，准确判断风险隐患是保障金融安全的前提。对存在的金融风险点，我们一定要胸中有数，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未雨绸缪，密切监测，准确预判，有效防范，不忽视一个风险，不放过一个隐患。
会上，一行三会领导人忙着立军令状。
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由有关负责同志结合各自业务领域和工作实际介绍情况。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加强宏观调控、保障金融安全，中国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就化解银行体系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就资本市场发展与风险管理，中国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就回归风险保障、强化保险监督、守住维护金融安全底线谈了认识和体会。
可以说，这次政治局会议是7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预备会。不过，很显然，预备会议一般都是粗线条地确定指导思想和大致路径，而不会提出相对具体的应对措施。具体的应对措施，需要在规模更大、参会具体部门更多的会议上提出。
目前看，金融工作会的思路是稳中求进（或者说维稳），同时制订紧急预案。保持债务总量相对稳定，保持房价相对稳定，保持热钱相对稳定，保持汇率相对稳定，保持外汇储备相对稳定，努力让热钱脱虚入实。
与之对应，要各部门落实按照会议精神，提出化解各个问题的方案、预警机制和出现紧急情况下的预案。表面上看，波澜不惊，实际上，外松内紧，紧锣密鼓。
前面说过了，大致看，灰犀牛包括以下几类：
房地产的泡沫；货币贬值、资金外流；银行不良资产增加；金融乱象；地方债务；影子银行；国企高杠杆。
先看房子的处置方案：
目前看对房子的处置方案，设定为箱体震动。第一、控制投机；第二、当价格低于一定幅度时，鼓励开发商自持出租，继续下跌到一定幅度时，由央行为地方政府提供资金支持，由地方政府接盘；第三、当房价高于一定幅度的时候，推出廉价住房：
坐庄、护盘与细水长流——评九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通知》
有人好奇，房价居高不下，中央为什么要求稳。这是因为房价已经成为经济循环中的关键节点，上涨自然不好，下跌则必然引发一系列问题。比如，如果房产价格下跌，很多债务抵押物就难以覆盖风险：
如果房价下跌，这套房子，还能抵债3.5亿吗?渤海钢铁集团显然要拿出更多的资产抵偿债务，与之对应，银行也可能面临更大的损失。反过来，大量贷款以房产为抵押物，如果房产价格剧烈下跌，必然会有很多债务人索性直接赖账，不要房产就是了。
接着看银行不良、影子银行的处置方案：
关于了解商业银行的处置方案，不妨再看王行长的那篇文章。
一是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去产能。目前，中国建设银行的钢铁、水泥等行业信贷余额为1565亿元，下降26亿元。二是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推动企业债务重组，降低企业杠杆率。与41家企业签订共计5422亿元的框架协议。作为首家成立债转股实施机构的银行，2017年7月正式设立资本金120亿元的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三是防范化解不良贷款。2017年6月末，全行不良贷款率为1.51%，明显低于行业水平，拨备覆盖率达160%。
前两条写得很清楚，减少钢铁、水泥等行业贷款，债转股。
至于怎么化解的不良，没说。估计是通过增加个人住房贷款总量，让其他社会成员有机会偿还债务。也就是经过前面提到的地方政府、开发商和钢铁、水泥企业的债务下降，老百姓的债务上升。不过，如果地方政府和僵尸企业改善了债务情况以后，压缩的投资或消费，那么未来老百姓收入下降，他们的偿债能力也是问题。
一旦情况危急，应急预案是让一部分银行倒闭。
(8月8日)，银监会官网上发布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2691号建议的答复”称，银监会正在起草《商业银行破产风险处置条例》，加快推出银行破产条例。这意味着银行也可以破产的时代将要到来。
对僵尸国企的处置方案，是债转股：
中国国家发改委8日透露，各类实施机构已与钢铁、煤炭、化工、装备制造等行业中具有发展前景的70余家高负债企业积极协商谈判达成市场化债转股协议，协议金额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下同)。
应急的预案是让僵尸企业破产：
最高法的建议，对僵尸企业，能债转股的就债转股，不能债转股的，就破掉。
对于地方债务的方案是，摸清存量，控制增量；限制举债，终身追责：
财政部数据显示，2016年末地方债及债务率均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不过隐性债务却急速扩张。一位地方债务办负责人曾举例：“我们存量债务如果是1 的话，2015-2016年间通过购买服务和PPP举债规模在1.5到2之间。”
目前这类隐性债务统计尚缺权威数据。从交易结构来看，包括传统的信贷、信托融资以及新兴的PPP、政府购买服务融资不乏财政兜底、政府承诺回购股权或承诺固定收益等违法违规的增信担保方式，由此地方政府性债务蕴含新的风险。
今年7月下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称，(要)有效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5月初，财政部等六部委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称，要对政府融资担保行为进行清理整改，地方政府清理整改的截止时间正是7月31日。
《报告》指出，尽管地方政府显性杠杆率有所回落，但隐性债务增长需要警惕。
在这些隐性债务中，最值得警惕的是“花样翻新”的替代性融资方案，比如政府投资引导基金、专项建设基金、政府购买服务、PPP项目等。
尽管中央连发数个文件禁止地方政府变相举债，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也强调了终身追责，但恐怕还是会有新马甲换旧马甲的现象。其根源在于，地方政府要做事却没有合理合法的足够资金来源。
“摸清存量，控制增量；限制举债，终身追责”，这些应对地方债问题的思路，说归说，然并卵。
中国地方债务管理利用预算法和43号文建立地方债务管理的基本框架，43号文也就是《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但是，43号文并未被地方政府严格执行，雷声大雨点小，出现了各种违规举债行为。50号文和87号文，对地方平台不合规的融资行为踩了刹车，但也担心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增长，再踩油门。
在财政部不断地强化监管下，从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贷款，到地方政府与平台分割，到明股实债、伪PPP、各种产业基金等，地方政府实实在在上演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魔高一丈，道高一尺。
为了切实推动PPP规范发展，必须要压实责任、强化问责。对于借PPP变相举债的项目，地方政府要承担主体责任。要强化财政部门管理责任，认真履行物有所值评价、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政府采购管理、预算资金管理、政府债务管理等部门职责，明确PPP不规范操作的负面清单，逐级细化责任范围和责任主体。
地方诸侯，并不买财政部的账。真按照财政部的说法，把地方债压缩下来，地方投资(支出)降下来，经济放缓，财政收入下降，地方政府支配社会资源能力下降，各种社会矛盾激增。财政部能向中组部建议提拔重用严格限制地方债但是经济发展缓慢地区的官员吗?按照中国的传统，封疆大吏守土有责，真出了乱子，财政部出来承担责任吗?影响了封疆大吏的仕途，财政部会吭声吗，它有这个权力吗?最终，无非是财政部说说，地方给点面子，大家彼此能过得去就可以了。
对资本外逃问题公开的方案是严格控制资本流出，外加操纵人民币汇率。当然，对外公开是不能这么说的，要说的有艺术性：
第三，政策组合收效，人民币贬值预期逆转。2016年以来，美元加息预期渐浓，中国企业走出去加速，大规模海外并购频发，人民币持续承受贬值压力。而今年以来，一方面，中国政府通过“债券通”加快了债券市场开放，支持境内机构跨境融资，扩大资金流入；另一方面，通过跨境业务的真实性审核，严控房地产、酒店、影城、体育俱乐部等领域的非理性对外投资，等加强资本流出的管理。5月26日，央行在人民币中间价报价机制中引入“逆周期因子”，提升了报价机制规则性，并能更好的在汇率中反映宏观经济基本面的情况。这一系列政策组合扭转了市场对于人民币持续走弱的预期，人民币持续贬值的压力得到逐步地释放和缓解。
以中国工商银行为牵头行的外汇市场自律机制“汇率工作组”总结相关经验，建议将中间价报价模型由原来的“收盘价+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调整为“收盘价+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逆周期因子”。这一建议得到了外汇市场自律机制核心成员的赞同，并于2017年5月末由外汇市场自律机制秘书处宣布正式实施。在计算逆周期因子时，可先从上一日收盘价较中间价的波幅中剔除篮子货币变动的影响，由此得到主要反映市场供求的汇率变化，再通过逆周期系数调整得到“逆周期因子”。逆周期系数由各报价行根据经济基本面变化、外汇市场顺周期程度等自行设定。
自行设定，四个字奥妙无穷。
通俗一点说，就是在海外发债、资金许进不许出，外加央行坐庄外汇市场。
此外，还有对于金融乱象和由金融问题引发社会重大事件的应急预案。这个预案，是由政法系统提供的：
切实强化责任担当，集中开展打击整治涉众型、风险型经济犯罪活动，着力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风险能力，努力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要聚焦防控风险、着力补齐短板，一手抓案件查处、一手抓风险防控，坚决打击严重干扰金融市场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要针对经济金融犯罪呈现出的新情况新特点，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提高预测预警预防能力，有效提高打击防范的智能化水平，努力做到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为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支持保障。要正确处理维护社会秩序与激发社会活力的关系，创新建立一体化打击犯罪新机制，着力提高打击经济金融领域犯罪效能。
《通知》强调，各级检察机关要认真履行检察职责，紧紧围绕集聚金融风险、影响金融安全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大惩治和预防金融犯罪和金融领域职务犯罪工作力度。严厉打击严重危害金融安全、破坏金融秩序的犯罪，充分发挥批捕、起诉职能，坚决整治严重破坏金融市场秩序的行为，坚决查处那些兴风作浪的“金融大鳄”、搞权钱交易和利益输送的“内鬼”，对重大案件实行挂牌督办，形成有效震慑。特别是要加大证券期货犯罪打击力度，严厉惩治欺诈发行股票、债券，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等破坏证券期货市场秩序的犯罪。积极参与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坚决查处利用互联网实施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等犯罪，特别是对打着创新旗号大搞“庞氏骗局”等金融欺诈活动的，要依法严厉打击。严肃查办金融领域职务犯罪案件，遏制金融领域腐败滋生蔓延势头，坚决查办金融领域通过利益输送、权钱交易实施的贪污贿赂犯罪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造成国家财产严重损失的渎职犯罪，集中查办金融领域有影响、有震动的职务犯罪案件，遏制金融领域腐败滋生蔓延势头。加强对金融领域执法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维护执法司法公平公正。
要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审慎对待金融创新。要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坚决维护金融安全。要依法追究违法金融行为的法律责任，严厉打击证券犯罪等金融犯罪行为，始终保持打击非法集资犯罪的高压态势，有效维护正当有序的金融市场秩序。要切实加强破产案件审判工作，畅通“僵尸企业”的依法退出渠道，有效发挥破产清算和破产重整制度在优胜劣汰、优化资源配置方面的重要功能，推动存量资产重组，优化资产增量。要依法妥善审理可能引发金融风险、影响社会稳定的案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引发区域性风险和群体性事件。
银监会的方案是使用各种手段限制风险。
银监会警示的十大风险包括：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房地产领域风险、地方债务违约等传统领域风险，债券波动、交叉金融产品、理财业务、互联网金融、外部冲击等非传统领域风险以及重大案件和群体事件风险。
加强信用风险管控位列十大风险的首位。《关于银行业风险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摸清风险底数，落实信贷及类信贷资产的分类标准和操作流程，密切监测分析重点领域信用风险的生成和迁徙变化情况。同时防范多头授信、过度授信、给“僵尸企业”和“空壳企业”授信等风险。
防范流动性风险方面，意见要求将同业业务、投资业务、托管业务、理财业务等纳入流动性风险监测范围，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对同业存单等同业融资的依赖度。各级监管机构要督促同业存单增速较快、同业存单占同业负债比例较高的银行，合理控制同业存单等同业融资规模。
风险年年提，一直然并卵。不过这次银监会强调风险的时机是4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进行第四十次集体学习的时间是4月25日下午，银监会在政治局集中会议之前，急急可可扔出这样的文件，颇有撇清责任的嫌疑。可以预期，银监会在执行这个文件的力度上，会不折不扣。
须知，处于食物链顶端的企业，不需要贷款，利润滚滚而来。需要贷款的企业，一般多少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也是风险高，利润低。这样的情况下，突然强调控制风险，会导致什么后果，可想而知。
于是，各大银行收缩各类业务，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事实上的收紧。许多企业、地方政府不能随意借新还旧，至少不像过去那样便捷。
开始收紧
一方是大型民营企业急需用钱，另一方是银行不断提高贷款“标准”。
一家城商行人士在和《金证券》记者交流时坦言，民营企业向银行贷款难是老问题，只是在目前实体经济环境下，银行控制风险强监管下，显得越发突出而已。
国泰君安一位金融行业分析师表示，他也注意到银行对大型民营企业贷款的态度，“其实可以理解，这些大型民营企业看着风光，可一旦出现风险是很难想像的。就我知道的地区内有几家知名民营企业，目前一些银行是拒贷的。” 他补充，一些知名民营企业，已经不再创新，而只想着资本运作，“这样的企业，银行尽调是肯定不会通过的。”
《金证券》记者注意到，五一节前，银监会发文明确当前银行业风险防控的十大重点领域，包括：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房地产领域风险、地方债务违约等传统领域风险，债券波动、交叉金融产品、理财业务、互联网金融、外部冲击等非传统领域风险以及重大案件和群体事件风险。
采访中，多位银行方面人士表示，今年银行业务的核心肯定是“稳中求稳”，不会去踩监管红线。
更糟糕的是，贷款弄不到，通过表外业务也不好弄。
据中国证券报21日消息，上半年银行业同业资产、同业负债规模双双收缩，这是2010年以来首次出现的现象。银监会审慎规制局局长肖远企近日透露，二季度末，商业银行同业资产余额和同业负债余额比年初均减少了1.8万亿元。同业业务增速由整治市场乱象之前的正增长转为目前的负增长;同业理财较年初减少了2万亿元;银行理财中的委外投资较综合治理前减少5300多亿元。
专家和券商分析人士表示，随着监管的升级，银行同业业务的“缩表”还只是刚开始，也意味着银行依赖同业业务快速扩张模式的终结。
央行的任务至少还包括避免发生系统性债务危机——这就是央行动辄使用货币工具释放流动性的原因。银监会的工作，让央行很不满。
其次，反过来看，过松或过紧的货币政策环境均不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假设货币供给宽松，将在惯性作用下对冲结构改革初衷。生产处于价值链中低端的产品、从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攫取利益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发展的惯性，在新动能尚未培育成形的前提下，可以设想，一旦货币供给宽松，经济模式将再次回到简单易行的“老路上”，不利于实现结构改革目标。而过紧的货币供给，则会抬升社会融资成本，抑制经济正常增长，甚至影响社会稳定，更谈不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近年来，随着外汇占款逐渐下降并转为负增长，我国央行重新增强了主动供给和调节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功能，并相应丰富和补充了流动性管理工具。同时，对一些市场力量不愿参与但从国家战略上亟待发展的领域，货币政策在保持总量稳定的前提下，探索发挥边际的、辅助性的作用，通过适度“精准滴灌”，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
其一，盯住流动性供需变化，利用创新工具加强预调微调。央行通过完善公开市场操作机制、增加工具期限品种，更多借助公开市场操作、常备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MLF)以及抵押补充贷款(PSL)等货币政策工具，提供不同期限的流动性，保持了流动性的合理适度，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范金融机构期限错配和流动性风险的作用。
其二，央行扩展PSL的机构范围和支持领域，注重发挥好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再贴现的定向支持作用，将民营银行纳入支小再贷款的支持范围，创设扶贫再贷款助力脱贫攻坚战略，扶贫再贷款执行比支农再贷款更为优惠的利率。这些措施对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三农”等国民经济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的信贷支持发挥了积极作用。
货币政策配合实现供给侧关键领域的改革和突破，重点还在于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唯有如此，才能促进金融体系健康发展、防范金融风险，才能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解决好金融与实体经济失衡问题，才能屏蔽“资金空转”、防止“脱实向虚”，才能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益。
具体来说，其一，完善利率期限结构，进一步深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督促金融机构增强自主合理定价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着力培育市场基准利率和收益率曲线，完善利率走廊，提高常备借贷便利操作效率，有效发挥利率走廊上限作用，增强中央银行利率调控能力。
其二，组织实施好宏观审慎评估(MPA)。通过设置广义信贷指标，将表外理财业务纳入考核，收缩房地产等领域的资产泡沫；通过设置同业负债指标，将在一定程度上压缩当前部分商业银行通过资产负债期限错配赚取利差的空间，有利于引导金融机构更加审慎经营。
其三，尽快制定出台我国资产管理业务的统一规范，加强对嵌套投资的监管，强化穿透式管理，缩短融资链条，进而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同时，对游离于考核之外的同业存单予以关注，从负债端发行同业存单再到资产端委外投资，其中潜在的“以钱炒钱”以及不合理的加杠杆风险不容忽视。
字里行间，可以读出央行森森的怨念。侬银监会监管不利，该管的时候不管，现在突然加强监管，不能轻易借新还旧，结果流动性突然不足。如果不是阿拉放水，就出大事了，侬晓得伐?!!阿拉在替侬擦屁股，侬晓得伐?!!
表面上看， 这些方案预案面面俱到，分工、责任明确，落实到部、委、行、会、局，能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的话，会发现这些方案、预案，至少有以下几大漏洞：
首先，地方债务、资本外逃等核心关键问题，没有应急预案，至少没有公开的应急预案。
比如，国有企业可以破产，可以债转股，银行可以破产，地方政府怎么办?地方政府破产，还是央行出面，增发货币，帮地方政府解困?当年加州破产，施瓦辛格通过竞选，成功担任加州州长。如果允许国内地方政府如果破产，会发生什么事情?会不会让施瓦辛格那样的反革命分子篡夺地方政权?如果不允许地方政府破产，那么又会发生什么事情?
再比如，对资本外逃，目前的做法是严控资本流动。但是，这样一来，显然抑制资本输出。如果放开资本输出，又无法避免资本外逃。何况，施行本币货币供应迅速增加，本币汇率保持不变(甚至升值)的政策，很容易引起商品倒灌。那时，就是控制资本项，也难以避免外汇储备缓慢耗竭。
当然，不排除对这些问题存在应急预案，只是内容实在吓人，不便公开，或者，一旦公开会引起剧烈的社会反应——比如，在地方政府濒临破产的时候，央行对地方政府债务按一定比例买单(这种事情不是没有干过，上次是1999年，买的是中、农、工、建、国开五大银行的单)。再比如，外汇储备无法坚持的情况下，强制结汇或者人民币瞬间贬值(比如，1985年1月中国宣布取消双重汇率制，改为固定单一汇率制度，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设定为2.3，由于改革开放之初人民币钞票发行量太大，导致人民币高估，所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逐渐调低到1990年底的5.2。到1993年底，人民币兑美元官方汇率与调剂汇率分别为5.7和8.7。其中，8.7是市场汇率;5.7是官方汇率)。这类紧急预案如果存在并公开的话，会造成什么后果，可想而知。
其次，这些方案、应急预案，作为独立的个案都存在良好的运行机制。但是，一旦拼接成一个整体之后，却会发现存在深层次的内部冲突，很难同时实现。某一个方案达到预期目标，避免了本领域的危机，却必然在另一领域造成危机。这样的例子俯首皆是。抛开前面说的，银监会加强监管，导致很多烂账不能借新还旧，差点引发金融危机不说，随便再举两个：
比如，控制地方债总量、对僵尸国企实行债转股或者破产，必然导致地方经济下滑，老百姓收入下降，影响他们未来偿还债务(比如房贷)的能力。
再比如，大量企业债转股，必然导致银行资产流动性下降。如果银行要改善流动性，必然出售这些股份。这些股份卖给谁?还卖给老百姓吗?他们在经历了股灾和为国接盘房产以后，还有在股市再次接盘的能力吗?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买主，这些银行怎么办?是继续持有，还是廉价贱卖?如果由央行印钞买下，那么会不会进一步刺激热钱暴走?
各部门的想法都只负责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自己的孩子自己抱，外加撇清自己的责任。这当然符合，“分工明确、责任到人(部门)”的原则，但是却缺乏全局总体的观念。这种思想，类似实验中固定其他所有因素之后，调整某一个因素，让某一因素的结果达到最优。然后，当所有的因素结果都是最优的时候，让最终结果达到预期数值。现实之中，各个因素往往是互相影响的。某一因素达到理想状态，其他方面就可能突破临界出现危机。在缺乏对深层次矛盾剖析和总体协调的情况下，这些方案，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必然导致按下葫芦浮起瓢。最终，必然因为矛盾重重，漏洞百出，无法落实。
再次，多数方案(包括解放地方债务问题、债转股、破产一部分僵尸企业安置员工、破产一部分银行安抚储户、地方政府出面接盘房产、化解系统性债务危机、安抚涉及金融案件的老百姓)最终平稳顺利实施，都需要央行提供资金支持。否则，随着情况恶化，很可能导致大量方案无法实施，成为一纸空文，最终面临大量应急预案被迫启动的局面。那时面临的局面很可能是地方政府削减开支，企业大面积倒闭，失业增加，银行坏账增加，大批倒闭。央行是否有胆量坐视事态恶化到这样的程度?另一部分方案，比如保证人民币汇率稳定、保证楼市不再创新高、保证物价稳定，则需要央行控制货币总量。如果央行放水，人民币汇率、房价和物价，就难保持稳定。实现两部分目标需要的条件本身就是冲突的，满足一部分化解一部分危机的方案、应急预案所需要的条件，就会使另一部分危机情况恶化。
最后，从前面分析可以看出，央行货币总量，是实现各个预案的关键条件。央行避免系统性债务危机的各种手段，最终都会演化为提供资金。提供这些资金，必然会增加金融乱象，刺激泡沫和通胀，增加资本外逃的压力。因此，最关键的方案和预案，应该是央行为了避免大规模、系统性债务危机，不得不大量增发货币之后，如何应对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和本币贬值？如果央行加息，那么陷入债务危机的地方政府、僵尸企业和楼市必然进一步承压。也就是说，在某一个阶段之前，央行会陷入放水、加息、再放水、再加息的恶行循环——放水，解救一部分地方政府和企业；加息，避免因放水引起的通货膨胀，同时压垮另一部分地方政府和企业；为此，只好再次加息。直到把所有深陷债务的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都压垮，这个恶行循环才能停下来。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社会成员都有资格获得央行的救助。能获得救助的估计是地方政府、大型国有银行和一部分国有大型企业，其他社会成员，只能自求多福。
金融，意味着每时每刻都在滚动增加的债权和债务，不是那么好维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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