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 此， 即 彼!
——就“中国经济学之路”与洪永淼教授商榷
屈炳祥(1945.10—— )武汉大学市场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一、洪教授的“中国经济学之路”到底是一条怎样的路？
中国经济学到底应该是一门怎样的经济学?该朝着哪个方向奔?往哪条路上走?洪教授在他的“中国经济学将会如何演变?”(或“中国经济学之路”)一文中从不同的角度为我们作了明示。
首先，他在对过去30年中国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回顾中为我们作了这样的点化。他认为，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在过去30年中一直处于“从以政治经济学和计划经济理论为主的理论体系，转为以市场经济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现代经济学”(所谓现代经济学就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或现代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笔者注。以下同。)的“深刻的转型中”，对此表示了由衷的肯定与赞誉。他说：这是中国经济学领域的“巨大进步”，希望中国经济学家们“继续追踪”，“努力缩小与现代经济学最先进的教育和研究水平的差距”
其次，在谈到中国经济学家今后的任务与中国经济学未来走向时，洪教授又为我们作了这般提示。他说：“中国经济学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主要任务，是运用现代经济学先进的理论与研究方法，结合中国经济现实进行理论创新，从理论上解释中国经济现实并指导中国经济实践。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吸收全世界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和理论创新的所有合理成分，为我所用。”
另外，在谈到中国经济学的实质性内涵或所谓特色时，洪教授也为我们作了如此阐释。他说：“市场经济理论，主要就是研究在市场条件下，经济决策者如何对稀缺资源进行最优配置的一门科学，其基本框架、基本原理、基本分析方法是无国界之分的，可以用来研究实行不同经济制度，同样运用市场调节机制的所有经济体。因此可以说，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只有一个。”还说：“运用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分析方法，结合中国实际，用符合现代经济学规范和国际惯用的术语与方式，来解释中国经济实际运行的规律......而不是试图去独创另一套有别于现代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经济理论。这就是‘中国经济学’的实质内涵，也是‘中国经济学’的特色，有望形成Ronald Coase所说的‘中国经济学派’。”
最后，在谈到中国经济学学术评价方式与评价标准时，洪教授又为我们作了这番说明。他说：“在中国高校的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特别是学术型研究生教育和学术研究方面，应该有一个主要的、比较客观的学术评价方式和体系。而真正能够体现学术水平和科学价值的是高水平的、经过匿名审稿的经济学学术期刊，特别是海外高水平的经济学学术期刊的论文。以在高水平经济学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作为中国高校经济学者最主要的学术评价标准”。他还说：“随着将国内外一流经济学学术期刊论文作为经济学研究最主要甚至唯一的学术研究评价标准，中国高校经济学研究目前相对比较浮躁的学术氛围将大大改善，中国经济学研究水平也将大幅度提升。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学在经历过这次深刻的转型过程后，将成为一门既与现代经济学接轨，又能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全球化实践提供理论指导的科学，形成具有广泛国际学术影响力的中国经济学派。”
这就是洪教授为我们中国经济学所指出的一条所谓演化之路，或转型之路。
读罢上述诸点，笔者不免心中发怵，感到不寒而栗，大有被奴化与被殖民化的感觉。因为不论从哪种角度看，洪教授给我们指引的路说穿了，就是要我们“运用现代经济学先进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以国际同行惯用的术语和方式”来说明、解释并指导中国现实，用现代经济学的标准作为“最主要甚至唯一”标准来评价、规范中国经济学，让中国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接轨”，并且强调“而不是试图去独创另一套有别于现代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经济理论”。总之，中国经济学只能走西方经济学之路，以西方经济学作引领，最后完全“与现代经济学接轨”，成为西方经济学的被殖民者。中国的经济学若真的是朝着这个方向奔、按着这样的路子走，那还是中国经济学吗?不言而喻，它只能是西方经济学或现代经济学的被殖民者。那时，我们的中国经济学只能成为西方经济学的附庸，随西方经济学亦步亦趋，为首是瞻;同时，中国经济学家也只能成为西方经济学家的应声虫，跟着他们随声附和、人云亦云。想到此，不禁令人毛骨悚然，好像马上就要被扔进地狱一样似的。
二、中国经济学为什么不能走西方经济学之路？
众所周知，经济学是一门具有鲜明阶级性和意识形态特征的社会科学。经济学从产生到现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从来就是如此。这一点，洪教授自己也是认可的，他在自己的文章中也是这么明明白白说的。经济学，自从以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以来，马克思就认为，它有着“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和“劳动的政治经济学”之分。“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它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所以它被称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而“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则是为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其它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的，所以它也被称为“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由于它的特殊阶级属性，再加上它又是由一些西方国家的学者创立的，所以亦被称为西方经济学。按照马克思的理解，“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又有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庸俗政治经济学之分。所谓“现代经济学”属于“资产阶级的经政治济学”的后一类，即庸俗经济学。而“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则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是由马克思亲自创立的，其代表作是他的鸿篇巨著《资本论》，这是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资本论》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研究对象，[2]8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与该生产方式的阶级本质、运行规律、发展趋势及历史结局，是一部宣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战斗祭文。此外，它还是一部指导世界工人阶级、劳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指南。中国经济学，笔者认为，理应属于这一类，即“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可见，所谓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就其根本性质来说是相互排斥与根本对立的，二者风马牛不相及。尽管它们在若干具体问题上可能有些可相互借鉴、相互融通的地方，但这不能抹煞二者之间根本质的差别。有鉴于此，请问：这种与中国经济学根本对立的所谓现代经济学能说明、解释我们的现实吗?能指导我国的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业吗?笔者认为，不能。因为这里首先有一个“姓资姓社”的问题。西方发达国家从根本制度上来说，它们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虽说各自实行的都是市场经济体制，但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即使生产资料为其国家所有，但其最后的本质仍然是私有制，因为资本主义的国家不过是那种“理想的总资本家”而已。 而我们的市场经济却是建立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础之上的，即使它还很不完善、很不充分，远没有达到马克思恩格斯所预想的那种程度。然而，无论怎样，它毕竟为全体国民共同所有而非为个别人或少数人所有。由于中西各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不同，所以，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也就根本不同。这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理论说明、解释不了我们的现实，指导不了我国的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业。尤其是所谓现代经济学，它是西方经济学的庸俗部分，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演化与积累，特别是经过上世纪80年代“华盛顿共识”的武装之后，它潜心推销其“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的政治主张与政策措施，使之在庸俗化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成了极端庸俗化的理论。这样的理论更不可能说明、解释中国的现实，更指导不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业。
洪教授说：“不管是私有制，还是中国目前的以公有制为主导的混合市场经济制度，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通过市场机制进行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实践者，无论是公有制企业的法人代表，民营企业家，还是消费者个人，均有各自不同的利益，都是在维护自身所代表的利益的前提下，根据市场价格信号，从事经济活动(的)”。对此，笔者认为，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虽然不管是以私有制为基础，还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市场经济都要通过市场机制来进行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各经济主体，无论是公有制企业的法人代表、民营企业家、还是消费者个人，都要根据市场价格信号来从事经济活动。但是，建立在不同所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自然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的运行规则与发展规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西方市场经济，其运行与发展只接受资本主义一种经济规律的指导和约束(包括资产阶级国家的指导与约束)，而在我国现实条件下，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基础上的，所以，它除了要接受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指导和约束外，更要接受(不论其广度还是深度)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指导与约束。此外，它还要接受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即国家法律、政府政策、国民道德、传统文化、历史习惯等因素的影响与作用。因为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高度统一的市场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或充分自由的市场经济，也不是现代某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所谓“有管理的市场经济”。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同是市场机制、价格信号，它们却有不同的作用机理和实现方式。我国经济的这种现实及其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是现代经济学过去从未碰到过的，因而，它无力面对我国的社会现实，不可能为我们提供有效的理论说明、解释。
此外，进而言之，笔者还认为，现代经济学不仅不能说明、解释中国的现实，指导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业，而且连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问题也说明不了，解决不了。因为它不是科学。那种西方经济学(包括现代经济学在内)是科学、乃至唯一科学的说法，只不过是西方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用以欺骗公众、愚弄公众的一种手法。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一种伪科学与反科学的东西。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包括现代经济学在内，它的理论体系都是建立在由一系列假设条件作前提的基础上的。这些假设条件因为是假设的，所以就没有任何客观依据，而只能由经济学家们频自己的主观意识作任意想象。并且这些由经济学家们想象出来的种种假设条件还极其苛刻与复杂，可以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如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自己所说的那样，几乎是到了要把整个世界变成一个没有任何摩擦力和空气阻力的世界。这岂不荒唐?具体情况无需细言，仅以所谓“经济人”假说为例。经济人假说，是全部西方经济学，包括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得以建立的第一个、且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前提。它认为，人并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那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而是一种所谓的“经济动物”，其秉性就是自私，乃至极端的自私。人的一切活动都是按照“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法则进行的，并且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私利可以不择手段。如此而已。
这样的假设岂不荒谬，令人恐怖?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上的理论还有科学性可言吗?正因为如此，所以，它的原创者亚当·斯密在他进行《国富论》创作的过程中，也没有放弃对道德哲学的研究，并且还抽出时间对他的《道德情操论》进行修订，在1767年出版了第3版;1774年，《国富论》写作完成，斯密又一次对《道德情操论》进行修订，出版了它的第4版。此后的16年中，斯密除了对《国富论》仅做过一次修订外，其余全部时间一直在潜心修订《道德情操论》一书，出版其第5、6版，直至他的人生终点。这一情况是否表明斯密对所谓“经济人”假说一事本来就心存疑虑?
在这种假设前提下建立起来的理论能是科学吗?这样的理论，能真正说明、解决资本主义的现实问题吗?试问：那种困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一、二百年的经济周期问题为什么总是得不到排除或遏制?或者那种市场需求不足、劳动就业不充分，或者所谓流动性时而过松、时而偏紧的难题为什么总是与资本主义如影随形、缠绵缱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别的且不说，就以本世纪来发生的源于美国次贷危机尔后又危及整个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那些宣称可以将经济活动数字化、信息化，对经济运行作精确计算、准确预测的现代经济学，为什么事先没有丝毫觉察，作出点滴反应?面对如此重大的事件，美国15000多位经济学家全都成了聋子、瞎子!危机爆发后，英国女皇到伦敦经济学院向经济学家们发出“为什么英国经济学界没有人预测到这场危机?”的质问时，在场的经济学家们个个目瞪口呆、无言以对，全都成了哑巴和傻子!试问：现代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权威性到哪里去了?这能让人们相信现代经济学是科学吗?否!不仅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度的人们不相信，而且连那些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即使是那里的政府高官也不相信，甚至包括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也不例外。面对如此汹涌澎湃的金融危机，他们并不热心去请教那些所谓现代经济学的大师，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而是抱着一颗虔诚的心去请教那位已经离世100多年的马克思，如饥似渴地去拜读他的《资本论》。一时间，在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掀起了一股马克思热、《资本论》热。由此，还掀起了一股经济学改革浪潮。这岂不是令人啼笑皆非，不可思议吗?这正好从另一方面对现代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权威性作了个最好的诠释。
上述可见，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不能说明、解释和指导中国的现实，至于它的研究方法，乃至表术用语就更是不值得一说了。因为研究方法、表术用语是为一定原理的阐述和理论体系的建立服务的，有什么样的理论要求就会有什么样研究方法和术语来为之服务。由于现代经济学的伪科学性，自然，那种所谓一定要把现代经济学的标准作为评价、规范中国经济学的“最主要甚至唯一”标准的主张也是完全错误的，极端有害的。同样，那种所谓中国经济学只能“快速转型”，“与现代经济学接轨”，而不能“独创另一套有别于现代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经济理论”的主张更是荒唐、怪谬与霸道。试问：一种连西方资本主义的现实都说明不了、解决不了，因而连西方人都不相信的理论，怎么又可以解释、说明和指导中国现实呢?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又要将它强加给中国，而不让我们独创一个有别于它的中国经济学呢?这是谁家的理论、谁家的逻辑?这不是明明白白地要将中国经济学往被殖民的路上引吗?这样的理论、这样的逻辑我们绝不接受，这样的路子我们绝不走!我们一定要奋发努力，另辟蹊径，创造出有我们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当然，我们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完全拒绝整个西方经济学，包括现代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若对某些具体原理作具体分析，还是有着某些合理成分可以为我们借鉴的，如其中的弹性原理、边际原理等等。此外，还有那些阶级性不太强、意识形态特征不太重的应用学科，如生产力经济学、产业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统计学、会计学、市场营销学等等。这些都是可以为我们所借和鉴利用的，我们决不会将之一律拒之门外的。当然，这种借鉴与利用也是有选择、有条件、有分寸的，决不是多多益善，来者不拒。
三、中国经济学到底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
中国经济学既然不能走西方经济学之路，而需要另辟蹊径，那么，这条路又该如何走?习近平同志在视察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教学中心时的讲话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追本溯源，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指导之下取得的。《资本论》作为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经受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始终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加强《资本论》的教学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要学以致用，切实发挥理论的现实指导作用，进一步深化、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告诉我们，中国经济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我们的基本理论遵循和方法论指导，研究和总结我国市场经济的具体实践经验，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给予理论抽象与升华，创立独具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对此，洪教授有自己的看法，他不主张、不支持我们的选择。洪教授说：“在中国经济学快速转型、日益与现代经济学接轨的过程中，人们不可避免地会提到中国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其实这个问题，不用回避，也不必担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这是马克思在吸收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前人的经济理论研究成果、总结他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写出的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政治经济学。《资本论》显示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非凡观察力与洞察力，这一点至今无人能出其右。”还说：“由于时代和实践的限制，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最近几十年人类的一项崭新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在市场机制条件下如何运行的研究非常少。事实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运行与实践，在马克思逝世后的100多年来，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何运行这方面的研究却不够。”云云。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马克思的《资本论》不适用，有局限，不能作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指南与依据。
对此，笔者只能这样来回答洪教授：“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马克思的《资本论》只是“在吸收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前人的经济理论研究成果、总结他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写出了“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吗?马克思主义，包括克思的《资本论》不能作为我们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指南与依据?洪教授真是错得太远了!实际上，马克思的《资本论》除了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其剥削本质、发展规律与历史趋势之外，还有很多创新和与发展。并且，这种创新和发展是全面的、系统的、历史性的。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资本论》的诞生，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深刻革命。
首先，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著述《资本论》的过程中，运用了由他自己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这是迄今为止，人类正确认识与研究自身历史及一切社会现象最根本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这也是我们研究一切社会经济问题的总的指导思想与根本方法。这种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精髓集中体现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贯穿于他的《资本论》的全书。 马克思就是凭借这一世界观与方法论，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考察与研究，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规律，最后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结论，并且对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作了一系列科学预言与构想。《资本论》的诞生，完成了对历史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思想的最后批判，独创了一宗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的这一世界观与方法论，具有永恒的真理性与科学价值，值得我们永远恪守与遵循。这也是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在构建中国经济学时必须始终遵循的思想原则。
其次，即使在经济学领域，马克思的《资本论》也不只是“在吸收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前人的经济理论研究成果、总结他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写出了“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政治经济学”，而且也有许多创新与发展。马克思如是说：我的这部书即《资本论》从理论方面来说，有“三个崭新的因素”。这就是：一是对剩余价值与它的具体形式地租、利润、利息等作了区分，揭示了地租、利润、利息的本质;二是从商品的二因素中发现了劳动的二重性，为破解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部秘密找到了“生理解剖刀”;三是将工资形式与其本质作了区别，揭穿了资本主义工资的欺骗性和资本主义剥削的隐蔽性。如此等等。
实际上，《资本论》的创新与发展并不就是这些，除了这些之外，首先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创造。这是史无前例的。当然，仅就理论方面来说，也不只这三个方面，而是全面的、系统的。马克思的这种创新品格、创造精神也是激励我们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强大精神动力。构建中国经济学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创造性劳动，没有先例，没有捷径，完全靠我们自己去创造，没有创新品格与创造精神，是绝对不行的。《资本论》正好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精神激励，这是比金子还要宝贵的精神财富。
另外，《资本论》还创造了一个由众多经济学科构成的科学体系，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集大成。愚者见，在《资本论》中，还蕴藏着马克思的市场学、市场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土地经济学、时间经济学、人口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经济伦理学，以及生产关系再生产理论、资源配置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收入分配理论、消费者理论，等等，等等。事实上，《资本论》是一座无尽的思想宝库，只要我们潜心研究，深入开发，还将会有更多的发现。怎么能说《资本论》只写出了“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呢?《资本论》中如此丰富的思想宝藏不是我们构建中国经济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理论资源吗?尤其是其中的市场经济学。
笔者认为，如果不怀偏见，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学者，都会明白《资本论》也是一部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学。众所周知，《资本论》研究过商品与货币、市场与价格、供给与需求、竞争与垄断、分配与积累、生产与再生产、世界市场与国际贸易等。这些，都是一般市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它关于这些方面的原理，也都是一般市场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如商品及其价值理论，货币本质及其流通规律理论，市场及价格变动理论，供给与需求相互关系理论，竞争与垄断相互关系理论，分配与生产、消费及积累相互关系理论，生产、再生产的本质及其相互关系理论，世界市场与殖民的理论，国际贸易与国际价值理论，等等。
如果我们的思维不仅限于此，《资本论》中那些即使是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或特殊范畴、规律与原理，只要我们通过科学抽象，将其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的那种特殊生产关系撇开，其所剩下的部分对于其他形式的商品经济，特别是那些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也是普遍适用的，因而，它们都是构成一般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原理的重要内容。比如，《资本论》关于资本及其有关范畴。资本，按照马克思的规定，它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资本家支配雇佣劳动的一种特殊权力。如果我们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予以撇开，就可将资本视为能够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价值增殖的某种生产条件。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今天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也仍然保留了资本这一范畴，即使是是在公有制经济内部也不例外。再如，关于剩余价值及其有关范畴。剩余价值，在《资本论》中，它是指由雇佣工人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那个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体现着资本家对工人一种剥削关系。如过撇开其特有的社会生产关系，作为那种超出劳动者自身需要以外的剩余劳动。这种剩余劳动，不论在哪种社会状态下也都是存在的。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它不仅可以体现在剩余劳动产品中，而且还会体现在它的价值形式上。剩余劳动产品的这种价值形式，不论人们怎么称呼它，但作为一种价值余额它总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这样，作为剩余产品的价值存在自然也就成了所有商品经济社会共有的经济范畴。既然如此，那么，与此相关的利润、利息、地租等范畴也一样。因为它们都不过是剩余产品价值形式的一种变相的存在或别称而已。这些范畴即使在我们今天仍然是存在的。
既然资本、剩余价值这些核心经济范畴都可以是所有形式的商品经济社会存在的一般范畴，那么，《资本论》中，一些与此有关的如资本增殖、资本积累、个别资本的循环与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与流通、利润平均化等范畴及其相关原理，也一样是适用于所有其它形式的商品经济社会的。如在资本增殖与积累方面，通过采用新的技术手段，节约物化劳动与活劳动，增强资本的价值增殖能力的方式与方法;在个别资本循环与周转方面，各种职能形式的资本空间上的同时并存、时间上的相互继起和数量上的按比例分配，确保资本运行的连续性，以及最大限度地节约流通时间，加快资本周转，提高资本盈利率的原理;在社会资本再生产与流通方面，社会生产各部门在物质形式与价值形式上必须在其质与量的两个方面相互适应，保持均衡状态，以及货币在其流通中的重要作用的原理;在利润平均化方面，关于资本竞争与资本转移，促进资源流动，实现合理配置的原理;此外，还有关于银行的作用及其与之有关的经济参数如利润率、利息率、股息率等对社会经济活动调节作用的原理，如此等等。这些也都是对商品经济一般原理与规律的揭示，它对所其它有形式的商品经济、尤其是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 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也都是适应的。
总之，《资本论》是一部关于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经典文献，是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学。其基本原理与研究方法适用于研究任何形式的市场经济。如果洪教授的“市场经济原理只有一个”的说法是成立的话，那么，它就是马克思的市场经济学，而非所谓现代经济学。此外，在马克思的思想宝库里，除了这些关于市场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之外，还有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科学原理，尤其是《资本论》更是一部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教科书。马克思在著述《资本论》的过程中，可以说，他吸收了自己和恩格斯以往全部文献中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精华，因而在这里他最早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特征作了清晰明白且集中的阐述。同时，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尤其是那些制度性的矛盾时，也往往对社会主义作出过许多、乃至一系列科学预测与构想。因而，在《资本论》中，有马克思主义非常丰富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原理。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将这二者结合起来，用以指导、总结我们今天的具体实践，这既是我们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根本指导思想和基本遵循，也是其主要的理论资源。
上述可见，洪教授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看着只是“在吸收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前人的经济理论研究成果、总结他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写出的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是轻率的，错误的。洪教授之所以如是说，这么做，是为了兜售他的所谓现代经济学，排斥马克思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构建中的指导作用与主导地位，将中国经济学引向西方经济学之路。然而，在另一方面，洪教授还向中国学者奢谈什么中国经济学的所谓“中国特色”、“中国学派”，云云。这不是出尔反尔，自相矛盾吗?一个洪教授说“市场经济原理只有一个”即现代经济学，中国“而不是试图去独创另一套有别于现代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经济理论”，因而中国经济学只能“快速转型”，“与现代经济学接轨”。而另一个洪教授又来一个所谓“中国特色”、“中国学派”之说。这到底让人们相信哪一个洪教授呢?笔者认为，我们应该相信前一个洪教授，因为他道理讲得最充分，并且把马克思的《资本论》都排斥掉了。后一个洪教授则是信口开河，言不由衷，不可相信。
四、简短的结论
综上所述，使我们看到，现代经济学由于它固有的阶级属性和一系列以庸俗的假设条件为前提的立论基础，使它的理论不可能被全人类共同接受。特别是还由于这一理论经历过“华盛顿共识”的武装，达到了庸俗经济学的极点，成了西方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欺骗世界人民的手段，使它越来越不得人心。洪永淼教授的“中国经济学将会如何演变?”或“中国经济学之路”向中国学者力推现代经济学，要中国经济学“快速转型”，“与现代经济学接轨”的主张是错误的，极其有害的。它既严重脱离我国的基本国情，也根本背离我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与发展目标，更是完全违背我国一批真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志向与意愿，只能把中国经济学引入歧途。
同时，还使我们明白，面对当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我们必须要有我们自己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能指导我国具体实践的经济学。因而，我们必须另辟蹊径，走自主创新之路，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我们的基本理论遵循和方法论指导，研究和总结我国的丰富实践与宝贵经验，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给予理论抽象与升华。
因此，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成了我们构建中国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和必须练习的基本功。没有这项基本功，那我们就只能是坐而论道、纸上谈兵。当然，我们还要认真学习我们中国领导人、尤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关于构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战略思考以及形成的一系列理论成果，这是最新、最活、最现实的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泉源。如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关于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关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思想;关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的思想;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思想;关于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并使之相互协调、良性互动、深度融合的经济发展的理论;关于进一步扩大开发，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积极参与世界济经治理，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的思想，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理论成果和重要的思想资源。它不仅为我们构建是中国经济学提供了重要指导思想，而且还直接提供了的重要思想资源，成为中国经济学的重要理论瑰宝。
最后，笔者相信，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我国领导人关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并以此作为我们重要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的丰富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由此可以想见，构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愿景不要多久就会变成现实。事实将证明，这才是我们唯一可行的道路。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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