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2016年牛津字典中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后-真相”(post-truth)，中外学者组织了多次圆桌会议对此加以讨论。引发这一词汇诞生的主导性事件是英国的脱欧以及特朗普的选举成功，它们之所以被称为“事件”，关键在于它们背离了大数据的预测结果，成为了正在蔓延开来的“数据化思维”无法理解的事实，借此，诸多专家学者判定，一个没有“真理”(truth)的时代正在到来。但在笔者看来，以上事件的发生，其关键并不在于违背了大数据所构筑的真理，而在于彰显出当代资本主义时代被大数据的观念所统治而带来的新的异化形态。这一时代被丹·席勒(Schiller D.)命名为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可谓实至名归。这一词汇的构筑实际上暗含着对大数据时代的两点批判：首先，大数据所开启的“全数据模式”的宏观掌控本身正在演变为一种新的统治形式;其次，由于互联网的发达而产生的共享性经济发展模式仍然是以谋取剩余价值为旨归的资本运行模式，其中蕴含着的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因此数字资本主义的讨论在本质上应是批判的，而非描述性的。本文将着力于对数字资本主义运行中所产生的“共享”经济的分析，揭示其在表面的“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共享观念”之下，隐藏着的资本运作以及由资本引发的内在矛盾。
一、“共享”让我们告别资本主义？
数字化生存方式的一个典型特点在于“共享”。互联网以非中心化的方式传播信息，所有人同时成为了信息的源头与发布者。当共享信息转向了对共享“物”的使用权的再分配，共享经济的观念就开始形成了。从理论演进来看，“共享”观念进入经济学领域可追溯到1978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社会学教授马克思·费尔逊与琼·斯潘思共同提出的“协同消费”(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但显然由于缺乏技术支持，这一观念的普及化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展开。但由于协同消费所带来的可持续发展的生产与消费模式的基本理念却存留下来。这是一种在满足个人需求的同时，分享沉淀资源，提高消费物的使用效率的理念。2010年雷切尔·波茨曼与鲁斯·罗杰斯提出的“我的就是你的：协同消费的崛起”则更为清晰地道出了共享观念中正在发生的根本性转变，即从对物的所有权的关注转向了对物的使用权的强调。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充分发展，共享消费模式越来越被现实化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由Uber与Airbnb率先实现的出租车与民居的普遍共享，正在延伸至生活的方方面面。服饰共享、办公空间的共享以及“共享单车”成为我们的基本消费方式。从共享观念与经济生活的联姻过程来看，共享观念所渗入的仅仅是诸经济环节中的“消费”环节。换言之，今天的经济循环模式正在由“生产产品——消费——再生产”转变为“生产产品——消费——再消费——再生产产品”，这种经济模式被称为可持续发展的消费模式。然而笔者我看来，如果共享观念的重心仅在于此，那么当学界普遍提出“共享经济”的概念时，这将是一个词语的错配。
“经济”(economy)概念的原意中包含着节俭、廉价。它的诞生天然以供给的匮乏为前提。换言之，因为供给不足，所以产生了经济的计算。这种计算不仅产生了“剩余”的观念，同时还坚持主张“剩余”需要被积累起来，这是以经济为主导的社会所产生的一种普遍的观念。正如法国思想家让·鲍德里亚指出的那样：“从市场经济中产生出来的稀缺性本身并不具有经济学的意义，它只是生产和再生产了经济性交换。在这一点上，经济性交换与原始的交换有很大的区别，在原始交换中并不知道存在着什么规定着人的本质的‘自然律令’”，这一自然律令被鲍德里亚视为“必需”。必需只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假定。在必需之外，有了剩余与积累。经济的计算必要性由此而生。而共享则是一个与经济计算无关的“使用权”的让渡。它的侧重点不再是计算生产抑或使用的成本，转而强调在按需分配的意义上实现资源的共同占有。共享带有原始共产主义的底色。因此，严格说来，经济与共享的联合应该算是一对观念的错配。如果我们坚持了共享的内涵，就已经摒弃了经济的计算，如果我们坚持这是一种经济运行模式，那么它要以价值的积累性为其最终旨归，它必然要求在共享过程中找寻利润空间。但在被理想化的共享观念中，正如美国共享经济鼻祖、Zipcar创始人罗宾·蔡斯所认为的那样，“在共享经济中，我们得到的永远多于付出”。这一表述似乎宣告共享经济的运行带有着某种反-剩余价值的色彩，并由此宣称，共享经济会带领我们告别资本主义。
在马克思对资本运行的分析当中，剩余价值产生于劳动力变成为商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工人在超出必要劳动而继续做工的时间被马克思称为“剩余劳动时间”，而在这段时间内的劳动消耗则被称为剩余劳动。劳动者被剥削的事实正在于这一榨取剩余劳动的过程当中。换言之，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得到的”总是少于“所付出的”，其所形成的剩余价值在流通中完成对资本的转化，并在消费中将其加以实现，这正是资本这架利润发动机自发运动的整个过程。从这一意义上说，如果共享经济在其现实的运行模式当中真的能够实现所谓“得到的”多于“付出的”，那么我们的确可以告别资本主义了。但在共享经济的展开过程中，事实是否确实如此?
让我们以共享经济的运作模式为出发点来展开分析：在共享经济中，存在着一个普遍的三元结构：共享物资的供给者(剩余产能的释放者)——共享平台的经营者(依托于互联网技术所运营的第三方)——共享物资的需求者(剩余产能的消费者)。在对这一运行过程较为乐观的分析当中，有学者指出，其中存在着参与各方产生的合作剩余，换言之，在每一次共享中，供给者通过闲置资源的利用获得了收益，需求者以较低成本获得了对需求对象的使用权，同时共享平台收取服务费。整个过程似乎是共赢的。在这一共赢过程中，不仅剥削不再存在，这些经济主体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对资本逻辑的有效抵抗。
在此，笔者并没有这般乐观的审视态度。共享经济的现实运行方式也绝非是一种单纯的共赢。因为在其整个运行过程的各个环节，始终渗透着带着剥削原罪的资本。2017年5月，聚美优品的创始人陈欧出资3亿投资深圳街电科技有限公司，拿下60%的股权，并出任董事长，进军共享充电宝市场。这一举动开启了新一轮的共享经济的融资过程。这一最新的共享经济的发展类型为我们重新鲜活地展开了所有共享模式运作的基本步骤。纵观目前各色流行的共享经济，从滴滴出行到共享单车，都无一例外：最初，它们都依赖于资本的最先投注，即在经济界被称为“估值”的过程。换言之，共享经济首先以某个观念来换取“资本”的优先介入，这种先投注、后收益的运行模式从来不曾违反货币-货币增值(G-G’)的资本运作。于是，共享经济的实际展开过程并非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是一个产能剩余——平台分配——剩余产能的消费的过程，而是一个从资本的投注到新资本的接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货币的增值得以实现。在共享经济的运作当中，最早一批资本的投注所获得的资本增值并不是源于“共享”观念所消化的剩余产能带来的“剩余价值”，而是资本在新一轮投注中预“估值”的增加，这是一个典型的G-G’的过程，带有金融资本运作的基本特质。因此为了完成这一资本周转所带来的自我增值，在所有的“共享”经济模型的运行开始，如何提高预估值就成为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因此无论是滴滴出行、共享单车、Airbnb在其运行最初以用庞大的资本勾勒出充满诱惑的共享性蓝图，从而圈定出一个广阔的用户市场，这种预先的“让利”成为了共享经济最初的资本“成本”，如同生产性工业当中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投注，它包括着向过剩产能提供者与消费者的双重让利。前者似乎以“无偿”的方式获得平台的推介，后者则以“低廉”的价格获得自己想要的产品。在这一层面上，或许可以说我们所获得的多于我们所付出的。然而，随着用户群的增长，这一共享经济的理想状态注定将被迅速替代。原因很简单，因为共享经济的理想状态只是共享资本投注的观念“成本”，它的资本原罪会推动其向“盈利”模式迅速过渡。
当资本以“共享”的观念完成了固定用户的圈定之后，共享经济就开始了它的垄断资本的运作阶段。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他虽然已经看到了垄断资本的可能性，但对于垄断资本的普遍化的估计不足。在马克思眼中，垄断的形成只有人为的、自然的抑或偶然的垄断。只有到了恩格斯以及随后诸如列宁、卢森堡等人所生活的年代，垄断资本才逐渐成为资本的主要形式。但在马克思对于资本自身内在矛盾的考察中，的确包含着对这一趋势的预估。例如在谈及了平均利润率的下降之际，马克思指出：利润率的下降与利润量的增加可以同时发生，“利润量审核在利润率较低时也会随着所投资本量的增加而增加。但是，这同时需要有资本的积聚，因为这时各种生产条件都要求使用大量资本。这同样需要有资本的集中，即小资本家为大资本家所吞并，小资本家丧失资本”。对于马克思而言，这是新一轮的生产条件与生产者之间的分离。“正是劳动条件与生产者之间的这种分离，形成资本的概念;这种分离从原始积累开始，然而在资本的积累和积累中表现为不断的过程，最后表现为现有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和许多人丧失资本(现在剥夺正向这方面变化)。”
这种垄断趋势在20世纪资本的发展过程中成为一个显著的表现方式，卡特尔与托拉斯的形成正在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样态。资本的集中化，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由于私人所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经济运行结构之间的矛盾。这是发生在“生产性”社会当中资本维持自身持续发展的一种方式。
在生产性社会中，垄断的形成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经济危机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在危机时期，当大资本家要在市场上夺取地盘，排挤小资本家时，他实际上就是利用这个办法，即有意识地压低自己的利润率，以便把小资本家挤垮”。因此，这一过程是缓慢而持久的。但对于以非生产性为其盈利方式的共享资本而言，垄断的形成却成为了货币增值，即资本形成的唯一条件。于是，为了获取接盘资本的扩张，垄断的形成是迅速的。从19世纪80年代，即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之后，垄断资本的形成用了接近百年的时间，而共享资本，从其开启资本运行模式之后，到其垄断形态的形成却仅需要三五年间就可完成。以滴滴出行为例：滴滴打车于2012年9月9日在北京上线，2016年8月1日滴滴宣布收购Uber，市场占有率超过了90%，基本完成共享出租行业的垄断，时间只用了四年。即2016年8月之后，滴滴打车开启了涨价模式，在一年内，各类出租车涨价近乎30%，同时，滴滴在对司机与乘客的不同收费标准当中所赚取的差价，正在使其由一个资源分配平台转变为旧有的收取“份钱”的出租公司。在此，其垄断利润的盘剥与垄断资本的运行模式的开启昭然若揭。虽然是否盈利仍是一个问题，但毫无疑问，对于滴滴公司而言，共享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已经完成。
换言之，共享经济不仅没有让我们告别资本主义，恰恰相反，它是当代垄断资本发展的最新形态，它用一个新的观念(“共享”观念)换取了资本，并推动资本的自我周转产生利润，在这一过程当中，以加速度的方式完成了生产性资本用了上百年时间所完成的垄断资本的运行方式。而垄断资本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其内在矛盾不是消除了，而是更为尖锐了。
二、共享-资本的内在悖论
共享资本作为一种有效的垄断资本形态，因为其借助于共享观念，以及新的媒介方式(互联网的分享平台)，其表现形态上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其在多个方面表现出了对于资本的革命性与颠覆性，但这究竟是对资本逻辑的整体颠覆抑或只是用一种资本运作方式对另一种资本运作方式的替代?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引导我们回到共享经济与资本逻辑之间内在关联的考察。
一个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共享资本的运作是否可能有效克制资本主义“利润率”的下降趋势?一般利润率是各个不同生产部门的平均利润率，利润率的计算方法是m/C，即剩余价值与总资本的比率。在马克思对资本的“考察”当中，“在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时，同一剩余价值率会表现为不断下降的利润率”，因为随着资本的自我扩张，资本有机构成中的不变资本不断增加，由此带来了总资本中不变资本的增加，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的情况下，利润率必然呈现下降趋势。马克思进一步推论到：“资本构成的这种逐渐变化，不仅发生在个别生产部门，而且或多或少地发生在一切生产部门，或者至少发生在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因而这种变化就包含着和某一个社会的总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的变化，那么，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的这种逐渐增加，就必然会有这样的结果：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或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的情况下，一般利润率会逐渐下降。”换言之，资本为了自我增值却不得不在不断提高固定资本的基础上让资本贬值。这种下降的趋势是资本拓展的界限之所在，也因此成为颠覆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条件。
然而，共享资本的诞生是否可能成为克服这种一般利润率下降的解决方案?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在对货币资本家的讨论当中发现以利息为特征的资本形态的运行或可在某种意义上“阻止一般利润率下降”，这一点的确值得我们关注。今天的共享资本正在成为突破单个部门的共享观念，拓展为可以延伸到各个生产、分配与消费的部门之中一个普泛性的运作模式，那么其所带来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也就可能在未来成为一般利润率计算中无法忽视的一种参考指数。
通过马克思的论述我们看到，导致一般利润率逐渐下降的重要环节在于“不变资本”相对于“可变资本”而言增长更快，从而导致总资本的提高。在数字资本主义到来之际，这种机器对于人工的排挤，一方面似乎表现得更为彻底，但另一方面却也同时表现为对知识阶级的无限依赖，例如掌握着各色信息平台的设计、规划以及操作的人们在总资本的构成比例也在不断提高。由此，我们似乎看到了不变资本(人工智能化机器的运用)与可变资本(知识阶级)的共同增长。两者的比例关系是否能够带来利润率的持续下降就成为一个问题。依托于数字资本主义的普遍化而产生的共享资本的运作，则以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共同下降来彰显一般利润率下降的不可能性。共享资本运作主要依托于共享平台的构建，在共享平台构建中，必要的不变资本(平台运行所需的技术设备)以及可变资本(维护技术设备的技术人员)都并不直接产生资本的增值，资本增值所依赖的共享资源的供给者却又无需通过共享平台预先购买其相应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对于作为共享经济的滴滴公司而言，它只是作为一个中介，将供给与需求链接起来。但一旦其垄断地位形成，滴滴公司的盈利模式逐渐成熟之后，那么其价值增值部分的产生则近乎带有零成本运行特质。共享资本的运作方式正在将资本即剩余价值的现实化过程从马克思时代的“生产”环节转变为“分配”环节。换言之，资本的增值在共享资本的运作当中不是发生在“生产”当中，而是发生在“分配”当中。那么在一个不再直接拥有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资本运行模式当中，即便剩余价值(m)不变的情况下，由于直接带来资本增值的总资产(C)趋近于零，其利润率是否将是不断增长的?
正如马克思在批判股份制所带来的劳动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时指出的那样，这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明显地表现为通向一个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共享资本其实是金融资本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在其中，资本的自我增值所依赖的仍然是资本接力赛式的投注。这一资本的原罪必然要求不断接盘的资本最终要去找寻资本真正增值的利润点。也就是说，共享资本的发展不可能仅仅依赖于资本预估值的不断扩展而带来的接盘资本的增值，最终它迟早要将这种资本的增值落实到剩余价值的实现，例如滴滴公司实现垄断后的涨价，其中开始收取的司机与乘客之间的差价已经构成了共享资本直接产生的剩余价值。这一部分剩余价值的剥削方式较之生产领域中的剥削更为直接，更为彻底，它在某种意义上彻底规避了对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预先投注所带来的风险。依赖于数字化信息平台本身的增值而产生资本的增值，这是数字化资本主义的新形态。从其中，我们看到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最富有价值增值能力的不是生产部门中劳动力在其剩余时间中所生产出的剩余劳动，而是大数据构筑的数据平台。虚拟化的信息正在成为某种数字-物(digital object)，成为最富有生产力的资本依托物。
由此可见，共享资本的运作方式并没有带来资本消失，相反反而更为依赖于资本固有的运作方式。因此它并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资本自身固有的矛盾。依赖于资本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证明，马克思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质在于“把现有的资本价值用做最大可能地增值这个价值的手段。它用来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包含着：降低利润率，使现有资本贬值，靠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发展劳动生产力。”任何一种生产经营方式只要仍然依赖于资本逻辑方式在运行，那么它就仍然无法逃离资本自身内在发展的悖论。滴滴公司依赖共享观念所卖出的预估值，在其最初拓展阶段，必须以不断让利的方式来圈定用户，因此就其目的而言，我们无法说共享经济让我们获得的更多，因为消费者获取利益的背后，它只要仍然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为了“生产者社会”而生产，那么最终这种获利一定会迅速被蒸发。然而在滴滴公司涨价之后，加之国家政策的相关规定，滴滴公司的运营司机大幅度减少。根据北青网财经的相关报道，滴滴公司“380亿估值悄然幻灭”。这意味着滴滴公司以资本获利为目的的垄断式扩张在现实的运作当中并没有带来资本的增值，反而带来“资本贬值”。这是其借用共享观念来融资所带来的一个共享资本的悖论。这一悖论，与马克思意义上资本发展的悖论或许并不完全一致，而是共享观念自身被资本化之后必然趋向的一个悖论。共享观念，本身是一种带有原始共产主义的观念指向，它在其理想状态之上，本身并不以盈利为目的，而目前，这一观念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首先作为吸纳资本的一个口号，但最终却以探寻盈利模式为最终指向，于是，当盈利模式一旦启动，其运营方式就会与共享观念相背离，而如果无法启动相应的盈利模式，那么共享经济又难以维系。这正是共享背后资本运行所带来的必然悖论。
由此可见，共享资本的运行不仅天然带有着马克思意义上的资本悖论，同时还带有着其独特的仅属于共享资本自身的悖论，因此这一带有理想主义的观念在资本逻辑的运作下，其处境的确“左右为难”。
三、共享资本与“剩余”资源
共享经济运行模式中另一个富有玫瑰底色的变革在于其对于“剩余”资源的再利用。这一再利用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对于闲置资源(包括过剩资本与过剩的不变资本)的再分配;其二，对于剩余劳动力的再吸收。对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这种再利用产生的可能性结果：其一，这种对于沉淀资源的再利用是否能够真的实现某种符合绿色环保观念的良性循环?其二，对于剩余劳动者的再整合，消化了过剩人口，是否能够有效缓解其劳资之间紧张关系?甚至其独特的劳动方式是否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解放劳动者?
首先，对于剩余的、沉淀的资源的再利用是共享观念进入经济领域最直接的切入方式。共享模式的创始者之一Airbnb就是以闲置民居的有效利用而迅速吸引了大量的用户群体。但这种带有“环保”标签的共享观念一旦被资本所吸纳，那么其对于资源的再利用却不过是资本在利用同一成本所进行的第二轮的积累性生产。例如我们以共享民居为例，民居，是完成了购买的房屋，在房屋交易的过程中，房屋作为商品而包含的剩余价值已经通过交换价值的转换实现了出来，民居对于拥有民居的房主来说仅仅具有使用价值，因此也就脱离了资本积累的经济循环。(在这一意义上说，仅供自住的房产，在其使用价值的意义上并不存在资本的增值，房价的高涨，并没有改变房屋的使用价值)。而一旦共享民居介入之后，民居的使用价值被再一次转换为交换价值，从而实现了第二次剩余价值的实现。资本也出现了第二次的积累。尽管在这一共享民居当中，需求者也获得低于一般酒店价格的价格获得了相应地区的居住权，但不可否认的是，只要这一共享仍然停驻于有偿共享的意义上，那么它就无法摆脱资本运作中对于“剩余”价值的追求。如果说，在马克思那里，剩余价值的产生所依赖的是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剩余劳动的生产，即活劳动是剩余价值的主要源泉，那么在共享经济中，剩余价值则主要来源于生产的不变资产的再使用之中，即死劳动，似乎无需借助活劳动而直接变成了剩余价值的源泉。但无论是活劳动还是死劳动生产剩余价值，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不会变化。它们的运行法则都是以降低成本，获取最大利润为己任。在这一意义上说，对沉淀资源的再利用，与绿色环保并不必然的关联，在其资本增值的推动下，甚至会产生与后者相对抗的结果。
因为资本积累需要资本的增值。在资本无限增值的冲动之下，在对“剩余”的不变资本的再利用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新的剩余的不变资本的加入，同时更需要的是共享平台所提供的与之相关的信息推送。例如当我们预定了巴黎16区的民居住宿之后，系统会相应地推送附近的美食、景区，这些看似方便的信息推送，同时也是共享平台获取数据化利润的有效方式。换言之，它以软广告的方式实现价值的增值。当这种增值进一步达到饱和趋于饱和的时候，那么共享平台背后的资本是否会摒弃这种所谓“剩余”不变资本的整合利用，而直接购置共享资本产生所需要的不变资本?换言之，当共享的闲置民居不能满足需求的时候，Airbnb是否会直接建造用以共享的民居?让原本闲置资产的再利用直接变成为固定资本的直接介入?这种操作的可能性实际上已经在共享单车的介入之后化为现实。
共享单车不同于其他共享经济的关键点在于它从启动之初就并非是“闲置”、“过剩”资源的再利用，它从一开始就是包含着预先的不变资本的投注，共享单车是为了“再利用”而被投放出来，它是共享经济被资本化后所呈现出的核心矛盾的显现。进一步说，共享单车是一个数据-物的物化形态。首先，它的开启与运行都依赖于互联网的支撑;其次，它被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转让对其的所有权，而仅仅是为了转让其使用权。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被“再利用”。或者说，它被以“过剩”资产的方式被生产出来。这一特质在其他共享平台上还在展开的过程中，例如滴滴公司正在转变为一个新的出租车公司，它完全有可能在未来的发展中开始拥有属于自己的出租车与司机。因此，各类共享经济模式的大量涌入实际上是过剩资本的再消化过程。而资本的过剩正是资本利润率下降的一种典型表现。马克思这样去界定资本过剩：“所谓的资本过剩，实质上总是指利润率的下降不能由利润量的增加来抵消的那种资本——新形成的资本嫩芽总是这样——的过剩，后者是指那种自己不能独立行动而以信用形式交给大经营部门的指挥者去支配的大资本的过剩。”换言之，共享经济的产生正是过剩资本探寻新资本出路的有效方式。而这一方式的普遍化，从反面说明了当代资本运作中，平均利润率正在下降的基本趋势。同时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共享单车的普遍化并没有带来资源的节约与环保，恰恰相反，由于对于共享单车市场预估值很高，大量的单车类型如潮水般融入市场，不仅造成了原有城市空间的拥堵进一步加重，而且还造成了资源的浪费性消耗。而共享单车，在我看来，近乎是所有共享观念资本化可能走向的最终归宿。因此，我们理应抹去那些被装点了绿色、环保色彩的共享观念，转而探寻控制这一无节制的新资本的进一步蔓延。
其次，共享经济中的另一个神话在于对劳动力的解放。比如它似乎解放了劳动者与资产者固定的雇佣关系，让劳动者真正成为了“自由”出卖劳动力的人们。这里的“自由”，意味着劳动者可以在自己的闲暇时间里，在并非完全处于生活所迫的意义上，以体验的方式来参与到共享资本的运作中。比如将自己闲置的居所在一段时间内出租，让自己由一个租客瞬间变成房东，抑或一个私家车主也可以在上班路上瞬间变成为出租司机。这种角色的多样化转变所丰富的不仅是生活方式，同时还是劳动者工资的构成结构。这种丰富化在某种意义上似乎让我们想起那种早上打渔，下午捕猎，晚上从事批判的非分工化的“理想生活”。而且劳动者由此可能增加的收入，也的确成为了一个可以直观得到的个人财富的增长。然而，被资本所统治的社会内在矛盾从来不因为经济总量的扩张而失去其基本的结构。换言之，当遍布全球的发达城市已经或者正在步入所谓的丰盛社会之后，严格意义上的“无产者”的消逝并不意味着与资本对抗的社会力量的消逝。资本，作为一种无限增殖的强制性的逻辑，它所带来的矛盾是结构性。即资本的内在结构决定了总是存在着结构性对抗关系，一边是占有生产资料，并因此占有生产资料所带来的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一边是缺乏生产资料，在劳动中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者。今天，这一劳动者可以拥有自己的固定资产(房产、汽车)，甚至占有公司的股份，但只要其收入的来源仍然依赖于劳动所得，并且这种生产劳动所得总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其产品从未归入个人直接使用，那么其与资本家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就从未改变。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劳动者的生存状态只是发生了表面的变化。澎湃新闻2017年6月7日在对安东尼奥·奈格里的专访中指出：当你坐在星巴克时，价值榨取过程就已经完成。这一说法看似通俗，却准确道出了当下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样态。在互联网普遍化的时代，灵活的劳动时间、灵活的劳动力再整合成为了劳动者的劳动方式的特质。在共享资本的运作之下，这一特质得到了最为显著的表现。我将其称之为“灵活性剩余劳动的再剥削”的过程。这一命名意味着我的立场：即在这种灵活性劳动中，剥削从未被弱化。但对于这一剥削形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它是对于剩余劳动的一次“再”剥削，在共享资本当中，这种“再剥削”被美化为对剩余劳动力的再整合。
共享资本所谓整合沉淀性资源，其中隐含着对剩余劳动力的重新整合和再利用。这种剩余劳动力其实不过是马克思所谓的“过剩人口”。对于马克思而言，这种“过剩人口”是资本的生产过剩的必然产物，换言之，这多余出来的人口是相对于多余出的资本而言成为“剩余”。这又是一个结构性的剩余。因此，剩余劳动力的产生本身是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一种表现方式。共享资本对于这种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在某种程度上或可缓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危机，但其内在的剥削属性从未改变。
它隐含着两种剥削：首先，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剩余劳动力的再整合，是将原本溢出资本逻辑的力量重新纳入到资本体系当中。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来看，对于革命主体的执着探寻始终是其理论的最终归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希望寄托于一群所谓“边缘人”当中，例如女性主义者，绿色环保主义者，黑人与青年人等等。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始终是资本逻辑的溢出者。然而，在数字资本主义到来之际，他们所坚持的一种溢出正在被新的资本运行方式所吸纳，例如在此我们所关注的共享资本，就正在将环保主义的基本观念直接转变为一种新的资本逻辑。那么与之对应的诸多剩余劳动力也在新的资本运作中找到相应的吸纳方式。由此导致的结果是，那些与资本主义相对抗的诸多要素(与资本相左的观念以及那些带来资本危机的剩余劳动力)在资本的拓展中重新成为了促进资本发展的肯定性要素。
其次，劳动者的灵活性参与，例如在共享资本中，劳动者劳动身份的不断转变(例如私家车主向出租车司机的转变)，意味着人们在自己的非生产性时间当中再一次遭到资本逻辑的剥削。劳动者一天的时间，在资本运作的社会体系下应该包括三个部分：生产对等于劳动力价值的必要劳动时间，创造剩余价值的剩余劳动时间，以及为了劳动力的恢复与培养所需要的非生产性时间，即休闲时间。这种时间的区块划分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人为分割。因此我们产生了所谓八小时之内与之外的鲜明对比，度假之所以对于现代人来说变得极为重要，恰恰是资本剥削不断加重的一种表现。现代人正在日益陷入一种极端异化的生存方式当中：“只要肉体的强制以及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而共享观念的渗入正在侵蚀这种对异化劳动的逃避。换言之，共享资本正在用利益的杠杆“强制”人们将自己的休息时间转变为创造剩余价值的时间。共享资本以“灵活性”“自由”的方式实际上完成了对非劳动时间的进一步盘剥，这是对剩余劳动更为彻底的榨取。
由此可见，在共享资本的运作中，其一直标榜的对于“过剩”(剩余)资源的再利用，其实隐含着更为彻底的结构性剥削。因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于，在此其所谓的“过剩”，包括资源的过剩、人口的过剩以及一个人休闲时间的“过剩”，都是一种相对过剩，它们都是在资本的增殖逻辑当中成为“过剩”的。也就是说，当某一类资源不再成为可以直接产生资本增殖的时候，它就成为“多余的”“过剩的”“剩余的”。这本身就是一种被资本异化了的观念。对于诸多热衷于对非经济性社会的研究者而言，例如莫斯在《礼物》中对于毛利人的研究，这种剩余的观念从来不存在于原始社会的经济体系当中。由此可见，共享资本所津津乐道的对于“沉淀”的、“剩余”资源的再利用本身不过是资本自我扩张之下的美好托词罢了。
总而言之，共享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新阶段，在其带有玫瑰色彩的宣传口号之下，从未改变的是资本的剥削逻辑与剥削体系。我们不可能希望任何一种被资本所推动的运行模式可以脱离资本自身的发展轨道。因此对于这一新经济模式，我们需要对其保持着清醒的认知。无可否认，共享观念本身拥有着一个美好的愿景，但共享观念的真正实现不仅需要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同时还需要资本逻辑真正的彻底退场，否则的话，共享观念所勾勒的美好蓝图最多不过是新资本诞生的催化剂，其最终实现的都不过是资本进一步的开疆扩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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