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政府代表社会整体的市场交易之手，既属于市场的决定作用，又属于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是市场的决定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结合部位，不仅优化了后两者，而且是后两者协同作用的基础，为解决中国经济顽症提供了有效手段。通过锚定土地，捆绑土地出让全民分红发行人民币，使得人民的基本红利与劳动者工资和资本的利润之间，通过房地产的价格波动，形成动态的平衡关系，为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奠定基础。
关于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一些学者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刘国光、程恩富认为：“在资源配置的调节中，市场和政府或计划，怎么分工?依我看，可按照资源配置的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划分市场与政府或计划的功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应该限制在微观层次。而政府职能如行政审批等的缩减，也主要在微观领域。至于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问题，政府要加强调控和管理，不能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盲目操纵，自发‘决定’，当然，对市场提供服务、实施监管、做‘守夜人’的责任，政府责无旁贷。”[1]
刘学梅、李明、丁堡骏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职能，既包括斯密提到的“守夜人”的职能，还包括西方国家干预主义提到的调控宏观经济的职能。此外还应包括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所特有的职能，即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政府直接投资国有企业，通过国有企业引导整个国民经济沿着社会主义轨道向前发展的职能。这才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作用。”[2]
本文认为，原则上，在市场基础地位的前提下，应该把市场的决定作用限定在微观领域，而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主要限定在宏观领域。同时，确立政府代表社会整体的市场主体地位，把政府之手，区分为强制之手和交易之手，把政府的交易之手伸进微观领域，在市场决定作用的前提下，通过政府交易之手符合市场规律的作为，弥补市场缺陷，引导经济快速、平稳发展。同时把政府的交易之手伸向宏观领域，与政府的强制之手共同起作用，保障经济快速、平稳发展。
一、市场失败的根源
市场是必需品，但几百年的市场经济实践证明，市场又是失败的。市场失败的根源是产权以及市场主体结构的不合理建构。体现在经济学理论上，市场经济理论是描写市场失败历程的故事，应该为市场失败的持续负责。市场经济理论有两个源头——洛克劳动价值论的产权来源说和亚当斯密的市场说。这两个源头其实也是两个陷阱。洛克产权来源说的错误在于它的虚假前提——自然资源是无主物而且无限丰富。这样，就倾覆了产权的正当性，造成两个恶果：第一次分配的本质是分赃，分赃里包含分配，以及市场是赃物市场。又由于人类财富中大部分是天赋的，只有一小部分是劳动创造，而人类按价值(劳动)分配了所有财富，这就给了少数人撬动社会财富的杠杆，最终，不正当的产权制度是两极分化的基础和加速器。
亚当斯密市场有效说的错误在于：
第一、结构上欠缺社会整体作为市场交易的主体，市场是社会个体之间交易形成的市场，社会整体的利益只能被动、偶尔而且不必然地实现，这样的市场是低效、失灵、周期和浪费资源的。试想，欠缺社会整体的市场主体地位，社会整体的利益怎么能够实现?社会整体又怎样保障社会个体利益的实现?市场怎么能有效?
第二，空间和行业范围上，市场不能满足其覆盖地区的所有需求甚至基本需求，但是，却要求国家不停地去开辟市场，导致战争不断，而且一旦市场范围停止扩大，市场主导国家们就衰弱，衰亡。
第三、性质上，劳动力进入市场，成为交易的标的，使市场严重丧失平等性，使人和人格成为被市场经济奴役的对象，结果是资本绑架政府，市场绑架社会。
这三条中，第一条是根源。解决问题必须从它入手，它改变了其它两条也就改变了。当然市场和产权都是必要的。要克服市场的弊端只要设计社会整体(包括世界的社会整体和国家的社会整体)作为市场主体与社会个体进行市场交易就可以了。而克服洛克产权来源说的弊端，也是设计社会整体作为资源分配者对社会个体进行分配就行了，当然方法是社会个体通过竞买用自己的劳动换社会整体的经营性资源，无偿平均分配社会整体的非经营性资源。这样，经济学就科学了。
二、社会主义交易经济理论和交易的发展史
西方人没有搞懂市场经济，无论市场和经济，其本质都是交易，因此，我们应该把西方人所说的市场经济更名为社会主义交易经济。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笔者先谈一谈社会主义交易经济理论和交易的发展史。
所谓社会主义交易经济，是指：资源是上天赐予社会整体的财产，而社会整体是每一个社会成员作为平等股东组成的社会法人。社会法人把一部分资源(如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无偿地、平均地分配给股东利用，把另一部分资源通过竞卖的方式交给作为资源利用者的公私资本家利用，所得在做出必要扣除后在全体股东中平均分配。社会成员的收入包括两部分：股东收益和劳动所得。所有制上的平权和财产流通上的交易存在，使得社会法人得以以资本家为“剥削”对象，通过交易获取剩余，成为资本家的资本家，因而这种经济是自由、平等、高效和绿色而且计划性的。在社会主义交易经济中，政府代表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交易，这个交易与社会个体之间的交易互为基础。
作为经济本质的交易，由市场和计划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而成。市场说的是交易的主体、客体和客观方面，计划说的是交易的主体、客体和主观方面。两者结合，使交易具备了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形成了完整的交易结构。以交易为内容和特征的经济叫做交易经济。把交易割裂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是不承认社会整体法人地位的结果：市场经济不承认社会整体的主体地位，结果是否定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之间的交易，只承认社会个体之间的交易;计划经济不承认社会个体的市场交易主体地位，结果是排斥社会个体之间的现实交易，否定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之间的形式交易，只承认他们之间的实质交易。说到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过是经济的左右两个半边脸。
组织交易是市场交易的基础，历史上，组织交易的发展在古代衍生出市场交易，在现代又衍生出计划交易，两者在趋势上是融合的，最终会融合出交易经济——政府代表社会整体交易。迄今为止，人类的交易发展史如下：
交易者，交换也。所有的交换都是交易。人之初形成的氏族组织——交易的最初形式，就是组织交易。所谓组织交易即独立的个人通过组成组织获得大于单个人利益之和的平均值。任何动物聚集成群，甚至发展到组织，都是动物之间组织交易的结果。沙丁鱼聚集成群，是因为这种合作是一种交易，交易的结果是聚集至少在安全上，大于它们每一条鱼独自生存之和，即沙丁鱼聚集成群的存活率远高于每一条鱼独自生存。组织存在的奥秘在于，组织给个体带来的利益大于个体单独生存的利益之和，两者之间有个差额，这个差额叫组织剩余。组织进化的奥秘在于，组织内部的交易可以通过促进组织的进化，促进组织剩余的扩大。这就是组织密码。[3]
市场交易是组织交易的产物：组织交易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了分配给个体的剩余，人们拿到组织之外去交换自己所需，就产生了市场交易。不同的是，组织交易的功能是获得利益的增值，市场交易是用多余的利益换取自己没有的利益。原始社会瓦解后，便产生了国家与社会个体之间的强制交易，表现为税收等换公共服务。公共服务最初表现为国防、治安、国家赈灾等等，现在又增加了社会保障。
市场交易的发展，要求社会整体作为市场主体的交易。这在近代产生了政府代表私人资本集体的交易——资产阶级宏观调控。政府代表私人资本集体的交易并非真正的代表社会整体，造成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经济周期，导致计划经济产生。计划经济是人类第一个政府代表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交易的经济形式。它以计划交易+组织交易为主体，以组织交易为基础，交易的内容是生产资料，同时它又以市场交易为补充，市场交易的内容是生活资料，交易发生在企业和个人以及个人和个人之间。
由于政府代表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交易，计划经济可以避免市场竞争带来的资源浪费和市场环节带来的时间浪费，并节省市场环节的费用，因而它在满足社会基本需求方面效率奇高。这已经被毛时代工业化和前苏联二战前几个五年计划的成就证明。但是，计划经济欠缺市场交易的基础，无法高效满足社会个体的多样性、差异性需求，无法完全排斥市场，导致被排斥的市场通过变革辩证否定计划经济的必要。
计划经济欠缺市场交易基础表现为：我们的计划经济体系中，市场是用来分配消费品的，是计划交易的市场形式，是计划交易和市场交易的对接，它欠缺交易的自由和形式平等特性，不能灵敏反映需求变化，同时又欠缺社会个体的投资市场，造成计划经济满足多样性、差异性需求的能力弱。为此，计划经济体制必须进行改革，必须把计划建立在市场基础上，或者说，把计划改为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的市场交易，并与社会个体之间的市场交易对接，让我们的经济体制，既能高效满足国家和社会个体的基本需要，又能高效满足的多样性、差异性需求;既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又能保障社会个体充分的经济自由;把我们的经济体制建设成民主、自由、平等、文明、高效的经济体制。
以上是计划经济体制需要变革的内因。外因是开放条件成熟，产生利用世界市场的可能和必要。
但是，改革并没有走直线，中国逐步用政府代表国有资本的整体与社会个体的市场交易，取代计划，并培育社会个体之间的市场交易，产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了一条曲曲折折的发展道路。
三、用政府的两只手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定程度上能代表社会整体干预经济是政府政府有效干预市场的原因。中国政府作为社会整体的代理人，虽然不是社会整体本身，但在角色上或多或少具有社会整体的功能。我们应该确立政府代表社会整体的市场主体地位，把政府之手，区分为强制之手和交易之手，把政府的交易之手伸进微观领域，在市场决定作用的前提下，通过政府交易之手符合市场规律的作为，可以弥补市场缺陷，引导经济快速、平稳发展。同时把政府的交易之手伸向宏观领域，与政府的强制之手共同起作用，可以保障经济快速、平稳发展。
（一）、政府的强制性交易的作用
传统经济学认为所有制和分工是市场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其实，还应该补充第三个前提条件——政府的强制性交易。没有第三个前提条件，社会就不能维持，交易就不可能经常性的发生，市场就不可能形成。所以，政府的强制性交易是市场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同时，政府的强制性交易也是市场存在和发展的保障。市场是有边界的而且边界很狭小，市场发展超出自己有效性的范围，就会崩溃。市场的周期性也可以认为是市场时间上的边界的扩张和崩溃。而且市场主体对市场失灵和崩溃没有治理能力，只能自我适应。面对市场对经济的种种缺陷，必须用政府的强制性交易来调节市场和经济结构，恢复市场和经济的功能。政府的强制性交易，主体是政府和全体社会成员，所以是实质平等的交易。客体主要是市场结构和市场的交易者，所以是强制性的，而且也不具备平等交易的形式。
政府的强制性交易可以起到以下保障作用：首先，政府监管是市场有效运行的保障。其次，平衡市场交易主体的地位，优化市场交易的结构。比如社保，政府强制企业为职工买社保，提高了劳动力在与资本交易中的地位，优化了市场结构。再比如用税收搞全民福利，提高了消费者的购买力，补足有效需求不足的短板，也优化了市场结构。
（二）、政府通过模拟社会整体与个体平等交易，调控市场
社会整体法律地位的缺失，并不代表着社会整体与个体平等交易的市场结构可以缺失，政府的强制性交易也不能取代这一功能，另外，政府掌握着部分支持政府进行市场交易的资源，因此，政府可以通过模拟社会整体与个体平等交易，管控市场，表现为：
首先，政府可以代表社会整体以交易之手与个体进行交易，以此优化市场交易结构，弥补市场失灵造成的交易空白。以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为例：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不仅优化了市场交易结构，实现了社会效益最大化，而且扩大了有效需求，带动了上下游投资，比如上游投资，政府修建公路和地铁会带动建材等上游的需求和投资;再比如下游投资，政府修建公路和地铁作为上游投资，还可以带动下游投资。“没有国家修建高速公路，就没有高速公路两旁遍地开花的工业园区和现代化工厂，没有国家修建地铁，就不可能有地铁沿线拔地而起的现代居民楼房，没有国家在电信网络方面的投入，也就没有各行各业互联网+的火热。”“当国家投资掉下来后，民间投资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如果没有国家投资先行，或是没有国家投资做基础，大部分民间投资根本无法启动。”[4]
其次，政府还可以用交易手段优化微观领域社会个体之间的交易结构，规范社会个体的交易关系。我们知道，银行吸收储户存款并不向储户提供担保，两者之间是信托关系，是不平等的。银行仅凭少量资本就吸收了储户大量存款，这样，银行和储户之间的高杠杆率和信托经营，形成银行风险经营的基础。结果是银行往往违反稳健经营的原则，给储户的存款带来风险。政府不可能直接改变两者之间的不平等地位，但可以通过立法，强制银行缴纳保费，形成保险基金。保险基金就成了银行集体对储户的担保，这样，就改变了银行和储户之间的信托关系，提高了储户的交易地位，形成了较为平等的交易关系，为银行的稳健经营和监管部门的谨慎监管奠定了基础[5]。在这个交易关系中，存款保险基金就是政府的平等交易之手，规范的是银行和储户之间的交易关系，调节的是银行业的市场结构。
除了上述作用外，还有：
第一、调控稀有资源的两级市场。用政府的平等交易之手，通过政府垄断稀有资源然后公开向社会拍卖开采权、所有权等形成稀有资源的一级市场，然后通过调控一级市场来调控二级市场，为经济健康、平稳发展和共同富裕奠定基础。这种办法是政府作为社会整体的代理人配置资源的方式，在中国的适用范围较广，重要、严重稀缺的资源都适用。用这种办法，可以把稀土等严重稀缺资源的生产、流通和出口管起来，赢得国际市场的定价权，而且它是最公平、最高效的市场分配方式，不怕去国外仲裁。
第二、调节二级市场中原有市场机制调节不好的部分。用政府的平等交易之手，直接调节二级市场中原有市场机制调节不好的部分，可以增加生产的计划性，惠民生，促发展。市场机制由于欠缺整体与部分和个体的交易，不能有效调节的盲区很大。这个盲区往往适合用政府的平等交易之手调节。比如药品的供求，旧的市场机制就不能有效调节，必须形成新的市场机制和市场结构：成立全国统一的、国资的、药品代购机构，代表全国的公立医院和自愿加入的其它医院，面向国内市场(必要时含国外市场)招标，集中采购药品，在合格供应商中采用合格药品价低者中标的方式，降低药价，附加必要的代购成本后卖给医院，然后低价卖给患者。其中的药品专利障碍问题，本人的知识产权论著中已有解决方案，不会成为政府代购的障碍。
第三、用政府的平等交易之手优化三农经济结构。我们知道政府收购形成的粮价稳定，是农村稳定的基础，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政府收购农民的粮食，就是政府代表社会整体以交易之手与农民个体进行的平等交易。除了政府收购的农产品以外，其余农产品价格都是市场调节形成的，农民没有定价权，而且很受伤。再看农资市场，单干的农民同样是被市场主宰的力量。政府引导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成立各种合作社，是政府用交易手段，把弱小的单干农民变成相对强大的农民合作社的股东，改变农民不利的市场地位。这里的交易手段是指，农民用自己手中的承包权，通过农民之间的交易，形成农村强大的经济体，承包权成为股权。这个交易是农民在政府指导下，按农民自己和政府的意愿在政府保障下实施的，所以，是政府代表社会整体以交易之手与农民个体进行的平等交易。很显然，只有用政府的平等交易之手，才能优化三农经济结构。
（三）、政府的两只手缺一不可，相互配合
传统理论认为，市场经济两只手——一只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另一只是政府看得见的手。其实，在配置资源方面，政府有两只手——强制性交易之手和平等交易之手。政府的两只手是相互配合、缺一不可的。
比如，税收—投资新农村建设：一方面，税收—投资新农村建设所包含的税收——公共服务是强制性交易。另一方面，投资新农村建设，为农村增加基础设施，又是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的交易，为农村免费提供水、电、气、网络等公共服务设施，可以带动农民的消费和农村的投资。
再比如，税收——社会保障和“政府投资基础设施”。税收——社会保障作为强制性交易可以保障居民的消费能力，而政府投资基础设施，作为政府代表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平等交易之手，可以带动上下游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显然，“税收——社会保障”和“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在作用上是相互配合，缺一不可的，效果是促进公共福利和经济发展。
四、房地产业里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
中国的房地产经济，所以能促进中国城市化和经济迅猛发展，是因为它部分符合社会主义交易经济的双层市场结构。社会主义交易经济的双层市场结构是指：社会法人把经营性资源通过竞卖的方式交给作为资源利用者的公私资本家利用，另外，通过市场把非经营性资源向公民做无偿、平均和货币化的分配。这样就形成两个兼容性市场，两者之和就是一级市场。在此基础上，社会个体相互之间的交易就形成了二级市场。政府可以通过参与一级市场的市场交易来调控一级和二级市场，也可以直接参与二级市场的市场交易来调控二级市场，还可以通过强制交易(非市场交易措施)来调控两级市场。
中国房地产市场是通过土地有偿出让在政府和开发商之间形成一级市场，通过居民和开发商的交易形成二级市场。政府通过在一级市场的土地交易来调控一级和二级市场，也直接参与二级市场的市场交易来调控二级市场，还通过强制交易(非市场交易措施)来调控两级市场。其中，前者政府的土地交易之手，就是政府的市场交易之手;后者的非市场交易措施包括限购等等是政府的强制交易之手，征地则是两只手并用。而且整个房地产业不仅以市场为基础，而且整个行业的运行也是市场化的。由于政府之手科学细分为政府的强制之手和政府的市场交易之手，两只手各有不同的作用领域，并且分工配合，最终使政府的两只手与市场之手形成较科学的配合，中国房地产业实际上成为市场基础上成功的计划经济，也叫三只手的计划经济。它带动了整个经济的长期、快速发展。
但是，中国的房地产有重大缺陷，比如经济结构畸形和大规模堆积债务导致经济崩溃的风险日益加大等等，根源在住宅用地由免费供应变成有偿购买导致土地金融从股东分红变成土地财政。
中国的市场有两个缺陷：
第一、中国资源分配的一、二级市场，除了城市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一、二级市场外，是坍塌的，即二级市场跌落到一级市场，只有社会个体之间的交易关系，形成片面、扭曲的市场。
第二、城市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一、二级市场是僭越性市场。表现为：招拍挂的两端是政府和土地使用者及开发商，政府由所有人——社会法人的代理人变成所有人，使用人——全体公民反而被剥夺了使用权，由一级市场的卖方，变成二级市场的买方。老百姓自己的地被政府卖了，而且还强迫自己从二级市场上买回来。
第一个缺陷使得经济不能根据市场信号来实现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增长。第二个缺陷，不仅造成房地产成为资本品，炒房成为必然，而且，人为地设置了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推高房价和地价的冲动，人为地削弱了老百姓的有效需求，导致普通百姓买不起房、财富两极分化以及经济脱实入虚，最终房地产市场的崩溃引发经济危机。最重要的是第二个缺陷破坏了中国经济中仅存的、科学、正当的资源分配一、二级市场。本来这个市场可以是自我均衡而且可调控的，自我均衡的理论基础是需求方和供给方是同一方，需求的数量和结构，经过宏观调控，可以就是供给的数量和结构，虽然有时间差，但宏观调控可以解决。但是，政府越位把这一切都破坏了。
债务堆积的根源是分配体制出了错误。住宅用地的拍卖，实际上是货币发行，是财富再分配。怎样通过货币发行实现财富再分配呢?按照党爱民的按人发钱理论，应该按人头平均发钱用于消费，因为货币不是中性的而是债务性的，导致宏观投资必然亏损和债务堆积[6]。这样，就要求政府拍卖住宅用地所得按人头平均发钱，这样发行的货币是对中国社会的股东派发股息和红利，是按人头平均发放经济增长的货币利润，可以极大促进消费，有助实体经济的实物利润转化为货币利润，从货币发行上减少债务，保障宏观经济健康运行。
按照社会主义交易经济学理论，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出让所得，是发行的新货币，也是社会整体非经营性资源的分配，而且附加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部分红利，因此应该人均发放。
社会主义交易经济学的货币理论认为，货币发行于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之间资源换劳动的交易以及社会整体对其劳动增值和无增值的生活必需的资源的分配，通过社会个体的竞买实现。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之间资源换劳动的交易，实质上是社会整体对经营性资源的分配，与社会整体对其无增值的生活必需的资源的分配，共同构成社会整体所有资源的分配。这个分配叫做社会资源的第一次分配。社会整体对其所获得劳动增值的分配，实质上是货币产生后的价值或货币分配，不产生新的货币量。因此，货币发行量等于社会资源的第一次分配中凝结在社会资源(商品)中的劳动总量，包括出售经营性资源的的所得量和非经营性资源货币化分配的的所得量之和。其中，非经营性资源货币化分配，分配的不仅仅是社会资源的第一次分配中凝结的价值，还包含了部分二级市场分配中凝结在社会资源中的价值，即经济发展的红利。但是，这仅仅是货币科学发行的基础，科学发行货币，还必须解决以下具体问题：
第一、超发：超过第一次交易的所需增加量。由于欠缺科学的货币发行机制，超发是常态。第二、违背交易的结构，即没有向第一次交易的对手按交易量发放货币。这会造成资源错配，扭曲资产负债结构。因此，必须通过锚定土地，捆绑土地出让实现全民分红[7]发行人民币，即向全体公民定向平均发放土地人民币，让公民平均分享依附在住宅用地上的经济发展红利。这样，通过锚定土地，捆绑土地出让实现全民分红发行人民币，使得人民的基本红利与劳动者工资和资本的利润之间，通过房地产的价格波动，形成动态的平衡关系，使经济结构的合理化有了基础。
而土地财政，是国有资本、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对非经营性资源和经济发展红利的瓜分，不仅导致实体经济结构畸形以及经济脱实入虚，而且由于利用了国有银行贷款的杠杆，随着房价上升，上述资源和红利瓜分过程堆积了大量债务，这些风险由银行承担。最终当房市背不动这些债务时必然崩溃，引发经济危机。
总之，中国房地产的住宅用地使用权应该实行货币化平均分配，同时，货币发行锚定并捆绑土地出让。
五、结语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关键是发掘并用好政府代表社会整体的市场交易之手，并协调好政府的两只手与市场之手的相互关系。政府代表社会整体的市场交易之手，既属于市场的决定作用，又属于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是市场的决定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结合部位，不仅优化了后两者，而且是后两者协同作用的基础，是解决中国经济顽症的有效手段。当然，政府仅仅模拟社会整体的市场交易之手，效果是有限的，还必须进行深刻的变革，让社会整体真正成为法律主体。
注 释：
[1]刘国光、程恩富：《全面准确理解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4年第2期。
[2]刘学梅、李明、丁堡骏《对社会主义国家资源配置理论的再认识——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中政治经济学思想研究》
[3]经济组织的交易属性发展到现代公司则更为明显，公司就是雇主与雇工之间的契约和股东之间的契约之和。
[4]高连奎，《为什么财税改革是目前一切经济问题的牛鼻子?》，草根网。
[5]参见李宇辰等，《论存款保险基金在银行破产处置程序中的地位》
[6]参加草根网张二寅的博客。
[7]全民分红只限于住宅用地使用权出让所得，其它土地出让所得通过财政用于公共设施建设。
(单位：李东宏，山东泰诚律师事务所;李宇辰，南开大学;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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