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洋鬼子为啥不准阿Q 革命？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只准用西方经济学的拂尘轻轻拍打资本主义西装上的头皮屑，不准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笔尖点击资本主义的敏感穴位。对于如此搞笑的学术自由，经历了几十年主流语境变化的我，已经不再感到奇怪。一而再、再而三的个人学术经历，反倒是让我经常会想起鲁迅的《阿Q正传》来。
在《阿Q正传》第七章中，鲁迅先生对“不准革命”有过相当传神的描述，整理几段，和诸君共享：
——首先是时局的变化：“据传来的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
——远离京师的未庄，也有了新的气象：“几天之后，将辫子盘在顶上的逐渐增加起来了，早经说过，最先自然是茂才公，其次便是赵司晨和赵白眼，后来是阿Q。倘在夏天，大家将辫子盘在头顶上或者打一个结，本不算什么稀奇事，但现在是暮秋，所以这‘秋行夏令’的情形，在盘辫家不能不说是万分的英断，而在未庄也不能说无关于改革了。”
——精英的小碎步，总是引领着时代潮流：“假洋鬼子回来时，向秀才讨还了四块洋钱，秀才便有一块银桃子挂在大襟上了;未庄人都惊服，说这是柿油党的顶子，抵得一个翰林;赵太爷因此也骤然大阔，远过于他儿子初隽秀才的时候，所以目空一切，见了阿Q，也就很有些不放在眼里了。”
——阿Q呢：“阿Q正在不平，又时时刻刻感着冷落，一听得这银桃子的传说，他立即悟出自己之所以冷落的原因了：要革命，单说投降，是不行的;盘上辫子，也不行的;第一着仍然要和革命党去结识。他生平所知道的革命党只有两个，城里的一个早已‘嚓’的杀掉了，现在只剩了一个假洋鬼子。他除却赶紧去和假洋鬼子商量之外，再没有别的道路了。”
——无奈，可怜的阿Q只好去钱府找假洋鬼子讨要革命的资格：“洋先生却没有见他，因为白着眼睛讲得正起劲：‘我是性急的，所以我们见面，我总是说：洪哥!我们动手罢!他却总说道No!——这是洋话，你们不懂的。否则早已成功了。然而这正是他做事小心的地方。他再三再四的请我上湖北，我还没有肯。谁愿意在这小县城里做事情。……”
——接下来的故事，颇令我为阿Q抱不平：“洋先生不准他革命，他再没有别的路;从此决不能望有白盔白甲的人来叫他，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
——阿Q的结局，大家都知道：“至于舆论，在未庄是无异议，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而城里的舆论却不佳，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
在我看来，假洋鬼子其实还是要革命的。阿Q之所以被枪毙，实在是他不懂得，假洋鬼子革命的真谛，与阿Q的革命已然相距甚远。对于假洋鬼子革命的真谛，鲁迅先生也有经典的描述，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老爷，您老人家的衣服可有点儿脏，应该洗它一洗”。
“洗它一洗”憨态可掬，张弛有度，进退自如，十分传神。分寸感的拿捏有如高级美容师的手法，恰到好处。这段文字出自《伪自由书》中的《言论自由的界限》。鲁迅这篇文章，读起来实在是令人拍案叫绝，摘录几段，照登如下：
看《红楼梦》，觉得贾府上是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焦大以奴才的身分，仗着酒醉，从主子骂起，直到别的一切奴才，说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主子深恶，奴才痛嫉，给他塞了一嘴马粪。
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
三年前的新月社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类的境遇。他们引经据典，对于党国有了一点微词，虽然引的大抵是英国经典，但何尝有丝毫不利于党国的恶意，不过说：“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儿脏，应该洗它一洗”罢了。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来了一嘴的马粪：国报同声致讨，连《新月》杂志也遭殃。但新月社究竟是文人学士的团体，这时就也来了一大堆引据三民主义，辨明心迹的“离骚经”。现在好了，吐出马粪，换塞甜头，有的顾问，有的教授，有的秘书，有的大学院长，言论自由，《新月》也满是所谓“为文艺的文艺”了。
……
接下来的文字，或会刺激假洋鬼子的神经。为了上面的文字不被推出去砍了，诸位对不住了，我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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