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期，伴随中美贸易战的持续升级，以及人民币中间价跌破6.9，中国经济和货币的未来走势显得变幻莫测。本文系统回顾了民国以来中国货币经济的崩溃、再造的历史进程，指出中国货币(以及曾经“挑战”美元的日元和马克)，其实都处在美元货币体系之内。倘若人民币挑战美元的局面真的出现，这一方面将是挑战美国(美元)本身，更重要的是挑战既有规则基础上的全球体系。当然任何一项挑战成功，另一项也就唾手可得。这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挑战。文章仅代表观点，特此编发，以飨读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和世界局势、中美关系，对我们理解战后尤其是过去三十年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变化极有意义。张嘉璈的《通胀螺旋》(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及阿瑟.N.杨格先生的《抗战外援：1937-1945年的外国援助和中日货币战》(待出版)，从经济和货币方面，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料和视角。结合《时运变迁》和《管理美元》，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角度看待当下的全球经贸和货币关系。
民国的法币与美元圈
1935年之前的民国时期，中国币制之乱在大国之中实为罕见，称其为“银本位”委实无法描述其时货币之混沌，概因现代货币理论中没有更恰当的定义。这一乱象可追因于更久远的满清时期，国际市场白银的多寡冲击了中国当时的金融、财政，对政权同样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国民政府在1935年的币制改革——统一法定货币(法币)、将货币发行权收归中央、放弃银本位采行外汇本位，最大程度地改变了这种局面。法币的推出，使得中国的币值不再受制于国际市场的银价波动，有助于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同时更重要的，树立了政府的国内外权威，利于后来的抗日战争，包括应对日本在抗战时期发动的货币战。
币制改革不久，中国即陷入抗日战争，新货币经历了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的挑战。
政府的信用和实力是法币(各国法定货币)的基础和保证。因为前政府屡屡债务违约，加上前朝遗留下来大量债务，新政府依托发债来筹集资金极其困难。受战争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传统中最值钱的土地，也无法作为派生信用的手段，从政府官员到普通市民，都将美元储备多寡视为法币稳定的参照。在“金圆”改革失败、恶性通胀无法遏制之后，人们争抢黄金和美元现钞，正是对信用价值的诠释。
可能受到历史上贵金属本位的思维影响，又或者是拘于面子问题，国民政府高官在抗战时期死守法币同美元的固定汇率，对中国、对抗战、对中美关系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见《通胀螺旋》及《抗战外援》)。
既有坎坷，也有收获。法币的另一个重大收获是，中国的货币首次进入了“美元圈”，这增加了“统一货币利于抗战”的好处。
国民政府采行法币之后，施行外汇本位，确定了法币同美元和英镑之间的比价关系。随着抗战的进行，尤其是随着美国援助的增加，法币其后主要是钉住美元。中国向美国出售白银换取美元、出口战略物资换得美元借款、发行美元储蓄券、利用美元借款换得美国的黄金以支持法币汇率，均为美元往来。二战期间，虽然美国投入了大量的军力、财力参与战争，但其本土未被殃及，与盟国及相关国家间的贸易仍在最大限度地维持，包括这些国家同美国间的黄金-美元交易。
对美国的这种依托，最终促成了一个“美元圈”，而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前，美元体系还言之尚早。中国也是这些国家中的一员，自然也受惠于美元圈。虽然中国已经大有进步的法币体制仍然让美国人哈里·怀特头疼不已，但美元圈对中国的接纳，及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二战的四大国之一参与布雷顿森林会议，也彰显了中国的地位和角色，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的确是一件幸事。
全球法币与美元圈
二战为战后世界塑造了美元体系，布雷顿森林会议是确立该体系的一个步骤，可谓水到渠成，怎样强调该次会议的作用都不为过。
如果按照杨格在《抗战外援》里描述的美国对战后中国的设计，那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世界格局应该会完全不同，只是历史不容假设(中国当年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时针对美英方案的反馈，即基于杨格先生的建议)。
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运行之后，体系内经济体的法定货币均与美元挂钩，就世界格局而言，这在当时是不二之选。美元/黄金间的35元比价和成员国货币同黄金之间的可兑换，可视为这些国家同美国之间的信用约定(22000吨黄金储备给美国国力做了背书，但远没有其完好的工业基础来的重要)。货币之间的这种关系，加上公平的自由贸易，是西方国家间的国际经济规则，接受这些规则，即可获得这一体系尤其是同美国之间的贸易便利和红利，这也就是常被言称的战后美元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实则是一个固定汇率制，不可能维持长久，除非美国能够像二战期间那样以几倍甚至十几倍的经济体量持续领先第二大经济体，战后西德和日本的发展显然改变了这一格局(其结果并不是在黄金储备规模上对美国构成威胁)，这是保罗·沃尔克于1971年力荐终结该体系的原因。1970年代，西方国家在犹豫徘徊中选择了浮动汇率，欧洲几国则在此大背景下，形成了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欧洲货币体系(欧元前身)，此间为美元自二战以来最脆弱的时期，但显然其地位并没有被撼动，美国对欧洲货币体系也没有刻意打压。
同时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仍然信守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形成的自由贸易规则(关税和贸易总协定)。西方在货币和贸易问题上自此进入博弈时期。所谓博弈，即试探美国能够容忍和接受的贸易赤字最大规模，而不是挑战甚至取代美国和美元的位置，期间市场的力量更重要。实际上，西德和日本并不愿意(或无力)充当火车头、西德马克/日元也无意超越美元，在1970年代五国集团成立并形成峰会惯例的过程中，美国发起“火车头”战略，希望西德和日本引领西方经济，但效果并不理想。1985年广场会议之前，日本之所以主动选择日元升值，有一个原因便是担心美国再提出类似“火车头”战略的动议。西德在广场会议之后干预外汇市场过程中发现，大举买卖马克干预汇率严重干扰了其国内货币政策，是西德经济无法承受之重。就国际主导货币(key currency)来说，其主要发挥三个作用，即交易媒介和记帐单位(常规的贸易和资本往来)、储备货币以及市场干预货币。近年来，“联合干预”的情况不多，第三个作用往往被忽略。全球范围内，目前国内经济对投入本币干预外汇市场承受力相对最强的，就是美国/美元。博弈的顶峰即为1985年的广场会议(本段相关信息均可参阅《时运变迁》、《管理美元》)。
目前的世界经济仍是美元体系，每个经济体，包括被美国制裁的那些相对封闭的经济体，也在这个体系之内。我将同美国进行正常商业往来的经济体视为当下的美元圈。中国1978年实施开放政策，但当时的美元圈国家并没有对中国完全开放市场。1994年的人民币汇率并轨，施行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实际上是钉住美元，表达了中国加入美元圈的姿态和决心。但美国在1990年代对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年度审核，表明其仍没有改变在市场开放问题上对中国的态度。经过同美国长年累月的复关、入世谈判，中国到2001年加入WTO才真正以对等的成员国身份，成为战后运营了近50年的美元圈的一员。这一变化对中国带来的好处和红利，1995年之前出生的多数中国人都有体会。
目前的美元圈与1980年代时形成的规则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即公平自由贸易、政府不得为本国贸易利益干预汇率伤及他国利益。后发经济体受惠于全球化红利之后，都会出现庞大顺差、本币升值压力的问题，如1970、80年代的西德、日本和2014年之前的中国，并形成一种“挑战”美国、美元的印象。中国国内对广场会议有各种解读，且不乏将2018年的中美贸易争端同其做类比，仅从经济上看，的确有相似性。就真正的挑战而言，如果真的出现，可能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挑战美国(美元)本身，另外是挑战既有规则基础上的全球体系。当然任何一项挑战成功，另一项也就唾手可得。这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挑战。被不少中国人视为挑战美元地位的日元、西德马克(欧元)，目前仍处于美元体系之内。
将张嘉璈的《通胀螺旋》视为清末至1949年的中国货币史也不失恰当(周子衡)。作为中国当时最著名银行家的张嘉璈先生的回顾和分析，是我们更全面理解信用货币、理解中国现代金融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素材(张嘉璈先生在书中就外贸对中国经济的作用，放在今天仍有价值)。20世纪著名经济学家、货币学派创始人米尔顿.弗里德曼先生对中国民国时期银本位的研究、当今世界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托马斯.罗斯基对民国时期中国新式商业银行发展的研究，均以本书为参照，可见其价值。《抗战外援》则丰富了这一问题的国际含义和影响，且更细节地还原了战场之外的国内外交往和角力，尤其是货币和金融方面。接续《时运变迁》和《管理美元》，相信读者大体可以明晰二十世纪的国际货币史。
我们需要客观地了解历史，这有助于理解当下、应对未来。
本文系为《通胀螺旋：中国货币经济全面崩溃的十年1939-1949》（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撰写的译序。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