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姓“马”。但内容是中国的，或者说是解剖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而来的。那么，这个中国的内容如何保证其姓“马”呢？保证马克思主义的性质不是说我们从《资本论》当中抄了多少的概念，抄了多少的原理，它就是马克思主义性质。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的基本研究方法，只要我们坚持了马克思的基本研究方法，它就是马克思主义。换言之，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其基本立场和方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几个方法论问题

杨继国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福建厦门，361005）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和创新，必须建立在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是个开放的体系，在发展和创新的过程中可以而且应该吸收西方经济理论的有用成分，包括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的借鉴，前提是保证马克思经济学基本方法的坚持。不同的研究方法决定了不同的理论范式。如果用新古典的研究方法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研究方法，这样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演变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因此，本文重点讨论几个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的方法论问题。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性质界定、“中国特色”的含义分析、马克思经济学方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借鉴西方经济学方法等问题。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传统文化，借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即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全国学术界积极响应党中央和习总书记这一号召，结合中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总结改革开放中开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开展理论探索。在探索过程中，提出了各种主张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思路。^[1]但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一些原本不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学者立刻转向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本来是个好现象，如果做得好，可以状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队伍。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和分支，必须建立在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基础之上，如果没有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有没有认真“补课”，仅仅在已有“西方经济理论”基础上要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走偏；二是，极少部分本来持反马克思的人打着马克思的旗号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参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实际贩卖的“新自由主义”的变种，这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引向邪路。比如，有的人公开批评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说什么“过时了”，要现代“转型”，主张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和所谓“实证方法”来取得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法”。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如果说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某些论断甚至原理会过时的话，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研究方法确是不会过时，且要永远坚持的，抽调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理论，已经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理，抽调了马克思主义方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方法论问题，是构建任何一个新理论需要解决的现行问题。因此，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弄清楚有关“方法论”问题，就显得特别必要和特别重要。本文就试图在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几个基本方面谈谈个人看法。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性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学科的性质来分析，她是属于理论经济学范畴。我们要建一个中国自己的理论经济学体系，而不能满足于照搬现成体系。既然是理论经济学，她就应该是各运用经济学科的基础，即金融、财政、贸易等运用经济学科的基础，因为要改变现在将应用学科建立在西方经济学基础之上的现状。这这可能是个比较远期的目标，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立起来之后的事情；我们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初就要站在这样一个高度，不能把她当成一门单纯的学科。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强调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要以她作为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开设西方经济理论的课程，而是在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或者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的应用经济学课程时，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分析，来讲解，有批判地学。我想“马克思主义建设工程”编写的系列教科书，正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另外，也不是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取代“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主义部分）”，而是二者各有分工。

从理论范式的性质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是姓“马”，即她的性质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不但是个政治问题，更重要的是“科学问题”，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科学性。政治经济学这个范畴，在古典经济学时代，就是现在的“理论经济学”的名称，当然当时还没有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之分，所以实际上就是“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生产后，马歇尔的代表作《经济学原理》中把“政治”二字去掉，从此政治经济学变成了“经济学”；但马克思经济学中仍然保留了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所以后来“政治经济学”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专有”名称。后来，西方又出现了所谓的“新政治经济学”，不过是用新古典经济学原理分析政治行为而已，本质上属于新古典经济学范畴。所以，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名称的继承和发展，而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或者新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其性质自然应该姓“马”。这点同时也是由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的。

既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何还要加个“中国特色”呢？这里，“中国特色”可以有两个含义：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是限定社会主义的；二是，“中国特色”也是限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即这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中国特色，既姓“马”也姓“中”。

从后面一个含义分析，我觉得有三个原因。一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代表作《资本论》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经济，解剖对象是当时的英国；而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性质与资本主义有本质差别，虽然从运行机制分析，有些类似之处。二是，马克思主要分析的古典资本主义，虽然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自身发展规律预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总体趋势，其理论仍然是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去重新认识、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断随现实的发展而发展。三是，自苏联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世界分为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主要根据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与苏联等社会主义不同，因而不能直接照搬苏联范式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改革开放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时也试图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一方面由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还刚刚起步，不成熟；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尚为解决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没有形成逻辑与历史一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经过几十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有了比较丰富经验和教训，中国经济的成功实践也为建议新的经济学范式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因而现在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当其时。以马克思主义方法为指导，以中国的实践作为解剖对象，建立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中国经济学派，用于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的同时，弥补西方经济理论的缺陷，是经济理论的一次重大创新。

二、“中国特色”体现在哪里？

我们明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这个性质，再来说说“中国特色”，究竟应该“特”在什么地方。

这个中国特色，通常的常理解，是把马克思经济理论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更进一步说，是将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相结合、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结合。这个认识有正确的一面，但不全面。其正确的一面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解剖”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讲好中国经济实践的故事，并将其升华到一般理论，让其走向世界，让中国理论“国际化”；这“理论自信”的具体体现。说这个表述不全面，是指这个认识缺乏历史的维度和文化的传承。一个理论的产生，不但需要一定的现实基础，更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现实的中国实践是一个历史演变过程的产物，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特定的中国历史决定了一个特色的现代中国。没有对中国特定历史的深刻认识，就不可能正确认识现代的中国；而历史的中国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文化积淀，这个文化积淀是中华文明的基因遗传；同时，理论属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定中文化决定了人们的特有思维方式，而特有思维方式给一个理论的创建提供特定的方法论。因此，只有根植于中国自身文化、历史传统与现实实践的理论，才是有生命力的理论。也只有根植于一个民族自身历史文化的理论，无论是“引进”的还是“自创的”，也才能被国人理解和接受，也才能具体用于分析和解决中国的问题。

由此可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中国特色”应该包含三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现实基础、特有的中国历史传承和文化基因。从历史角度分析，我们要认真研究古代的中国历史，我们只有懂了中国发展的历史，才知道为什么我们中国很有特色，跟别人不一样。中国的历史，它从一开始都跟西方发展的路径是不同的。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纯粹的社会形态：没有纯粹的奴隶社会，也没有纯粹的封建社会，没有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中国古典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一开始就强调是政府和市场两个机制的统一，且由政府主导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问题我们不搞清楚，对现在的问题没办法清楚地认识。孙中山先生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提出的“新三民主义”中有“节制资本”一条，而没有主张在中国搞“自由市场”经济，正是基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和现实。今天我们有些人不懂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片面强调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还不如我们这位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

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而言，传统文化的作用，一是提供方法论借鉴，这方面的精华在以《易》为源头的“天道思想”，核心是阴阳辩证法；二是从属于文化范畴的优秀传统思想，尤其是经济思想中吸取营养，代表思想在属于道法思想集大成的《管子》之中。古典文化包含中国古代的经济理论，换言之，应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结合，吸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的营养。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现代中国人已经忘了，或者否认中国古代有自己原创的经济理论，好像经济理论都是外国人发明的似的。实际上，这是一个误解。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跟中国古典理论有密切关系。经济思想史告诉我们，中国文化的元典《易》和《道德经》等典籍中的“天道”思想曾经启发了西方重农主义经济学，而重农学派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前身。^[2]^P4

由于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的发展得比较早，商朝就有了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商人等概念就与商朝的“商”字密切相关。产生于更早历史的中国“元典”《易》的出现，给各种学术思想的出现提供了方法论基础。这个基础就是“阴阳辩证法”，所以春秋末期中国就产生了比较系统的经济思想。《管子》中的“轻重术”乃中国本土的古典经济学。其思想涵盖价格理论、货币理论、分配理论、贸易理论、财政理论、宏观调控理论与方法等，是系统的经济理论，不是零星经济思想。其许多理论和经济政策现在仍不失其启示和指导意义。中国古典经济学之所以产生在先秦时代，是因为中国的商品经济不但发源早，而且先秦时就比较发达。今天的市场经济虽不同于古代的商品经济，但古代的历史文化无疑深刻影响着现代的发展。因而中国当今的市场经济也不同于西方的市场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根植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中国古典经济理论比西方经济思想更适合现在的中国。中国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基于中国文化的天道思想，即阴阳辩证法；而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是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二者在方法论方面有共通之处。

不过，谈到结合中国的“古典文化”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一点要特别说明一下。一般在谈到中国古典文化的时候，很多数人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儒文化”。诚然，儒家文化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其对推动中国的政治秩序和经济发展都曾经做过很大贡献。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儒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紧紧跟政治结合，也发展出很多糟粕；到封建社会后期，无疑儒家文化成为了中国发展的阻碍因素。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很早就形成了众多流派，儒家文化只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支，不是中国文化的全部，更不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古典文化的精华，是源于《易》的天道文化，核心是“阴阳辩证法”思想。

三、中国古典文化与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亲和性

前面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中国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必须与中国文化文化结合这个“特色”问题。还涉及到一个问题：能不能结合？

我们用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来源于古印度的佛教在中国生根发芽，成为了中国的“本土”宗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佛教刚开始进来的时候也曾受到抵制。后来，一方面是因为佛教在发展过程当中跟中国已有的道教、儒家等文化融汇一体，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其他几大个宗教，比如伊斯兰教、基督教，也是很早就传入中国，为什么他们就没有像佛教这样在中国生根呢？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能否与本土文化很好结合，涉及到这个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是否有“亲和性”，或者说本质上是否有“相似性”。佛教由于其思维方式上的“辩证法”性质，跟产生于中国本土的“阴阳辩证法”有很好的亲和性，能够与中国文化兼容，并且容易被改造成为中国性质的宗教。而其他几大宗教由于从本质上与中国本土文化“冲突”，因而很难在中国扎根，进入中国的“主流文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胜利，与佛教在中国胜利是一样的道理。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进入中国，也与这个类似。我们把马克思的理论和西方其他的理论跟中国文化一比较、一分析，会发现马克思的理论从研究方法来说，跟中国已有文化的思维方式，是基本一致的，都是辩证法，甚至是唯物辩证法。而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由于缺乏这个“辩证法”，与中国文化的本质亲和力差，就很难整体“中国化”，其原理和方法只能“碎片化”地吸收；而马克思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其他理论也一样）体系则能整体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最终“中国化”为中国本土的中国理论。

马克思的方法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中国古典“阴阳辩证法”也属于唯物辩证法范畴（缺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思想体系最早出现在《易》中。“太极八卦图”是“易”的图形模式，即模型。“易”是由阴阳两种符号组成的“卦象”系统。由于“易道”思想很好地表达了宇宙起源及其运动基本规律，因而，阴阳符号组成的“8卦”“64卦”系统被誉为为“宇宙代数学”。后来有人将太极八卦形象化表达成如图1的图形，实际上图1就是太极八卦的模型图。“八卦图”又有“先天八卦图”与“后天八卦图”之分。其中，先天八卦图表示的先天八卦（以及由其演化的64卦）不但是严格的“二进制”数学体系，这也是它被称为“宇宙代数学”的原因之一，而且还符合“唯物辩证法”的演化规律。

注：此图不是平面图形，而是一个球形立体图的投影。“阴鱼”在下逆时针旋转，“阳鱼”在上顺时针旋转。

图1 先天太极八卦图

图1就是一个“先天八卦图”。图2则是图1的拓展。先看图1。

太极八卦图的运行演化顺序是从最下面的“坤”卦开始，先逆时针方向运行到“巽”卦，再沿中间“阴”“阳”分界曲线回到左下角的“震”卦，再顺时针方向运转到“乾”卦结束，刚好运行一周。如果我们将阴爻定义为“0”，阳爻定义为“1”，则八卦体系是一个标准的“二进制”数学体系：从“坤”开始，至“乾”，卦象是——

分别为“000，001，010，011，100，101，110，111”（从卦象的下面往上看）；代表“十进制”中的“0，1，2，3，4，5，6，7”；按照这个“二进制”规律，可以继续演化出“64卦”的剩余部分，即“8--63卦”，乃至64卦之后的任何卦。

再看图2。唯物辩证法的“三大基本定理”完美地体现于这个易图模型之中。“先天太极八卦图”是根据《易》中“先天太极八卦”体系完成的。而《易》卦体系是古人观察天文、地理和人事，掌握它们的基本运行规律而创作出来的。

主要凝聚于《易经》和《道德经》中的中国天道思想认为，宇宙不是神创的，而是自然生成，并且按照特定规律运动演化。“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1]、“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地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2]。可见，中国的“道”被归结为“物”，而这正是唯心主义辩证法大师黑格尔所极力贬斥的。由此可证，中国的天道思想——阴阳辩证法是“唯物论”。从这点上说，它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相通。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先天八卦图，唯物辩证法的三大基本定律——对立统一律、质变量变律和否定之否定律——都在图中体现。

为了更加直观，我们把图1拓展为图2，用于分析太极八卦图的唯物辩证法基本定律。我们以太极图的“圆心”为中心，将其分为八等份，每一等份表示八卦的一卦。这样，卦与卦之间的阴阳对立统一关系变得简单明了。图2左边的小图是图1，加的四条曲线，用于表示其按辩证法定律运动。

“曲线A”表示太极图以下端的“坤”为起点逆时针方向运行，“曲线B”表示A运动结束后，B沿中间的阴阳边界向下运动到“震”，“曲线C”表示C按顺时针方向运行到“乾”，“曲线D”表示八卦图发生飞跃，从左边小图变为了右边小图，质变为四个爻组成的“16卦”系统。

对立统一律。整体看，太极图是由“运动”着的“黑白”两部分（称为“阴阳鱼”）构成的“对立统一体”，其演化的“八卦”，分别组成四对矛盾：即“乾坤（天地）、坎离（水火）、巽震（风雷）、艮兑（山泽）”。从它们对应的图形也可以观察出其矛盾关系。

质变量变律。直观看图像阴阳的变化，总是阴阳彼此消长。A曲线运动方向，地点“坤”是“纯阴”，此后，每前进一步阴递减，阳递增，即发生了渐进的“量变”。尽管量变，不过这个运动方向的主导是“阴”，事物性质为“阴”。但量变到了A箭头的端点“巽”，量变终于引起质变，事物的性质向对立面转化，变成“阳”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事物性质变为“阳”。由曲线B转到C，开始了由阳主导的行程，同时“阳”的量递增，直至到C曲线箭头的端点“乾”，物极必反，量变引起新的质变——这次质变不仅仅是事物内部矛盾主导方向的变化，而是旧事物变新事物——八卦系统变为“16卦”系统。如果从其二进制体系表现的数量关系分析就更清楚精确了。运动的起点是（000），十进制的“0”，逆时针方向到（011），十进制“3”。如果再加“1”，十进制“4”，则变为（100）。可见，“0--3”是量变阶段，再增加数就发生质变，因为“4”为阳主导事物性质的开始。同样，“4--7”为量变阶段，如果再加“1”变为十进制“8”，则发生更大的质变，八卦的内部矛盾激化到不能内部解决，“8”是这个八卦体系不能容纳的量，只能外化为一个更高阶段的“16卦”体系。

否定之否定律。量变质变分析中，模型中有两次“质变”。如果把这两次质变作为一个整体分析，则是完整的“否定之否定律”：数字“4”（100）否定事物的“阴”性质，这是第一次否定；数字“8”（1000）不但否定了“阳”自身（二进制111，加1，原来的“111”变为了“000”），还否定了“八卦”：生成了“16卦”新系统，（1000）变成了“16卦”的“8”，位置也回到了下方。这是第二次否定，即否定之否定。同时，当“7”加“1”质变发生时，新事物“16卦”将旧事物清零，从“坤”（0000）重新开始，按原来的规则不断循环往复，每经过一周否定之否定，卦象系统就向上晋升一级：

八卦 —— 十六卦 —— 三十二卦 —— 六十四卦

可见，图1.2表现了事物内部矛盾运动（阴阳对立统一运动），通过“量变质变律”和“否定之否定律”推动事物不断向前发展和演变。当然，太极八卦图能够表示的不只是“三大基本定律”，它还包含现代辩证法其他的所有规律和中国阴阳辩证法特有的规律，比如阴阳动态平衡律、阴阳互系律、周期律、全息律、时空统一律等等，此处不一一介绍。^[3]^P4-7

图2 先天八卦图与唯物辩证法

四、必须以马克思经济学方法为指导

在前面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性质时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姓“马”。但内容是中国的，或者说是解剖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而来的。那么，这个中国的内容如何保证其姓“马”呢？保证马克思主义的性质不是说我们从《资本论》当中抄了多少的概念，抄了多少的原理，它就是马克思主义性质。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的基本研究方法，只要我们坚持了马克思的基本研究方法，它就是马克思主义。换言之，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其基本立场和方法。事实上，不同的理论范式决定于其各自尤其独特的研究方法。撇开方法来谈继承和创新都是南辕北辙。之所以马克思经济学这个理论体系跟新古典经济学是完全不同的范式，完全不同的体系，从方法体系来讲，很明显是研究方法的不同。同样一个东西、同样的材料我们用不同的方法研究，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所以方法非常的重要。我们在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首先方法论才要搞清楚，如果这个方法论谁没搞清楚，我们就不知道要写些什么，这个理论体系建立不起来，就算我们写出来一些东西，它有可能成为一个无逻辑的大杂烩。比如，西方经济学的概念拿一些，马克思的概念拿一些，再“自创”一些概念，拼凑起来，前后逻辑上不一。原来我们有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课程，现在那门课都上不下去了，我想就与这个方法论有关。那个教材是分别从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发展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等学科拿一些范畴来，像一个大拼盘，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如果我们不把方法论先弄清楚，现在我们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是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呢？

要不要借鉴西方经济学呢？当然要。马克思经济学是个开放系统，具有包容性。马克思《资本论》正是借鉴吸收古典经济学的全部有益成分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性质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要借鉴吸收古今中外，包括当代西方经济学，一切成果中的有益成分。这个主要是指具体理论或者原理而言的。如果是对研究方法的借鉴，就要具体分析了。有一种论调，主张要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马克思经济学，当然包括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美其名曰马克思经济学“现代化”。如果我们扔掉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采用西方经济学范式，比如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不管我们从马克思那里抄来多少具体范畴，甚至基本原理，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它已经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了，只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或者一个流派。有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正是犯了这个毛病。他们用新古典的范式方法替换马克思的研究方法，虽然术语都是马克思的，但内容已经不能称为“马克思主义”了。

列举方法中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要用马克思的方法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首先涉及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从哪里开始写，从那个地方开始叙述？这个在马克思经济学当中，就是首先我们要确定这个理论体系逻辑起点。这个问题没搞清楚，不同的人写出来的东西就会五花八门。如果我们要坚持马克思的研究方法，首先要找到正确的逻辑起点。按照马克思的方法，逻辑起点就是历史的起点，这就是马克思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逻辑与历史为什么要一致呢？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的本质又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客观运行规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自然是揭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运动规律。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就是能够正确反映这一规律的主观思维方式。如果我们按照事物本身发展的规律（也叫做事物发展的客观逻辑）去思考分析问题的一套规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主观逻辑）。规律是通过事物的发展过程来（历史）展现的，或者说，历史是按照自己的客观规律运行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所以，科学的逻辑一定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规则，而且科学的逻辑来源于历史发展本身。因此，理论的逻辑起点，就是我们的研究对象的历史起点。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就是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现象的具体进行观察分析，寻找到隐藏其后的本质属性，从而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然后从逻辑起点（也是历史起点）开始按其自身发展的辩证逻辑开始叙述。

这个方法就是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法”。它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是完全不同的。新古典的方法，一个理论的构建，是从假设开始。先假定一个前提，然后进行形式逻辑推理，最后实证检验推理结论，这是新古典基本的范式。如果按照新古典的这个方法（所谓的现代经济学方法），我们是不需要去寻找逻辑起点的，只要做出一个你认为可以的假定前提，从这个前提开始就可以了。比如我们随便找一个地方开始写，它就是一个假定的前提，那实际上它就成为新古典的体系一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从“假定”开始，她也无需从假定开始，她其实是从“真实”的历史开始的，从研究对象的的历史源头开始叙述。目前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难以达成一致意见，首先就是因为这个逻辑起点没有确定，或者说，忽视了逻辑起点的确定问题。总之方法论在构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个问题搞清楚了，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性质问题。同时，也涉及到我们如何借鉴和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和分析工具的问题。

五、如何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在谈对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的借鉴之前，我们先得对研究方法本身进行“研究”。当我们谈研究方法时，马克思经济学的语境里与西方经济学语境里含义的不同的。在西方经济学当中我们说方法，往往讲的是分析工具，比如说要不要使用数学公式？要不要用一个图表？要不要用统计计量对数据进行处理？如此等等。在马克思经济学中，我说的研究方法不是指的这个。最多能把分析工具作为广义研究方法的一个子系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以辩证逻辑为思维方式的“科学抽象法”。科学抽象法具有整体性、动态性（历史性）、包容性、开放性等特征。分析工具仅仅是表现此方法的工具。按照广义研究方法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是由哲学基础、逻辑形式和分析工具组成的一个完整有机体系。

经济学方法的哲学基础。哲学揭示的是宇宙间一切事物产生和运动的基本规律，当然社会经济运行也遵循这些基本规律。因此，哲学基础本质上也是方法，而且是最根本、最本质的方法，称之为“元方法”，它是主体所持世界观在经济理论研究方面的反映。一般说来，人类的一切认识活动都受一定世界观的支配和制约。所以，“元方法”是一切理性活动的共同方法论。“元方法”是逻辑思维形式和分析工具的基础，它决定了研究方法体系的性质，进而决定了基于该方法的理论体系的性质。它是位于理论“底层”的“无形”方法。哲学中互相对立的两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唯物辩证法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分别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元方法”。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以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为“元方法”，即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

逻辑思维方法。逻辑思维方法主要有抽象法、归纳法、演绎法、综合法、比较法和历史法等。逻辑思维方法分为形式逻辑方法和辩证逻辑方法。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形式逻辑是一种静态思维方式，而辩证逻辑是一种动态整体思维方式。运用形式逻辑时，这些逻辑思维方法都可以独立运用进行推理和论证。运用辩证逻辑时，这里的任何一个方法都不能独立运用，一定是“对立统一”的一对范畴一起出现。比如：抽象与具体的统一，逻辑与历史统一、分析与综合的统一、本质与现象的统一、质与量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静态与动态的统一、如此等等。辩证逻辑方法是马克思经济学特有的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在经济学研究的具体运用。不过形式逻辑方法和辩证逻辑方法不是互相完全对立的方法，形式逻辑事实上是辩证逻辑的一个“静态”特例。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并不违背形式逻辑，但不仅仅停留于形式逻辑。

分析工具。分析工具是达成逻辑思维结果的具体手段，是“有形”的方法。同样的工具可以用以达成不同的目的；不同的工具也可以达成同样的目的。分析工具不反映不同理论的性质。不同科学可以使用相同的分析工具，不同性质的经济理论也可以使用相同的分析工具。但有时不同分析工具有不同的运用范围，所以究竟使用什么分析工具应该视具体情况而定，不要片面地追求形式美观和“时髦”。分析工具有数学、数据统计、计量模型、图形、图表、案例等。其中，每一类工具可能含好几种“子工具”。上述分析工具基本上都属于“广义”的数学方法。一般而言，数学工具只能揭示经济中量的规定，质的规定必须借助逻辑思维方法。诸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协同论、耗散结构论等可以借来分析宏观经济系统及调控问题。对于研究马克思经济学而言，应该进行工具创新，更新分析工具箱；可以大胆借用包括西方经济学分析工具在内的各种新工具。但是必须适用于表达马克思经济学的“元方法”和“辩证逻辑思维方法”为前提。^[3]^P15-16

从上面对广义研究方法的界定看，对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借鉴，首先要在坚持了“科学抽象法”的前提下，可以对分析工具进行借鉴。这样借鉴的分析工具成为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不谈“科学抽象法”来借鉴，就等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不存在了。这样的理论性质上也就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范畴。换言之，我们应该用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来消化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而不应该反过来，用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来取代马克思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