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定义:
【“均衡的最一般的意义是指经济事物中有关的变量在一定条件的相互作用下所达到的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
所谓“市场均衡”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即: 经济行为人认为，调整的决策( 如调整价格、调整产量) 已不可能增加任何好处，从而不再有改变行为的倾向; 或两种相反的力量势均力敌，使力量所作用的事物不再发生变化。前者如消费者均衡、生产者均衡，后者如均衡价格、均衡产量。西方经济学坚称，市场能够自动达致均衡。基于“市场均衡”理念，经济学由此形成了“均衡分析”方法: 在假定各经济变量及其关系已知的情况下，考察达到均衡状态的条件和状况。
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中，虽然“均衡分析”的地位并不比“供求分析”和“成本收益分析”更高，但是，“均衡分析”却是“供求分析”和“成本收益分析”的“本体论”。换言之，“供求分析”和“成本收益分析”的最终任务，就是要证明市场能够自动实现经济均衡。这也正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内核之所在。总之，现代经济学的微观均衡分析以完全竞争为前提，坚信市场能够自动完全出清，其结果不仅使个别经济主体利益到达最大化，而且也使得社会资源实现最优配置。简而言之，“均衡分析”由此证明了市场机制是完美的。
在市场经济的现实中，均衡状态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对此不必讳言。但是问题在于:
第一，市场均衡是无条件的、绝对的，还是有条件的、相对的?
第二，市场经济真的能够自动实现均衡吗?
先看第一个问题: 市场均衡是无条件的、绝对的，还是有条件的、相对的? 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方法论会有不同的回答。
在唯物辩证法看来:
( 1) 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任何事物以及事物之间都包含着矛盾性;
( 2) 矛盾的双方又统一又斗争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
( 3) 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矛盾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
基于唯物辩证法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市场的均衡状态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市场的非均衡状态则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从唯物辩证法来审视市场均衡的绝对性和相对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常识，不赘述。
再看第二个问题: 市场经济能否自动实现均衡?
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实践维度和理论维度来讨论。从实践维度来看，市场经济能否自动实现均衡的关键在于: 市场失衡之后的经济波动，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在控制论中，所谓“正反馈”是指，反馈信号的极性与系统输入信号的极性相同，从而起着增强系统净输入信号的作用，最终使系统趋向于不稳定状态。在现实中，所谓“恶性循环”导致系统的破坏，就是“正反馈”的例子。所谓“负反馈”则是指，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的极性相反，从而使得净输入信号逐渐减弱，最终使得系统趋向于稳定状态。如果市场真的能够自动实现经济均衡，那么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性质就是“负反馈”，而不是“正反馈”。市场的自发调节就会使得经济波动始终保持在不至于崩溃的范围内，且波幅不断趋于收敛。反之，如果是“正反馈”，那么经济波动的结果就是崩溃，即危机。
那么，市场的自发作用究竟是使得经济趋向于“正反馈”还是趋向于“负反馈”呢? 这与其说是一个理论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实践问题。换言之，对这个问题的最好回答不是“诺奖获得者”的理论分析，不是优美漂亮的“数学模型”的推演，而是市场运行过程中宏观经济周期的实践检验。很遗憾，“市场均衡”的理念根本无法通过这样的检验，因为周期性的危机爆发就是“正反馈”的必然结果。或许，市场经济的“滞涨”状态可以作为“负反馈”的样本数据。但问题是，市场经济周期波动的宏观历史并没有为“负反馈”提供足够可靠的依据。最近的样本数据(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再次证伪了市场能够自动实现均衡的神话。总之，历史证明，经济走向“正反馈”的趋势，乃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如果一定要说市场具有自动均衡能力的话，那么，这种“能力”绝不是“看不见的手”自发作用的结果，而只能是经济危机的必然结果。
对于经济波动趋向于“正反馈”的必然性，马克思有过深刻的分析:
【“正是在危机中，它们的统一、不同因素的统一才显示出来。相互联系和不可分离的因素彼此脱离，因此它们的统一要通过强制的方法实现，它们的相互联系要通过强加在它们的彼此独立性上的暴力来完成。危机无非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彼此独立的阶段强制地实现统一。”[1]】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暴力”和“强制”，指的就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暴力”和“强制”的过程，也就是“暴力去除过剩产能”的过程。因此，马克思说:
【“危机就是强制地使已经独立的因素恢复统一，并且强制地使实质上统一的因素变为独立的东西。”[1]】
这里所谓“独立的因素”，是指“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中，这两个本该“统一的因素”分裂成了各自“独立的因素”。经济危机的结果，无非就是通过“暴力去产能”使得失衡的供求被强制性地恢复均衡。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暴力”和“强制”在当代进一步演化出了“暴力去杠杆”。
对于经济波动趋向于“正反馈”的必然性，西方经济学历来视而不见。马克思说:
【“在世界市场危机中，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和对抗暴露得很明显。但是，辩护论者不去研究作为灾难爆发出来的对抗因素何在，却满足于否认灾难本身，他们不顾灾难有规律的周期性，顽固地坚持说，如果生产按照教科书上说的那样发展，事情就决不会达到危机的地步。所以，辩护论就在于伪造最简单的经济关系，特别是在于不顾对立而硬说是统一。”[1]】
由此可见，离开“暴力”和“强制”的经济危机来谈市场均衡，只能是“伪均衡”。遗憾的是，这样的“伪均衡”恰恰是现代经济学的特色所在。
从理论维度看，如果走向“正反馈”的趋势乃是市场经济的常态，那么，经济学该如何从理论上做出科学的分析? 晚近以来，“市场均衡”理论已经为很多学者所证伪。但是，除了少数学者[2]，大多数的证伪工作基本上都是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内，对“市场均衡”理论提出有限的“修正”，而并没有对“市场均衡”的基本逻辑提出反思。这并非“市场均衡”的基本逻辑不可置疑。如前所述，马克思早就对“市场均衡”的逻辑从根本上进行了批判。因此，不同于极力为“伪均衡”辩护的“主流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之一，就是必须对市场经济的“伪均衡”做出批判性的分析。根据当今学界基本上形成的共识来看，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危机根源”的前提出发，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分析大致沿着六个方向展开: 一是“社会生产无计划论”，二是“社会再生产比例失调论”，三是“有支付能力消费不足论”，四是“利润率下降趋势论”，五是“固定资本更新论”，六是“资本过度积累论”[3]。
必须指出，这六个方向的着重点虽然不同，但其内在逻辑应该是一致的，即: 这些不同的方向都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外在表现而已。正如恩格斯所说:
【“群众的消费不足，是一切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式的一个必然条件，因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必然条件; 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才造成危机。因此，群众的消费不足，也是危机的一个先决条件，而且在危机中起着一种早已被承认的作用; 但是群众的消费不足既没有向我们说明过去不存在危机的原因，也没有向我们说明现时存在危机的原因。”[4]】
换言之，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即使普遍存在着“消费不足”，也不足以导致生产过剩危机的爆发，因为前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存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只有存在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消费不足”才会引发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值得注意的是，“资本过度积累理论”力图用综合因素来解读危机的原因，以期克服用单一因素解释危机成因的局限性。这样的努力值得重视。这或许也是晚近以来，“资本过度积累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重点的原因所在。
综上所述，“生产无计划”“再生产比例失调”“消费不足”“利润率下降”“固定资本更新”以及“资本过度积累”等，这六个方向不过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而已。只有把这些具体表现置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逻辑之中，经济危机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离开了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把握，这六个方向的“具体表现”都不足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内在成因。正因为这六个不同方向都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所以在笔者看来，对这六个方向的分析并不是互不相容的，而是“互补的”。换言之，不论从哪个方向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逻辑都必然证明: 市场不能自动实现经济均衡。有鉴于此，在本文的第二部分，笔者的分析将从“有支付能力的消费不足论”的方向展开。在本文的第三部分，笔者讨论了矛盾分析与均衡分析的不同。
二、“消费不足”理论中的“伪均衡”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以维持生产者的生存为目的的生产，甚至商品生产，是很不相同的。这样一种由剩余价值的生产所决定的用商品代替商品，和本来的产品交换( 只是以货币为媒介) 完全不同。可是，经济学家们竟以此证明生产过剩是没有可能的”[5]。换言之，在资本主义制度背景下，“市场可以自动实现供求均衡”只不过是“经济学家们”虚构出来的“伪均衡”而已。下面，笔者将运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导致的“有购买力的消费不足”理论做一分析。
以一个企业为例。一个企业生产的全部产品价值，等于“不变资本”价值( 经济学称之为“固定资本”)加上“可变资本”价值( 经济学称之为“流动资本”) ，再加“剩余价值”( 经济学称之为“利润”) ，即: W=c+v+m。其中，W 是“全部产品”价值，c 是“不变资本”价值，v 是“可变资本”价值，m 是“剩余价值”。另外，c+v也叫成本，或者成本价值。请记住这个等式: W=c+v+m。因为该企业的再生产要实现均衡，不仅要求等式两边的价值数量要相等，而且要求等式左边的全部产品必须在交换过程中被全部销售掉。只有这样，W 的价值才能全部兑现。假定该企业的经济是一个封闭的自我交换系统( 不需要与外部进行交换) ，那么，谁来购买该企业生产的全部产品呢? 只能是该企业自己。这也就意味着，该企业全部产品的价值要得到实现，取决于构成 W 价值的三个部分( c+v+m) ，必须在市场上交换完该企业生产的全部产品。
以此类推，我们把该企业的情况扩大到整个社会。同样，一个社会生产的总产品价值的实现条件也是如此。现在我们假定: c= 100，v= 100，m= 100( 这是假定剩余价值率为 100%得出的结果，剩余价值率等于m / v) ，总产品的总价值 = 300。如果一个社会的总产品价值在市场中都得到兑现，那么，这个社会的再生产就是均衡的: 300W=100c+100v+100m。这个“均衡”，是理论上推导的结果。遗憾的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市场经济的现实是，虽然等式两边的价值在数量上是相等的，但等式左边总产品的价值却总有一部分得不到实现，即: 300W>市场兑现的价值。也就是说，300W 在市场上不能全部销售出去，这就是“生产过剩”。于是，等式两边的价值就出现了一个“缺口”，这个缺口也就是市场的“不均衡”。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不均衡”?
导致“不均衡”的原因，在于等式右边出了问题。从逻辑上讲，只有当全部总产品都销售出去之后，等式左边的总产品价值( 300W) ，才能得到实现。那么，谁来买这些产品呢? 只能是等式右边的各个要素( 100c+100v+100m) 。只有通过等式右边的成本( c+v) 和利润( m) 在市场的购买和销售行为，总产品的价值才能实现。也就是说，( 100c+100v+100m) 在市场上购买和销售了全部的总产品，300W 的价值才能得到兑现———这里暂时舍象掉扩大再生产以及“外需”的情况，即使加入扩大再生产和对外贸易的变量，也不会改变问题的性质。
那么，等式右边出了什么问题，以至于不能全部购买 300W 的社会总产品呢? 首先来看 100c。这是用于购买机器原材料的价值，经济学称之为“固定资本”，马克思称之为“不变资本”。对于“不变资本”的价值，资本家必须不断投入，完全兑现，再生产才能够继续下去，不至于中断。所以，这部分价值的实现不是导致“不均衡”的原因。其次来看 100v。这是购买劳动力的价值，经济学称之为工资，马克思称之为“可变资本”。在资本主义现实中，工资收入的高低一般都是在“劳动力价值”的范围以内波动，很难超过“劳动力价值”给定的水准。换言之，工资基本上只能满足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所以，劳动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很高，工人拿到工资以后，必须全部用于消费，才能满足自己以及家庭的生存需要( 这里舍象了储蓄的因素，在宏观经济学的均衡条件下，储蓄等于投资) 。可见，这部分价值的实现也不是导致“不均衡”的原因。
最后来看 100m。这是资本家的“报酬”，经济学称之为“利润”，马克思称之为“剩余价值”。资本家的利润有两个用途: 一是用于资本家的个人消费，二是用于资本家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能否假定资本家把全部剩余价值都自己消费掉呢? 不能! 马克思说:
【“这个假定等于假定资本主义生产不存在，从而假定产业资本家本身不存在。因为只要假定动机不是发财致富本身，而是享受，资本主义就从根本上被废除了。”[5]】
不论资本家的生活如何奢侈腐朽，相对于资本获得的巨额利润来说，资本家的个人消费总是有限的。于是，100m 就必然会出现过剩。过剩的巨额利润当然可以全部用于资本的积累和投资，但这里有一前提: 投资必须“有利可图”! 投资有利可图的条件是: 投资生产出来的产品有人愿意购买并消费掉。但光有“消费意愿”还不行，“消费意愿”的实现条件是: 购买者必须具有购买能力。
于是问题来了: 劳动者有强烈的购买和消费意愿，但由于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劳动者总是缺乏相应的购买能力( 即凯恩斯所谓“有效需求不足”) 。所以，劳动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很高，但消费能力却很有限; 资本家的购买能力很强大，但资本家不可能把全部利润都用于个人消费，所以资本家的边际消费倾向很低。正是因为“劳动者有限的购买能力”与“资本家有限的消费倾向”相较量，100m 必然会出现过剩。结果，社会总产品就不可能全部销售出去，300W 就总有一部分价值无法实现，于是就出现了“生产过剩”( 相对过剩) 。在生产过剩的背景下，既然投资已经无利可图，资本家又怎么可能把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呢? 除非他是傻子。由此可见，在等式右边( c+v+m) 的三个要素中，m 这个要素( 即剩余价值或利润) 出了问题。正是由于资本家的利润( m) ，不能全部用于兑现总产品的价值，才造成了市场经济出现“缺口”，即“不均衡”。马克思和凯恩斯都看到了这个“缺口”。不同的是，马克思看到了这个“缺口”背后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家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之间的矛盾) ; 而凯恩斯却不敢也不愿意追究资本主义制度，只是把这个“缺口”的原因归咎于抽象的“人性”( 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人类的“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以及流动偏好) 。
那么，怎么填平这个“缺口”呢? 经济学家有这么一些办法: 一个是需求政策，比如，增加公共支出、调节收入分配等，其目的是扩大“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凯恩斯定义为“有效需求”) 。需求政策的核心其实就是“透支”，典型代表就是凯恩斯主义。另一个是供给政策，比如，创新、减税以及“去产能”等，其目的是改善“供给结构”，提升“有效供给”。供给政策的核心是毁灭“无效供给”，创造“新的需求”，也就是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毁灭”。典型代表就是20 世纪80 年代的里根改革，以及21 世纪以来很多国家采取的与供给侧相关的政策。无论是需求政策还是供给政策，实践检验的结果是: 有一定成效，但“治标不治本”。市场经济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就是最好的证明。用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来表达，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本质就是“暴力去产能”，即通过经济危机的办法来强制性地填平“缺口”，暂时实现经济的均衡。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解决“缺口”的根本办法是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行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必须指出，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治本”并不是要否定市场经济的历史合理性和进步性，而是要辩证地把握市场经济的历史进步性和历史暂时性。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告诉我们: 市场经济退出历史舞台将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市场经济尚不具备退出历史舞台的物质条件时，人为地压制甚至消灭市场经济，绝不是历史的进步，而只能是历史的倒退。因此，承认市场经济最终会退出历史舞台，与坚持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方向并不是矛盾的。不论是基于现代经济学的逻辑，还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其未来的命运只能以今天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为前提。这其中的道理是政治经济学的常识，笔者就不展开了。顺便强调三个问题:
其一，市场有没有空间限制? 如果市场的边界不存在地理限制，那么市场经济的“缺口”可以通过不断扩大新的市场来解决。但是，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市场最终存在着一个不可逾越的地理边界。所以，资本的全球化扩展必然越来越与市场的地理空间发生尖锐矛盾。
其二，创新有没有时间限制?如果创新( 尤其是科技创新) 总是能在恰当的时候出现，那么市场经济的“缺口”可以通过创新制造出新的需求来填平。但是，科技创新有其自身的规律，需要时间和实践的积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自然过程”，并不是一个取决于主观意志的“人为过程”。当科技革命尚处在积累能量的时期，市场经济的“缺口”或已导致资本主义濒临崩溃边缘，即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引发的社会制度危机。这种危机与其说是一个理论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实践问题。“毁灭性创造”固然可以推动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但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这种“毁灭性创造”有着自身不能突破的制度局限性——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日益发展起来的新的生产力。所以，希望通过创新来填平市场经济的“缺口”，并不现实。
其三，即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已经揭示了“伪均衡”的谬误，可是很多人依然坚信，只要放任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就可以解决经济的“不均衡”。事实证明，这个看法很幼稚。如果单靠“看不见的手”就能解决市场经济的“不均衡”，那还要需求政策和供给政策干什么呢? 有人辩解说“需求政策和供给政策都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市场的作用”。问题是，“需求政策和供给政策”难道不就是“看得见的手”在发挥作用吗? 当然，如果不在乎经济危机给社会造成的灾难性破坏的话，那么，“暴力去产能”的经济危机的确可以强制市场经济实现“均衡”，但这种所谓的“均衡”与“市场能够自动实现经济和谐”已经全然无关。换言之，这种所谓的“均衡”不过是“不顾对立而硬说是统一”的“伪均衡”而已。
三、“矛盾分析”不等于“均衡分析”
晚近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分析定义为“均衡理论”。比如，保罗·斯威齐认为，“价值规律基本上就是关于一般均衡的一种理论”[6]。约翰·罗默在研究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相关问题时，把平均利润率作为一种均衡条件，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的一般均衡模型[7]。我国也有学者以“均衡分析”的逻辑来讨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8]。然而在笔者看来，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有关分析定义为“均衡分析”是值得商榷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到底有没有“均衡分析”? 从两大部类理论和再生产理论看，马克思似乎涉及了“经济均衡”的分析。但是，由此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归结为“均衡分析”，甚至有意无意地归结为西方经济学语境中的“均衡分析”，笔者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误读。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然而遗憾的是，很多人似乎忘记了，“矛盾分析”和“阶级分析”是贯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常用“分析工具”。换言之，很多学者所定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均衡分析”，其实并不是什么“均衡分析”，而是地地道道的“矛盾分析”。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笔者已经有专文讨论，不赘述[9]。笔者之所以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不是“均衡分析”，而是“矛盾分析”，其原因并不在于概念上的分歧，而是在于“均衡分析”与“矛盾分析”有着本质区别，不容混淆。
如前所述，“均衡”是西方经济学的重要范畴，“均衡分析”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从形式上看，“均衡”也是矛盾的一种状态，一种表现形式( 与矛盾的另一种状态“失衡”相对应) 。但是，西方经济学的“均衡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有本质的不同: 前者强调“同一”却极力抹杀“对立”，而后者承认“同一”但更强调“对立”。众所周知，“均衡”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信奉的基本理念。现代经济学坚信，经济世界的理想状态和最终状态就是“均衡”，而不是什么“对立”。换言之，在西方经济学看来，是“均衡”而不是“非均衡”构成了经济世界的基本秩序。这样一种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认识，显然有着本质区别。这种区别表明，我们决不能把“均衡分析”与“矛盾分析”混为一谈，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均衡分析”中的“均衡”仅仅强调矛盾中的一种相对的状况，却忽略了矛盾中的基本常态: “对立”或者“非均衡”。
更为重要的是，“矛盾分析”与“均衡分析”的区别，不仅在于二者关于矛盾状态的定位不同，还在于二者的逻辑不同。换言之，“矛盾分析”是“辩证逻辑”的展开，而“均衡分析”则局限在“形式逻辑”里面兜圈子。众所周知，“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是人类思维的两种基本逻辑。但是，对于正确把握客观世界而言，“辩证逻辑”却比“形式逻辑”要深刻得多。有关这两种逻辑的区别，学界已有专门讨论[10]，这里简单做一点介绍。
先来看形式逻辑。众所周知，“形式逻辑”有三大定律: 同一律、排中律和矛盾律。同一律的含义是“A就是 A”，矛盾律的含义是“非( 既 A 又非 A) ”，排中律的含义是“要么 A，要么非 A”。“形式逻辑”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是以排除事物矛盾作为对事物进行推理判断的一种思维方式。比如同一律的“A 就是 A”，这个命题要求，在同一个思维过程中，概念必须确定，并且保持自身的同一，不得随意变更，不得偷换概念。问题是，在人们的思维过程中，A 只是一个抽象的名称或定义。假定 A 代表“某个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
【“十年前的你和现在的你名称都叫 A，但现在的你( A 的内涵) 还能等于十年前的你( A) 吗? 可见同一律有个前提就是时间要等零，或者 A 是个绝对不会发生变化的事物，这只能是实验室里排除客观干扰或者像石头等那样简单的系统才可能成立的。”[11]】
总之，任何事物自身以及任何事物之间都是矛盾对立面的统一，尤其是人类社会这样一个开放且复杂系统。所以，真实世界的演化和发展往往是“形式逻辑”难以认识和把握的，因为“形式逻辑”的展开总是试图排除矛盾的存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
【“每当应用形式逻辑来不断推理复杂事物的时候，就必然出现自相矛盾的两难问题，因此‘借新债还旧债’、透支未来时间或者对系统外转嫁矛盾，也即通过‘扩大论域’来延缓或者化解矛盾，就成了形式逻辑这种思维方式的唯一解救办法，而最终的结果则必然导致系统性危机的爆发。”[11]】
这样一种排除矛盾的思维方式要想正确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显然是不可能的。
再来看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一样，“辩证逻辑”同样离不开概念、定义、公理甚至假设这些范畴。但是在“辩证逻辑”的思维方式中，“形式逻辑”语境下的概念、定义、假设所具有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是必须被承认的前提。换言之，
【“辩证逻辑对概念、定义、假设的局限性看得非常清楚。辩证逻辑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存在其内部或外部都包含着对立面的统一，而其存在的性质是由具有对立面统一特征的主要矛盾所决定的，是众多矛盾的统一体，且矛盾有主次之分。因此，要正确认识事物的规律，决不能让形式逻辑束缚了自己的思维。要想突破形式逻辑的束缚，首先应该承认: ‘一阴一阳谓之道’，也就是说，认识事物的逻辑起点应该是矛盾! ”[11]】
众所周知，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以及否定之否定规律，是“辩证逻辑”的三大规律。这三大规律所内含的“矛盾”和“辩证”的灵魂，正是“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由此可见，与“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不同，“辩证逻辑”自始至终承认矛盾的存在，并把矛盾的发展和变化作为其思维方式的基本逻辑。“辩证逻辑”尤其强调，必须在“对立统一”的框架内来把握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而决不能仅从“均衡”的视野来框定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总之，把握矛盾的“正反面”乃是“辩证逻辑”的基本特征。“辩证逻辑”不仅不回避矛盾，而且要求在正视矛盾的基础上，善于分析并驾驭矛盾，从而洞悉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辩证逻辑”为世界的客观必然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对立统一，提供了无限广阔的空间。所以，“辩证逻辑”是充满了生命力的“活的逻辑”。
需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从来也不排斥“形式逻辑”。因为，“辩证逻辑”的深刻性并不否定“形式逻辑”所具有的科学性。面对真实的客观世界，“形式逻辑”固然难以全面准确地把握事物的演化和发展。但是，“形式逻辑”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事物中“就事论事”“删繁就简”，这是人类认识世界不可或缺的基本前提。如果没有“形式逻辑”对“明确是非”的逻辑诉求，那么人类要在相互沟通、互相交流以及知识传递上达致基本的“确认”，并形成基本的“共识”，是根本不可能的。就这个意义上讲，“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是相得益彰的思维方式，是互补的，而不是排斥的。遗憾的是，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来也不否定“形式逻辑”在认识世界中的方法论地位，可是晚近以来，随着西方经济学的攻城略地，用“均衡分析”来取代、排斥，甚至完全否定“矛盾分析”的做法，已经成为当下经济学界不容回避的严峻现实———恕笔者直言，把马克思主义有关“矛盾分析”的内容定义为“均衡分析”的做法，就是这严峻现实的一个真实写照。
参考文献和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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