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的国债高不高说起
迎 春
在国新办2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发改委秘书长从亮说：“截至到2019年末，中国政府的债务率是38.5%，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水平。比如美国是106%，欧盟是80%，日本是238%，印度是69%，巴西是92%，我们只有38.5%。”,“中国的赤字率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不算高，为应对新冠疫情各国财政赤字都在大幅度增加，IMF预测，2020年全球的平均赤字率将从2019年的3.7%提高到9.9%，发达国家平均由3%提高到10.7%，其中美国提高近10个点，到15.4%，法国到了9.2%，英国到了8.3%，日本到了7.1%，新兴市场和中等收入水平国家平均也都到9%左右。”“总的来看，适当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等，既是可行的，也是安全的，同时也是必要的。”等等。
一，和谁比
债务高不高，是比较说的。从亮说我国的债务不高，是和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相比。如果和毛泽东时期的既无外债又无外债相比，那就太高了。
毛泽东时期我国也经历了很多自然灾害，如“三年自然灾害”、吸血虫病流行、唐山大地震等，我们不仅战胜种种灾害，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偿还了全部债务。
旧中国的经济，百分之九十还停留在古代，使用的是镰刀、锄头、铁锨等手工工具，运输是肩挑人扛，十分落后。但是，毛泽东时期的经济，却以社会总产值年均8%的速度增长;全民所有制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由1952年的240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4488亿元，增加了17.7倍;(《中国统计年鉴》1983 第23、12页)短短的二十几年，不仅经济高速发展，建国初期向苏联借的外债也逐步还清，成为了“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不仅如此，我们还支援了一些非洲国家的穷朋友。这些都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严密封锁的条件下取得的。应该说和毛泽东时期相比，我国现在的债务太高了!
当前我国的国债和美国、欧盟、日本等国相比是不算高。但是，美国、欧盟、日本等国是资本主义国家，而我们还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按照《共产党宣言》的观点，美国、欧盟、日本属于历史将要淘汰的、被消灭的国家，我们怎么能够和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债务水平呢?为什么不和毛泽东时期比较呢?
从亮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债务状况了解得很详细，但是，对于我国毛泽东时期的状况却一句不提。这种情况使人们想起来毛泽东的一段名言：“----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第799页)毛泽东所说的中国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而毛泽东时期则是科学社会主义时期。发改委的秘书长怎么只看见资本主义国家的债务，却完全不提社会主义时期我国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呢?!
二，为什么国债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性问题
国债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普遍性问题，是作为“总资本家”的政府挽救经济的必然产物、是雇佣劳动经济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雇佣劳动经济制度，一方面工人是雇佣劳动，工人的工资是出卖劳动力商品的价格，仅仅能够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购买力非常有限，广大群众非常贫困;另一方面是资本家之间的盲目竞争，拼命发展生产，因此，生产过剩是雇佣劳动经济制度的痼疾，必然周期性地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1929年爆发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突然间资本主义世界天昏地暗，一片哀嚎：生产下降、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出现了牛奶倒入河流，小麦当燃料烧锅炉，高炉被炸毁，机器遭破坏等现象。资本家宁肯销毁大量食品、衣着，而听任工人冻饿死亡。
资产阶级为了挽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政府进行了干预，先是滥发纸币，以后就是大量发行国债，但是，仍然改变不了爆发经济危机的事实。
经济危机时期生产过剩，物价下降，于是政府就采用凯恩斯的货币政策，大量发行纸币，刺激生产、经济。滥发纸币挽救经济，就成为政府这个“总资本家”的基本国策。
纸币不是货币，而是国家法定的纸制货币符号，代替货币(金银)发挥流通手段的职能。纸币发行的数量，必须符合商品流通中的实际需要量，超过流通中货币的需要量，就会出现通货膨胀，即流通中的纸币贬值。
旧中国的金圆券贬值就是最好的例证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也出现了滥发纸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的现事实。1988年央行投放现金679.5亿，比1987年的236亿，增长了443.5亿，增加了1.88倍，(《中国统计年鉴》1996 第616页)结果是：“----在1988年初---物价涨幅已经很大，到7月份，物价上升幅度已达19.3%”，并出现了抢购风潮;1992年投放现金1158.2亿，比1991年的533.4亿，增加了624.8亿，翻了一番还多，“---从1992年10月开始，物价上涨幅度逐月加快，到1993年，全国零售物价小城市上涨13%，大城市上涨25%。” 等等。(《中国改革开放30年》 辽宁人民出版社 第214、293页)这就是大量发行纸币结果。
由于资本主义政府企图“熨平”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大量发行纸币，结果上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现象。“‘滞涨’现象最先是在1957-1958年的经济危机期间发生的”。“---在1974-1975年危机期间，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失业人数猛增----生产下降和失业人数增加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固有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是，在这次危机过程中，在市场急剧下降和失业人数大量增加的同时，还出现了物价大幅度上涨，这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危机期间，美国、日本、西德、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消费物价指数分别上涨7.4%、18.9%、12.7%、43.9%、19.1%、和24.6%。”(《资本主义兴衰史》修订本 樊亢主编 第359、360页)可见，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是滥发纸币挽救经济危机的必然结果，是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另一种形式。
当前我国存在着的“赤字货币化”争论，就是滥发纸币的另一种说法。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史已经证明此路不通!
“滞涨”并存的经济危机，使超量发行纸币进入了死胡同。作为资产阶级总代表的政府转而采用财政政策挽救经济危机：发行国债就成为一种主要手段。
前面已经说了，“截至到2019年末，中国政府的债务率是38.5%，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水平。比如美国是106%，欧盟是80%，日本是238%，印度是69%，巴西是92%，我们只有38.5%。”资本主义国家负债是普遍现象，而且债务逐年积累。
美国的国债就是典型代表。“最突出和最集中的表现，是美国在八十年代中期从保持了半个多世纪的债权国一下子就沦为了净债务国，而且欠债越来越多，已经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在1985年，----所负的净债务已经高达1107亿美元之巨----到1989年底，美国所负的国际净债务已达6637亿美元。”(《资本主义兴衰史》修订本 第420、421页)国债是要还本付息的!现在，美国仅国债就高达20多万亿。美国政府拿什么来还本付息?这种经济发展的道路能够持续吗?答案是不可能!这是一条死胡同!而我国的经济却正在沿着美国经济的老路亦步亦趋地爬行!
在新闻发布会上“丛亮指出，合理的债务水平是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而适度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有利于控制债务水平。丛亮强调，首先，要实事求是，因时因势提高或降低债务水平。在经济运行处在下行阶段，国内外市场需求出现减少或收缩的情况下，就要适当提高政府的债务水平，增加有效需求。在经济处于上行阶段，国内外市场比较充裕的情况下，就要适当降低政府的债务水平，减少总的需求。这都是逆周期调节的题中应有之义。”从2008年爆发世界性经济危机以来，我国没有“经济处于上行阶段”，也没有“降低”政府债务水平的时候。我国的经济一直处于“下行压力加大”的态势，国债只增不减，从2008年末的5.3万亿，上升到2018年的14.96万亿。今年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又要“适当提高政府的债务水平，增加有效需求。”历史证明这种借新债还旧债、寅吃卯粮的办法，解决不了问题，没有出路，美国的经济就是前车之鉴!
二，怎么解决国债问题
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可以看出，在雇佣劳动经济制度下，由于广大劳动群众的贫困，必然出现所谓的“需求不足”，不论是采用“适度的”货币政策，还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论是滥发纸币，还是发行债券，都不可能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不管你主观上怎么想“保”求“稳”，必然要爆发经济危机，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解决“需求不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回归毛泽东时期发展公有制经济的道路。发展公有制经济，尽管生产高速发展，仍然满足不了购能力增长的要求，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嘲讽为“短缺经济”。正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劳动群众的主人公地位，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里，就把一个“一穷二白”的旧中国，改变成为世界上拥有高新技术的工业大国之一;而且既无内债也无外债，积累的财富完全归劳动人民所有;既不用祈求外资，也不依靠外贸，更不会受帝国主义的制裁。总之，继续沿着美国的道路发展经济，必将陷入深渊、陷入死胡同，只有回归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公有制经济才是康庄大道!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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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适当提高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等是安全必要的
2020-05-24 12:21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5月24日电 24日，国家发改委秘书长丛亮指出，总的来看，适当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等，既是可行的，也是安全的，同时也是必要的。 “这一系列财政政策既有助于稳定中国经济的运行，同时也将有助于稳定整个世界经济的运行。”
24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秘书长丛亮、副秘书长赵辰昕介绍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有关情况。
会上，有记者提问称，地方政府专项债今年要进一步增加，这是为了应对疫情的影响，中央政府是否有关切，这会增加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在经济增长和债务压力之间如何达到平衡?
对此，丛亮指出，合理的债务水平是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而适度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有利于控制债务水平。
丛亮强调，首先，要实事求是，因时因势提高或降低债务水平。在经济运行处在下行阶段，国内外市场需求出现减少或收缩的情况下，就要适当提高政府的债务水平，增加有效需求。“在经济处于上行阶段，国内外市场比较充裕的情况下，就要适当降低政府的债务水平，减少总的需求。这都是逆周期调节的题中应有之义。”
丛亮称，目前，提高政府债务水平是特殊时期的一个特殊举措。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的冲击和影响，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可以说，这一整套财税政策的方案是各方面经过认真研究、反复测算、综合权衡才确定下来的，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债务风险防控的需要是相匹配的。”新增的1万亿元的财政赤字和1万亿元的抗疫特别国债全部转给地方，直达到市县基层，直接惠企惠民，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包括支持减税降费、减租降息、扩大消费和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也是强调要有一定的收益，项目融资要与收益相平衡，将来要形成资产。
其次，要辩证看待这个问题。中国的赤字率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不算高，为应对新冠疫情各国财政赤字都在大幅度增加，IMF预测，2020年全球的平均赤字率将从2019年的3.7%提高到9.9%，发达国家平均由3%提高到10.7%，其中美国提高近10个点，到15.4%，法国到了9.2%，英国到了8.3%，日本到了7.1%，新兴市场和中等收入水平国家平均也都到9%左右，“所以我们整体的赤字水平相对他们还是很低的。”丛亮表示。
第三，要瞻前顾后，将债务总水平控制在风险可控的范围内。丛亮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债务风险防范的问题，并且把它作为三大攻坚战的重要任务之一。截至到2019年末，中国政府的债务率是38.5%，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水平。“比如美国是106%，欧盟是80%，日本是238%，印度是69%，巴西是92%，我们只有38.5%。
”
“所以总的来看，适当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等，既是可行的，也是安全的，同时也是必要的。这一系列财政政策既有助于稳定中国经济的运行，同时也将有助于稳定整个世界经济的运行。”丛亮称。
宁吉喆并补充说明，正确处理债务和经济的关系，发挥好地方政府债务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地方专项债务使资金跟着项目走，有三个“用于”：一是主要用于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和重大战略的项目;二是用于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三是用于资本性支出，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这些资金还要带动民间资本，促进有效投资，扩大内需，保持增长，这样能够产生更多有效的资产。
“这里要说一下，市场经济从会计学、统计学的角度是资产负债经济，企业都有资产负债表，国家也有资产负债表。”宁吉喆指出，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国家统计局编制了全国的资产负债表。最新的资产负债表表明，我国的总资产已经超过1300万亿元。
“这个资产不是凭空而来的，都是多年的投入、多年的发展形成的。大家都看到，我们的基础设施，无论是交通、通信、能源、水利，还是市政，都已经在这些投入的支撑下形成了很有效的资产。我们具有世界上分类最完备的产业体系，这也不是凭空而来的，都是投资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带来的。所以我们要促进一定合理的负债投资，形成大量有效的资产，这样就能使得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有更加扎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宁吉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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