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传志：“改革开放”下的嬗变

　　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家们，如果对外回避帝国主义讲开放，对内回避阶级斗争讲改革，本质上都是在回避国际、国内的主要矛盾。同样道理，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学家们，如果对外回避跨国资本的入侵讲全球化，对内回避工农利益讲市场化，必然纵容国内外资产阶级的剥削和掠夺，迫使工农群众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

　　我知道精英们反对阶级斗争学说。但阶级斗争客观存在，不以精英的意志为转移。因此，正确地描述历史，对内离不开阶级斗争，对外回避不了霸权政治。当阶级斗争与霸权政治紧密结合、相互交融时，帝国主义和卖国主义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合唱，中国的政治、经济、公共事业和社会文化，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社会形态。

　　中外的经济学骗子们，都是阶级斗争的能手。他们从来不讲帝国主义的侵略性，从来不讲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总体)的软弱性，从来不讲私有制是人类社会各种罪恶的根源，从来不讲官僚买办阶级怎样成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从来不讲一个国家行业标杆企业的丧失实际上意味着国家经济主权的丧失，从来不讲经济主权的丧失实质上意味着中国人民的重新跪下。他们极力鼓吹市场化、全球化，把无原则市场化当作金科玉律;把背叛式“招商引资”当作真理来奉行，学术上的反动与买办化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故意把西方庸俗的经济学搞得繁杂、深奥，难以理解;把简单的经济学原理搞得神秘玄乎;把一眼就能看得明白的金融道理搞得颠三倒四，还故意用GDP理论欺上瞒下，直至蒙骗全国人民，误导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当国家领导人从GDP理论的迷梦中惊醒，中国的产业和市场已经大部被“外资”占领，经济主权丧失殆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难以挽回的巨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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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下的嬗变

　　生产资料，公共资源，或厂矿企业，是否掌握在本国人民手里，衡量着一个国家的主权性质，衡量着这个国家是否人民当家作主;如果掌握在人民手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人民组织生产，就表现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如果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就是允许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经济;如果掌握在国外资产阶级手里，就是允许跨国资本掠夺的殖民主义经济，人民群众将遭受国内外资产阶级的多重压迫与剥夺。

　　生产资料和各种公共资源与人民利益的紧密结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核心要素。因此，这种关系的根本改变，会直接引起国家政治性质的根本改变。正因为如此，凡共产主义政权，无不把全民所有制企业及其公共财产列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至高保护对象!

　　然而，在毛泽东之后，经济学家们污蔑全民所有制企业“效率低下”、“产权不清”。因此，他们要搞“产权改革”。把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变成国有企业，把国有企业“改造”成股份制企业，进而把股份制企业的股权分解到权贵阶层的个人账户上。这样，全民所有制企业在所谓的“产权改革”中逐渐地被瓜分，权势人士，“企业家”，成了企业的主人，全民资产成了权贵势力的领地。可见，“改革”的重点最后落实于公有制财产的“私人占有”上。这一根本性的改变，进一步规定着今后政策的走向。

　　如果“改革”到此为止，全民所有制企业被瓜分后还在中国人的手中，财富并没有外流。

　　可是，事情不会这样简单。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期望早在毛泽东时代就已存在，中国推行“改开”政策后，它们必然会通过各种力量加以渗透，因此，只要中国门户敞开，外国资产阶级必然不请自来。而中国在对内实行私有化政策后，对外高调宣扬“开放”政策，大力宣传“引进外资”，反复鼓吹为“外资”创造优良的投资环境，这让外国资产阶级欣喜若狂。各跨国公司磨刀赫赫，踌躇满志，为争夺市场，占领中国产业制高点，争先恐后地涌入。而中国人民银行遵循世贸协议，大量印钞配合外资收购中国优质龙头企业和占领中国产业，其鞍前马后的殷勤态度让国外资产阶级大喜过望，人民币主权从此被严重侵蚀。

　　中国政府信信满满谈“招商引资”;外国资产阶级喜从天降图“资本输出”。面对广阔的中国市场，让“资本”输出中国，是各国垄断资本梦寐以求的事业。资本是冲着利润来的，冲着剩余价值来的，说具体一些，就是要通过资本输出，占领中国的厂矿企业和公共资源，掌握中国产业和销售市场，持久地剥削中国人民。所以，“引进外资”，如果理解为让“外资”进来帮助中国发展经济，那就大错特错了。但是，经济学骗子们总是回避最本质的东西，总是要误导民众，使民众产生错觉，似乎引进外资就必然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地鼓吹“招商引资”，使民众形成一种引进“外资”于国有利的坚固信念。就这样，统治阶级的意志潜移默化成了民众的自觉观念。

　　新中国前二十八，中国人民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全国人民省吃俭用、勒紧裤腰带(搞得好象人民没有吃)，不但成功“两弹一星”、人工合成胰岛素、青蒿素、激光照排、杂交水稻，而且计算机，半导体，甚至光刻机，都处于世界领先的一流水平;同时，规模宏大的全国性的水利工程、公路、铁路，震惊中外的三线建设也取得辉煌的成就;运十大飞机，1970年以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标准进行设计，在突破十项重大技术创新后，于1980年9月试飞成功。到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新中国已经建立起门类齐全的轻、重工业体系。同一时期，新中国还联合欧洲、日本、加拿大等国建立起由中国主导的、以人民币为结算的、全球最具潜力的外贸体系，打破了美国主导的贸易体系和美元霸权。丧失了美元霸权的美帝国主义，同时又陷于越南战争泥潭，美国财政赤字以美元纸币幅度计算达到链接月球的长度，政治、经济陷入严重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瓦解。惊慌失措的尼克松总统惊呼：美国历史上从业没有碰到过象今天这样子的艰难困苦。可是，毛主席去世后不久，国内、国际政治风云突变。80年代初，迫于美国压力，中国科技开启自残模式，至少五十六个当时最尖端的军工项目被迫下马(详见《惨遭下马的中国尖端军工项目》，许多已经接近成功的项目被迫解散;1985年，已经成功的运十大飞机终因政策性资金断供而夭折，上万科技人员被迫解散，总设计师活活气死，中国工业体系遭受重创。

　　由于到七十年代，新中国已经建立起全世界少有的完备的工业体系，根本没有必要通过丧失经济主权的办法引进外资。因此，即使中国能够接受资本主义剥削，引进“外资”的理由其实已经消失了。

　　1958年7月，赫鲁晓夫来到中国，要求中国政府与苏联合作建立大功率长波电台，被毛主席断然拒绝。在毛主席那里，主权问题是不允许讨论与商量的。在这里，不是说一穷二白的新中国不需要引进“外资”。其实，毛主席第一次访问苏联，与斯大林进行艰苦的谈判，就是为了引进“外资”。但是，毛主席引进“外资”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不能因为引进“外资”而丧失中国的科技主权和经济主权。也可以这样说，新中国应该引进的“外资”，大部分已经体现在苏联援建的，以156项工程为中心的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里了。当时，一大批大、中型建设项目和一批骨干企业的创立，使中国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骨架，积累了宝贵的建设经济，培养了大批技术干部，为国家今后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强大的基础，为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随着科技发展，有些还需要充实的项目，又在尼克松访华后及时引进了，比如化肥生产线。新中国有了这样的工业底子，凭借世界独一无二的广阔市场，完全可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图发展了。

　　而正在这个时候，毛主席离人民而去，政治风云变幻，精英们不但不宣传新中国伟大的科技、经济成就，反而大肆宣扬新中国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污蔑毛泽东时代科技没有多少发展，还进一步拉大了与西方的距离(现在百度上还这样暗示)。当精英们的歪曲描述成为全民共识后，“改革开放”的舆论准备就绪。当“改革开放”成为时代的旗帜后，精英们迫不及待地开始私分国企。不仅如此，他们还把“引进外资”，让外国资产阶级来分享中国“改革成果”，当作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并当作地方政府的政绩来衡量。为了进一步表明中国政府“改开”的决心，他们决然地将毛主席留下的600多吨黄金运往美国存放。经济学家们则把这种行为当作某种经济手段加以宣扬。但真正的历史，从来都不是骗子书写的，人民的心中，始终有一杆祖国利益的“秤”!

　　“改革”，我们已经知道，那就是股份制，化公为私，各个行业都如此，公知们即使搞出再多的“理论创新”都否定不了这样的事实。而“开放”，它的核心理念就是把外国资产阶级请进来，把跨国资本请进来，也就是把外国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请回来。

　　但是，每一个共产主义者都应该掌握的常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属性，规定了她是拒绝国外资本入侵的。而今天，中国主动邀请跨国资本进来，其意义是非凡的。按精英的话，是让他们来“享受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后来，直截了当地说让外资来“享受中国改革开放的红利”。无论是“成果”，还是“红利”，都是中国劳动人民的生产果实，而我们要主动奉送，让过去的“敌人”来享受，道理就是这样。但经济学家们的“神奇”就在于，把全球化描绘得无比灿烂，可以把鹿说成马，把黑说成白，久而久之，习非成是，以至于全民同声高唱“引进外资”!

　　那么，请问精英们，如何引进外资?外资进来后做什么?是让它们来占领中国幼稚的产业，还是让它们来收购中国刚刚建立起来的工业企业?如果合资，是让它们手把手教我们生产?还是传授我们技术?市场换技术，是否一厢情愿的臆想?引进战略投资者，哪是中国的战略，还是外国的战略?或是帝国主义的战略?所有这一切，在经济学家那里统统是“犹抱琵琶半掩面”，应该回避的话题。倒是“救美国，就是救中国”，道出了买办们的心声。骗子的学问本不值得深究。而在政治人物那里，同样是道不清、理还乱!其实，有了85年运十大飞机覆灭的教训，精英们完全清楚引进外资的后果。但他们决然如此，有什么高深的政治考量?

　　事实上，世界上没有那个国家(包括美、英两国)，在本国工业尚处襁褓时期就不需要政府保护的，所有弱小的民族工业都应该在国家保护下逐渐培育、壮大、成长。而中国工业在毛泽东时代刚起步，到八、九十年代进入青少年期，虽然生机勃勃，总体上还是弱小，不具备与外国跨国公司竞争的实力。如果这个时候让“外资”进入中国，与中国民族企业同台竞争，显然是客观条件所不允许的。建立才十几年、几十年的新兴工业、产业，怎么能够同西方国家发展了上百年的跨国垄断财团们同台竞争呢?大凡稍有思考力的人，都会得出需要积极保护本国弱小工业的结论。然而， “不争论”成了政治定力，“不许争论”成了一种政治力量。 而“不许争论”的结果，就是允许“外资”进来大规模收购中国国有企业，全面占领中国产业，使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一部分。

　　“改革”，作为词句，已经成为一面旗帜。站到这面旗帜下，就是可用之才，提拔的对象。“改革”成了一句口号，口号一出，化公为私就有了法律依据和政治保障。“改革”终于炼成“魔咒”。只要“魔咒”一出，是非可以混淆，黑白可以颠倒。正是在这样的“改革”口号下，有些地方政府搞起“限期私有化”，肆无忌惮地搞所谓“消灭国企运动”，并且要限期“消灭”，理论上称之为“产权改革”、“股份制改造”。经济学家们审时度势，及时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为荒诞的“理论创新”运动，为私有化制造理论依据。“公企无效率”论、“冰棍效应”论、“吐痰”论、“腐败润滑”论应运而生，欲置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于死地。

　　如果说“改革”是旗帜，那么，“招商引资”便是这面旗帜下可以拿来炫耀的“金牌”，无疑政治上更加正确，可以拿来大张旗鼓加以宣扬。一旦成功“引进战略投资者”，哪怕是“引进私人战略投资者”，都是立刻两眼放光，脸翻神彩，让同僚们眼热嫉妒——崇洋媚外到了何等恶心的地步!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气氛下，一些地方政府主动地把发展得很好的国有企业交与外国资产阶级控股，还要符合 “靓女先嫁”的 理论创新。于是，最优质的各行业龙头企业先“嫁”了外资。至此，这样的政治正确已经让人无语(详见，左大培教授的〈不许再卖〉)!不仅如此，在大力“改善投资环境”的喧嚣中，不仅为“外资”提供土地优惠，还要提供多年的免税优惠。另一方面，对国有企业实行“拨改贷”的“断奶”政策，从信贷资金上加以打压，这样，更便于强势跨国公司吞并中国企业，肆无忌惮地大规模收购中国各地的龙头企业。就是这样的所谓“招商引资”，竟然从中央到地方全方位高调宣传，作为“改革开放”的伟大成绩加以鼓吹，还要“百分之百的正确”(胡锦涛语)加以坚持!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规模引资，到胡、温时期进入高峰期，外资开始了对中国行业标杆企业的全面收购。至此，毛泽东时代全国人民吃糠咽菜、艰苦奋斗打下来的工业基础，成了帝国主义跨国公司的砧上肉、盘中餐。这时，人们发现，当初的股份制设计，不仅有利于国内权贵瓜分国有资产，同时更有利于外国资产阶级并购中国企业，似乎就是为外资收购中国企业精心设计的。整个胡、温时代，“引进外资”作为全国性的口号，也成了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在GDP指标的诱导下，地方政府把叛卖性的“引资”工作当做重大政绩工程，完全忘记了祖国利益和党性立场。许多地方政府，为了博得“政绩”，甚至逼迫蒸蒸日上的优质龙头企业股份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出让给外国人。有的地方，当这种背叛性的行为遭到企业的抵制时，政府部门居然绕过企业直接与外资谈判，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把优质企业让渡给外国资产阶级，其政治上的有恃无恐已经不言而喻!

　　譬如，在“引进外资”的大潮下，2003年福建省南平市政府迫使产销如日中天的南孚电池股份出卖给美国吉列公司，引以为豪的“民族力量”一夜之间落入美国人手里。这家美国企业在中国的电池销量不到南孚电池销量的十分之一，本来是南孚电池的手下败将，却被当地政府逼迫与其合资，直至后来被这家劣质企业吞并。企业职工说起此事，无不痛心疾首。

　　2003年，辽宁省高喊“靓女先嫁”，要把最好的企业出卖给“外资”。甚至效仿西方“一马克卖国企”，搞“一元钱卖国企”。在这种政策的引导下，辽宁省的大多数骨干企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2004年，在地方政府压力下，迫使原机械部下放给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佳联农机厂与美国约翰·迪尔公司的合资，使中国失去了惟一一家能够生产大型联合收割机的企业;

　　2004年，山东省年销售达10亿元的山工机械40%的股份被政府200万元人民币强行出卖给美国卡特比勒公司;

　　2005年，是中国装备工业受到内外势力攻击，改制中的长阀被长沙市送到德国沃茨公司手中。长阀先后垄断过中国液控阀门和金属弹性硬密封蝶阀市场，它被收购危及本土钢铁、发电、供热、给水企业关键阀门件的供应;

　　同年，美国格里森公司吃掉占有复杂刀具国内市场36%的哈一工，从而，使中国丧失了对本土最大精密刀具生产基地的控制权;

　　2005年，蒸蒸日上的骨干国企锦西化机被恶意收购。锦西化机原是中央企业，正处于强势增长期，利润率逐年攀升，2005年前后在内外勾结下被西门子收购，中国从此失掉了最核心的透平技术及整机制造和全部维修市;

　　2006年，黑龙江省卖掉鸡西煤机和佳斯煤机，将中国三分之一的煤机市场和二分之一的掘进机市场拱手送给毫无开发和生产能力的美国国际煤机销售公司，直接后果是中国从此丧失组建综合煤机制造集团平台。

　　这一时期，由于引进外资，放纵跨国公司并购，领导层卖国求荣，银行信贷限制，研究成果管理层窃取，业务被内部人恶意转移，以及在失去工人阶级监督后难以避免的管理腐败等诸多原因，导致“外资”并购案接连不断：

　　2006年，凯雷投资集团收购徐工85%的股份，中国失去工程机械半边江山;

　　2013年，德国ZF集团收购全国齿轮行业排名第二的杭州齿轮厂70%的股份;

　　2008年，国内最大的独立柴油引擎制造商玉柴被美国汉鼎、高盛等公司瓜分;

　　同一时期，德国舍弗勒收购西北轴承;美国TIMKEN收购无锡轴承、烟台轴承;德国博世占有无锡威孚是国内柴油燃油喷射系统最大的厂商67%的股份。极具战略意义的轮胎工业，经过几代国人的努力终于成绩斐然，却在《谅解备忘录》下被法方控制，丧失80%左右的市场;

　　…………

　　据《中国产业地图》(中国并购研究中心)一书指出，中国每个开放产业的前五名都由外资公司控股，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据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说，中国产业的三分之二已经被外资控制。被外资控制严重的有：玻璃工业、电梯工业、医疗设备工业、汽车工业、化妆品行业、啤酒、饮料行业、洗涤剂行业、光伏行业、软包装产品、轮胎、计算机操作系统、精密机床、流通领域、食用油生产……

　　金融行业里，“中国平安股份”为外资控股……

　　中国人寿、中国移动、阿里巴巴、中通快递、京东等大量、最具发展潜力的优质公司，被精英们刻意送往向境外上市，让外国资产阶级分享中国人民的红利。而所有这些严重影响中国产业安全及子孙后代幸福的并购行为，都在全球化、自由化、引进战略投资者和履行WTO义务的漂亮外衣下完成。

　　由于“外资”收购中国企业，要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将美元兑换成人民币，结果造成人民币大量增发，给中国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而另一方面，央行在得到外国企业的美元后，成了精英们用来向国人炫耀的外汇储备;由于以美金储备的“外汇”太多，又不得不拿出很大一部分用来购买美国国债。结果，中国政府购买的美债，以美元的形式又回流到美国企业手中，成了他们继续收购中国企业的“利器”。由于中国政府几十年来长期持有数万亿美元外汇及美债，且五十年来美元贬值达90%以上，造成中国外汇的隐形损失极其巨大。对于这种隐形损失，经济学家们向来讳莫如深。如果再考虑到购买美国垃圾企业债券带来的巨大损失，宏观上看，地方政府大肆出售国有企业得到的国外资金，还不足以弥补巨大的外汇损失。从另一角度，依国家整体利益看，外国跨国公司大规模收购中国各行业的龙头企业，控制中国产业，几乎就是在玩空手套白狼的游戏!

　　行业龙头企业一经整体沦陷，产品的国内控制权随之丧失，造成定价、采购、生产、销售过程中各个纵、横向联系的整个产业生态链被外企控制，这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21个产业生态链的顶端被外资掌控，必将严重打击中国民族实体工业，对中国经济自主权和中国人民利益带来难以估量的伤害。而最形象、最直接的伤害，就是工农子弟婚娶危机日益加重。如果说，为了一碗红豆汤丧失了长子权，这个长子还喝到了一碗红豆汤。而我们的“开放”，中国人民恐怕还没有喝到那碗红豆汤。(这碗红豆汤还表现在高达三万亿美元的外汇资储备包括美债中)。

　　上午，看到“补壹刀”的文章，其中讲到中国外贸的出口退税可以给每一个美国家庭送去多达850美元的补贴。对于这一点，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并不避讳，因为这是可以作为“业绩”向主人们请功的。

　　新中国刚建立时一穷二白，期间又经历了抗美援朝、抗美援朝越，真是“可怜江山贫到骨”。可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新中国就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高端科技频频发力，硕果累累，科技成果日新月异，追赶速度惊起整个西方的恐惧。这样的伟大成就，如果没有那时候的人民吃糠咽菜，艰苦卓绝的奋斗是不可想象的。

　　而新中国的工业成果，却在那些海归精英自由化、全球化的误导下，轻描淡写地成了“外资”掌控的“领地”，怎不令人痛心!而帝国主义分子,当他们吸足中国工农的血汗后，又反过来对付中国，用各种有害物质毒害中国人民，挤压、打击中国自主科技，甚至妄想分裂中华民族，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对于一个国家、民族来说，只有生产资料，只有工厂、产业、各种公共资源掌握在人民手中，工人阶级才具主人翁地位。生产资料、工厂，和各种公共资源，无疑是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幸福生活的根本保障。而无底线引进“外资”，就是从根本上要我们把这些属于人民幸福生命线的阵地主动地交与外国资产阶级来占领，等于是主动地接受别人的剥削、压迫与奴役。

　　请同志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在毛泽东时代，尽管生产力水平不高，物质匮乏，但工人阶级的地位高，他们不仅享受医疗、养老福利，同时还享受文化娱乐、免费教育(包括幼儿带教)、住房等福利，这是因为毛泽东时代的工人阶级享受了剩余价值的二次分配。

　　那时，由于工人工作特别稳定，福利条件好，社会地位高，工人们视企业为家，厂矿企业的每一个进步，都为他们带来更加稳定的工作与福利条件，满满的幸福感洋溢在工人们的脸上，不存在买不起房、谈不起恋爱、生不起孩子的问题。

　　企业“改制”后，打破工人的“铁饭碗”成了改革中值得宣扬的功绩，事实上，是工人阶级社会地位和福利地位的根本改变，也就是工人阶级剩余价值二次分配的大部丧失。而工人阶级二次分配被大部取消的经济学意义是：如果在公有制条件下，这部分被取消的福利可视为被强行留在企业里(去向暂不计较);相反，如果这个企业为外资掌控，中国工人阶级的这部分福利就成了外国资产阶级的囊中之物，或意外收益。这就是关键节点。帝国主义国家历来寻求资本输出。为了资本输出，它们不惜武装侵略，千方百计扼杀社会主义制度。而主动引进外资，并长期当作国策实行，其结果就是中国民族产业的沦落和市场的侵占，是劳动阶级二次福利分配被剥夺后的普遍贫困化。据5月28日李克强总理“两会”上所言，中国尚有6亿人的月收入在1000元人民币以下。但据笔者对农村的了解，农民务农赚钱非常困难，即使是人均500元，也已经相当高估了。一边是经济的快速发展(跨国资本主导的快速发展必然是不可持续的)，另一边是农村、农民的贫困化，难道这不是拉美化现象?显然，跨国资本来到中国，不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而是为资本利益，为了彻底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为了永久奴役中国人民。

　　什么叫做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所谓的“比较优势”，就是把以住房为主的二次分配的大部排除在外而形成的廉价劳动力。学界精英们反复鼓吹“比较优势”，等于主动配合外国资产阶级取消中国工人阶级的大部分二次福利分配。在这种配合下，外国资本哪怕把这种福利分配给他们国家的工人，也不会给中国人民。可见，所谓的“比较优势”，实是在窃取中国工人阶级利益后形成的歧视性分配，这分明就是耻辱。而中国的学界“精英”们反复地把耻辱加以鼓吹，实在暴露了他们低劣的职业道德水准。但是，为了加强与国际资产阶级的阶级同盟，他们已经什么都不顾了!

　　2020年1月15日，“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在美国白宫签署。这一“协议”的要害在于：一，美国政府迫使中国推广转基因技术，以期达到全面控制中国农业的目的;二，美国政府迫使中国金融彻底开放，以期达到全面控制中国金融和人民币主权的目的;三，美国政府迫使中国工业产业彻底开放，以期达到全面控制中国工业产业及技术创新的目的，从而彻底掌握中国经济主权和中国人民的生命健康。

　　对此，经济学家余云辉博士指出：《中美贸易协议后果严重——美国剑指中国三大要害领域》：中国的工业化与技术现代化、农业安全和种族安全、财富分配与经济主权。

　　中国人民大学贾根良教授严厉批评无原则引进外资政策。他在《正视大规模引进外资的严重错误》一文中指出：“外资22条和鼓励外商投资目录是引狼入室，你们……赶紧反思自己的严重错误。

　　在“中美贸易协议”签订之后，美国资产阶级一片欢呼，特朗普兴高采烈，国内支持率急速上升，美国政府邀请全国政要名流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与此同时，北京则处于一片沉默之中!

　　2020年1月15日，注定会成为中国历史上被铭记的一天。

　　这一天，中国被无声的耻辱刺痛了!

　　写于2020.5.16 日，改于2020.6.3-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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