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就2020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以下简称《答记者问》)以后，认为有几个经济理论问题需要探讨，所以，文章的标题应该是《就有关几个经济理论问题评<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就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因为，评论的内容主要不是我国的经济情况，而是有关的理论问题。但是，为了避免题目过长，采用这样一个标题。
下面主要是探讨经济理论问题。
一、什么是经济?什么是数字经济、 “三新经济”?
《答记者问》：“-----从季度看，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3.2%，由一季度下降6.8%转负为正-------实现经济由降转升”。这里讲“经济由降转升”，指的是国内生产总值转负为正，那么发言人所说的“经济”就是国内生产总值;
发言人又说：“-----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快速发展，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这些新产业形成了更多增长极，这些增长极将为经济下一阶段增长提供更多支撑。”这里所说的“数字经济“”是什么“经济”?而且“将为经济下一段增长提供更多支撑”。“数字经济”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多支撑，那么“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又是什么关系?
《中国统计摘要》2020 还出现了“三新”经济的统计。按照《主要统计指标解释》，“三新”经济包括：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等。(第207页)这里的“三新经济”又是什么经济?
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是就“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出现这么多的“经济”概念：经济是“国内生产总值”?还是“数字”经济?还是“三新”经济?连什么是“经济”的概念都这么混乱，可能准确地介绍我国经济运行情况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1、国内生产总值是经济吗?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减是经济升降吗?
回答也是否定的!
首先，国内生产总值明确是“生产”总值，不是经济，生产和经济是不同的概念;
其次，国内生产总值指标本来就不科学。“生产总值”不仅包括物质生产，还包含了政治、文化等非经济领域全部货币收入;也包括生产领域之外流通、消费等领域的货币收入，准确地说是纸币收入。所以，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的国内生产总值，不仅不是生产总值，而且包含了政治、文化领域的全部货币收入，抹杀了物质生产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区别，混淆了生产、流通和消费之间的界限。
国内生产总值指标内的所谓的第三产业产值，就是非经济领域和生产领域之外的流通、消费部门收入，根本不是“生产”的产值。
“第三产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住宿和餐饮------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好社会组织、国际组织----”。(《中国统计摘要》2016 第201页)
批发和零售、交通运输等明明属于流通领域的活动，怎么成为“生产总值”的内容了呢?教育，文化明明是文化领域的活动，怎么也成了“生产总值”了呢?可见，国内生产总值指标完全是一个错误的指标。是按照庸俗经济学理论，不分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部门，认为凡是收入的所有者即收入的创造者，不管你是生产劳动者、资本家、是总统或者妓女都一样。 (参看《新中国前三十年关于计划经济的争论》第44页)在这种“收入的所有者即收入的创造者”的理论指导下，制定出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不仅抹杀了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的区别，抹杀了经济和政治、文化的区别，也混淆了经济内部的生产、流通与消费的界限。《答记者问》说：“-----我们看到，远程办公、在线教育、智能施工、无人配送这些新模式有效地化解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堵点、难点，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快速发展，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这些新产业形成了更多增长极，这些增长极将为经济下一阶段增长提供更多支撑。”
“远程办公、在线教育”属于政治、文化领域;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快速发展”，不等于生产发展，更不同于经济发展。
对于国内生产总值指标的错误，我已经反复批判过。《经济学的最大悖论》一文(附录1)，就以美国经济的实例，说明国内生产总值是错误的指标，这里就不重复。
发言人所说的“经济”，如果就是指的国内生产总值，显然是错误的。因为，“生产”不等于“经济”;而且国内生产总值指标本身混淆了生产与流通、消费的界限、抹杀了经济与政治、文化的区别。
2、所谓的“数字经济”
《答记者问》说：“----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这些新产业形成了更多增长极，这些增长极将为经济下一阶段增长提供更多支撑。”发言人这里把“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产业”，与智能制造等并列，作为“经济下一阶段制造”的“支撑”。显然是混淆了信息行业活动与经济的区别，把互联网等的收入称为“数字经济”。
互联网等行业的活动，与文字传播等属于文化领域的活动，不属于生产，更不是“经济”;数字已经存在很久了，为什么现在出现“数字经济”，而以前没有呢?把互联网等活动的收入，视为“经济”，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本能。
有关“数字经济”的错误，我写过《荒谬的数字经济》一文批判(附件2)，这里不重复了。
3、有关“新经济”
《主要统计指标解释》的“三新”经济，包括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等。(第207页)所谓的“新经济”，显然是混淆了经济与产业的区别，把高技术制造业等新兴产业当作“经济”。
任何产业包括高新技术产业，都是生产领域的一部分，不等于生产;而生产也只是经济再生产的一个环节。因此，不存在所谓的“三新经济”，有的只是新的产业。
批判了生产、产业等即经济的错误以后，要说明生产与经济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经济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生产只是经济的一个环节。经济是包括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再生产。“经济，指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相应的交换、分配、消费。”(《政治经济学词典》许涤新主编 第55页)生产是经济的基础，而经济则是包括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全过程的再生产：生产的物质产品，只有经过流通、分配，直至消费掉，再生产才能继续进行。
经济增长是指再生产规模的扩大;经济停滞是指简单再生产;经济衰退是指规模缩小的再生产。
总之，经济是包括生产在内物质资料的再生产。生产只是经济的一个环节，是经济的基础，但不等于经济。
近几十年我国盖了大量的住房，说明住房的生产发展了，但是，不等于经济发展了。当前流行的一句话：“住房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事实上我国有相当数量的住房是在流通领域“炒”，没有被消费。“ 据高盛估算的数据，2019年中国住房和开发商库存总值达到52万亿美元，是美国住宅市场规模的两倍，甚至超过了整个美国债券市场。
”因此，我国存在的大量过剩住房，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堰塞湖”，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可见，生产的物质产品只有消费掉了，再生产才能够顺利进行，否则可能是生产过剩，引发经济危机。当然，这里包括了流通领域的必要储备。
产业包括高、新产业，是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是信息技术产业还是航天工业等，都是只是物质生产的组成部分，更不是什么“数字经济”、“新经济”。所谓的“数字经济”、“新经济”等都是不懂经济本质的错误概念。
上面所说的生产、经济，都是抽象了社会形式的生产、经济，既不是封建社会的生产、经济，也不是毛泽东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的生产、经济，而是生产、经济的“一般”，是任何社会形式下都存在着的抽象生产和经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的生产、经济，看作是一切社会的生产和经济，否认不同社会形式生产、经济之间的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承认生产、经济存在着社会形式的本质区别，因此，认识到抽象的生产、经济的共同点，才可能进一步认识封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不同社会形式下的生产、经济的本质区别。
二、当前我国的经济问题
《答记者问》没有说明我国的经济是什么社会形式的经济。任何具体的经济总是一定社会形式下的经济。从发言人的回答中可以看出，我国的经济是雇佣劳动性质的经济。
1，当前我国的经济是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经济
《答记者问》说：“近几个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逐月有所回落，6月份为5.7%”。改革开放以后，失业就逐渐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中心问题，特别是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城市实行“减员增效”政策几千万企业职工下岗以来，失业问题越来越尖锐。
《答记者问》说：“就业确实是今年关注的重点，政府工作报告多次提到就业，优先稳就业、保民生是今年的工作重点”。当前提出的“六保”、“六稳”，首先就是保就业、稳就业。
失业是雇佣劳动经济制度的标志，公有制经济的国家不存在失业。
新中国毛泽东时期消灭了失业。城市工业的生产资料归公有，劳动者由国家有关部门分配工作，不存在失业;农村的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即使是使用简陋的手工工具，农民也不存在失业，不会流落到城市出卖劳动力。因此，毛泽东时期不存在失业的问题，也没有失业率的统计。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萨谬尔森就承认：“困扰资本主义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存在于苏联吗?回答似乎是，在苏联这两种情况实际上都不存在。”(《经济学》第12版 萨谬尔森等著 第1306页)可见，公有制社会不存在失业的问题。而我国的保就业、稳就业的经济现象，表明了我国的经济是雇佣劳动制度的经济。
2，雇佣劳动经济制度阻碍生产力发展
我国呈现出“下行压力加大的态势”以及严重的生产过剩，是雇佣劳动经济制度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表现。
自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前，我国的经济就一直处于“下行压力加大的态势”。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只是加剧了经济的下行形势。控制了疫情以后，即使是“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3.2%，由一季度下降6.8%转负为正”，也不可能改变生产过剩和经济下行的态势。
资产阶级发展生产的目的是追逐利润。我国的钢铁生产有利润，资本家就不顾一切地发展钢铁生产：明明生产5亿吨粗钢就已经过剩，但依然继续发展，2019年发展到9.9亿多吨;2019年生产了17亿台手机，比全国人口的总和还多3亿台等等;而另一方面，广大群众的工资收入低，因为，在雇佣劳动制度下的工资，是劳动力商品的转化形式，是维持工人生活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再加上看病贵、学费贵、更买不起房等等，决定了广大群众的贫困和有限的消费;于是出现了一方面是大量房屋空置，另一方面是大量群众买不起房;一方面大量生活资料卖不出去，一方面是广大群众依靠贷款消费、生活贫困等现象。
总之，我国出现的严重生产过剩，是雇佣劳动制度阻碍经济发展的表现，也是雇佣劳动制度必然灭亡的反映。详细论述请看《论新冠肺炎疫情后的我国经济形势和趋势》一文(附录3)
3，经济政策能够改变经济的发展趋势吗?
《答记者问》说：“宏观政策效应将进一步显现。上半年，为应对疫情冲击，我国采取了财税方面的支持、金融方面的支持以及全面强化就业优先政策，这些政策目前已经见到成效。这为下半年更好地应对疫情冲击积累了经验，同时进一步坚定了我们的信心。同时，疫情冲击下也暴露出一些领域的问题，也促使我们进一步的补短板、强弱项，进一步加大创新力度，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和活力。”
我国经济存在严重的生产过剩问题，是由雇佣劳动经济制度造成的。自2008年以来，历届政府采用了货币、财政政策，不断地“刺激”经济发展，不仅没有扭转下行的态势，而且债务不断增长、货币发行越来越多。事实已经证明而且必将继续证明，长官意志、经济政策、措施不可能改变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不可能改变雇佣劳动制度阻碍生产发展的趋势，相反，采取这些政策、措施，不过是“饮鸩止渴”、“火上浇油”，只会加剧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和加速危机的爆发，而不可能消除危机。这已经被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历史事实反复证明，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之间的分水岭。
总之，《答记者问》是不懂生产、经济，不懂资本主义经济的集中表现。只有彻底批判现代西方经济学，重新回归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经济学，才可能正确理解生产、经济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才能准确地反映我国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况，揭示雇佣劳动经济制度的本质和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近些年来，我是在批判国内生产总值指标、批判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不断地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理解和认识。让我们一起来批判资产阶级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科学经济学的统治地位吧!
附录1
经济学的最大悖论
迎春
当今经济学的最大悖论是什么?是美国这个世界上国内生产总值第一的最大经济体，竟然长期依靠进口商品维持运转：美国2000年贸易逆差是4774亿美元，2010年为6907亿美元，2017年增加到8622亿美元，2018年竟高达9502亿美元，国家债务相应地不断上升，这种经济状况当然不可能继续，逼得特朗普总统四处提高关税，大打贸易战，搅得满世界不得安宁。
既然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第一位，为什么还要大量进口商品维持经济生活呢?既然依靠大量进口商品维持经济生活，怎么国内生产总值又是世界第一呢?这就是当今经济学的最大悖论。
问题出在国内生产总值的理论和指标。
“国民核算体系，是以西方经济学家萨伊的庸俗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不分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部门，认为凡是收入的所有者即收入的创造者，不管你是生产劳动者、资本家、是总统或者妓女都一样。主要指标有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工业、农业、服务业的增加值等。”(《新中国前三十年关于计划经济的争论》第44页)在这种“收入的所有者即收入的创造者”的理论指导下，制定出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不仅抹杀了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的区别，经济和政治、文化的区别，也抹杀了经济内部的生产、流通与消费的界限。
为什么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第一位，反而要依靠进口商品维持经济运转?因为，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中，不仅包括工农业等物质生产部门的产值，也包括所谓的“服务业”的产值，因为，这些所谓的“服务业”也有收入。这个服务业，不仅包括文化教育部门，还包括政府部门的“生产”等。因此，国内生产总值存在巨大的虚假成分。实际上美国2000年物质生产的产值(工农业)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4.6%，2011年则只占21.4%.(《国际统计年鉴》2014第48页)其他78.6%是所谓的“服务业”产值，包括“公共管理和国防，社会基本保障”、“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其他团体、社会和个人服务活动”，当然，还金融中介，旅馆、饭店和批发零售等行业的“产值”。请问公共管理业生产什么产品?教育、卫生部门又生产什么产品?即使是经济领域的旅馆、饭店和批发、零售业又能够生产什么物质产品?可见，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不仅混淆了经济领域的流通、消费活动与生产，而且抹煞了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的界限，因而严重的夸大了物质生产，把不断衰落的美国经济，还表现为世界第一，实际上早已经就是依靠外国商品维持国民生活了!
马克思早就指出，物质生产是社会的基础。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说：“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的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马恩选集》第三卷第574页)。而吃、喝、住、穿等都必须有物质产品——生活消费品，生产生活消费品又要有生产资料等。吃粮食、喝茶水、住房子、穿衣服等都需要生产资料生产。现在美国的资本家嫌美国工人的工资高，赚钱少，不从事衣、帽、鞋以及一些家用电器等的生产，转到工资低的中国等国家生产，本国只生产利润高的芯片、民用飞机等高技术产品。结果只能大量从外国进口衣、帽、鞋和一些家用电器。这就是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规律，就是美国这个世界第一经济体，存在大量贸易逆差的原因，也是特朗普不断提高关税的原因。西方经济学理论和国内生产总值指标却掩盖着美国物资生产衰退的事实，按照国内生产总值指标的计算，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仍然是世界第一，仍然是第一经济大国。这就是当前经济理论的最大悖论。
我们已经写了很多文章，批判西方经济学的错误理论，揭露国内生产总值指标的谬误，但是，当前我国在西方经济学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很少引起人们的关注，不仅如此，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前，经济学界还对美国的经济结构给予极高的评价，吹嘘是现代经济结构的典范等。我们借特朗普提高关税、发动贸易战的事实，再一次指出国内生产总值指标及其理论的错误，希望我国经济学界悬崖勒马，回过头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物质生产理论，不要继续跟着庸俗的西方经济学继续向死胡同里走了!
附录2
荒谬的“数字经济”
迎 春
自从西方经济学在我国占据统治地位以来，经济学领域荒谬的事就层出不穷：如国内生产总值指标、数字经济等等。
有关国内生产总值指标抹杀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区别、生产与流通、消费区别的错误，我已经写了不少批判文章，这里我们再来探讨所谓的“数字经济”，这是一个抹杀物质与精神区别的荒谬概念。
在2019年12月3日的阿里云广东峰会上， 阿里云智能总裁“张建锋表示，以前传统经济是劳动力、资本、土地，第二阶段是知识、技术、管理，而今天数据是一种新的生产要素，阿里巴巴希望能帮助所有企业更容易使用数据这个新的生产要素。”这种理论是对于经济无知的表现。
说以前传统经济的要素是劳动力、资本、土地，这是西方经济学的错误概念。
实际上物质生产的要素是劳动力、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指出的：“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者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202页)
西方经济学把资本作为物质生产的一个要素，是不懂物质生产与生产关系区别的错误。
资本是物质生产的一种社会形式，即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它不是物质生产的内容，而是物质生产的社会形式的一种，与奴隶主与奴隶、封建地主与佃农类似，所以，资本不是物质生产的要素。资本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转变为共产主义关系，而物质生产是不会消亡的。
对于所谓传统的生产要素的分析，这里就不多涉及。
说什么第二阶段的经济要素是“知识、技术、管理”，就更加荒谬了。知识、技术都属于精神范畴，怎么就成了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要素了呢?张建新接着发挥：“数字经济时代，最大的不一样是有一种新的生产要素是数据。”数据也属于精神范畴，怎么成了物质生产的要素了呢?
人们知道只有生产了粮食、布匹和住房等物质产品，人类才能够生存，才可能有教育、文化生活等等。因此，人们把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区分开来，把物质和精神区分开来。专门研究物质与精神区别和联系的学科就是哲学。恩格斯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马恩选集》第四卷 第219页)
经济是指人类的物质生产和再生产。人们生产了粮食才有饭吃，生产了布匹、服装才有衣穿、生产了住房才有屋子遮风挡雨，只有生产了这些物质产品，人们才能够生存;这些物质产品只有经过分配、流通到消费，再生产才能继续进行。经济这个概念，在这里就是指物质生产与再生产，包括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物质生产是分配、流通、消费的基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导言》(《马恩选集》第二卷)中对此有明确的论述;人们在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必然发生一定的关系：生产关系、流通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等，这些关系的总和就是经济关系，构成社会的基础。前者是物质生产的内容，后者则是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形式。马克思主义对这些早已说得清清楚楚。但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只知道赚钱，根本就没有一点科学经济学的知识，把马克思主义已经阐述清楚的经济、经济关系等基本概念搞得混乱不堪，所以会出现所谓的“数字经济”之类的错误概念。
数字根本不属于物质的范畴，属于精神一类，不可能有什么“数字经济”。
任何事物都存在质和量的两个方面。一头牛，两头牛，三头牛等。牛是一种动物，是它的质;一头、两头、三头是它的量。数字就是抽象掉了牛的质，只讲数量的一种认识，属于精神一类，和人们认识牛、马等同属精神类。文字表现的是事物的质，数字表现的是事物的量。文字和数字分别表现物质的质和量两个方面，都是属于精神范畴。
作为精神领域的数字，怎么又变成为物质生产了呢?“数字经济”怎么会成为物质生产的一种呢?
经济可以区分为工业经济、农业经济等，这是根据物质生产的对象划分的：以生物体为劳动对象的生产，就是农业生产;以非生产物为劳动对象的生产就是工业，当然还可以细分成很多不同的产业，如纺织业、机械工业等等，但是，物质生产的共点是生产物质产品。
数字属于精神，不属于物质，根本不存在什么“数字经济”。当然，精神可以转化为物质。例如，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学，可以有力地促进社会发展等等，但是，那是精神转化为物质，而不是物质。
技术学可以转化为物质，但是，必须使技术转化为工具、机械等物质产品。这时的技术已经转化成为物质产品。不能因为精神、技术可以转化为物质，就把精神等同于物质，抹杀物质于精神的区别。所谓的“数字经济”，就是抹杀物质与精神的区别，把世界搅成混沌一团，那还有什么科学呢?那不是人类认识的大倒退!
作为精神领域的数字，不可能成为物质生产的外延，世界上就没有“数字经济”这样一种物质生产和再生产，所以我说“数字经济”是荒谬的，更不用说什么“迈入数字经济的时代”了!
阿里云广东峰会还说：“数据显示，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3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4.8%，对中国GDP的贡献率超过67.9%。”
说“数字经济”已经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4.8%。请问这个34.8%的“数字经济”，生产的是粮食还是石油?能够吃还是能够发电、开动汽车?我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概念，抹杀货币收入与物质产品生产的区别，已经写了不少批判文章，这里就不重复。只要指出发展互联网等行业，是技术进步，对于推动社会发展具有重大作用，但是，经营互联网尽管可以发大财，赚很多钞票，但是，互联网不能生产任何物质产品，不是物质产品的生产，属于文化传播。所谓的“数字经济”，硬是把一个传播文化的互联网行业，说成是物质生产的产业，不是现代版的指鹿为马吗?!
现在我国拜金主义盛行，发展互联网赚了大钱的老板，如张建新、马云、马化腾等，连什么是经济都不懂，却成了“经济学家”!马化腾提出数字经济还具有三个新特征：高(关注度高)、深(融合度深)、快(增长速度快);马云更成为了起草联合国有关“数字经济”报告的联合主席之一。看看，现在我国真是“钱能通神”，只要有钱，互联网老板摇身一变，就成了“经济学家”，还是“前沿”的经济学家呢!
仅从所谓的“数字经济”的理论，就可以看出当前我国社会学界特别是经济学界的混乱、荒谬。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信奉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物质生产的内容和形式都有科学地阐述，有一系列的科学概念，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把这种科学的经济学像破鞋一样扔进垃圾箱，而把庸俗、混乱不堪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奉若神明。“数字经济”和国内生产总值指标等，就是这种荒谬经济学的代表作。如果对于这种社会学、经济理论还有什么自信的话，那就一定是坠入昏天黑地的深渊，永无出头之日!
附录3
论新冠肺炎疫情后的我国经济形势和趋势
迎春
我国的新冠肺炎疫情现在正逐步“收尾”，人们开始提出“混改”、进一步开放金融领域等问题，关注疫情后我国的经济形势和发展趋势。
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是生产过剩，疫情过后世界经济危机将更加凸显，必将爆发生产过剩经济危机，解决我国经济问题的唯一出路是重归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
新冠疫情是突然降临的一种天灾，对于经济发展来说，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灾情过后，我国经济仍然会按照原有的轨道运行。要探讨灾后的经济发展，首先要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对过去有一个科学认识。只有科学地认识经济发展的过去，认真分析现状，才能够准确地预见未来，明确今后的发展道路，这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曾经一度获得高速发展，被一些人誉为“经济奇迹”。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掉头向下，一直处于“下行压力加大”的态势，但是，有的人仍然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居，很少认真地总结经济发展的客观形势，用经济发展的现有水平，代替对于经济发展趋势的分析。
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前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上升阶段和危机爆发以后的下滑阶段。这里运用国内生产总值与物质生产区别开来。
A，经济发展两个阶段的三个基本事实
第一个基本事实是我国经济是依靠吸引外资，发展外贸取得的高速发展。
1978年确定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否定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以后，开始了改革开放阶段。这个阶段前期，国内生产总值发展速度很快，主要是依靠吸引外资、发展外贸，使我国经济逐渐发展为“世界工厂”。
90年代初以来，我国用“超国民待遇”，吸引大量外资，发展外贸，沿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和资本输出的规律，获得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发展。
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1987年以前，我国每年引进外资不到100亿美元;1988年到1992年，实际使用外资额每年在200亿美元之内;1993年则增至400亿美元;2018年达到1349亿美元(《中国统计摘要》2019第102页)。
与此相应的是对外贸易的发展。1987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只有826.5亿美元;1994年就达到2366.2亿美元;以后一路飙升，2007年达到21765.7亿美元，二十年增加了25倍还多。(《中国统计摘要》2015第89页)
可见，改革开放前期的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主要是靠吸引外资，发展外贸造成的。这是第一个基本事实。
第二个基本事实是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我国经济一直处于“下滑”的态势。
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依靠吸引外资，发展外贸的经济，很大程度要依赖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具有附属国经济的性质。
2008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我国的对外贸易急剧下降。2009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就由上年的25632.6亿美元，降为22075.4亿美元，下降了近14%;出口额由14306.9亿美元，降到12016.1亿美元，下降了近16%。可见，我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依赖对外贸易。
由于我国发展经济走的是资本主义雇佣经济的老路，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后一直处于“下滑”的态势。国内生产总值由2009年增长9.4%，逐步下降，2011年增长7.9%，以后依次是增长7.8%、7.3%、6.9%、6.7%、6.8%、6.6%，到2019年下降到6.1%，(以上数据均引自《中国统计摘要》2019第25页2019社会经济发展统计公报)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与物质生产不是一回事。如果按照物质产品的生产看，增长的速度还要低。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二产业(工业)增长数据，2018年增长了5.8%，农业增长的速度则只有3.5%，都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6%。这种经济发展是沿着日本、“亚洲四小龙”的轨道滑行。
第三个基本事实是债务不断上升
2008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以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持续“下滑”，是在债务不断增长的条件下出现的，是依靠“寅吃卯粮”、预支将来的购买力维持着的。
改革开放前，我国既无外债又无内债。1981年重新发行40亿国债。以后国债越积越多，2010年国债余额高达67548.1万亿;2018年增长到149607.4亿元。(《中国统计摘要》2015第67页《中国统计摘要》2019第79页)地方政府债务也不断增加。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8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214139亿;不仅各级政府的债务增加，地方政府还不断出卖土地使用权，2008年就收入一万多亿，2018年更高达5万多亿;(引自百度收搜)从来省吃俭用的老百姓，私人借贷也急剧增加，房屋贷款已经成为压在人们头上的大山，还有学贷等种种贷款，成为群众生活的一个重大的经济负担。
以上三个事实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完全“融入”了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已经由高速发展阶段转入下滑态势。
B，我国经济存在着严重的生产过剩
当前我国经济存在着严重生产过剩的问题。
早在2009年，国务院在批转《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文件中明确指出：“不少领域产能过剩、重复建设问题仍很突出，有的甚至还在加剧。特别需要关注的是，不仅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的传统产业仍在盲目扩张，风电设备、多晶硅等新兴产业也出现了重复建设倾向，”“(一)钢铁。2008年我国粗钢产能6.6亿吨，需求仅5亿吨左右，约四分之一的钢铁及制成品依赖国际市场。2009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投资1405.5亿元，目前在建项目粗钢产能5800万吨，多数为违规建设，如不及时加以控制，粗钢产能将超过7亿吨，产能过剩矛盾将进一步加剧。
(二)水泥。2008年我国水泥产能18.7亿吨,----目前在建水泥生产线418条，产能6.2亿吨，另外还有已核准尚未开工的生产线147条，产能2.1亿吨。这些产能全部建成后，水泥产能将达到27亿吨，市场需求仅为16亿吨，产能将严重过剩。”等等。
但是，为了保持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政府领导不信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周期性爆发经济危机的理论，而信奉凯恩斯主义，决定投资四万亿，采用大量借债、发行纸币的办法，大力开展“铁(路)、公(路)、机(场)”建设，发展房地产产业等等，以后钢铁、水泥等生产资料的生产，不仅没有减少，反而直线上升。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愈来愈少的办法。”(《马恩选集》第一卷第257页)
2018年我国的粗钢产量达到9.28亿吨;水泥产量为22.08亿吨。(《中国统计摘要》2019第127、126页)都远远超过需求的5亿吨和16亿吨;2019年粗钢和水泥产量更增长为9.96亿吨和23.5亿吨。(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据世界钢铁协会数据：“2019年中国的粗钢产量为9.963亿吨，同比增长8.3%。中国占全球粗钢产量的份额从2018年的50.9%上升至2019年的53.3%。印度2019年的粗钢产量为1.112亿吨，-----日本在2019年的粗钢产量为9930万吨，----韩国2019年的粗钢产量为7140万吨，-----德国2019年粗钢产量为3970万吨----意大利在2019年的粗钢产量为2320万吨，----法国2019年的粗钢产量1450万吨---- 2019年，西班牙的粗钢产量为1360万吨-----美国2019年的粗钢产量为8790万吨”。就是说2019年我国粗钢产量比印度、日本、韩国、德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美国等国产量之和还多5亿多吨。这不就是“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吗?这不就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愈来愈少的办法”吗?
我国不仅生产资料的生产过剩，大量生活资料的生产也存在着严重过剩的问题。
2018年我国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移动电话249.1部、彩色电视机119.3台，(《中国统计摘要》2019第58页)2019年又生产了17亿台移动通信手持机和近1.9亿台彩色电视机。这些都是耐用消费品，从我国国内的消费需求来看，生产过剩也是明摆的事实。
总之，我国存在严重生产过剩是客观事实，是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根本性问题，是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必然结果。
我国生产的一部分产品，就是为了供应国际市场，因此，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美誉”。
采用贷款发展房屋建筑，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寅吃卯粮”、延缓危机爆发的一种重要手段，更加重了生产过剩的严重程度。
房屋是最贵重、耐用的生活资料，也是消耗钢铁、水泥等建筑材料的大户，因此，发展住宅建设就成了延缓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手段;银行一方面债款给房地产开发商发展房屋建筑，另一方面又债款给市民买房;地方政府卖地维持政府开支;房地产商大发横财，从而造成住房价格飙升，形成一个债务、利益链。连高层也不得不发话：“房屋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可见，房屋实际上已经成为倒买倒卖的对象，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实现。房地产业连着地方政府的财政、整个银行系统的运转和钢铁、水泥等一系列产业的存亡，“大得不能倒”，因此，政府死死地维持着房屋建筑这个虚假的“大厦”。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历史证明，历次爆发经济危机都和房地产业的恶性膨胀有密切关联。2008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就是从美国的房屋次贷危机引爆的。我国爆发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很可能就从房屋贷款的环节引发。
大量贷款是用预支未来购买力的办法，勉强维持着经济增长的假象。这次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必将造成生产下降、失业增加，收入减少，加重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我国的经济也将因疫情而受到重创，陷入更加严重的困境而不能自拔。
粗钢生产为例。如果粗钢生产减至发改委所说的年产5亿吨，按照2019年的产量，就要减产近5亿吨的粗钢。从运输铁矿石到炼铁、炼钢以及生产钢铁的各种辅助材料等等，仅钢铁生产这一个产业，就将有多少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经济将出现多么严重的衰退?!其他各种产业也必将产生连锁反应，整个经济将出现大危机、出现一个大倒退的局面!
总之，自从2008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以后，我国经济“下滑”的态势和生产过剩的面目完全暴露无遗。为了维持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沿着资本主义的老路，采用所谓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勉强维持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历史已经证明，依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即发行纸币和“寅吃卯粮”的办法，不可能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必将爆发危机，2008年爆发的债务危机就是最新的证明。
疫情过后的经济发展趋势
A，对于当前的我国经济形势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判断
一种判断认为“经济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韧性强”，而且还提出“确保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任务”等等;虽然有时候也承认“下行压力加大”、“防范和化解危机”，存在着前后矛盾出说法，但总的来说缺乏准确的分析、判断，也没有看到运用详尽的事实资料，进行科学论证的有力文章。总之，对整个经济形势持乐观态度，不承认存在严重的生产过剩问题。
“经济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有韧性”等论断，不仅与我国经济发展的事实不符，也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防范和化解危机”的论断矛盾。
既然经济“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经济具有“韧性”，为什么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还不断下滑?为什么还会增加债务?不仅中央政府的债务急剧增长，地方政府债务增加，而且私人债务的品种增多，数量剧增呢?为什么地方政府还要出卖土地呢?借债不仅要还本，而且还要付息的呀!经济“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与大量借债的事实矛盾!与“防范和化解经济危机”的号召对立!“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脱贫”，与政府借债、卖地，人民群众负债累累的事实完全矛盾!
由于对经济发展的不同认识，对于发展经济的方法也存在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吸引外资，进行“混改”;扩大“铁、公、基”建设，增加就业人员;发展餐饮、旅游，增加收入等等，总之，是“刺激消费”，增加人们的收入。而另一种经济发展的认识，则认为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是生产过剩。物质产品能够被消费，再生产才能健康进行，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广大劳动群众的消费能力低下，资本家盲目发展生产，生产过剩严重;过去依赖对外贸易，现在资本主义世界“寅吃卯粮”的状况不能继续，债务危机严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快速蔓延，购买力下降，因此，我国的生产过剩必将更加凸显，我国经济发展的衰退趋势不可避免。
B，吸引外资也是老套路
“混改”，“开放金融”等等，这是改革开放初期就已经实行过的老套路，不是什么新把戏。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事实证明，正是由于走上了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老路，我国的经济才陷入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泥潭!
总之，我国走“外向型”发展经济的老路，爆发生产过剩经济危机是一种必然，只是时间早晚和从哪一个环节爆发的问题。
C，新冠肺炎疫情必将加速危机的爆发
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不仅严重伤害了我国的经济，也严重打击世界经济。具体的后果尚待观察，如世界粮食价格迅速上涨等。但是，这样的严重疫情必将导致世界性的严重经济衰退，我国商品出口的形势将会更加严峻，经济下滑的趋势更强烈，一定会加速、加重我国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爆发。
二，发展经济的出路何在?
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归毛泽东时期的发展公有制经济的道路!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根本问题是生产过剩，只有发展公有制经济，根本改变劳动群众的经济地位，提高广大劳动群众的购买力，使经济按照社会需要有计划地发展。
1，毛泽东时期经济发展的道路
毛泽东时期的经济发展，走的是发展公有制经济的道路，因此，不仅速度快、质量高，而且抗天灾的能力强，生产满足不了消费的需求，根本不存在生产过剩的问题。论述毛泽东时期的经济发展是一篇大文章，这里针对当前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介绍有关的一些情况。
速度快
那时统计部门不采用国内生产总值指标。反映物质产品生产的是工农业总产值、社会总产值等。
工业总产值以1952为100，1978年达到1598.5，增加了近15倍，年均增长11.2%，由旧中国的“亚洲病夫”，跃进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国;农业总产值以1952年的为100，1978年达到229.6，翻了一番还多，年均增长3.2%，工农业生产都是高速增长。
1949年我国粮食产量2263.6亿斤，1978年达到6095.3亿斤。由5亿多人吃不饱，处于“糠菜半年粮”的状况，发展到养活9.6亿人，“温饱有余”，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成就。(以上数据引自《中国统计年鉴》1983)
更重要的是在高速发展的形势下，不仅不存在生产过剩，而是物质产品生产总是满足不了需要。不仅生产资料如钢铁、水泥等满足不了建设的需要，生活资料的生产也满足不了购买力增长的要求。粮食、布匹价格稳定，要凭票供应;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等也要凭票供应。这些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嘲讽为“短缺经济”，和当前存在的生产过剩形成鲜明对比
质量高
物质产品的社会生产，与单个企业的生产不同，社会生产的质量主要是表现在产业的结构、技术水平和地区分布等方面。
毛泽东时期的物质生产，不仅发展速度快，而且自主掌握先进技术，产业结构完备，工业向落后地区分布等。这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先进技术被外国控制;基础产业落后，一些产品严重依赖外国供应，主要为一些发达国家提供“劳动密集型”产品;企业重新向沿海地区集中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
毛泽东时期我国已经能够生产原子弹、核潜艇和发射人造卫星，技术完全自主掌握，和当前先进技术被美国掌握，中兴、华为等企业被芯片“卡脖子”形成鲜明对比;那时我国的粮食完全自给，原油也由无到有，保证汽车、坦克的正常运转，这和当前原油、粮食、大豆依靠大量进口形成对比;工业企业和交通运输逐步向内地转移，四川、贵州等省的工业、交通运输都发生了很大改变形成一些新的工业基地;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企业重新向沿海地区集中，数以亿计的农民离乡背井，漂泊到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出卖劳动力商品，附属国、殖民地性质的经济表现无遗。总之，毛泽东时期的经济发展具有独立自主的高质量特点。
抵御天灾的能力强
由于经济发展速度快、质量高，因此，具有强大的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1959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使我国农业生产遭受严重损失，加上工作的一些错误、原有经济基础太差，使我国经济遭受重创。但是，我们迅速改正人民公社的体制，落实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加上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巨大能动作用，很快就扭转了被动局面，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76年唐山大地震，短短的几十秒钟，就造成24万人死亡，16万多人受伤的严重灾情，唐山地区的工业被毁掉等等，但是，当年全国的生产仍然有所增长，1977、1978年的社会总值就分别比上年增长了10.7%和12.3%。(《中国统计年鉴》1983)公有制经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绝对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可以相比的。
根本原因是发展公有制经济
毛泽东时期经济快速、高质量发展，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强的根本原因，是发展公有制经济、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早就指出，劳动的物质资料归谁所有具有决定意义。他说：“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马恩选集》第三卷第5页)
毛泽东时期由于发展公有制经济，劳动者不再是出卖劳动力的“奴隶”，而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因此，他们的工资也不再是劳动力商品的价格，仅仅能够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而是占有自己劳动的一部分;生产发展也不是为了追逐利润形成盲目无政府状态，而是按照社会需要有计划的进行，因此，劳动群众的购买力随着生产发展不断增加;生产发展也是按照社会发展的需要有计划地进行。既不存在生产过剩的问题，也不会存在生产无政府状态。这和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形成鲜明对照。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资本论》第三卷第548页)毛泽东时期发展公有制经济，最终消灭了产生危机的根本原因。
当前我国经济学界讲了很多理论，就是不讲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本区别，就是不讲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的两条道路斗争，而这正是经济理论的要害，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分界线。
3，有关经济发展的两种理论
新中国建立以来，毛泽东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两个阶段所说的经济发展不是一回事。不搞清楚两者的区别，就不可能认清当前存在生产过剩问题的严重程度，也不可能认清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两种经济发展的不同内容
毛泽东时期的经济发展，是指物质生产和再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改革开放以后所说的“经济发展”，是指货币收入增加，准确地说是纸币收入的增加。前者指的是物质产品的生产和再生产，后者指的是纸币的收入，两者不是一回事。
毛泽东时期所说的经济发展，是以社会总产值或者以工农业总产值增长表现的物质产品的生产。以1952年的社会总产值为100，1978年则达到725.8，反映的是物质产品生产和再生产的规模扩大了6倍多。
按照当时的统计指标解释：“社会总产值也称社会总产品，它是以货币表现的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五个物质产品生产部门的全部产品总量。-------社会总产品反映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物质生产的总成果。------社会总产值与资本主义国家采用的国民生产总值除了理论基础不同以外，在计算方法上也是有区别的。”(《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14、578页)
以当前防止新冠肺炎疫情为例，防疫需要的是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物质产品，不管你有多少纸币收入，没有口罩、防护服就不能够抵御冠状病毒。可见，物质产品的生产与纸币收入是不同的两回事。
物质产品的生产是一切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而纸币收入是物质生产的一种社会形式，是经济活动的形式。把纸币收入等同于生产、经济，是资产阶级对于生产、经济的反映。资产阶级只知道赚钱、追逐利润，认为纸币收入就是生产、经济。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萨伊认为：“所谓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生产不是以产品的长短、大小或轻重估计，而是以产品的效用估计。”“萨伊这种不创造物质、只创造效用的观点，无限地扩大了生产劳动的范围——把赌博、嫖娼等活动也看‘生产劳动’，十分荒谬。”(鲁明学等著《西方经济学说史概要》)“------以西方经济学家萨伊的庸俗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不分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部门，认为凡是收入的所有者即收入的创，不管你是生产劳动者、资本家、总统或者妓女都一样。”(刘日新著《新中国前三十年关于计划经济的争论》)正是庸俗经济学理论这种生产不创造物质财富，只创造效用;不分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收入的所有者即收入的创造者的理论，才产生出错误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体系。按照这种理论，收入就是物质生产，因而国内生产总值指标采用货币流通量进行核算。
对经济发展两种不同认识：是物质产品生产规模的扩大，还是纸币收入的增加，是两个阶级对于经济发展的不同反映，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发展的路线、方法。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把纸币收入看作是物质生产，因此，不存在生产与消费的对立，物质产品也不需要经过消费，才能够继续进行再生产，因此也不存在生产过剩的问题。
科学的任务就是揭示事物之间的区别与内在联系。经济学的任务是揭示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之间的区别与内在联系，揭示生产内容与社会形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说明物质生产是流通、消费的基础。例如，物质产品的生产不发展，旅游、餐饮业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是物质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物质生产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特别是揭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区别等等。
现代西方经济学抹杀物质生产与纸币收入之间的区别;抹杀生产与流通、分配、消费之间的区别，特别是掩盖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区别，是一种错误的经济理论，用形象的说法是“一盆浆糊”。
B.经济发展速度：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中的虚假成分
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前，我国的经济曾一度获得高速发展，也包含着相当程度的虚假成分。
国内生产总值指标所表现的经济发展速度，具有一定的虚假成分，是由这种指标的错误决定。
经济发展速度指的是物质产品生产和再生产的发展速度。而国内生产总值指标所显示的速度，则是货币收入(支出)的增长速度，准确地说是纸币收入(支出)的增长速度。这两者存在着很大区别。
物质产品的生产和再生产规模的增减与纸币收入(支出)的增减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同。
物质产品生产，不包括政治、文化部门的收入，而国内生产总值指标把政治、文化领域的收入包括在内，虚夸了物质生产的规模;物质产品的生产增减，与流通、消费领域的收入多少也不是一回事。旅游、餐饮等行业的收入，是建立在物质产品生产的基础之上的，从分配角度看，是再分配，与生产领域的一次分配不同。因此，把流通领域、消费领域的收入计入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也虚夸了物质生产的规模。必须把经济领域和政治、文化领域区分开，把物质生产与流通、消费区别开来。
经济发展是指物质产品的生产和再生产，而不是特定的社会形式。货币(纸币)的收入支出，是物质产品的一种社会形式。只有把物质产品生产与纸币流通区分开来，才可能理解美国这个“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本质。
作为“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不仅负债累累，而且是依靠进口商品来养活人民。看看近些年美国的事实吧：2000年货物进出口贸易逆差是4774亿美元，2018年增长到9502亿美元。不仅进口大量衣、帽、鞋、袜，连儿童玩具也要靠进口。所以，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反复哀叹：“几十年来，我们以美国工业的衰落为代价，为别国的工业输送营养”，“我们的工厂一个接着一个倒闭，”“生锈的工厂像墓碑一样布满我们国家的土地”等等，因此，特朗普四处提高进口关税，并提出制造业回流的口号。可见，美国的物质生产已经急剧衰落，但是，国内生产总值指标却仍然高居世界第一。这说明用国内生产总值表现的经济增长，与物质产品生产的经济增长，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用纸币收入表现的国内生产总值，包括巨大的虚假成分：纸币可以脱离物质生产产品而大量发行;作为资本的“纸制复本”的股票，也可以脱离实际资本(包括设备、厂房、库存等)大量增发，还包括资本市场各种倒买倒卖，如期货买卖等等行为的收入。美国股市很大程度是靠滥发美钞“吹”起来的，这也是当前美国股票这种虚拟资本能够脱离实际资本大涨大跌的原因。我们通过美国的事实，指出国内生产总值指标表现的经济增长与物质生产的经济增长的巨大差别，是为了便于理解我国统计公布的经济增长与实际的物质生产之间的不同。对于当前我国经济存在的问题与解决的办法，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认识和应对措施。
国内生产总值指标的错误，源于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错误。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凡是收入的所有者，就是收入的创造者;收入增加就是生产、经济发展。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导下，还出现了所谓的“虚拟经济”、“数字经济”之类的错误理论。
物质产品的生产、消费是不能虚拟的，所以不存在“虚拟经济”，因而也没有什么“实体经济”;数字和文字都属于意识，而经济是物质生产和再生产，所以不可能存在数字经济的外延。这些理论问题在这里就不展开了。
4.结论
本文重点和目的，就是要通过具体的事实，说明经济发展两条道路的根本区别，反对有关经济形势空话、套话、大话。自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至今十多年来，我国经济一直处于下滑的态势，隐藏着严重的生产过剩，但是，经济学界和领导部门对于形势却始终保持乐观的论断：什么“经济运行中积极因素不断增多，国民经济企稳回升”;什么“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甚至于说什么：“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已进入提质增效的‘第二季’，后面的故事会更精彩。”，甚至说：“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让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引起世界关注----中国道路注定要在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发挥强大的影响”等等。直到现在仍然坚持“经济发展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就是不讲经济发展的事实。我们要用经济发展的事实，揭露这些大话、空话、套话，还我国经济发展的真实面目，同时揭穿现代西方经济学和国内生产总值指标的错误，使人们从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下解放出来，真正看清我国经济发展的形势和趋势，为经济重新回归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做理论准备。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反复宣传阶级斗争的理论。他说：“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于更多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第196页)他还说：“承认阶级同阶级斗争的存在-----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毛泽东传》1949-1976第1251页)这里就是按照他的教导，结合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以改革开放前后经济发展的对比，进一步说明回归科学社会主义才是经济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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