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恩格斯说：
“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由于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
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一般性阐述。对资产阶级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有一个富有资本主义特色的比喻：“资产阶级国家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对对付它的个别成员和被剥削阶级的互相保险的公司，由于统治被剥削阶级日益困难，这种保险必然会日益昂贵，似乎日益脱离资产阶级社会而趋于独立。”
也就是说，为了维护阶级统治，国家需要越来越多的开销和越来越大的权力，从而日益凌驾在社会之上。但是国家并非仅仅具备统治阶级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职能。除了这些阶级专政职能之外，国家还有管理社会事务的一面。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说：
“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必须承担起整个社会的管理责任，因而使这种管理从社会的事务变成国家的事务，就如同马克思说过的那样，“每一种共同的利益，都立即脱离社会而作为一种最高的普遍的利益来与社会对立，都不再是社会成员的自主行动而成为政府活动的对象。”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国家，使这种管理重新成为社会的事务。
国家发挥作用需要有公共权力。恩格斯说：
“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捐税是以前的氏族社会完全没有的。但是现在我们却十分熟悉它了。随着文明时代的向前进展，甚至捐税也不够了;国家就发行期票，借债，即发行公债。”马克思也说过这样的话，“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是一回事。”
有了国债，就有了公共信用的问题。
马克思指出，最早的国债并不是用来维持公共权力的，而是为了发财的。他指出，公共信用在欧洲产生于中世纪，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流行于全欧洲：
“殖民制度以及它的海外贸易和商业战争是公共信用制度的温室。……在所谓国民财富中，真正为现代人民所共有的唯一部分，就是他们的国债。因此，一个国家的人民负债越多就越富这一现代学说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公共信用成了资本的信条。随着国债的产生，不可饶恕的罪恶，已不再是亵渎圣灵，而是破坏国债的信用了。”
我们现在都知道，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也是世界上负债最多的国家。但不论美国国会内两党如何争执，如何斗争，即使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人也决不敢破坏自己国家的信用。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主，拥有大量美国国债;可中国自己的债务也不轻，地方政府债务的偿还能力问题一直不安地萦绕着人们心头。据说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早已远超负债警戒线(2010年初有人估计我国地方融资平台负债在6万亿元左右)。
美国的国债为最高信用等级，市场上很受欢迎。对那些追求低风险收益的投资者很有吸引力。国债天生就是和投机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人是因为爱国而去买国债。马克思说：
“公债成了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它像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这样就使它转化为资本，而又用不着承担投资于工业甚至高利贷时所不可避免的劳苦和风险。国债债权人实际上并没有付出什么，因为他们贷出的金额转化为容易转让的公债券，而这些公债券在他们手里所起的作用和同量现金完全一样。于是就有了这样产生的有闲的食利者阶级，充当政府和国民之间中介人的金融家就大发横财，包税者、商人和私营工厂主也大发横财，因为国债的一大部分成为从天而降的资本落入他们的手中，——撇开这些不说，国债还使股份公司、各种有价证券的、证券投机，总之，使交易所投机和现代的银行统治兴盛起来。”
但是并非只有本国投资者才会买本国国债。美国的国债最大国际买家就是中国。美国很多财政开支都来自于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基地，中国的功劳都应算上一笔。2009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会晤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陆克文建议美国对中国要态度强硬一些，希拉里·克林顿说，“对于你的银行，你要如何硬起来?”这样的对话挺有意思。由于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普遍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即使中国对美国还没有施加什么影响，至少美国做事也要考虑一下中国的态度。
马克思说：“每一次新的公债都使金融贵族获得新的机会去盘剥被认为地保持在濒于破产状态的国家，因为国家不得不按最不利的条件向银行家借款。”如后面要介绍的，马克思的这个论断对于希腊这样的穷国来说就更加准确了。中国2010年还成功地投机了一把日本国债。马克思指出，“随着国债的产生，国际信用制度出现了。国际信用制度常常隐藏着这个或那个国家原始积累的源泉之一。……今天出现在美国的许多身世不明的资本，仅仅在昨天还是英国的资本化了的儿童血液。”把这里的“英国”换成“中国”就符合21世纪的现实了。
国际信用不光是购买国债，还包括了一个国家贷放给其他国家的各种贷款。这十年来中国在世界各地大举投资，特别是在非洲和南美洲。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中国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虽然上演的多是些陈旧的故事。
光借债是不行的，总会有支付的问题。所以到了最后，继续借债和增税就成了仅有的两个选择。马克思说：
“因为国债是依靠国家收入来支付年利息等等开支，所以现代税收制度就成为国债制度的必要补充。借债政府可以应付额外的开支，而纳税人又不会立即有所感觉，但借债最终还是要求提高税收。另一方面，由于债务一笔接着一笔的积累而引起的增税，又迫使政府在遇到新的额外开支时，总是要借新债。因此，以对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课税(因而也是以它们的昂贵)为轴心的现代财政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税收自行增加的萌芽。过重的课税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倒不如说是一个原则。”
增税是个痛苦的事情，谁都不愿意承担这个光荣的使命。在美国债务危机的纠纷中，民主党与共和党分歧的关键之处就在于是否增税。我们大概都听说过这样一句话，“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据说是捍卫私有财产的名言。实际上这是老威廉·皮特说的一句话，他在七年战争时期是英国的主战派和实际上的政府首脑。战争中英国的国债几乎翻了一翻，为了还债，只好考虑增税。有产者购买国债当然不是出于爱国，而是为了从战争中分得一杯羹。而征税还债，无异于有产者右手得到的战争财马上从左手付了出去。这样，老威廉·皮特开始积极反对战后立刻开始的增税。“风进雨进”的演说就是在1763年反对征收梨酒和苹果酒税时发表的。他死后，他的儿子小威廉·皮特作首相的时候，倒是一直在增税，甚至在英国第一次征收了所得税。那时候英国正值多事之秋，先是美国独立后是反法战争，债务规模庞大。
综上所述，现代国家的特征就是越来越大规模的债务，这些债务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其深刻的本质性原因的，这就是国家越来越独立、凌驾于社会之上了。债务是维持国家运作的必要条件，也是金融资本发财致富的渠道。不过如果债务的偿还有了问题，就有了债务危机。
大家应该了解2008年的经济危机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只不过是披上了金融危机的外衣。这场经济危机的金融外衣，也是因为美国的次级债，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国债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陆续爆发了好几个主权债务危机，与2008年的经济危机又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2008年经济危机的延续呢?
这几场主权债务危机实质上是非常不同的。有的与2008年的经济危机确实有点关系，有的却实际上没有什么关系。
最先恶化的是2009年年底的迪拜债务危机。那些年迪拜一直在打造一个超级豪华的消费天堂，是专供富人娱乐和休闲的、纯粹奢侈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发展速度之快，甚至引起了宗教问题，因为去建设的外国劳工中有不少天主教徒。2008年的经济危机沉重的打击了迪拜。这个地方的发展和建设，和地球上许多地方一样，都是靠举债特别借外债进行的
。在2009年，由于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迪拜的债务形势有恶化的趋势，在11月底引起了全球性的恐慌，先是拖累了欧洲股市，然后亚洲和美国股市也跟着大跌了一把。但是因为这个时候经济危机已经结束，而且是刚刚结束，没有生产过剩的现实条件，所以也不可能引起新的经济危机;欧洲的金融资本受到一些损失，但是也不是很大，特别是刚刚过去的经济危机使各国都很注意保护金融资本的稳定性，所以也不可能引起新的金融危机。所以迪拜债务危机很快就过去了，充其量就是2009年低迷的全球经济中的一小段插曲。
紧跟着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又浮现出来了。这个比迪拜的债务危机要严重许多。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好几个欧洲国家都由于政府债务状况的恶化而造成了债务危机。但是最严重的债务危机出现在2010年上半年的希腊。希腊的支柱产业——航运和旅游——在经济危机中遭到沉重打击，导致希腊2010年的债务偿还能力出现问题。希腊加入了欧元区，没有独立的货币体制，而希腊的政府债务又太高了。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不断下调希腊政府债务的信用等级，直至垃圾债券。
如同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的那样：“资产阶级对任何国家形式的信任只有一种表现形式，那就是它在交易所里的牌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越是危机就需要钱的时候，就越是弄不到钱。(不过在希腊最困难的时候，中国曾慷慨伸出了援手。)自从希腊债务危机恶化以来，尽管希腊多次呼吁救援和贷款，但是欧盟成员国和国际社会都心不甘情不愿，讨论了好几个月，最后总算在2010年5月希腊政府最终破产前商定了1200亿欧元的救助方案，同时附有严苛的条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要求希腊采在2011年年底之前，将2010年5月占国内生产总值13.6%的财政赤字降到3.6%。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万年不变的老一套，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它开的药方也是这样的，结果如何大家都知道。希腊政府破坏了国债的信用，因此遭到了这样的惩罚。
本来，这只是希腊一个国家的事情。但是这次希腊的债务危机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居然演变成了欧元的危机。在国际货币市场上，投机资本由于担心希腊的危机拖累欧洲而抛售欧元。也有可能投机资本根本就是借助市场上这样的担心来炒作欧元。欧元的稳定一动摇，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看到欧盟火速采取各种措施稳定货币市场，并迅速在2010年5月达成了7500亿欧元(=援助希腊资金数目的6倍)的欧元稳定一揽子计划。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得看出，希腊的利益和欧盟中的大国（主要是法国和德国）的利益相比是如何的微不足道。
希腊的债务危机，从根本上讲是希腊的财政赤字太大，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没有经济危机，它早晚都得暴露出来。欧洲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财政赤字巨大，所以同时面临债务危机的绝不只希腊一个国家，几个欧洲穷国都深陷债务泥沼，2011年相继有意大利(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意大利就被称为“穷汉帝国主义”)、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等几个国家主权债务信用评级被下调。只不过其他国家都没有搞到希腊这么严重的地步而已。
即使较富裕的英国的财政紧缩方案同样引起了国内的广泛不满，这些方案包括大学提高学费，削减公共开支，政府部门裁员，增税，如此等等，甚至还打算向英国人最引以自豪的国民健康体系动手。希腊官僚机构臃肿，腐败盛行，偷逃税严重，政府支出又没有严格的审计，很多公务员都死了还在发工资，国家又穷，所以最终弄到要破产的地步。而欧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的短时期内大幅度削减财政赤字，就顺理成章的演变成了削减公共开支、冻结工资、裁员、变卖国有资产等举措，引发了希腊国内的普遍不满和大规模抗议，一直到现在也没有结束。但这些抗议都是徒劳的。
希腊债务问题的最大麻烦在于它拖累了全欧洲，而欧洲的大国（德法）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得不救助希腊。也许很快又会有其它欧洲穷国的债务危机冒出来，但是实际情况都差不多。欧洲正在讨论如何在今后避免类似的债务危机，其关键就在于削减政府赤字，实际上也就是削减人民的福利。欧洲的局势从2010年起就动荡不安，根本上就在于欧洲无法妥善处理财政紧缩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
美国的债务问题又不太一样。美国是世界上事情最多的国家，差不多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里的事情都与它有关。在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苏联还没有解体，有一天突然意识到每天的《新闻联播》里都有美国的消息。要维持美国的国际地位，规模巨大的开支是免不掉的。此外美国虽然没有欧洲那样的福利体制，但是国内开支也同样巨大。美国的医疗保险体制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但绝对是世界上最昂贵的，但是仍然有很多人享受不到。奥巴马竞选总统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要改革医疗保险，但是这同样需要很多钱。
美国的赤字每天都在增加，但美国债务危机的爆发却主要是由于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政治斗争。美国国债水平在2011年5月已超过法律规定的14万3千亿美元上限，如不提高国债上限，美国政府在8月将无力支付开支。国会内的斗争也随之激烈展开，共和党和民主党都要对控制赤字拿出方案来。民主党缩减预算赤字的改革方案有四个重点，第一是削减国内支出;第二是进一步减少国防开支(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穆伦上将说，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是美国政府的负债。);第三步是改革健康保险等社会福利计划;第四是进行税制改革。共和党与金融资本家有着密切的关系，断然否定民主党的方案。
共和党的方案主要就是削减费用，包括开发清洁能源的费用削减70%，教育经费削减25%，交通建设削减30%，削减的开支数目必须高于增加的债限额度。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2011年4月说，美国税收收入在经济增长中的比例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要低的多，因此具有很大增税空间。他说，美国富人的征税标准在发达国家中非常低，是“不可以持续的”低。他说，如果不增税，美国面临的选择要么是削减本来就已经不太丰厚的给穷人、老人或残疾人的福利，要么就是未来十年，向中国或是美国的下一代借钱。但是共和党在这一点上立场非常坚决，完全不接受增税的任何方案。
美国的债务问题由来已久，八十年代以来已经40次提高国债上限。目前美国国债占美国经济总量的70%，加上各州和其它地方政府的债务，则占经济总量的百分之93%。这个数字尚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在国债与GDP的比值列表中，美国排在30名开外，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新加坡等都排在美国前边)，只要国会的斗争没有失去理智，就不会引起严重后果。反倒是如果由于政党斗争使美国政府出现违约，对于美国的国际信用和形象会造成巨大的打击，而且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国内经济。这是美国政府和国会都会尽力去避免的。不过两党斗争加剧了投资者（也就是投机者）的恐慌。
由于2008年经济危机后美国经济一蹶不振，经济刺激计划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居民收入没有显著增加，使2011年美国的金融泡沫破灭的危险甚至超过了2008年。2011年美元投放量已经超过了2008年，但这显然无助于挽救根源在于收入的问题。评级机构下调美国国债信用等级，使美国政府的干预越来越力不从心。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美国国债的规模，而在于美国并没有解决（哪怕暂时地）引起2008年经济危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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