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正在面临严峻冲击。从北美到欧洲，天然气危机、油价危机、供应链危机等“危机”声此起彼伏，无论纸面上统计的经济数据是好是坏，画面上呈现的社会图景绝非吉兆，世界似乎距离再现1929—1933年的“大萧条”越来越近，历史真的可能重演吗？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经济其实一直未能从危机泥淖中走出，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央行多轮“放水”刺激下的“复苏”更多地是股市表现而非实体经济重振。2020年以来的疫情冲击波让世界经济的脆弱性暴露无遗，从2020年到2021年，美国在国债规模从约23万亿美元飙升到30万亿美元的同时，本已严峻的贸易逆差一年时间增加了27%再创新高，成为“货币抗疫”效果的典型样本。当俄乌冲突造成金融市场、能源价格、资源价格乃至潜在的粮食价格冲击波汹汹来袭后，“新大萧条”将会来临吗？
文 | 贾晋京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国报道”（ID：china_report），原文首发于2022年3月28日，原标题为《世界离下一次“大萧条”还有多远？》，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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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如何发生？
△ 上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失业的人在白宫门口挂上示威牌，要求美国政府给予他们生活补助。
当我们谈论“大萧条”时，我们究竟在讨论什么？
英文中的“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从构词角度来看，本意是de-press即“向下压”，表达的意思是“沮丧”。所以，英文中的“大萧条”语意相当于“大沮丧”，这是一个没有给出词语内涵定义的状态描述。也就是说，仅从Depression这个词中，我们不知道人们因何而沮丧，甚至看不出来这个词是否在描述经济现象。1929年爆发的那场经济危机被赋予“大萧条”这个特定名称，是一种外延定义，受众需要经过“被告知”才能把词语跟所指的现象联系起来。这也是为何西方经济学对于“大萧条”的原因有来自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真实商业周期、奥地利主义等不下20种的解释。
如果我们抛开“大沮丧”的表象，坚持从历史和世界维度观察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就可以清楚看到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本质。资本主义经济把商品、服务等经济活动表达成价格，而价格实际上又被货币数量所决定。于是，这就产生了货币数量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均衡”问题：如果相对于经济活动来说，货币数量太少或者太多并且短时间调整不过来的话，经济危机就会发生。
从1918年一战结束到1939年二战爆发，20年左右的时间中，欧美经济并未克服过严重的失衡，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最后不得通过再打一次世界大战了断，可以说，这是一部从战争走向战争的“克服危机失败史”。
一战打残了欧洲的工业体系，彻底把美国送上世界经济的王座。一战中大笔的军工订单使美国从全球最大债务国变为最大债权国，拥有最多的黄金储备，充足的货币供应量使美国彻底走出了战前的经济波动，出现了“柯立芝繁荣”。
与此同时，战败的德国则出现了骇人听闻的“超级通货膨胀”。超级通胀使绝大多数德国人一生积蓄的购买力荡然无存，德国就这样成了被收购的对象。这样的超级经济危机，最终结果不是被市场机制修复，而是逼出了希特勒。
美国的好景也没维持很长时间，1929年10月29日“黑色星期二”，纽约股市崩盘，“大萧条”爆发。而在这一时间点之前，美国已经出现了长达10年的低利率带来的信贷膨胀和随后贷款逐渐还完、加息导致的总需求收缩。也就是说，危机爆发前“有钱，但货卖不掉”的状态才是大萧条的背景。这种状态在后来的历史上又多次出现。
从1929到1933年，美国经济规模萎缩了三分之一，工业生产下降56.6%，失业率超过30%，国际贸易则下降了超过50%。政府无所作为致使通货紧缩日益严重，从而导致消费和投资都在减少，危机本身形成了“正反馈循环”，也就是说，“市场规律”不但没有使经济复苏，反而使情况向更坏发展。
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实行“新政”，实质上就是通过财政手段上马新项目，增加就业、扩大销售网络。这些措施部分地恢复了美国经济，但并未解决市场失衡问题。
“新政”的财政支出很大程度上有赖于1933年起欧洲的黄金大规模流向美国，这就导致欧洲国家按照“市场规律”大幅度贬值货币，于是在世界上形成了一场货币贬值大战。为了解决国际货币秩序严重混乱问题，英法美三国1936年9月达成《三国货币协定》，同意维持汇率水平，尽可能不再实行货币贬值。结果，这一在金本位制下符合市场规律的行为，导致1937年美国财政紧缩，从而引发了1937—1938年经济萧条。这场萧条再次蔓延到欧洲，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时间。
“大萧条”通过二战才结束，归根到底是因为战时状态下重整了供需关系。但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货币与经济关系问题却仅仅是以改变形态的方式被临时糊弄过去，其复杂深远后果一直持续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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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影响有多深远？
△ 上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人们每天争相在银行排队取钱，由于入不敷出，很多银行不得不宣布破产。
二战后，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在应对危机时，主要采取货币与财政刺激措施，哪怕所应对的危机是新冠疫情时，也是如此，这其实都是大萧条记忆带来的“需求不足”恐惧感造成的反应。
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在规划二战后世界经济秩序时，吸取了战前应对经济危机的经验与教训，形成了《联合国货币金融协议最后决议书》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两个附件，总称《布雷顿森林协定》。三份文件中，《联合国货币金融协议最后决议书》是为了解决各国间汇率大战问题所作的安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是为了创造一个“全球最后贷款人”，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则是为了创建世界银行打开欠发达国家的市场。这是当时从全球视角处理市场失灵问题的最高智慧总结。
危机应对能力的提高确实有效减轻了市场震荡幅度。1952—1953年，英美法德等国发生了战后比较严重的经济危机，各国处理得较为得当，没有发生股市崩盘之类的灾难。不过这次危机也提出了一个新挑战：向市场注入资金和通过财政政策扩大销售网络都缺乏明显效果，为什么？怎么办？
美籍匈牙利裔经济学家提勃尔•西托夫斯基（Tibor de Scitovsky）195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加深了人们对市场机制的认识。西托夫斯基假设了一种情况：假如有一家钢厂现在要决定是否动工兴建，但只有在钢厂投产之后有一条铁路要动工的话，钢厂才有利可图；而铁路企业则认为，只有当有一家新的钢厂投产之后再开始修铁路，才会获利。显然，钢厂项目与铁路项目密切相关。但在只有钢铁现货市场的情况下，钢铁企业和铁路企业无法通过市场获知对方的信息，从而无法促成相互配合的行动。这是由于信息传递不够高效灵活导致市场失灵的例子，或者说，由于市场还不够充分所致。
这个例子能够用来解释1952—1953年经济危机的情况：二战后马歇尔计划的大量投资拉动效果基本释放完毕，通过组建“欧洲煤钢联营”等方式扩大销售网络又未能立见成效。实际上欧洲煤钢联营建立之初面临很多例子当中这种难以达成相互合作的情况。对此，当时欧洲找到的解法是：创造信息传递更加高效灵活的交易体系，像例子当中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创建钢铁期货交易市场解决。
1950年代中期起，大量高级、复杂的市场被创建出来，比如1957年诞生的欧洲债券市场等，创建更多更充分的市场成了预防危机发生的良方。
不过，更多更充分的市场对应的是更大量的货币。对于大量货币的需求导致金本位制下黄金与货币的固定比率无法维持，1960到1968年间竟然连续发生了11次“黄金危机”，最终，美国不得不于1973年宣布放弃美元与黄金的挂钩，任由货币发行量飞涨，金本位制终结。
1973年，中东国家对西方宣布石油禁运，导致了西方国家经济萧条。在石油禁运期间，一些石油贸易商以个人身份从中东国家买进石油，再倒卖到西方国家，从而创建了国际石油现货市场，缓解了经济危机。不过这时正赶上美元与黄金脱钩，现货石油正好成为新的炒作目标。
美元对石油的炒作需要一个新的市场，于是1980年代初国际石油期货市场出现了。国际石油期货市场成了衍生金融的“培养基”，各种各样的新式衍生金融产品源源不断地以石油期货为基础被创造出来。而为了容纳这些“金融怪物”，又需要创造更多的新市场。所以到了1986年，撒切尔夫人干脆搞了“金融大爆炸”（Financial Big Bang）改革，彻底拆除了阻碍衍生金融品市场发展的樊篱。其结果是，此后应对经济危机看上去有了比较有效的办法：印钞借给交易商，再创建新市场容纳这些钞票。在“金融大爆炸”改革后不到一年，1987年“黑色星期一”金融危机爆发，该办法有了用武之地，成为了此后应对危机的惯例。
不过，“金融大爆炸”的长期后果是到2008金融危机前，金融衍生品总额超过600万亿美元，是当时全球年GDP的10倍。这一现象背后越来越多地被创造出来新的金融市场，结构复杂且“吞噬”资金的胃口越来越大，于是“倒逼”西方央行“释放”越来越多的货币去满足其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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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冲突会引爆下一次“大萧条”吗？
△ 图源/新华社
“大萧条”其实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充分表现形式。正如“战后”一词是二战之后直到今天的国际秩序安排的定语，“大萧条后”也有时被作为1933年至今的资本主义宏观制度安排的定语。
资本主义的货币与经济关系问题没有改变，经济危机的危险就永远挥之不去，每一次危机的“剧终”，都不过是转换了危机形式或者转变了危机空间，或者推迟了危机的爆发时间。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经济冲击波并未退散之际爆发的俄乌冲突，是否将引爆下一次“大萧条”呢？
关于俄乌冲突可能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的担忧，主要由石油、天然气、资源价格暴涨以及粮食安全的潜在风险所引起。但这些风险是否会扩散为世界经济“大萧条”要看“冲击波”将更可能引起“雪崩”还是逐渐“退散”。
在原油、天然气等主要大宗商品都是期货定价的背景下，欧美油气价格的暴涨原因并非“有钱，但俄罗斯不给发货”，而是由于原油和天然气期货市场出现的“历史性逼空”。2020年，曾出现过期货市场多头爆仓导致的“负价格”事件，当时原油价格一度出现每桶“负37美元”的现象。这个“负价格”到底会负到多少钱呢？并没有“底”，因为市场价格机制已经失灵了。而这次的历史性逼空，则是相反的情形：空头被爆仓了，价格则会涨到任意一个极高的数值。
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涉及到期货市场的根本结构。期货市场其实需要一个“现货总仓”，被交易和定价的首先是“现货总仓”里库存。拿美国原油期货基准——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WTI）来说，这个“现货总仓”位于库欣（Cushing）。俄乌冲突爆发后，随着油价上涨、期货合约被兑换成现货石油运走，库欣的仓位处在历史低位。库欣的仓位绝不允许是零，因为现货石油要通过管道输送，而管道里必须有一定的油压。
这就是说，哪怕需求为零，管道也必须保持输送状态，否则实体的石油市场就崩溃了。因此，油价保持稳定的前提其实是现货石油供需平衡要在一个相对比较小的区间，也就是供应和需求都不能变动幅度太大。虽然从俄罗斯进口的油气只占美国总需求量的不到10%，但这部分一旦突然没了，其价格机制会首先体现在期货市场上，会导致空头立刻被爆，石油价格机制从而失灵。这个例子反映的才是俄乌冲突背景下美欧油气、大宗商品暴涨的真实原因。
在信息化、数字化时代背景下，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市场其实是层次非常多、结构非常复杂的体系，包括资源乃至粮食在内的大宗商品主要通过期货定价。因此，哪怕并非发生现货市场上的“缺货”，而仅仅是预期缺货，都可能引发价格机制失灵，从而引起大规模经济危机。但另一方面，恰恰由于这一套复杂机制的存在，危机的传导多数时候并不会像1929年时那样发生“雪崩”，而是可以在“多米诺骨牌”尚未大规模倒下之时采取措施。
截至2022年3月底，西方的确存在发生大规模经济危机的风险，但并没有到不可逆阶段。甚至可以说，当前西方面临的危机是其政策“自找的”，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尚可以取决于他们自己。
在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下，港口拥堵、通胀率上升、成本上涨等不良反应给全球市场带来困扰。叠加近一个月的俄乌冲突影响，市场供应链中断，全球经济逐步显现“衰退”信号。
数据显示，今年2月底，美国通货膨胀（以下简称“通胀”）率已达7.9%，连续3个月处在近40年的高位。3月16日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并暗示或于今年5月开始缩表。作为全球货币政策的风向标，美联储释放的信息引发外界不安。
令业内担忧的是，随着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的收紧，脆弱的新兴经济体极有可能受此动作的外溢影响，陷入货币危机，全球金融市场也易发生动荡。
有观点把通胀高企的当下类比为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代。“甚至可能比那时候更差。”接受采访时，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曹远征坦言。
文 | 邱慧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国报道”（ID：china_report），原文首发于2022年3月29日，原标题为《面对多重危机，如何避免世界经济“大萧条”？》，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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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响经济衰退的警钟
△ 资料图：疫情暴发后，德国空旷的街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日前称，一些迅速从新冠肺炎疫情中复苏的经济体处于更有利的位置，但那些还没有走出新冠危机的经济体将受到更大的打击，并带有“可能出现衰退的风险”。
事实上，风险不止存在于困在新冠疫情危机下的经济体，全球都将面临的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经济衰退正成为世界各国亟待敲响警钟的问题。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曾在接受采访时发出警示，美联储发现通胀危险的时间太晚，而且迟迟不采取行动冷却物价，可能会导致经济陷入衰退中。
尽管爆发于2022年2月末的俄乌冲突被认为是全球通胀形势严峻的重要因素，但梳理发现，早在冲突爆发前，美欧就已面临通胀压力。2022年1月，美国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5%，创近40年新高；2月，英国CPI同比上涨6.2%，创近30年来最高纪录。
而这一通胀的局面在俄乌冲突爆发后进一步加剧。随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导致全球能源及粮食等大宗商品的价格大幅上涨。此前，由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产业链中的各环节成本已逐步攀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表示，当前全球市场上已经出现经济衰退的风险了，特别是政策因为通胀而收缩调整的时候。邵宇指出，美联储快速加息和缩表的动作势必会引起全球流动性的短期枯竭，多国避险情绪上升，对新兴市场的资产也会形成比较大的冲击。
作为国际结算货币，美联储针对美元的加息动作会牵动着全球货币政策的调整，从宽松的流动性转向收紧。尽管这对于通胀率的抑制作用尚待观察，但美元资产收益率的升高有利于全球资本回流至美国，全球经济市场则会因此而摇摆。
曹远征也坦言，由于美联储加息及俄乌冲突，全球资金流向变得不确定，会引起很大风险。目前市场上来看，俄乌冲突所带来的影响要大于美联储加息所带来的影响。
整体来看，全球经济还未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完全恢复，仍处在较为脆弱的阶段。研究专家认为，欧美面临严重的通胀压力，加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全球经济也会因此出现衰退信号。
在长期研究经济政策的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看来，今年全球的通胀会明显高于俄乌冲突暴发前的水平。他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叠加地缘政治冲突，给全球市场带来的中长期影响值得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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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不是此次危机源头
△ 图源/新华社。
尽管在通胀高企的情况下，加息成了与之对抗的重要手段。但市场担心，美联储“不惜一切代价控制通胀”的鹰派立场或许会让美国乃至全球陷入更为窘迫的境地。
萨默斯在采访中指出，长期来看，（全球市场）“经济长期停滞”的风险依然存在，出现像大萧条时期那样的局面，趋势经济增长率下降，利率低于历史正常水平。
所谓“大萧条时期”，即1929年至1933年之间发源于美国，波及包括美、英、德、日等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大萧条”时期是现代社会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萧条，不仅导致了长期的大规模失业，也改变了社会关系，摧毁了执政政府，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在邵宇看来，当前全球所面临的经济形势与“大萧条”时期相似，“风险多于机会将会是近两年的特征”。在民粹主义崛起的“大萧条”时期，全球协调机制远不如当下。“就国家之间的矛盾而言，现在主要经济经济体之间的冲突和竞争要比当时更为明显。”邵宇说。
美国股市的暴跌是“大萧条”爆发的标志性事件。1929年秋天，股票市场的价格跌到了最低点，世界范围的经济萧条随之而来，萧条的强烈程度和延续时间空前。
在认为“当前全球经济比’大萧条’时期处境更差’的曹远征看来，当下的经济困局区别于“大萧条”。他介绍，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主要的困境是“滞”。而现在，是“滞”和“胀”，即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存在。新冠疫情叠加俄乌冲突使得整个市场更“雪上加霜”。
一般而言，由经济问题引发的危机被称作传统的经济危机，即由总需求不足引起的经济危机。曹远征指出，不同于传统的经济危机，此次全球受新冠疫情影响，市场供给不足，导致物价上涨，能源、粮食等大宗商品尤为突出，“这会给对全球经济带来更大一个阴影。”曹远征直言。
徐洪才也向记者提及，与“大萧条时期”较显著的差异是此次金融体系并不是“始作俑者”。他进一步指出，此次危机是新冠疫情导致了全球供应链的中断，影响到实体经济，进而引发金融体系的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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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的宏观政策暂时性失效
△ 资料图：空旷的比利时布鲁塞尔街头。
经济危机下，经济的调配政策尤为关键。1933年初，彼时新当选的美国第32届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针对金融体系崩溃的美国实施了一系列整顿金融的新政，利用整顿银行、调控美元等手段从复兴、救济、改革三个方面加强了美国的资本主义、克服经济危机。
“但现在不行。”曹远征向记者指出，当前全球经济困境的导火索是新冠疫情，由公共卫生问题引发。“危机的根源不在经济本身，而在经济之外，在此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对危机的缓解作用有限。”曹远征说。
更为严峻的是，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发生于发达国家之中，而随着上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趋向全球化，跨国贸易、资金流动及技术的传播应用也使得世界各国经济彼此依赖。与此同时，全球经济掣肘的压力也同步存在。
曹远征告诉记者，尽管从悲观者的角度而言，经济衰退正在演变成全球性的问题。从形势上看，当前的危机会比“大萧条”时期更严重，但“大萧条”的经验让各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此次危机的实际后果可能不会像“大萧条”时期那么严重。
从全球经济的历史上看，“大萧条”之后的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随后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直至今，学界仍在探究这场2008年金融危机“深层次的逻辑问题”。普遍的观点认为，这场金融危机深层次问题尚未解决，在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冲击下，经济的脆弱本性开始浮出水面。
徐洪才向记者坦言，2008年经济危机深层次的逻辑问题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整个全球市场中的内生增长动力不强。他提到，受制于技术的进步，特别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步伐，在2008年后全球还未实现真正的技术变革。
在邵宇看来，无论是“大萧条”还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决策者都在尝试着用宏观经济政策来对抗可能发生的经济下滑或是失业率攀升的冲击，致使危机存在的周期拉长，即原有的结构性问题被延长。
曹远征对此也表示警惕。他直言，上世纪30年代后，人们担心“大萧条”重演，每当危机来临时，就采取一系列的预防政策，这使得本该通过危机对市场的纠正机会被错过了，“问题就会逐渐累积，越垒越多。2008年的危机虽然得以缓解，但是问题却被垒到现在”。
邵宇也向记者表示：“这一后果是，如果市场上有其他重大变量导致总的危机爆发，没有人能够承受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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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理性合作
△ 上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美国失业率飙升。
美国劳工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3月19日的一周里，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减少了2.8万，至18.7万人。这是自1969年9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更早的2021年月，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萎缩3.5%，创1946年以来最大年度跌幅。这是美国经济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出现全年萎缩。新华社消息对此报道显示，从全年GDP分项数据来看，传统上作为美国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个人消费支出全年下滑3.9%，为1932年以来最差表现。
业内的普遍共识是，要避免全球再次陷入“大萧条”，仅靠单一的经济手段难有成效。
“一些关键对策得落实。”在曹远征的观点里，“关键对策”首当其冲的就是俄乌停战。他向记者进一步阐释，尽管俄罗斯、乌克兰的经济总量只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但两国的粮食出口总量占世界粮食出口市场的19%。公开报道显示，乌克兰农业部在今年3月24日表示，该国春季作物播种面积预计将从去年的1500万公顷减至约700万公顷。
媒体援引的数据显示，2022年以来，全球市场上小麦价格已经上涨了3倍，能源价格上涨导致化肥等农资价格也出现了大幅上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在此前表示，受俄乌冲突造成粮食减产等因素影响，国际粮食价格可能在现有创纪录的水平上进一步激增，升幅可达20％。而作为粮食出口大国的俄罗斯目前也禁止粮食出口。
不仅如此，俄罗斯还是石油出口大国，欧洲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度在三分之一以上。曹远征说，两国就粮食石油这两件大宗商品对全球市场的影响远超其经济总量的影响。
纵观全球市场，大宗产品价格居高不下，此前因新冠疫情中断的供应链也在逐步寻求重构。但这会导致原本位于全球产业链中竞争力弱势的国家，更易受到冲击。而对于具备产业链竞争优势的大国而言，其寻求供应替代的能力更强，在供应链重构背景下，优势则更为突出。
“放眼全球，尽管俄乌冲突的规模不算特别大，但由此引发包括制裁在内的一系列动作对世界的影响极大。”曹远征提到，双方停战以后还是要恢复多边的治理体系，这一体系的最大优势在于规则优先而非利益优先。
“各国一定要坚持全球化战略。”曹远征表示，当前全球所处的危机包括地缘政治危机、公共卫生危机、经济危机等三重危机。他表示，第一重危机是俄乌冲突，这是全球首要解决的问题。在停战后，各国都要回到全球化的规则体系中讨论解决第二、三重危机。“否则三重因素叠加，危机只会越演越烈”。
徐洪才也表示，此次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空前挑战，而冲突与斗争显然不利于共同应对这一问题。“一系列针对俄乌冲突的制裁措施都在说明着大家不够理性。”他指出，眼下，新冠肺炎疫情仍存在着不确定性，各国需要将理性提至首位，弥合分歧，共同应对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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